白 坤

提 要：汉代的后妃建制，表现为两种形态：一是《春秋》经传描绘的“姪娣媵系统”，该系统以帝、后婚礼为前提；二是以《礼记·昏义》为蓝本的“五班次系统”，“比视”是其核心。武帝、元帝时期改革后妃建制，在嫔妃等级与爵秩序列之间建立起“比视”关系。帝、后等齐至上的政治身份序列随之形成，汉帝妾群全面吏化，“五班次系统”得到初步实践。王莽秉政期间的两场聘后礼，及随之而立的两种后妃建制，既涤清了秦制影响、建立起“汉家”新传统，又表明汉帝国对“姪娣媵”和“五班次”的取舍。汉家追求的“天子之制”要求皇帝至上无匹，而消解帝、后等齐伦理依据最有效的手段是放弃“聘后”。因对帝、后婚礼的硬性要求，“姪娣媵”最终无缘东汉的制度实践。“五班次”却因不要求帝、后婚礼，不限制后妃姓氏、身份，及“比视”在调节政治身份序列中的便利等，获得汉帝国青睐，并成为后世后妃建制的经典模本。随着后妃比视对象被调整，“册妾为后”成为定制，东汉皇后彻底成为皇帝臣妾，皇帝至上无匹的政治身份序列正式形成。汉家在实践“天子之制”的道路上又进一步。

西周时期，国家架构在系于血缘的宗族组织上，宗法身份即政治身份。通过婚姻等方式，周天子及诸侯妻妾走进丈夫所在的宗族，并获得相应的宗法、政治身份。西周以降，宗法崩颓，中国开始向帝制时代迈进。宗法身份的权威性、有效性，被局限在家庭、家族中。作为大一统帝国第一家庭的女性成员，君王妻妾如何重新获得政治身份，需要获得怎样的政治身份，成为建立帝制必须回答的问题。秦国祚短促，帝制建设未及展开。上述问题，便留给了继立的汉。

学人对汉代后妃的关注从未止歇，1学界对汉代后妃问题的关注，集中体现在3个方面：（1）后妃制度；（2）后妃的权力边界；（3）后妃的日常生活及其他。详细内容参考白坤：《汉代后妃问题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16年第1期。部分学者也注意到后妃建制与帝国政治诉求之间的密切联系，指出汉代的嫔妃等级与爵秩体系存在着某种对应关系。1阎步克、杨振红、西嶋定生几位先生在相关论著中，对该问题有所涉及。西嶋定生指出，由比爵、视秩建立的秩序只适用于嫔妃内部，此处的爵、秩对应关系不能代表汉代的一般情况。杨振红也注意到《汉书·外戚传》所记爵、秩的对应与他处不同。西嶋定生、阎步克进一步指出，武帝时期的嫔妃等级通过“比爵”表示，但其并非“爵”本身。详参[日]西嶋定生著，武尚清译：《中国古代帝国的形成与结构——二十等爵制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90—91页、第437页；杨振红：《秦汉官僚体系中的公卿大夫士爵位系统及其意义——中国古代官僚政治社会构造研究之一》，《文史哲》，2008年第5期；阎步克：《从爵本位到官本位：秦汉官僚品位结构研究》，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第73—74页。不过，现有成果多关注后妃建制的实践，对儒家经典文献的相关设计，及其与汉代后妃建制的互动情况着墨较少，上述几问也并未得到充分回应。

一、制造“汉家”新传统：王莽秉政时期的两场聘后礼

西汉平帝即位后，王莽成为汉家权柄的实际掌控者。王莽秉政时期，举行过两场聘后礼典，一场是公元4年平帝聘娶王莽之女为皇后，另一场是公元23年王莽聘娶杜陵史氏女为皇后。两场礼典均由王莽主导，却展示出两种迥然不同的后妃建制。《汉书·外戚传》云：

遣长乐少府夏侯藩、宗正刘宏、少府宗伯凤、尚书令平晏纳采，太师光、大司徒马宫、大司空甄丰、左将军孙建、执金吾尹赏、行太常事太中大夫刘歆及太卜、太史令以下四十九人，赐皮弁素绩，以礼杂卜筮，太牢祠宗庙，待吉月日。明年春，遣大司徒宫、大司空丰、左将军建、右将军甄邯、光禄大夫歆奉乘舆法驾，迎皇后于安汉公第。宫、丰、歆授皇后玺绂，登车称警跸，便时上林延寿门，入未央宫前殿。群臣就位行礼，大赦天下。益封父安汉公地满百里，赐迎皇后及行礼者，自三公以下至驺宰执事长乐、未央宫、安汉公第者，皆增秩，赐金帛各有差。皇后立三月，以礼见高庙。2班固：《汉书》卷97下，《外戚传第六十七下·孝平王皇后》，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4009—4010页。

