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敬阳

(中南民族大学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4)

关于日本中国史研究，章太炎、陈寅恪等人对“唐宋变革”有初步论述。改革开放后，关于日本汉学的研究重新被重视。宏观方面，1991年，严绍璗出版《日本中国学史》；1992年，中华书局翻译出版刘俊文的10卷本《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2002年，刘正出版《海外汉学研究：汉学在20世纪东西方各国研究和发展的历史》；2010年，李庆出版《日本汉学史》，介绍日本中国史研究发展状况，高度评价内藤湖南和宫崎市定的研究。中观方面，主要有钱婉约的《从汉学到中国学》和刘正的《京都学派》。微观方面，钱婉约的《内藤湖南及其“内藤史学”》详细介绍了内藤湖南的生平及其《中国史通论》等著作；刘红光的《试论钱穆与内藤湖南对中国史的比较研究》系统比较了钱穆的《国史大纲》、内藤湖南的《中国史通论》，介绍了日本学者对中国学界的影响。

受相关研究成果启发，笔者旨在梳理宫崎市定与内藤湖南的学术关联，以《宫崎市定中国史》《中国史通论》为中心，探究宫崎市定对内藤湖南中国中世史研究的继承与发展。

1 《中国史通论》和《宫崎市定中国史》

京都学派主要指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京都大学为中心、内藤湖南等为代表的中国学研究团体，与以东京大学为中心、白鸟库吉等为代表的中国学研究团体东京学派齐名。京都学派推崇挖掘中国学术成果和方法，提出以中国的眼光看中国，主张融入中国学术语境。他们认为清代乾嘉学派的史学方法最接近现代西方的历史考察方法。主张以中国学者的治学方法攻读中国的古籍原典，加强与中国学界的交流。

内藤湖南原名内藤虎次郎，自号湖南，出身于江户时代的儒学世家，汉学根基良好，后驻中国做了20年记者，游历各地，《燕山楚水》(1)本书是日本中国史学家内藤湖南于1899年旅行中国的记录。他遍访名山大川、碑坟寺观等，以印证他神游已久的禹域大地。 本书最精彩的部分是他与严复、张元济、文廷式等改革派知识分子讨论中国政治局势的笔谈记录、具有较高的史学价值。为其中国学研究的先声。后来受聘任教于京都大学，是京都学派主要奠基人之一。他视中国文化为自成体系的东方文化系统，与欧洲的西方文化系统相对，并藉此提出文化中心移动理论。他在《概括的唐宋时代观》(2)本文早有黄约瑟译本《概括的唐宋时代观》，收录于《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 后有林晓光新译本，收入《东洋文化史研究》。中探究了唐宋之交贵族政治转向平民政治时政治、经济、文化层面的变化，并提出“唐宋变革论”。“唐宋变革论”深刻影响了日本与中国的中国史研究。

国内较早系统介绍“唐宋变革论”的是李华瑞。李华瑞在《20世纪中日“唐宋变革”观研究述评》中对比了“唐宋变革论”、雷海宗的“两周期”理论、斯大林5个社会形态理论，介绍了陈寅恪、钱穆、漆侠等对“唐宋变革”的看法。“唐宋变革”为近十几年来我国唐宋史研究热门理论之一，2019年杨际平在《走出“唐宋变革论”的误区》中揭示“唐宋变革论”在史料基础等方面存在缺陷，呼吁学界走出理论误区。这些非本文讨论重点，故不赘述。

“唐宋变革论”被京都学派继承发扬，其中重要代表是宫崎市定。宫崎市定是“二战”后京都学派著名学者之一，也是最富盛名的“二代目”。他在1922年前后进入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史学科，师从内藤湖南等。他继承了内藤湖南的中国史分期方法，也注意到内藤湖南在经济史和政治史方面的短板，于1958年出版《九品官人法研究：科举前史》[1]，在政治史层面扩充了内藤湖南中世贵族政治的学术观点。“二战”后马克思主义史学兴起，他既与之对垒，又受马克思主义史学影响，这在《东洋的近世》(3)教育时报社1950年出版，后收入《亚洲史论考》及《宫崎市定全集》第2卷(岩波书店1992年版)。《宫崎市定中国史》中可见端倪。

