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康之

大致自20世纪中期起，美国学者就变得爱使用“终结”一词了。然而，在他们使用“终结”一词时，并不是像恩格斯那样，严格地将“终结”一词限制在描述“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而是在非常大的宏观意义上谈论终结。比如，贝尔谈论“意识形态的终结”，福山谈论“历史的终结”，罗蒂谈论“哲学的终结”。这似乎都是一些惊人之语，在此背后究竟包含着什么样的世界观，往往被一些就事论事的人忽视了。我们认为，虽然这些爱使用“终结”一词的学者们的文字大都试图为人们描述一个千年至福王国的到来，但在其背后却蕴含着难以掩藏的工业社会暮气，无非是在工业社会的既定模式中做出的空洞之论。事实上，正是由“终结”这个词语构成的音符，谱写了一个历史时期的挽歌。显然，从20世纪80年代起，人类进入了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开始了一场历史性的社会转型运动。这场历史性的社会转型运动意味着工业社会的终结和后工业社会的兴起。这是一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意味着人类将走进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

一个历史阶段的开启，意味着既有的社会正在成为历史，即成为过往的存在。同时，一个历史阶段的开启，也提出了全新的社会建构任务。“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判断是指人类正在经历的全球化、后工业化运动，而在这场运动中，人类又陷入了风险社会，因而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所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在这场社会变革运动中所要承担起来的历史使命。但是，正如历史上的每一次社会变革一样，都会存在着新旧力量的对比和冲突。守旧的势力必然要采取一些阻碍历史进程的行动，但历史的脚步不会停留，无论“反全球化”“逆全球化”的力量多么巨大，都不过是一股逆流罢了，不可能真正阻碍历史前行的脚步，反而恰恰证明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任务更加迫切。这是因为，就人类已经陷入了风险社会来看，阻碍历史进步的任何行动，都只会把人类推向风险社会中的更深处，从而反证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任务的必要性。所以，当前我们面对的无论是国际上的还是国内的各种各样的矛盾和冲突，都应放在社会变革的过程中来加以认识，即看到它们只不过是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出现的问题。

一、全球化、后工业化运动

从文献上看，在20世纪初，就已经有许多学者断言20世纪会成为人类历史的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但当我们经历了20世纪的全程后，却发现这个断言并未成为现实。在我们进入21世纪的时候，也出现了大量相似的判断，这会不会像20世纪初的那些“预言家”一样为未来留下笑料？显然不是。因为，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一场深刻的而且必将影响久远的全球化、后工业化运动涌动起来，它意味着人类历史的又一次伟大的社会转型，即必然开拓出人类社会发展史的新的阶段。显然，全球化、后工业化是人类历史的一次重大的转型运动，必将把人类引进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当然，同历史上的所有社会转型过程一样，都会存在着新旧力量的冲突。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运动中，也出现了各种各样“逆全球化”“反全球化”的行动。其实，这仅仅意味着历史进步和社会发展道路的曲折性，而不可能造成历史逆转的结果。既然存在着新旧力量的博弈和冲突，就说明了人类社会“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复杂性，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道路将不会一帆风顺，因为它会受到那些试图维护工业社会既有状态的势力的极力阻挠。

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两种躁动现象表现得非常显著：其一，民粹主义在全球范围涌动，作为现代性造物的民族主义在世界各国都异变成了民粹主义；其二，霸权国家陷入了疯狂，以美国表现得最为典型，它以从未有过的疯狂举动在全球制造事端，挑起各种各样的冲突。不过我们认为，民粹主义带来的社会紊乱只是一时的，因为它的破坏性作用是针对每一个人的，一旦当参与到民粹主义行动中来的人也感受到了自己身上的创伤时，就会失去行动的热情，从而冷静下来反思自己所做的一切。霸权国家的疯狂是由霸权衰落引起的，因为在近代“资本主义世界化”进程中造就的世界中心—边缘结构受到了全球化的解构，从世界格局向全球格局的转变显现出了“去中心化”的趋势，而这种“去中心化”在政治上的表现就是霸权的衰落。正是因为感受到了这一点，既有的霸权国家才在极力维护旧的世界格局中表现出了某种疯狂。

民粹主义的泛滥和霸权国家的疯狂，都必然会使人类社会付出某种惨痛的代价，至少，地区性的战争和某种程度上的全球动荡是不可避免的，这也构成了风险社会的一个维度。所以，民粹主义以及霸权国家的行动所造成的破坏性影响是极大的。但是，在它们所制造的对既有世界及其秩序的破坏中，也许还可以看到某种积极影响，那就是在民粹主义和霸权国家的疯狂行动中也加速了它们自己陷入绝境的进程。我们看到，就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出现的民粹主义而言，也许是可以理解为一种破坏旧世界的冲动，尽管它在许多地区是以“反全球化”的名义而开展行动的，也声称要维护旧秩序，但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并不会因为其主张和行动而受到延宕。所以，社会治理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的一切前瞻性的安排都需要在社会转型的意义上展开，即适应一个新的社会到来的要求。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反映出了历史演进的必然性。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这一历史性的社会转型运动中，中国基于人类历史“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判断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这既是对全球化、后工业化运动的回应，也是根据人类“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提出的行动方案，更是根据人类陷入风险社会的现实而作出的选择。事实上，也只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才指示了人类当前唯一的出路。我们知道，工业社会所建立起来的是竞争文化，这种文化反映在行为和行动上是以斗争、冲突、战争等形式出现的。就全球化、后工业化意味着人类历史的转型而言，需要终结竞争文化；就人类陷入了风险社会来看，将人的生存问题突显了出来，需要通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实现人的共生共在。