《汉书·王莽传》云：

莽既尊重，欲以女配帝为皇后……太后遣长乐少府、宗正、尚书令纳采见女，还奏言：“公女渐渍德化，有窈窕之容，宜承大序，奉祭祀。”有诏遣大司徒、大司空策告宗庙，杂加卜筮……有司奏：“故事，聘皇后黄金二万斤，为钱二万万。”莽深辞让，受四千万，而以其三千三百万予十一媵家。3班固：《汉书》卷99上，《王莽传第六十九上》，第4051—4052页。

以上两则材料，反映了平帝聘后的全过程。整个仪程大概分为6个部分（参见下页表一）。需要注意的是《王莽传》提到的“十一媵家”。《仪礼·士婚礼》郑玄注云：“媵，送也。”4郑玄注，贾公彦疏：《仪礼注疏》卷5，《士昏礼第二·士昏礼》，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966页。所谓“十一媵家”，指与莽女同时嫁予平帝的11位女性。也就是说，平帝此次一共聘娶12位女性，王莽女为皇后，其余11人是排位不同、名号各异的嫔妃。

《王莽传》又云：“进所征天下淑女杜陵史氏女为皇后……莽亲迎于前殿两阶前，成同牢之礼于上西堂。备和嫔、美御、和人三，位视公；嫔人九，视卿；美人二十七，视大夫；御人八十一，视元士。凡百二十人，皆佩印韨，执弓韣。”5班固：《汉书》卷99下，《王莽传第六十九下》，第4180页。与平帝一聘十二女不同，王莽此次聘娶女性121位，其中皇后1人，嫔妃4等共120人，嫔妃等级、每级人数，与公、卿、大夫、元士对应严整。

王莽之前，汉家施行过两种后妃建制。一是武帝以前的皇后、夫人、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长使、少使，6班固：《汉书》卷97上，《外戚传第六十七上》，第3935页。这种建制承秦而来。

《二年律令·置吏律》云：

诸侯王得置姬八子、孺子、良人。（简221）7彭浩、陈伟、[日]工藤元男：《二年律令与奏谳书：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出土法律文书释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180页。

彻侯得置孺子、良人。（简222）8彭浩、陈伟、[日]工藤元男：《二年律令与奏谳书：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出土法律文书释读》，第180页。

汉初的律令体系将诸侯置妾一项归入《置吏律》，表明八子、良人等具有妾、吏两重身份。汉初诸侯国效仿中央制度，据此，汉帝嫔妃应该也于此时具备了妾、吏双重身份，但嫔妃等级是否对应明确秩级、被正式纳入帝国的禄秩序列，我们不得而知。

表一：汉平帝聘后仪程

另一是武、元改革后的皇后、昭仪、婕妤等。这一建制通过增删汉初后妃建制的称号、等级建立，嫔妃等级对应位、爵、秩系统中的部分等级，1“位系统”指以公、卿、大夫、士为基础的序列；“爵系统”指诸侯王加二十等爵序列；“秩系统”指禄秩序列。关于位系统的相关论述，参考杨振红《秦汉官僚体系中的公卿大夫士爵位系统及其意义——中国古代官僚政治社会构造研究之一》一文。汉帝妾群在帝国的政治身份序列中获得明确位置。

王莽以儒家经典为底本，志在为心中的理想帝国建构一套天子制度。以上两场聘后礼典，一改往昔，涤荡秦制，试图从后妃建制入手，探索“天子之制”该有的模样。那么，两场聘后礼典展示的两种后妃建制，又从何而来？

二、实践、重构与想象：儒家经典文献中的两种后妃建制

检视先秦秦汉时期的儒家经典文献，我们发现两种比较典型后妃建制：一种集中见于《春秋》经、传，本文称其为“姪娣媵系统”；另一种集中见于“三礼”文献，本文称之为“五班次系统”。

表二：《春秋》经、传对“三国来媵伯姬”事件的记录

什么是“姪娣媵”？《公羊传·庄公十九年》云：“姪者何？兄之子也。娣者何？弟也。”1何休注，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卷7，庄公十九年秋，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2235页。《仪礼·士婚礼》郑玄注云：“媵，送也。”2郑玄注，贾公彦疏：《仪礼注疏》卷5，《士昏礼第二·士昏礼》，第966页。所谓“姪娣媵”，是指女子出嫁时，兄长之女及同父妹需与之偕行，共嫁一夫。“姪娣媵”是西周、春秋时期贵族男女婚姻的主要形式。3有关周代姪娣媵婚姻制度的研究，可以参考高兵：《周代婚姻制度研究》，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年，第40—46页、第82—93页、第166—169页；陈昭容：《两周婚姻关系中的“媵”与“媵器”——青铜器铭文中的性别、身份与角色研究之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7本第2分册，2006年，第193—278页。