笔者重点考察《中国史通论》《宫崎市定中国史》，兼采其他如《亚洲史概说》等辅助论证。

《中国史通论》[2]由内藤湖南关于中国史的讲义辑成，大体分为中国上古史、中国中古的文化、中国近世史、清朝史通论。笔者主要讨论中世史。《中国中古的文化》阐释中世大概是自后汉末至唐末。中国文化从汉代发展至成熟之后，因内在缺陷而分解，至东晋彻底瓦解，在南北朝时期产生新的文化和外来文化的糅合，之后至唐末又走向成熟和衰败。政治层面，贵族政治被君主独裁政治取代起自唐宋，完成于明清，主要表现为科举制取代九品中正制。

20世纪70年代的《宫崎市定中国史》是通识读本。宫崎市定认为，内藤湖南的三分法“关注中国内部文化的整体变化，重视宋代在中国历史上的特殊地位和重视贵族政治和平民政治的巨大差异”[3]24，并以经济、政治为视角提出四分法。他提出“景气”概念，即市场的货币流通、经济繁荣程度。上古时代，中国经济情况较好，黄金持续流入中国，丝绸之路开通之后，黄金流出，故称“不景气”。“不景气”在后汉末年显现，影响了后汉到南北朝时期的政治动向。宋代，流通渠道拓宽，黄金再度回流，经济、政治情况好转。此外，九品中正制的崩坏、科举制的兴起成为中国由中世转向近世、贵族政治转向平民政治的标志。宫崎市定认为，经济、政治转变导致中世至近世的文化转变。

2 历史分期问题的继承与发展

历史分期方法是内藤史学的关键。内藤湖南认为：“就史学而言，近世并不仅是从某年开始距今较近的时代，必须具有形成近世的内容。”[4]78“所谓唐宋时代，是一个常用的说法，然而从历史学尤其是文化史的角度来考察的话，却实在是一个毫无意义的概念。这是因为，唐代属于中世的末端，而宋代则是近世的发端，其间包含着从唐末到五代的过渡期，因此唐代和宋代在文化性质上有着明显的差异。”[5]104由此可见，内藤湖南的历史分期的着眼点与落脚点在“文化”层面。他将亚洲的历史发展看成中国文化发展和向外拓展的历史。内藤湖南将中国历史分为5个时期，即上古(三代至东汉中期)、第一过渡期(东汉中期到西晋)、中世(五胡十六国时期至唐中期)、第二过渡期(唐后期到五代)、近世(宋到清代)。上古是华夏民族强势扩张时期。秦汉是中国文化外向拓展时期。第一过渡期国力衰退，文化发展停滞，外来文化入侵。中世的特点为中国文化与外族文化融合，贵族门阀政治是这种文化环境的产物。第二过渡期，吸收融合外来异族文化，政治上体现包容性，贵族政治力量逐渐衰退。宋元至明清分为近世前期与后期。

宫崎市定写道：“我的方法在总体上采用四分法，其内容是太古至汉代，中世是三国至唐末五代，近世是宋至清朝灭亡，最近世中华民国以后。以上时代中，将秦汉包括在古代中，将中世划到五代，将宋代作为近世的开始。”[3]27他的四分法与内藤湖南的三分法本质上无差别，但摒弃了过渡期，这可能是受马克思主义史学派的影响。“二战”后，日本史学界掀起对内藤湖南史学的批判，其中持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历史学家认为生产方式的发展代表了中国历史的发展。在此冲击下，内藤湖南的历史分期暴露了在政治经济领域的短板。宫崎市定从唐宋生产方式变化层面提出“农奴制说”以维护“唐宋变革论”，即在六朝时期及唐代，中国百姓以农奴形式被禁锢在土地上，唐末及宋以后，农奴制瓦解，租佃关系成为土地生产的核心[6]64。这样，扩大了内藤湖南史学的范围，强化了经济史部分，从此，京都学派重视经济变动对历史发展的影响。宫崎市定逐渐偏向经济史，以“景气”叙述中世与近世的区别，称中世为“不景气的时代”。“之前我说到汉代社会有很多黄金，换言之，这意味着当时是通货膨胀带来景气的时代。然而在汉代，这些黄金却逐渐消失。其原因是汉武帝时与西域开始交通贸易，内地的黄金因为交易而逐渐向西方流动。”[3]132宫崎市定在历史分期上注重经济的基础作用，并将中国放在亚洲大环境中考察。可以说，内藤湖南的历史分期倾向于文化史层面，宫崎市定的历史分期倾向于经济史层面。