然而，持有工业社会的文化观念以及思维方式的人们，却不愿意告别已经成了传统的行为和行动模式。同时，同样持有工业社会文化观念和思维方式的另一群人，则在工业社会的传统中坚守对立的立场，并采取已经成为传统的竞争、斗争的方式开展行动。这实际上也是工业社会几百年来的一个传统，马克思主义是用阶级斗争理论去解释这一现象的。然而，在这场社会转型的运动中，工业社会传统框架中的这种斗争意味着旧的冲突未去而新的冲突已现，表现出了形势非常复杂的状况。从国际关系来看，近一个时期中美关系恶化，一些相关专业的研究者基于既有的解释框架而认为那是由“信任赤字”引发的。这显然是一种非常错误的认识。从逻辑上看，在这种解释中所能形成的建议就是：其一，要求中国拿出更多的诚意，比如，作出更多的“进贡”去表明中国的发展不会对美国构成挑战，从而赢得美国的信任；其二，建议中国公开地表明态度或明确地显示某种姿态，挑战美国霸权，争夺世界的中心地位。许多从事国际关系研究的中国学者所持的就是这两种观点，而且在民众中造成了极大的误导。其实，在中美关系的恶化中，我们所看到的是维护工业社会的传统与寻求人类走出当前困境出路之间的冲突。在工业社会的发展中，美国摘取了工业社会这棵树上最大的“桃子”，是既有国际秩序和世界利益格局中的受益者。对于享有“自我中心主义文化”的美国来说，一旦全球化、后工业化运动所开辟的新世界不再围绕着它转动，一旦全球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中不再需要美国这样一个中心，也就是对它的根本利益的触动，所以它必然会采取各种各样的“逆全球化”“反全球化”行动。由此可见，当前以中美冲突为代表的各种各样的冲突，都可以说属于历史进步与倒退之间的冲突。

对于工业社会来说，全球化、后工业化运动意味着危机的到来，但对于后工业社会的建构来说，则是机遇。曼海姆说：“一旦社会生活的基本传统悄悄地改变，我们便生活在一座其基础已被暗中损坏的建筑物之中，从传统秩序到暂时混乱的变迁，可以在没有先兆的情况下完成。因此，在突然的危机中，新的社会技术不受控制地涌入会导致与正在独裁国家蔓延的症状恰好相同的症状。因此，完全有理由在这些技术使我们感到不知所措之前来研究其性质，蔑视它们则是无济于事的。”(1)[德]卡尔·曼海姆.重建时代的人与社会：现代社会结构的研究[M].张旅平,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240—241.显然，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这一人类历史的又一次社会转型运动中，我们也许应当弄清楚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所在的社会中的新的现象的纷涌而出，是社会转型中的临时性的现象，还是在社会转型期结束后仍然会被保留下来的现象？显然，在人类历史上的社会转型期中也出现过暂时性的混乱、失序等问题，如果说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的诸如民粹主义兴起、舆论失控、经济疲软等问题也属于社会转型期中的问题，直接针对这些问题的控制也许并不是非常必要的。那是因为，只要社会转型的基本问题解决了，这些现象也就自然地消退了。可是，在这些现象背后所包含着的社会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趋势则是需要引起我们重视的。事实上，我们已经处于社会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状态中了，而且这种状态是以风险社会的形式出现的。这就要求我们在对人类未来负责的意义上去探讨风险社会及其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人的生活方式、行动方式等问题。其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不二选择。

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我们对国家的性质必须重新认识。就近代国家而言，诚如吉登斯所说的，“国家体系曾经只是欧洲的一个特征，但正是从那里以民族共同体网络的形式发展出了覆盖全球的民族—国家体系”，(2)[英]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M].胡宗泽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305.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民族国家”。在“二战”后的民族解放运动中，整个世界都实现了国家化，也都基本上采用了这一民族国家形式，还在国际社会中形成了世界治理，并由霸权国家主导这一世界治理。就20世纪后期兴起的全球化运动来看，显然构成了对民族国家的挑战。因为全球化使民族国家有形和无形的边界都不断地被突破，所以，不仅对世界治理构成了冲击，而且对于民族国家的内部治理也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可是，西方发达国家中的一些政客以及学者面对这种挑战和冲击，表现出的是对民族国有及其秩序的维护，甚至一度把全球化运动理解成资本主义世界化的延续，要求按照旧的运行逻辑去经营全球化。然而，当他们发现全球化的客观进程不仅没有走在近代以来的资本主义世界化的道路上，反而对资本主义世界化构成否定时，就从原先的倡导全球化转而反对全球化。正是这一原因，在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出现了“逆全球化”运动。

可以认为，在未来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民族国家都不会消亡，但它必然要得到改造，以适应全球化的要求和获得全球化时代的性质。其中，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民族国家得到改造的突破口。一方面，民族国家的自我变革需要通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去加以推动；另一方面，就国家的职能主要体现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方面来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也在很大程度上是与国家的变革相一致的。其实，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问题是需要放在社会变革的背景中来加以理解的。虽然人们往往从利益冲突的角度来认识国内和国际事务上的各种各样的矛盾和冲突，但应认识到利益上的矛盾和冲突是反映到利益实现的条件和方式上的。如果历史进步和社会转型使得一些人的利益实现遭遇了困难，使得既有的利益实现方式失灵，那么他们就会极力反对和阻碍历史进步和社会转型。所以，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出现的几乎所有冲突的背后，都可以看到进步与保守力量间的较量，是一个基于现实要求而行动还是维护旧世界的问题。