儒家经典对“姪娣媵”比较系统的记载，首见于《春秋》经、传（参阅表二）。伯姬是鲁宣公之女、宋共公之妻。《春秋》经、传记录了伯姬将嫁于宋共公，卫、晋、齐三国遣女来媵的历史事实。据表二，诸侯聘娶嫡夫人时，媵有三大原则：（1）姪娣为媵；（2）同姓相媵；（3）两国来媵。依上述原则，鲁伯姬出嫁时，她的姪、娣，卫女及其姪、娣，晋女及其姪、娣，一行共计九女，需同时嫁往宋国，此即《公羊传·庄公十九年》所谓的“诸侯一聘九女”。1何休注，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卷8，庄公十九年秋，第2235页。

班固在《白虎通义》中提出，天子聘娶王后也当如此。2陈立：《白虎通疏证》，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469页。何休却认为，一聘十二女、三国来媵，才是天子聘后的规制。3何休注，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卷17，成公十年夏五月，第2294页。追究两说所本，《毛诗礼征》云：“《保乾图》云‘天子取十二女’，何休注《公羊传》用之。《王度记》曰‘天子一娶九女’，《白虎通义》从之。”4包世荣：《毛诗礼征》卷3，清道光刻本，第31页。《王度记》是《逸礼》中的一篇，《保乾图》是《春秋纬》的一种。班固“九女说”本于《逸礼》。《逸礼》又称《礼古经》，属古文经。5《逸礼》的相关考述，参见舒大刚：《逸礼考略》，《四川师范学院学报》，1992年第5期。

《白虎通义·嫁娶》云：

天子、诸侯一娶九女者何？重国广继嗣也。九者何？法地有九州，承天之施，无所不生也。一娶九女，亦足以承君之施也。九而无子，百亦无益也。《王度记》曰：“天子、诸侯一娶九女。”或曰：天子娶十二女，法天有十二月，万物必生也。6陈立：《白虎通疏证》，第469页。

我们看到，《白虎通义》虽然赞同《王度记》所说，却仍将“天子娶十二女”列于文末，以备异闻。对两说的阐释，更如出一辙。不论“法地有九州”，还是“法天有十二月”，都是从“天人关系”的角度，强调效法自然对帝国政治的重要性。

何休“十二女说”源出《春秋纬》，持类似看法的还有郑玄、蔡邕等人。《礼记·檀弓》郑注云：“至舜不告而取，不立正妃，但三妃而已，谓之三夫人……夏后氏增以三三而九，合十二人。《春秋说》云‘天子取十二’，即夏制也。”7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卷7，《檀弓上第三·檀弓上》，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281页。

又蔡邕《独断·天子后立六宫之别名》云：

三夫人：帝喾有四妃，以象后妃四星，其一明者为正妃，三者为次妃也。九嫔：夏后氏增以三三而九，合十二人。《春秋》“天子取十二”，夏制也……天子一取十二女，象十二月，三夫人、九嫔。诸侯一取九女，象九州，一妻八妾。8蔡邕：《独断》，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7页。

郑玄、蔡邕认为“天子取十二”是夏制。我们注意到，郑、蔡文中的“天子取十二”，分别出自《春秋说》和《春秋》，两者都是《春秋说题辞》一书的简称。与《保乾图》一样，《春秋说题辞》也是《春秋纬》的一种。是以何、郑、蔡之“十二女说”，皆出于《春秋纬》。

另外，董仲舒《春秋繁露·爵国》篇有“天子立一后、一世夫人、中左右夫人、四姬、三良人”之语。9苏舆：《春秋繁露义证》，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241—242页。孙诒让以为，董说“似即《春秋说》十二女之义。彼中左右夫人，似即三夫人，然又有世夫人及姬、良人等，尤与礼不合，必非周制也”。10孙诒让：《周礼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51页。《春秋繁露》虽“显有主名”，然“核其文体，即是纬书”。11四库全书研究所：《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整理本）》卷6，《经部六·易类六》，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72页。《春秋繁露》是董仲舒以阐发《春秋》为名，为汉帝国构想的政治蓝图。董氏“十二女说”中的“姬”“良人”，都是秦及汉初流行的后妃称号。

综上，不论是源自《礼古经》的“九女说”，还是集中于《春秋纬》的“十二女说”，至少都在春秋时代的鲁、宋联姻中，得到过形式上的实践。但汉儒认为，这场诸侯聘妇礼，必须经过“包装”，才能走进汉帝国的知识体系。经过董、班、郑、何等人的阐释，“九女说”被认定为诸侯礼，“十二女说”才是天子礼。宋共公聘娶鲁伯姬，卫、晋来媵，合乎礼制，齐国以异姓第三国来媵，则完全是因为伯姬德行出众。站在褒扬女性贞顺的角度，宋共公的“非礼僭越”之举，也可以被谅解。此间，虽有儒生宣称“九女说”也是天子之制，但在阐释上，却避开鲁、宋联姻的历史事实，转从“天人关系”为“九女说”寻找合法依据。两说虽然表面差异，实质上却都是汉儒建构“天子之制”的理论尝试。

