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阿专

（中共泰州市委党校 江苏 泰州 225300）

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在此背景下，他在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上首次明确提出了“党内政治文化”的概念。作为文化自信中极其重要的一个方面，考察党内政治文化自信相关问题也就成为题中应有之义。本文尝试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构建的视角切入，廓清党内政治文化自信的理论结构与时代价值，明确坚定党内政治文化自信的实践向度。

一、话语表达：党内政治文化自信的理论逻辑

（一）党内政治文化自信与阶级统治

“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1］文化，特别是政治文化，必然反映了一个社会的阶级关系，代表着特定的阶级利益。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政治文化也自然成为当代中国文化的集中体现，鲜明地展现了党的根本政治立场。可以看到，党内政治文化与党的执政之间存在一个稳定的结构：自下而上，人民对党执政的支持通过“众星拱月”的形式汇聚成为党内政治文化自信的强大力量源泉，党和人民之间形成了一个稳固的文化共同体；自上而下，党内政治文化自信的坚定表达对党的政治生态发挥着“思想引领、品格锻造和凝神聚气的功能与作用”［2］，从而有助于不断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强化党的政治根基，推动国家治理体系更加有效运转。这个结构之所以稳固，根本上在于党内政治文化反映了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自己出丑。［3］党内政治文化一旦与特定的阶级利益相分离，蜕变为空洞的政治概念，也必然会使自信失去根基。

（二）党内政治文化自信与话语政治

从阶级统治的角度来说，文化本身就是一种权力，文化自信本质上是权力自信。通过布迪厄的符号权力理论，我们得以深入权力的底层来考察党内政治文化自信这一文化现象。布迪厄认为，“符号权力是建构现实的权力，是朝向建构认知秩序的权力。”［4］当符号被赋予政治信息时，符号权力就开始隐秘地侵入政治场域。作为政治文化的具体表达，政治符号在形式上既包括旗帜徽章、公共建筑等物质存在，也包括宪法法律、政治口号、会议集会等非物质存在，共同构筑起庞大的政治符号体系。通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党大国典礼制度等系列政治符号，“官方的话语使自己成为合法正当的诞生”［5］，文化自信也相应表现为一种对政治统治技术的自信。同时，相较易被摧毁和忽视的物质存在而言，政治符号中的语言与仪式具备更为恒久的力量，能够更加不知不觉地进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党内政治文化自信实质上突出表现为话语权力。

（三）党内政治文化自信与文化自信

除政治文化、党内政治文化普遍被认为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属性之外，很多人认为文化中还存在非意识形态的部分，如语言文字等就属于这一范畴。然而，这一观点的疏漏在于对语言文字所承载的特定价值的忽视。比如，作为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鲜亮的底色，“红色”既是一个单纯指代颜色的名词，也可以在很多语境下被迅速理解为“共产主义”“中国”等的同义词。更深层次的逻辑正如卡西尔所言：“各种语言之间的真正差异并不是语音或者记号的差异，而是‘世界观’（Weltansichten）的差异。”［6］我们通常认为语言文字是文化的基本载体，语言文字所隐含的阶级思想、风俗传统、民族气质等共同形成了所谓的“世界观”，即从底层塑造了文化的意识形态属性。文化自信从根本上说就是要在英语霸权体系下争夺话语权、主导权，所以，我们必然要正视文化的意识形态属性，以党内政治文化自信为引领，加快构建中国特色话语体系。

二、话语生成：党内政治文化自信的时代逻辑

（一）党内政治文化概念的提出背景

从历史纵深来看，党内政治文化概念的明确提出是与新时代这一时代背景紧密相连的。马克思主义认为，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政治意识应由当时的社会物质经济生活条件来说明。党内政治文化也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现实社会中，领导和执政的要求在社会意识领域的必然反映，随着现实社会的变化而发生变化。新时代最大的变化就是社会主要矛盾发生重大转变，中国共产党所肩负的历史使命也相应发生了变化。作为应对这一变化的重大举措，在推进党的伟大自我革命的进程中，党内政治文化建设被作为全面从严治党最深层、最本质的东西提出，这是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重大创新。新的理论需要新的话语体系，党内政治文化自信就是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引领，构建一套新时代的党内政治话语体系。而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在推动伟大社会革命的实践中所积累的原创话语资源，已为此做好了充分准备。特别是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7］被正式提出，反映了党内政治文化在精神内涵上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