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如果不是在历史行进的维度中去看各种势力的冲突，就不可能在对冲突的化解中产生积极成果，反而会引起更大的冲突，甚至会将人类社会的发展引向错误的方向。特别是在国际关系的视野中，应当看到全球化、后工业化运动意味着从世界体系向全球体系的转变。如果认识不到这种转变，而是把全球化、后工业化作为世界体系的延续，就会认为国家治理是所谓全球治理的一个构成部分，就会把世界体系既有的价值观念视为天然的。在思考全球治理对国家治理的影响这个问题时，也就会要求用既有的世界体系中的价值观念来改造国家治理。实际上，既有的世界体系中的价值观念是由霸权所推行的，代表了西方发达国家的价值观念，将这种观念用于一国内部的治理，即用所谓世界治理的价值观念改造和形塑国家治理体系，就会将治理现代化变成“西方化”。这显然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种误导。

政治与技术往往被视为相关性较弱的两个领域，在国际政治与技术进步之间，似乎找不到直接联系。但是，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这场社会转型运动中，技术进步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20世纪后期以来，“新技术革命”一词常常为人们提起，事实上，它也构成了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的一道景观。如萨弗兰斯基所指出的，“通过技术的通信媒介的加速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现实中前进运动之手段的加速。征服空间的技术得到完善，被越来越多的人利用，但身体的旅行依旧增加，同样也被提速。业已谈到的铁路作为统一时间的节奏制定者，同样重要和强有力的是其对于普通加速史的贡献。铁路如同资本逻辑和媒介技术，是现代加速的一个关键事件”。(3)[德]吕迪格尔·萨弗兰斯基.时间：它对我们做什么和我们用它做什么[M].卫茂平，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123.更为重要的是，技术的进步以及新的发明本身也呈现出加速的特征，从而使新的设备、机器、媒介不断地涌现了出来，更新换代的时间越来越短。比如，在5G技术尚未推广应用之时，6G技术的研发已经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如果说历史研究中是将钟表或蒸汽机的发明作为工业社会开端的标志，抑或19世纪铁路的发明被认为是工业社会的发展进程中的一个转折点，那么在今天，由于具有重要社会和历史价值的新发明出现得太过密集，以至于我们无法把某项发明确认为标志性的事件了。但是，这众多的发明共同构成了人类历史的转折点，或者说，在社会的根本性转型中发挥了杠杆作用。如果说技术的进步得益于全球化运动，那么这种技术进步也会促进社会的后工业化进程，使得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型过程呈现出加速化的态势。对于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的加速化而言，技术进步的加速化也构成了一个历史的转折点。也许在我们迈过了这个转折点后才会突然发现，人类已经进入了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社会，才会明白，正是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构成了风险社会的原因，也是风险社会的特征。技术进步的加速化如果被用于维护旧世界，即用于人们的竞争和斗争之中，不仅会将人类推向风险社会的更深处，还可能导致人类的毁灭。同时，技术进步的加速化也意味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行动可以得到更多的技术支持，为建构人类在风险社会中的生存和生活方式提供技术上的保障。

二、辨识“改革”与“革命”

历史是时间的流逝和行动的绵延，但是，那仅仅是在总体进程中才可以被判定为历史的进步，而在具体某个阶段，却不尽然，时间的流逝和行动绵延并不必然表现为历史的进步。就行动而言，有的属于前进的，也有的属于倒退的。在社会变革的时代，对于这一点，尤其应得到清醒的认识。我们不要以为人类经历过工业社会这个历史阶段中的理性洗礼，人们就必然会选取代表历史进步的行动，当个人的理性汇聚成集体而变成了非理性时，特别是人们因为对民主的崇尚而误把民粹当作民主时，用行动把历史拉向后退是完全有可能的。其实，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某种迹象表明，这种可能性不仅存在而且已经是我们必须正视的现实。至少，人们没有做好打破工业社会传统的准备，而是把全球化、后工业化过程中产生的新生事物强行地拉入工业社会的解释框架之中，即使最积极的表现，也只停留在将那些新生事物看作工业社会相似事物的升级版本，而不愿意承认那些新生事物已经具有全新的性质。比如，在技术领域中，将一些新兴的技术进步成果说成了什么2.0、3.0等新版本，而不是从中解读出革命性的内涵。

全球化、后工业化意味着人类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变，它必然表现为一场革命性的变革。就全球化、后工业化这场运动的性质而言，必然是革命性的，但就其采取的形式来看，则是以改革的形式出现的。如果希望对改革与革命进行甄别的话，我们是可以将改革视为一个创新的过程，而将革命看作颠覆的过程。其实，改革就是要把整个社会作为一个巨大的试验场，不断地尝试着对社会构成的每一个部件进行敲打，对每一根链条收紧或放松。与改革不同，革命所做的是首先推翻然后再在重建中去审查原先的社会构成各要素，以便决定取舍。当然，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采用改革的方式也能够在最终结果的意义上实现革命，而且这是一种比较稳妥的方式，可以减少社会的动荡。正如邓小平所说，“改革也是一场革命”。如果能够始终从现实出发，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那么改革的行进就会大大地减少失误，从而以最小的代价收获革命性的成果。总之，改革的进程是一个通过尝试而实现创新的过程，是自觉地推动社会进步的有效途径。考虑到人类社会已经呈现出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特征，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这场社会转型运动中，以改革的方式实现社会革命，应当说是最为理想的途径。