表三：“礼书”所见“五班次系统”

2.五班次系统

《礼记》的《昏义》《曲礼》和《周礼·天官》，还描绘了另一种后妃建制（参看表三）。各篇在细节上有几点出入：（1）《曲礼》有“妾”，《昏义》《天官》无；（2）《曲礼》“世妇”位于“嫔”之前，《昏义》《天官》“世妇”位于“嫔”之后；（3）三篇所记第五等级的称号各不相同；（4）《天官》无“后”“夫人”。对此，我们将分别说明。

第一，关于《曲礼》有“妾”。孔颖达认为：“记者之言，不可一依周礼，或可杂夏、殷而言之。”1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卷4，《曲礼下第二·曲礼下》，第1261页。按诸生解经的一贯套路，孔氏将诸经的不一致，归咎于周礼与夏、殷之礼的区别。不过，本文认为，“妾”当不是某级后妃的称号。在古人的认知体系中，“妻”与“妾”通常作为一组相对的称谓出现。甲骨文中就有“妾”字，从女、从▽，象一头带饰物跪地女子，写作“（《合集》662）”，本义为妻之外的配偶。结合《曲礼下》的语境，“妾”字有可能是后人在传抄过程中据“妻”而加的衍文。

第二，关于“嫔”与“世妇”的顺序。孙诒让指出：“考九嫔职主赞后，非世妇之比，《追师》职又以九嫔在内命妇之外，则九嫔必尊于世妇可知。”2孙诒让：《周礼正义》，第51页。按《周礼·天官》，祭祀时，嫔负责引导王后行礼，世妇只负责陈列器物。在同一礼典场合，嫔的司职要重于世妇，故“嫔”当居“世妇”之前。孙诒让又引《周礼·追师》“为九嫔及外命妇之首服”一句，3郑玄注，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卷8，《天官冢宰第一·追师》，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693页。证明九嫔同三夫人一样，列于内命妇之外而地位稍尊。故我们赞同孙氏的意见，认为“嫔”当居“世妇”之前。

第三，关于“女御”“御妻”“妻”等称号的不一致。郑玄指出，“妻，八十一御妻，《周礼》谓之女御”，4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卷4，《曲礼下第二·曲礼下》，第1261页。是三者并无不同。其余诸生对此也无异议。本文也同意该说。5为行文方便，后文出现这3种称号，各依原文，不再说明。

第四，关于《天官》未列“后”“夫人”。按《周礼》的体例，“天子”与“后”对应，并且独立于诸官之外，故《周礼》不提“天子立后”，而言“后立六宫”。至于《周礼》无“夫人”一职，郑玄认为，“夫人之于后，犹三公之于王，坐而论妇礼，无官职”。6郑玄注，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卷1，《天官冢宰第一·九嫔》，第642页。孔颖达、孙诒让等也持此意见。7郑玄注，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卷1，《天官冢宰第一·九嫔》，第643页；孙诒让：《周礼正义》，第50—51页。孙诒让指出，《周礼》经文中的“夫人”仅《浆人》一见，大概是因夫人位尊，仅次于王后，故而事迹简略。1孙诒让：《周礼正义》，第51页。

表四：《昏义》建构的等级序列

表五：郑、蔡等设计的上古三代后妃建制沿革

出入既明，则“礼书”所见的后妃建制，为“后、夫人、嫔、世妇、御妻（妻、女御）”5个等级。我们将其命名为“五班次系统”，应无不妥。相比其他几篇，《礼记·昏义》对这一系统的描绘，堪称完备。《昏义》云：

古者天子后立六宫，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以听天下之内治，以明章妇顺，故天下内和而家理。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听天下之外治，以明章天下之男教，故外和而国治。故曰：天子听男教，后听女顺。天子理阳道，后治阴德。天子听外治，后听内职。教顺成俗，外内和顺，国家理治，此之谓盛德。是故男教不修，阳事不得，谪见于天，日为之食；妇顺不修，阴事不得，谪见于天，月为之食。是故日食则天子素服而修六官之职，荡天下之阳事；月食则后素服而修六宫之职，荡天下之阴事。故天子之与后，犹日之与月，阴之与阳，相须而后成者也。天子修男教，父道也；后修女顺，母道也。故曰：天子之与后，犹父之与母也。故为天王服斩衰，服父之义也；为后服齐衰，服母之义也。2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卷61，《昏义第四十四·昏义》，第1681页。