3 中世政治领域研究的继承与发展

对政治史方面的考察，内藤湖南、宫崎市定在选官制度上着墨颇多。内藤湖南认为，九品中正制既是两汉以来清议风气的延续，又是社会礼制发展在日常政治生活中的反映。曹魏政权逐渐稳定，魏武帝时期“唯才是举”的人才政策不符合新王朝笼络士族的需要，希望用“乡举里选”的方式稳固政权，九品中正制后期固化为门阀垄断政府的工具。内藤湖南从文化视角分析九品中正制对门阀风气的影响。这种选官制度使贵族集团更重视门第与婚姻，内藤湖南称此为“晋代人独特的自尊心”。他认为，科举制取代九品中正制主要是国家需要从平民中获得人才。

宫崎市定认为，科举制取代九品中正制的根本原因是隋唐时期的动荡及之后推行的均田制摧垮了庄园经济。唐代，科举制与九品中正制共存。宋代，科举制无可匹敌。宫崎市定在《九品官人法的研究》中论证了贵族垄断政权的方式，阐明了魏晋南北朝时期贵族门阀的形成，厘清了这种政治制度由南到北的拓展[7]。门阀政治在东晋走向辉煌之后北上，与北方胡族政权融合，最明显的胡汉合流是孝文帝的政治文化改革，南北朝时期出现与士族门阀政治并存局面[1]55。他按时代发展条分缕析九品中正制。中正随时代的变迁而变化，最重要的体现为职权缩小。曹魏设立中正时，职能相对独立，仅受司徒府管辖，魏晋时代的新兴职务尚书最初没有管辖权，职权稍低于中正，中正对官员仕途有无可替代的影响力。六朝时期，皇帝开始任用寒门学子掌管机要。尚书位卑权重，易被皇权控制，职权范围逐渐扩大，中正在铨选上失去绝对话语权。六朝中后期，中正只对地方郡县自辟官属有一定影响力。隋文帝推行郡县制改革，废除郡县自辟官属的权力之后，中正渐渐退出历史舞台。宫崎市定对政治变动背后的经济原因颇有研究。他继承、完善了内藤湖南的史学论述，稳固了其基础。

4 中世经济领域研究的继承与发展

内藤湖南的历史学成就主要在文化史层面，短板在经济层面。他论及汉武帝的国政改革、财政政策时，归因于汉武帝雄才大略、人才辈出，未提及社会经济状况，论及汉武帝驾崩之后社会经济的恢复时，仅谈到霍光的节约及废除恶政，未深究社会经济层面的变动及影响。他讨论了两汉魏晋时代的奢侈风气、两汉奢侈的差异，差异主要体现在儒学态度上，东汉豪族靠经学装点门面，崇尚道德风气，西汉在器物上极尽奢侈。他认为唐宋为贵族政治与平民政治的分野。“在贵族政治时代，虽然实权者时或超越阶级，占据君主之位，但一旦成为君主，同时也就无可避免地成为了贵族阶级中的一个单元。”[5]105“入近世以后，随着贵族的没落，君主开始直接面对全体臣民，成为全体臣民的公有物，而不再是贵族团体的私有物了。”[5]105综上所述，内藤湖南论述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文化层面，经济层面相对单薄。宫崎市定将经济置于重要位置，如论及王朝盛衰时，视黄金等金属货币的周期性流动为历史周期性变动的重要因素，并引入“景气”概念，“景气”不同的时代社会面貌不同。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内藤史学在经济史层面的缺失。