吉登斯是把社会变革寄托于“再生产”的。这对于基本模式不变条件下的变革而言，是可行的。然而，对于根本性的社会变革，就不再包含在再生产之中了。比如，用工业社会取代农业社会的变革，就不可能在小农经济的生产和再生产以及朝堂之上的“变法”等去加以实现。同样，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变，也不可能由工业社会的基本模式中的生产和再生产来解决。根本性的社会变革只有通过“革命”的概念才能准确地表达行动的意涵。可以理解的是，吉登斯在工业社会的背景下，通过把经济学中的“再生产”概念搬到社会学之中，较好地解释了社会稳定与变迁之间的关系。应当说，吉登斯在引入再生产的概念以及阐释结构二重性的原理时，都是为了解释稳定与变迁如何能够统一起来的问题，至于根本性的社会变革问题，并未进入他的视野。也就是说，他没有打算把“再生产”的概念用在理解如全球化、后工业化这样的根本性社会变革运动。

历史上的社会革命基本上都是以一部分人打倒、推翻另一部分人的方式开辟前进道路的，或者说，表现为通过阶级斗争和一个(些)阶级战胜另一个(些)阶级的方式而建构起了新世界，即开辟了新的历史阶段。所以，一旦想到社会革命，我们脑中立马就浮现出了革命者的形象。然而，在全球化、后工业化所代表的一场社会革命中，却是无法发现革命者的，它可能是一场无法确定革命者的革命运动。这是因为，风险社会的出现意味着整个人类被动地结成了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的息息相关意味着一些人反对另一些人并战胜之，不仅不能达成革命的目的，反而会将整个人类都推到某种非常危险的方向上去。可以断定，全球化、后工业化是一场历史性的社会变革运动，在根本性质上，属于一场伟大的革命运动，但这场革命运动将扬弃以往所有革命运动所采取的形式，而且会在实质性的层面迅速展开和持续推进，即以改革的形式去实现革命。

在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过程中，特别是在工业化、城市化的早期阶段，破坏和摧毁旧世界的行动也对革命作了积极贡献。比如，在法国大革命中，被马克思称作“流氓无产者”的人群在摧毁旧世界的行动中表现得非常活跃，而且也确实为革命清扫了场地和壮大了革命运动的声威。再如，恩格斯曾撰文描述过的英国工人自发捣毁机器和罢工的运动，也明确地提醒人们应当关注劳动异化的问题，特别是对工人阶级意识的形成来说，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旨在摧毁旧世界的行动对于人类社会的进步不仅无益，反而是极其有害的。在这一次社会转型过程中，我们所面对的是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摧毁旧世界的行动稍有不慎就有可能把人类导向万劫不复的境地。所以，现实中已经出现的躁动，特别是存在于网络言论社区中的“流氓暴动”，是需要加以制止的。在全球化、后工业化的社会转型运动中，正确的行动策略应当是建构性的。也就是说，不能选取摧毁旧世界、清理场地然后再重建的道路，而是需要通过积极建构去取得新成果，并用这些新成果去置换工业社会的意识形态及其物化设置。

曼海姆认为，“任何革命时期特有的特征是：最初的期望的破灭，同时为千百人所想到，寻求替代也遵循同样的节律，何为真实或不真实的意义是共同确定的”。(4)[德]卡尔·曼海姆.重建时代的人与社会：现代社会结构的研究[M].张旅平,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119.具体地说，也就是革命的目标以及预期的革命成果把人们纠集在一起而采取行动，至于革命的理由的真实性，则是由参与到革命行动中来的人共同确定的。这也许是一种无视革命的客观条件的观点，但却道出了共同的意识和观念在革命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如果考察人类历史上的诸多革命运动的话，对于曼海姆的这种观点是可以争议的，但在风险社会及其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认识到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革命方式的不适应性，则是必要的。因为，只有当人们有了这种认识，才能最大可能地避免采取暴烈的行动，或者说，才能避免借着客观要求的理由采取暴烈行动。全球化、后工业化运动意味着社会的革命性变革，但风险社会这一客观现实又要求我们必须以改革的方式去推进这一革命性变革顺利地实现。于此之中，所包含的是对人的共生共在的考虑，因而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并以合作行动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且这一共同体无论在形式上还是性质上，都是合作的，亦可称为合作共同体。

在发展的意义上，贝尔认为，经济的领域与政治、文化等领域表现不同，“技术—经济体系的变革是直线型的，这是由于功利和效益原则为发明、淘汰和更新提供了明确规定。生产效益较高的机器或工艺程序自然会取代效益低的。这其中的含义是进步”。(5)[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M].赵一凡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9:59.还有，技术、经济都有着明显的累积效应，不会出现较大的反复，所以会使进步的足迹表现为前进的直线。与之不同，“在文化中始终有一种回跃，即不断转回到人类生存痛苦的老问题上去。人们对问题的解答可能因时因地而异，他们采取的提问方式也可能受到社会变革的影响，或干脆创造出新的美学形式。但是其中确实没有一项清楚无误的变化‘规矩’”。(6)[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M].赵一凡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9:58—59.文化会呈现出潮汐变化的特征，一波一波地兴起又衰落，在形式上每隔几年就把历史重演一遍，似乎是复古，却又有着严肃的历史学不予认可的当代属性。