按《昏义》，后象征“阴”，为天下母，统领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负责天下内治和女教；天子象征“阳”，为天下父，统率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负责天下外治和男教。两个等级序列对应严整、相须相成，人员数量设置呈等比数列（参见表四）。

图一：郑玄设计的周天子后妃辖属关系

图二：郑玄设计的周天子后妃进御法则

郑玄、蔡邕等人深信《昏义》所记为周代制度。3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卷7，《檀弓上第三·檀弓上》，第1281页；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卷61，《昏义第四十四·昏义》，1681页；蔡邕：《独断》，第7页；郑玄注，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卷7，《天官冢宰第一·内宰》，第684页。他们“追根溯源”，列出从帝喾到“周制”的沿革情况（参见表五），还想像了“周制”后妃间的辖属关系及进御规则。1郑玄注，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卷7，《天官冢宰第一·内宰》，第686页；郑玄注，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卷7，《天官冢宰第一·九嫔》，687页。郑玄将后宫嫔妇平均分成9份，每份包含嫔1名、世妇3名、女御9名。六宫每宫居1份，其余3份从后而居（见图一）。郑玄设计的后妃进御法则，以每月为1个进御周期，夫人以下每9人为1个进御单位。至于进御顺序，则以每月望日为中心向朔、既递减（见图二）。

不过，金鄂、孙诒让等清儒对《昏义》记载的“周制”却不以为然。金鄂以《周礼》所记“周天子”职官数量为准，指出《礼记·王制》所言“天子公、卿、大夫、士，百二十人”不可信，《昏义》中的后妃建制系仿《王制》，故亦不可信。2孙诒让：《周礼正义》，第50—51页。

清儒对《周官》的定位虽然有误，但对“五班次系统”非周制的判断，却十分中肯。我们赞同清儒的意见，认为该系统并非周天子后妃建制的真实反映，而是东周秦汉之际，某家或某子为即将到来的大一统设计的“天子之制”。经过汉代诸生的阐释，这一系统才逐渐充实起来。

反观《昏义》建构的等级序列。天子与后的对应关系，基于婚礼要求的“夫妻齐体”，不必多言。那么，公、卿、大夫、士与夫人、嫔、世妇、御妻之间的对应关系如何建立呢？孙希旦指出：“夫人之尊视三公，嫔视孤、卿，世妇视大夫，妻视士。”3孙希旦：《礼记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31页。据孙氏所言，“视”是联系两方的关键手段。“视”或称“比视”，这里指夫人、嫔、世妇、女御，通过比照公、卿、大夫、士的政治身份，在等级序列中获得与之等齐的政治地位。经此，夫人、嫔、世妇、女御从“天子妾”变为“天子臣”，同时走出“天子之家”，走进“天子之国”。

和天子一样，公、卿、大夫、士，也有与之匹敌的妻室。如果将各位阶的正嫡引入《昏义》建构的等级序列，可以列出表六。表六展示的等级序列，是“夫妻齐体”与“比视”共同作用的结果。经此，各位阶嫡妻与天子臣妾建立起对应关系，更多女性走出私阈，获得政治身份，与国家建立起比较稳固的政治联系，国家的等级序列也随之横向扩张。

表六：“夫妻齐体”与“比视”共同作用的等级序列

综观儒家经典中的两种后妃建制。“姪娣媵”虽是西周、春秋时期贵族阶层确实执行的婚配方式，但其作为天子的后妃建制之一，却是汉儒围绕“鲁伯姬出嫁”这一史实精心建构起来的。经过阐释，天子礼与诸侯礼分野渐明。五班次系统中的后妃，与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严整对应，应是东周秦汉之际，某家或某子杂糅旧制、古典，为大一统量身定制的“新事物”。在汉儒的想象和阐释中，该系统才逐渐充实起来。汉儒崇信阴阳，在阐释两种后妃建制的过程中，天子的妻妾建设与国家的政治命运被紧密联系起来。

三、旧制、古典与汉礼：汉代后妃建制再议论

反观王莽秉政时期的两种后妃建制，分别采自儒家经典文献中的“姪娣媵系统”和“五班次系统”。那么，两个系统究竟有何不同，致使王莽最终放弃“姪娣媵”，选择“五班次”？

我们先看“五班次系统”。该系统的核心是“比视”。早在西汉武帝时期，“比视”就被引入后妃建制。《汉书·外戚传》云：

至武帝制婕妤、娙娥、傛华、充依，各有爵位，而元帝加昭仪之号，凡十四等云。昭仪位视丞相，爵比诸侯王。婕妤视上卿，比列侯。娙娥视中二千石，比关内侯。傛华视真二千石，比大上造。美人视二千石，比少上造。八子视千石，比中更。充依视千石，比左更。七子视八百石，比右庶长。良人视八百石，比左庶长。长使视六百石，比五大夫。少使视四百石，比公乘。五官视三百石。顺常视二百石。无涓、共和、娱灵、保林、良使、夜者皆视百石。上家人子、中家人子视有秩斗食。五官以下，葬司马门外。1班固：《汉书》卷97上，《外戚传第六十七上》，第3935页。