（二）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历史矛盾

党内政治文化不具有独立性的外观，即它不能独立地存在和发展。尽管党内政治文化最终要随决定它的社会生产条件的变化而变化，但这种变化往往是不同步的，要么超越社会发展，要么落后于现实社会发展，即“党所倡导的价值体系与党为完成历史使命所需的先进价值体系之间的矛盾”［8］。由于党内政治文化的相对独立性，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它的发展具有自身的内在逻辑。因此，党内政治文化建设，既不能被动地靠经济社会的发展，也不能仅靠先进的政治理论，而是需要理论体系和社会现实的交互作用。在交互作用中，党内政治文化不仅形成了自身发展所需的现实起点和逻辑起点，而且形成了特有的内在价值取向，即基于根本政治立场的“人民至上”理念。同时，围绕这一价值内核在实践中形成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也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提供了理论来源。

（三）党内政治文化自信的话语价值

基于相对独立性，党内政治文化相对于社会发展具有超前性和预见性。因而，恩格斯指出“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在哲学上仍然能够演奏第一提琴”［9］。但是这种超前的文化成果并非凭空而来，我们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所形成的思想成果是形成党内政治文化超前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同时，党内政治文化虽然能够超前于当前社会发展所提供的可能，但不能超越这个社会所处时代所提供的可能。换而言之，党内政治文化本身直接把握并反映了新时代社会发展的最新可能和必然前景。在这个过程中所必然产生的党内政治文化自信，集中体现为对党的最高理想和面对现实任务所倡导的价值体系之间矛盾的解决。这种解决方式主要表现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中国梦”“伟大复兴”“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等适应新时代发展的原创话语，并付诸于实践，逐渐生成了系统化的话语体系，回应了“新时代”的到来。第一个百年目标的如期实现，更为党内政治文化的价值导向提供了现实注脚。

三、话语传播：党内政治文化自信的实践逻辑

（一）党内政治文化建设中的双重话语体系

排除日常话语体系之外，我们在党内政治文化建设中需要建构政治话语和学术话语的双重话语体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的党内政治文化，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以革命文化为源头、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主体、充分体现中国共产党党性的文化。”［10］这一论述从结构上对党内政治文化进行了阐述，各个元素在这一概念统摄下都有了话语归宿和语境定位，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下党内政治话语表述的创新。政治话语集中体现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发展水平，而学术话语作为一种软实力，本质上为政治话语提供了内核支撑。从长远看，政治话语的构建必然离不开学术话语的高度参与，关键在于科学处理马克思主义语境下的政治话语与学术话语之间的关系，即打通“论坛哲学”与“讲坛哲学”之间的壁垒。

（二）党内集中教育活动中的规训权力运作

福柯强调，“我们必须视话语为我们强加于事物的一种暴力，或无论如何是强加于其上的一种实践”。［11］当今世界正处于动荡变革期，我们面临前所未有的风险挑战。意识形态领域风险不仅始终存在，而且相比价值观之争，更须警惕的是相关联的政治安全风险。意识形态阵地我们不去占领，各种错误思想就会去占领。“我们的责任就是把社会主义意识灌输到这个运动中去，并把工人阶级的先进理论结成一个团结的党。”［12］官方舆论机器需要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并引导其他权力机器服务于党内政治文化建设，这就要求官方舆论机器有效运作，通过传播和教育进行文化灌输。要不断巩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内集中教育活动所取得的成效，由党内延伸至党外，使党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和话语权。

（三）党内政治文化自信中的话语权之争夺

进入新发展阶段，在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形势下，党内政治文化需要承担新的历史使命，以时代发展和实践要求为动力，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为主线，推动中国特色话语体系建设，不断夯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重要根基，政治话语、学术话语双管齐下，积极参与国家话语主导权的争夺。我们要以更加主动开放的姿态传播中国声音，以更加有效有力的角度创新话语叙事，讲清楚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展现党内政治文化自信，努力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这需要打造一批具有国际影响的外宣媒体，在提升国际话语权中发挥阵地作用，全力构筑大外宣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