总之，文化是在轮回中前行。经济的发展与文化的进步所留下的足迹代表了两个极端，而政治发展的道路则属于这二者的中间形态，既有线性前进的特征，又经常性地表现出颠三倒四。所以，在每个时代，将经济、政治、文化这三种发展道路和发展特征不同的领域协调起来，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治理问题。当然，一场革命可能意味着一个新起点，会将这三个领域都置于一个新的起跑线上，而革命后的发展道路很快就会朝着差异化的方向演化。这就是历史上的情况。今天，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这场我们正在经历的革命运动中，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将会怎样？我们认为，全球化、后工业化在社会整合的意义上所实现的革命性变革将体现在领域融合上，严格意义上的经济、政治、文化相区分的自为领域将变得日益模糊，经济、政治、文化作为社会构成要素将处在相互激荡、相互影响和相互促进之中，无法各自构成属于自己的领域。这样一来，不是政治、文化在发展上采取经济发展的道路，反而会是经济的发展不再走在直线前进的道路上。这将是后工业社会在发展的维度上呈现给我们的基本情况。

我们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运动中迎来了这样一个时代：“社会变革的速度跨过了关键的门槛，也就是超越了代际更换的速度，因此时间感知和时间处理的模式被迫被描写为实践自身的时间化和因之出现的生活、历史和社会的去时间化。在加速所引起的个体和集体的时间视野的变化的概念的帮助下……占主导地位的时间结构的条件将从那些‘永恒的时间’‘历史的终结’和静态—动态的同时化的概念中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地被重新构造。”(7)[德]哈尔特穆特·罗萨.加速：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M].董璐,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260.这是一个真正的建构性社会，人在时间建构中使空间得到重组，原先遥不可及的地方处在同步的范畴之中，而那些触手可及的地方却变得陌生，甚至从未关注过，因而是处在世界之外的。当更多遥远的地方即更大的空间具有了同步性的时候，在人们的感知中是自然时间的消失，而在客观上，则是社会时间的最大化，或者说，人们最大程度地运用了时间资源。当然，这还只是技术所创造出来的社会时间的最大化状态，是仍然在时间的线性结构意义上所实现的。如果把社会安排考虑进来的话，是可以对时间结构再作调整的。比如，通过合作体制去构建起时间的网络结构，那就意味着时间资源的开发仍然有着巨大的空间。可见，社会的复杂化已经达到了这样一个地步，以至于仅仅在人与人之间的力量对比中去寻求革命道路，一部分人推翻另一部分人并不能真正地实现革命。事实上，人们并不相邻，而是散布地存在于空间的不同位置上的，即便一部分人想要推翻另一部分人，也不知道那个另一部分人在何处。所以，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所需要的是在各个领域中都开展积极的创新。只有通过创新，才能达成革命的目的。在某种意义上，全球化、后工业化运动中所包含的革命内涵应当被解读为“要素革命”，是通过社会的所有构成要素的改变而实现的革命，而不是通过一次性的革命行动去开辟出一个新世界。

三、建构合作共同体

“共同体”的概念意味着一种不同于“社会”的观察视角和认识取向，也意味着对人的存在形态的认识和建构方面会提出不同于社会概念所指示的方向。也就是说，从这两种观察视角出发，会形成有所不同的认识成果和建构方案。当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时，是包含着适应社会转型之要求而进行话语建构的内涵的。这样一来，在科学的意义上，也就意味着需要用共同体的视角取代社会的视角，至少需要在社会的视角之外再建构起共同体的视角。事实上，一方面，需要建构起共同体的视角；另一方面，需要将共同体的视角与社会的视角整合起来。当前，人类陷入了风险社会，在社会的视角中，这是一个不同于以往的新的社会形态，而在共同体的视角中，则可以探索出人类在这一社会形态中存在的可能性路径。

从共同体的视角出发，可以看到，人类历史的演进也是共同体嬗变的过程，已经走过了从农业社会的“家元共同体”到工业社会的“族阈共同体”的转变历程，在风险社会中，则需要建构起合作共同体。我们今天所探讨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也就是合作共同体。我们知道，共同体的历史变迁必然要反映在联系共同体的纽带的不同上。家元共同体的联系纽带主要是自然事实，而族阈共同体的联系纽带则是外在于人的社会契约，合作共同体的联系纽带更多地表现为人的信念。客观上讲，风险社会使人的生存问题凸显了出来，整个人类的命运息息相连，频发的危机事件意味着人的生存危机。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必须带有坚定的生存信念，并根据这种信念而开展行动，从人的共生共在中去寻求个体的人的生存机遇。也就是说，在风险社会及其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作为合作共同体联系纽带的信念，是人的共生共在的信念。人的共生共在首先是一个问题，它来源于客观的生存压力，是人在生存压力下所确立起来的信念，而不是人们的臆想和虚构。

回顾共同体的演进史，我们看到，在西方世界，工业化、城市化以及相伴而来的资产阶级革命成功地建构起了族阈共同体，即实现了从家元共同体向族阈共同体的转变。为什么西方世界在近代能够成功地实现从家元共同体向族阈共同体的转型，而东方社会却没有在这个历史过程中表现得较为成功，也许可以从它们所拥有的传统不同作出解释，而它们所拥有的传统又可能是因为某种偶然性的契机造就出来的。我们知道，族阈共同体是建立在社会分化基础上的，是因为在社会分化中产生了个人，而且个人作为一种实体性存在是边界清晰的。这一点在东方社会中是没有的，因为东方社会的家元共同体文化较为成熟，从而产生了维护家元共同体的一系列辅助性的手段。比如，异姓人可以通过某种仪式结为兄弟，并被归化入一种虚拟的“家”中。类似的做法有很多，可以说，构成了一套完整的操作系统。这样一来，阻碍了社会分化，即在很大程度上淡化了那种促进社会分化的自我利益意识。也就是说，在源头的意义上阻碍了从家元共同体向族阈共同体转变的进程。在合作共同体生成的过程中，作为传统的文化因素的影响也是巨大的。虽然风险社会及其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对人的生存构成了压力，迫使人们必须构建合作共同体以实现人的共生共在，并在人的共生共在中解决每一个人的生存可能性的问题。但是，个人及其自我利益的观念和相应的文化却使人们有着对由契约整合而成的族阈共同体的更大认同。这种对族阈共同体的认同，会使人们在风险社会及其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无视、轻视那些对人的生存所构成的压力，并拒绝接受合作共同体，甚至会在面临生存压力的时候努力将那种压力转嫁给他人，尽管这种转嫁是不可能的。