嫔妃等级比视的秩级序列中，出现了作为职官名的“丞相”，和作为位阶名的“上卿”。在西汉的禄秩系统中，“丞相”和“御史大夫”是有秩级而无秩名的两级。2详参阎步克：《从〈秩律〉论战国秦汉间禄秩序列的纵向伸展》，《历史研究》，2003年第5期等文。据《汉书·百官公卿表》，丞相位居三公，御史大夫位列上卿。3班固：《汉书》卷19上，《百官公卿表第七上》，第725—726页。故上引《外戚传》中的“昭仪位视丞相”，当指昭仪位阶比视三公，秩级比视丞相；“婕妤视上卿”，应指婕妤位阶比视上卿，秩级比视御史大夫。

再看傛华比视的秩级。《史记·外戚世家》记作“二千石”，4司马迁：《史记》卷49，《外戚世家第十九》，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984页。《汉书·外戚传》则记作“真二千石”。就俸额排比来讲，西汉的二千石诸秩应该包括中二千石、真二千石、二千石和比二千石四等。考虑到嫔妃等级比视的秩级均为正秩，以及秩级序列的连贯性，傛华比视的秩级应该是真二千石。5阎步克：《也谈“真二千石”》，《史学月刊》，2003年第12期。

元帝增置昭仪之前，婕妤居嫔妃等级之首。但婕妤比视的列侯、御史大夫，在爵、秩序列中，却排位第二，上卿在位系统中的排位，也要次于上公和公。如此，在帝国的政治身份序列中，帝、后与诸侯王、丞相齐平，这与汉家追求的“天子之制”背道而驰。

表七：武、元改革后嫔妃等级比视位、爵、秩的情况

表八：“比视”建构的秩级序列

元帝赐傅、冯二婕妤“昭仪”之号，令其比爵诸王、视秩丞相。自此，作为诸侯王妻的王后，虽与皇后同用“后”号，但在帝国的政治身份序列中，已与诸侯王夫妻一体，位于皇后之后。贾谊“妻既已同，则夫何所异”的担忧，1阎振益、钟夏：《新书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47页。也随之消除大半。东汉诸侯王正嫡改称“王妃”，“后”号被皇后独占，贾生此虑彻底消除。

西汉的禄秩序列，包含23个秩级。其中正秩15级，比秩8级。2正秩15级：丞相、御史大夫、中二千石、真二千石、二千石、千石、八百石、六百石、五百石、四百石、三百石、二百石、百石、斗食、佐史。比秩8级：比二千石、比千石、比八百石、比六百石、比四百石、比三百石、比二百石、比百石。至于正秩五百石，是否存在比秩比五百石，暂且存疑。本文一依阎步克先生，不将比五百石计入。详参阎步克：《由“比秩”论战国秦汉禄秩序列的横向扩张》，载袁行霈编：《国学研究》（第12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21—123页。武、元改革后，嫔妃等级比视的秩级，包含了除五百石之外所有的正秩秩级（参见表七）。“比秩”是将“非吏”群体纳入禄秩序列的主要手段，是战国秦汉时期禄秩系统横向扩张的表现。3详参阎步克《由“比秩”论战国秦汉禄秩序列的横向扩张》一文。嫔妃等级视秩，也具备相同功能。不过，通过“比视”，与嫔妃等级建立联系的是“正秩”，而非“比秩”。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理解“比视”与“比秩”的关系？

如果将“比视”与“比秩”等同视之，可以列出表九。与表八所示的等级序列对照，嫔妃等级降落，帝、后与丞相等齐，这有悖于制度设计的初衷。正秩、比秩都是独立的秩级，对应一定数额的钱谷。嫔妃等级若为比秩，一般会有明确表述。如《汉书·高五王传》云：“事下丞相御史，奏终古位诸侯王，以令置八子，秩比六百石，所以广嗣重祖也。”1班固：《汉书》卷38，《高五王传第八》，第2001页。引文明确表示，西汉诸侯王八子一职，秩比六百石。故此，我们认为，“比视”与“比秩”虽然具备相同功能，但并不能等同视之。武、元改革后的嫔妃等级，与其比视的正秩秩级等齐。

表九：假设“比视”同“比秩”的秩级序列

通过“比视”，嫔妃等级与支撑汉帝国政治秩序的三大鼎足—位、爵、秩，建立起对应关系。作为皇帝臣妾的嫔妃，在帝国的政治身份序列中获得明确位置。以帝、后为首，阴阳相协的等级序列随之而立（表七）。这与前引《昏义》所述，虽有名号、分级差异，却无实质不同。至王莽聘娶杜陵史氏，改革后妃建制，《昏义》设计的“五班次系统”得到全面实践。