庄园制度产生于两汉时期，兴盛于魏晋六朝时期，再后衰落，历来为史家关注。内藤湖南在《中国史通论》中说：“理想之所是家居有良田广宅，依山傍水，房屋周围有沟池环绕，并且种满竹林树木。房前有果园，有舟车无需枉费徒步践沙的辛劳。”他视庄园为贵族理想生活在物质上的反映，以感性方式理解庄园制度，还视庄园为贵族的精神居所，强调文化上的特殊地位。但未详述庄园的演变历程、形成庄园制度的社会经济动因、庄园制度对贵族政治的影响，未讨论庄园制度的组成部分，如农民性质、人身依附形式等。平民政治代替贵族政治过程中，贵族经济力量逐渐弱化，甚至出现“财婚”现象。但未指明经济动因，即贵族所倚恃的大庄园封闭经济的衰弱、占田制等贵族经济特权在战乱和社会变动中备受打击。

宫崎市定注重经济的根本性作用。他在《从部曲到佃户》中提到：“庄园这种经营方式的出现，与货币经济的停滞及社会的极不景气密切相关。中世纪社会资金极为短缺，货币一旦离手就很难再度回笼，因此庄园主把拥有的资金投向土地。”[8]10中世“不景气”的社会经济促使庄园制度兴起。“作为庄园劳动者的部曲，实际上是被卷入了一个封闭性极强的经济机构。”[8]12这种制度下，农民被束缚在庄园土地上。“经济活动最合理且最具效率的方法就是，充分发挥不同土地、不同地域的特长，进行专业化生产，然后互通有无。换句话说就是庄园的解放和生产的商品化。”[8]12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租佃制代替庄园制。唐末至宋初，农民成为与地主签订契约的佃户，促使贵族政治向平民政治转变。

赋税制度是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内藤湖南谈及中世转向近世中赋税制度的变动，但未详述赋税制度与时代变动的关系。“在经济上，这一时期也发生了显著变化。唐代，虽不能说是实行实物经济的时期，但从经济上说，却仍然是以实物作为财富标志的时代，大多以绢、帛等表示物的价值。”中世向近世转变的标志之一是货币经济替代实物经济。“可以说，进入宋代以后，货币经济非常盛行。”[9]

宫崎市定考察了赋税制度，如《财政国家》一节分析了榷盐法、两税法对唐中后期的影响，并引入“财政国家”概念。唐从“武力国家”变为“财政国家”，财政是最重要的事情，是由中世迈入近世的一个侧影。“以政治职能为主的都市，其经济使命重新得到重视”，说明国家形态发生巨大变化。“景气”时代再度来临促使国家赋税制度发生变化，榷盐法、两税法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后续的史学研究使内藤史学的根基愈加稳固。

5 结束语

关于历史分期，宫崎市定继承了内藤湖南的三分法并提出四分法。在政治层面，考察了中国中世的选官制度，藉此分析中世的社会特点。在经济史层面，阐释了中世的庄园制度、赋税制度等，分析了贵族没落的经济动因。

宫崎市定传承了内藤湖南的衣钵，但与传统意义上如桑原骘藏、内藤湖南等汉学家不同，非常关注西方史学界对中国学的研究[10]，不仅以中国的视角看待中国历史，还致力于将中国史放入亚洲史乃至世界史的维度进行横向考察。“二战”后，内藤史学受马克思主义史学和东京学派的冲击。宫崎市定编著《东洋的近世》等捍卫内藤史学，并重视经济史、政治史内容，稳固了内藤史学的基础，对中世庄园、选官的考察有力证明了内藤湖南的近世说。宫崎市定促进了京都学派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