人们也许会认为，合作共同体建构的主张是乌托邦主义的再现。的确，在历史上，在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中，出现了乌托邦思想，但它失败了，即没有在随后的社会建构中真正发挥作用。乌托邦之所以是失败的学说，就在于它所表达的仅仅是理想，它看到了现实中的不足甚至阴暗面，但只是用理想去否定现实和代替现实。其实，一个成功的理论必然是从现实出发的理论，即便出于批判和否定现实中的那些不足和阴暗方面的目的，也必须在现实中找到为这种否定提供支持的力量。所以，在全球化、后工业化的历史性社会转型过程中，我们必须防止乌托邦以任何形式出场，即不允许任何用理想蛊惑人心和煽动骚乱的做法，而是要从风险社会及其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现实出发。在风险社会及其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人的共生共在显然是最大的现实，一切理论思考都只有基于这一现实做出，对人类才有价值。

在工业社会的行进中，一直存在着社会领域分化的线索。在社会领域分化和分立的条件下，社会变革在不同领域间所表现出来的不平衡也是社会风险得以产生的原因之一。但是，这种社会风险是阶段性的、暂时的风险。随着变革上的不平衡问题的解决，这些类型的社会风险也许就消失了。这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会风险与社会变革间的关系状况。然而，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社会变革不再是发生在不同领域中的单独的、互不相关的变革，因而也就不会出现变革上的不同步和不平衡问题。此时的社会变革主要是由日常生活引领的变革，从而要求我们必须认识到或者带有这样的观念：首先，日常生活是一切促进社会变革的自觉性活动的目的，一切旨在促进变革的行动，特别是改革的措施，都是为了日常生活的健全，也必须接受日常生活的检验。其次，在日常生活作为目的得到了普遍接受和认同的条件下，一切促进变革的行动都应自觉地推动领域融合，即打破工业社会的领域分化和分立，实现社会整体上的日常生活化。第三，在推动整个社会的日常生活化进程中，应当将人的共生共在作为主要目的和基准价值，并通过人们的合作行动去实现这一目的和诠释这一基准价值。总之，全球化、后工业化运动中所包含的社会变革是以工业社会发展既已造成的现实为起点的，首先要改变的就是工业社会中的领域分化，即用领域融合代替领域分化和分立。

列斐伏尔认为，“如果说政治产生异化，政治包含异化，那么，通过政治活动，在政治层面的斗争和通过政治斗争，在生活与政治的冲突中和通过生活与政治的冲突，政治也能去异化”。(8)[法]亨利·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M].叶齐茂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84.关键的问题是政治的属性问题。如果政治属于竞争政治，试图通过政治斗争而实现“去异化”，就是一种空想。只有当政治的属性发生了改变，比如从竞争政治转型为合作政治，才能真正实现“去异化”的目的。这样的话，就不再是一个政治斗争的问题，而是一个政治转型的问题了。如果说工业社会及其资本主义性质决定了这个社会处处存在着异化问题，而且也生成了这个社会中的政治，那么这种政治无论以什么样的形式出现，都不可能在“去异化”方面有所作为。所以，只有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运动所带来的政治转型中，才包含着真正予人以去异化的希望。诚如列斐伏尔所说：“资本主义社会的资产阶级民主产生了一个最大的异化：整体异化、完全的政治异化。资产阶级民主制造了公共和私人之间的对立、社会和屈从之间的对立。资产阶级民主在束缚中和在社会中赋予每一个人一个位置，亦真亦幻，据此，神秘化了每一个个人。资产阶级民主允许每一个人都是明显独立的，因为他完全自由地‘无约束地移动形成他生活内容的精神和物质材料’。个人完全变成了工具，个人完全去人性化了。”(9)[法]亨利·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M].叶齐茂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84—85.对于这种异化，是不应寄望于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将之去除的，只有政治从根本上实现了对资产阶级民主的超越，才能捕捉到“去异化”的希望。

根据进化论，历史中包含着的竞争是一种选择机制，在制造优胜劣汰中促使社会发展。就其在促进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而言，竞争的历史功绩是应当得到肯定的。但是，当社会发展走到了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地步，由竞争构成的选择机制就会陷入选择失灵，而且这种选择失灵会把整个人类领入死寂状态。正是基于这一点，我们说全球化、后工业化是人类实现从竞争向合作转型的机遇。实际上，它也将被证明是一场包含着从竞争向合作转型的运动。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选择了合作，人类将进入一个新的历史起点；延续竞争，就意味着人类如恒星坍塌一样陷入死寂状态。但是，就历史的发展具有客观性而言，即使竞争的观念和行为惯性依然强大，也必然会逐渐地被合作意识所冲垮，并最终实现合作对竞争的置换。在风险社会中，我们希望用共同体意识代替自我意识，但这绝不意味着排斥自我意识，反而要表现出对自我意识的承认和包容。当然，自我意识也必须得到更新，甚至需要经历革命性的变革。在近代早期的自我意识生成过程中，自我的自私和利己的一面因为思想和理论的引导而得到了充分发展，这也是人的片面发展，以至于我们今天所面对的风险社会在终极性根源上是可以追溯到人的自私自利这一面的。在风险社会中，人的自私自利这一面需要得到抑制甚至消除，即使承认它的存在的合理性，也不能寄望于外在性规则的规范，而是需要得到来自人自身的道德因素的实质性规范。