然而，帝、后一体等齐的等级序列，到东汉就不复存在了。东汉皇帝内宫设置皇后、贵人、美人、宫人、采女5等。据《汉官典职仪式选用》，东汉“皇后秩比国王，即位威仪，赤绂玉玺”。2孙星衍等：《汉官六种》，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210页。以皇后比视诸侯王，与西汉元帝增置昭仪后的等级序列相比，皇后下降一级。又据《后汉书·皇后纪》，“贵人金印紫绶，奉不过粟数十斛”。3范晔：《后汉书》卷10上，《皇后纪第十上》，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400页。东汉贵人位次皇后，列于嫔妃等级之首。贵人比视列侯，更坐实了皇后次于皇帝的等级序列（参看表十）。至于美人、宫人、采女，“并无爵秩，岁时赏赐充给而已”。4范晔：《后汉书》卷10上，《皇后纪第十上》，第400页。以上3个嫔妃等级与爵秩脱钩，意味着嫔妃中的大多数丧失掉皇帝吏的政治身份，沦为单纯的皇帝妾。

为了巩固皇帝至上无匹的等级序列，通过“六礼”聘娶皇后的“聘后礼”，也逐渐被册妾为皇后的“册后礼”取代。聘后与册后，是汉代女性成为皇后的两种途径。经过惠帝、平帝、王莽的实践，聘后礼在东汉之前已经完备。西汉合新莽的20位皇后中，除去微时妻、追尊及以太子妃立的9位，其余11位中，就有3位被礼聘为皇后。而东汉的15位皇后中，只有桓帝梁后因梁氏擅权被聘，其余14位都以贵人之身受册中宫。

表十：东汉嫔妃等级“比视”爵秩建立的等级序列

东汉蔡质的《汉官典职仪式选用》，详细记载了汉灵帝册立宋皇后之仪。仪典大致包含以下环节：（1）群臣上立后奏章；（2）皇帝批复同意；（3）皇帝下立后诏书；（4）皇后即位典礼；（5）皇帝下诏大赦天下。

《汉官典职仪式选用》云：

皇后初即位章德殿，太尉使持节奉玺绶，天子临轩，百官陪位。皇后北面，太尉住盖下，东向，宗正、大长秋西向。宗正读策文毕，皇后拜，称臣妾，毕，住位。太尉袭授玺绶，中常侍长乐太仆高乡侯览长跪受玺绶，奏于殿前，女史授婕妤，婕妤长跪受，以授昭仪，昭仪受，长跪以带皇后。皇后伏，起拜，称臣妾。讫，黄门鼓吹三通。鸣鼓毕，群臣以次出。后即位，大赦天下。1孙星衍等：《汉官六种》，第209—210页。见于文献记载的汉代册后仪式虽仅以上一条，但从该文的几处细节可知，此前应该已经存在比较成熟的册后礼制。首先，蔡质在叙述宋皇后即位典礼时，提到昭仪、婕妤在皇后玺绶传递过程中任职。昭仪、婕妤都是西汉嫔妃的称号，东汉内宫并无昭仪、婕妤之号。故此，蔡质在记叙立宋皇后仪制时，很可能征引了西汉旧典，且未处理好所有细节。另外，群臣请立皇后的奏章中，有“群臣妾无得上寿，如故事”一句。光武帝建武十七年（41），下诏废郭氏而立阴氏，诏书称此举为“异常之事”。（范晔：《后汉书》卷10，《皇后纪第十上》，第406页）光武帝认为，后位易主并非国之福祉，故命众人不得向阴氏上寿祝贺。请立宋皇后奏章中提到的“无得上寿，如故事”，即指光武朝册阴氏为皇后时的规定。另外，册立阴氏的诏书，命有司在备办立后仪式时“详案旧典”，此中“旧典”即西汉旧制。

皇后即位典礼是整个仪程的核心。典礼当天，皇帝、百官、嫔妃等亲临现场。太尉持节奉皇后玺绶，宗正宣读立皇后策文。皇后向皇帝称“臣妾”后，拜受文书、玺绶，皇帝颁诏大赦天下。

结合前引平帝、王莽聘后仪程，追究聘后与册后的根本区别：被册女性成为皇后之前，一般都是排位靠前的贵妾，需要当面接受皇帝册命，伏在皇帝脚下称“臣妾”后，才能被称为皇后；被聘女性则没有“妾”这个前置身份，入选女性只需经宗庙卜核，便可与皇帝缔结婚姻，迎亲使团奉上玺绶，方可称皇后，不必经过皇帝许可，更不必向皇帝跪拜称“臣妾”。

简言之，被聘为皇后的女性是皇帝妻，与皇帝是伦理主导的夫妻；被册为皇后的女性是皇帝臣妾，与皇帝是政治主导的君臣。儒家经典文献展示的婚礼，强调夫妻齐体、尊卑与共。“天子之制”的核心要求，是皇帝至上无匹。相较之下，册后礼建构的帝、后关系，显然更符合汉家追求的“天子之制”。

再回到本节开篇提出的问题，王莽为何放弃“姪娣媵系统”，选择“五班次系统”。“姪娣媵”的前提是婚礼。只有皇帝依礼聘娶皇后，才有皇后姪娣于使团逆后时与皇后一道入宫行礼，分等定名。“姪娣媵”既要求皇帝聘后，又要求皇帝妻妾同姓，且规定妻妾人数不过十二，不仅背离“天子之制”，更不利于广结异姓、繁衍子嗣。

相较之下，“五班次”的优势显而易见。首先，“五班次”不要求聘后，这就消解了帝、后等齐的伦理依据。第二，“五班次”不要求后妃姓氏、出身，凡通过采选的良家子，都有晋升可能。诸女异姓，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一姓外戚无限做大。第三，“五班次”可以通过“比视”吏化皇帝妻妾，将内、外命妇纳入帝国的政治身份序列。至关重要的是，后妃等级的比视对象经过3次调整，汉帝从与诸侯王、丞相等齐，到帝、后齐体至上，最终成为至高无匹的天子。“册妾为后”与“五班次”到东汉成为定制，为皇权至上、皇帝唯一提供了制度保障，是汉家走向“天子之制”的重要成果。

四、结 语

汉朝初立，建设什么样的帝制，就成为统治阶层必须思考和回答的问题。儒家经典文献呈现的“天子之制”，成功地契合了汉帝国的政治诉求。贾谊在《新书·等齐》中直陈天子、诸侯同用汉法，君臣无异。讲到妻子称号时，贾谊说：“天子妃号曰‘后’，诸侯妃号曰‘后’，然则诸侯何损而天子何加焉？妻既已同，则夫何所异？”2闫振益、钟夏：《新书校注》，第46页。贾生此虑，为汉初的政治改革提供了一个方向。改革后妃建制，成为凸显皇帝权威、建立“天子之制”的一个突破口。

汉代后妃建制的改革，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始于武帝时期，臻于王莽时期。儒家经典文献设计的“五班次系统”，被当做模板引入制度实践。“比视”使汉初就已吏化的皇帝妾群，与位、爵、秩建立起明确的对应关系，以帝、后为首，阴阳相协的政治身份序列随之建立。更多女性走出家庭，在帝国的政治秩序中获得明确的政治身份。在其他制度、措施的配合下，汉帝对诸侯王的身份优势，成为事实。

与此同时，以董仲舒为代表的一批儒生，意识到帝、后等齐至上并不是这场改革的最终目的，“天子之制”的核心要求应该是皇帝至上无匹。为配合这样的政治需求，董子“因天之大数”，建构起一套“阳尊阴卑”的理论体系。《春秋繁露》云：“丈夫虽贱皆为阳，妇人虽贵皆为阴。”1苏舆：《春秋繁露义证》，第325页。经过“阳尊阴卑”文饰，皇后虽是皇帝嫡妻，贵为天下妇人之首，却属阴位卑，必须居于皇帝之下。

理论铺垫完毕，如何在实践中确立皇帝至上无匹的政治身份，成为后妃建制改革第二阶段的主要任务。经过王莽秉政时期的两次聘后实践，汉帝国的制度设计者意识到，帝、后婚礼是帝、后等齐的伦理依据，废止聘后礼是消解这一依据的有效手段。儒家经典文献中的“姪娣媵系统”，也因对帝、后婚礼的硬性要求，而无缘东汉的制度实践。

进入东汉，册妾为后成为定制，嫔妃等级与爵秩序列的比视关系被调整，皇后身份下降一级，与诸侯王等齐，加之诸侯王妻改号“王妃”，以皇帝为首的政治身份序列最终确立，皇后彻底成为皇帝臣妾。汉帝国距离理想中的“天子之制”又进一步。“比视”作为一种制度手段，对后代的后妃建制产生了深刻影响。“五班次系统”也成为魏晋隋唐时期后妃建制的经典摹本。2详细内容，参见以下文献：沈约：《宋书》卷41，《列传第一·后妃》，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269页；魏收：《魏书》卷13，《皇后列传第一》，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21页；魏征等：《隋书》卷36，《列传第一·后妃》，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106—1107页；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76，《列传第一·后妃上》，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467页；李林甫等：《唐六典》卷2，《尚书吏部》，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38页；杜佑：《通典》卷34，《职官十六》，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9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