个人或自我都只有在社会中才是真实的存在，特别是在合作共同体中，人只有在合作行动中才能证明自我以及自我作为个人存在的真实性。即便作为生物性的个体离开了共同体仍然是存在的，即以物质存在的形式而存在，也不能判定他还是作为人的个体。其实，对人的物质存在构成支持的因素不仅是他的意识，而且这种意识还是社会性的，是他在社会生活中形成的意识。在合作的社会中，人的这种意识则是在合作行动中生成的。即使人的以物质形式出现的身体离开了某个合作行动体，但在他的意识中，仍然是一个合作行动者。尽管那也许是记忆、想念等，却规定了他作为个人的属性，使他成为合作共同体的成员。总体看来，人类曾经的历史是从野蛮蒙昧走向文明的过程，在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状态出现后，是否意味着人类重新回到野蛮世纪？如果为人类带来文明进步的行为方式不加改变的话，那是极有可能的。特别是近代以来给予社会发展以极大活力的竞争行为模式，将会把人类领进野蛮状态。所以，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这场根本性的社会变革运动中，我们所要开辟出的是一条能够保证人类在文明化的道路上持续进步的道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走上了这条道路的标志。

四、社会及其治理的选择

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如果回溯理论上的思想轨迹的话，也许会将后现代思潮看作类似于近代早期的文艺复兴做运动，认为它在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型中做了某种思想准备。其实不然。在后现代思想中，包含着“解构主义”和“建构主义”两种思潮，也可以将它们看作是后现代主义发展的两个阶段。不过，又不能简单地把建构主义看作是在解构主义所取得的理论成果的基础上的进一步展开，因为建构主义并未表现出实质性的突破，而是某种意义上的解构主义的倒退。因为，从当前后现代建构主义的一些作品看，并未在范式变革的意义上再行建构，而是回到了现代主义的思路上去了，以更加挑剔的眼光去发现现代性建构的不足，并力求提出补足的方案。这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的是完善现代主义建构的追求，而不是在后现代的意义上去提出重建的构想。如果说历史上的文艺复兴运动有着非常明确的主题，那就是将人从神的阴影中解放出来，那么后现代思潮却不知道人类在走向后工业社会的行程中应当作出什么样的选择和建构什么样的社会。其实，如果认识到工业社会无非是一个竞争的社会，那么面向未来的社会建构追求就应当定位在合作社会的建构上。一旦我们有了这种认识，也就能够大大地缩短社会转型的路程。我们把这一过程描述为从协作的社会向合作的社会的转变，因而，围绕着合作的主题而开展的探讨也就被寄予了更多的期望。

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型，表现在人的行为和行动上，可以说是一种从“揭示”向“创造”的改变。揭示是对对象揭秘，也被称作认识，而不是创新，只有创造才是创新，并通过创新开辟前行的道路。许多人都意识到，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创新的时代，在这个时代，我们的社会鼓励创新。这意味着人们已经意识到了创造的必要性，而不满足于在认识的基础上行动。所以，当我们在这个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中识别出了风险社会时，旨在认识风险来源的揭示行为，就应当为创新所取代。也就是说，当前我们所应致力于去做的事情不是揭示风险，而是应对风险，以保证在风险以危机事件出现的每一个时刻都能够瞬即地开展行动，即通过包含着创新的行动去化解危机和赢得生存的机遇。如果说近代以来的认识论哲学为我们指示的是一条“先认识，再行动”的路线，那么在风险社会中，则需要确立“行动优先性”的原则。特别是在危机事件面前，虽然认识、揭示其根源是必要的，但在未形成真理性认识的情况下，也不能不行动。在尚未将一切原因揭明的情况下，也就是在尚未得到认识支持的情况下，行动就只能是创造导向的。其实，社会就是一个“试验田”，担负社会治理职责的人没有理由按照既成的方式耕作，而是需要不断地探索，需要在创新中去取得成功。特别是在社会变革时期，探索的热情应如不灭之火，只应愈燃愈旺。在这种探索中，创新、创造是基本内容，而不再是认识与揭示意义上的探索了。这才是建构主义的真实含义。

在历史性的社会变革时期，或者说，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这样的历史性的社会转型时期，社会重建的问题是无法回避的，我们能否像近代早期特别是启蒙时期的人们那样重建社会，即在推翻了他们的社会建构方案的同时学习他们建构新社会的榜样，是需要从认识新的社会现实和感知这些新的社会现实所包含的新的要求出发的。在这个问题上，显然是要持有认识优先性的原则，即认识到这是一场人类历史上的又一次社会转型运动，但在如何基于风险社会的现实而去建构社会的问题上，则需要转而确立行动优先性的原则。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这样一次伟大的历史性社会转型过程中看社会建构问题，新与旧的冲突在一切方面都呈现在了我们面前，在道德上也是如此。在与工业社会相适应的规范与代表着未来的、正在生成的新规范之间，必然会产生冲突。人们甚至无法认识到这些冲突属于新旧道德规范的冲突，因为人们并未做好接纳新的道德规范的准备。这又说明，在这样一场历史性的社会转型运动中，存在着认识有限性的问题。我们仅仅感知到这是一场变革运动，意味着整个社会的每一个方面都存在着发生变革的要求，但在哪些方面发生什么样的变革，或者说，社会的哪些方面应优先实现变革，比如，是从政治、经济、技术抑或规则、规范的方式和框架方面着手推进变革，却无法做出认识和判断。从主观上说，在全球化、后工业化的历史性社会转型时期，我们只知道社会必将发生变迁还是不够的，而是需要在这一社会变迁中贡献自己的力量。首先，我们需要将我们对现实的认识表达出来；其次，我们需要提出自己的主张和意见。不仅如此，我们还需要帮助更多的人确立正确的观念。可是，人类认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只要涉入认识的过程，就会在是否实现了真理性认识的问题上出现分歧，考虑到人类当前所遭遇的是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在如何认识、能否认识的问题上，都会陷入某种困惑的状态，更不用说去形成人人都能接受的真理性认识了。所以，提出行动优先性的原则所反映的也许是一种无奈，是一种不得不做的选择。

社会变革也同时意味着社会治理的变革。在工业社会中，从社会契约的角度去看社会治理，就会发现，社会契约不是一次性地签立而成的，而是不断地进行调整、补充和完善的。即便作为社会契约“通则”而被确立的自由、平等诸原则，也一直被作了推陈出新的解释，甚至出现了解释越多越模糊的情况，以至于罗尔斯干脆用“无知之幕”去把它们笼罩起来。也就是说，在严格的意义上，我们并没有一个可以作为终极性依据的社会契约，而是根据我们的需要去不断地修订契约。这就是工业社会历史的基本状况。它说明，既然人们可以不断地修订社会契约，也就可以抛弃社会契约。比如，苏联解体后，作为这个国家奉行的社会契约——宪法也就被抛弃了。

历史演进中的社会变动决定了社会契约的价值和命运。当全球化、后工业化开拓出一个不同于工业社会的历史阶段时，我们如何能够让这个历史阶段中的人们必须信守那个已经被否定了的历史阶段中的社会契约？即便提出这个要求，也无法找到这项要求被那个时代的人遵从的保证。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既然工业社会服务于社会治理的全部设置都是建立在社会契约的基础上的，当社会契约被抛弃了，这些设置还能存在下去吗？这就如把一座建筑物的基础移除了之后，如何能够使该建筑物仍然立于原处和继续得到使用一样。如果苏联解体后是一国的社会契约受到抛弃，那么当全球化、后工业化把整个人类引入新的历史时期，就有可能全体一道抛弃了工业社会的存在于各个国家和各个地区的社会契约，或者说，用另一种东西代替了社会契约。这样的话，显然也就意味着社会治理模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如此，我们今天围绕着社会治理的各种话题——民主、法治等——所开展的诸多非常严肃的争论，也许会被后工业社会中的人们看作是非常无聊的事。

这里还需要指出，既然我们谈到了苏联解体，如果认为这个地区的人们，或者说这个民族，抛弃了苏联时期的社会契约，那还是一个不甚准确的表述。因为，对于工业社会这个历史阶段而言，那仅仅是一次修订社会契约的活动，属于地区性的社会契约微调。全球化、后工业化将不会满足于社会契约的修订等微调活动，而是会表现出是否还要使用社会契约的状况。也就是说，人类在这个新的历史阶段中是否还像在工业社会中那样使用契约，则会成为一个问题。所以，当我们在全球化、后工业化时代去思考社会治理变革的问题时，是需要首先考虑到人类将会坚守还是抛弃社会契约的问题。

当社会呈现出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时候，既有的社会治理模式无法适应，从而让社会治理者感受到极大的压力，以至于他们会表现出广纳言论的愿望。但是，这样做却是非常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在一些国家中，社会治理领导者为了得到更多社会治理建言的支持，希望通过开设、建立“智库”等来获得更多关于社会治理的建设性意见。但是，这些意见往往是经过层层过滤和筛选的，传达到他那里的总是千篇一律的对他的思想的解读，那些他没有想到过的和他没有说过的，是根本不可能走到他的案头的。在民主国家中，言论本来就是自由的，但从言论向社会治理方案的转化，却不是社会治理领导人能决定的，而是需要因重要性程度和影响范围的广度而在相应的范围内达成共识，一些具有较大影响的社会变革方案往往需要达成全体公民的共识。然而，在既有的思想和意识形态的话语环境中，也许达成一些小修小补的改革共识是可能的，如果希望作出较大幅度的变革，那是根本不可能去获得共识的。所以，社会变革的追求无论在何种类型的国家中，都只能是一种梦想，以至于人类社会的发展依然是走在自然历史演进的道路上。在历史上，自然历史过程在一个较大的时间跨度中是能够把社会发展成果展现出来的，并让人看到历史进步的辉煌业绩。然而，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条件下，自然历史演进的道路也许再也走不通了，所有国家共同面对的那些阻碍变革的力量正在把人类拖入灾难的深渊。人类将为此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想起来都会让人不寒而栗。

在20世纪后期的全球性改革运动中，出现了被称为“新公共管理运动”改革实践，也形成了相应的理论。不过，新公共管理运动中的改革举措仍然是在法制环境不变的前提下展开的。事实上，走向后工业社会的社会变革是一场超越法制的运动。可以认为，在合作社会的规范体系中，法律以及由法律所构成的制度只是一个组成部分，而且对于德制具有从属性，这个社会将在德制的框架下施行法治。所以，合作社会的治理是在德制框架下展开的。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看新公共管理运动，还会看到，全球化、后工业化意味着既有的社会治理模式出现了结构性危机，而以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形式出现的改革往往满足于对具体问题的解决上，无论是新公共管理运动还是继起的一波公众参与运动，都致力于探寻战术性的解决方案，而不是系统地思索社会治理模式变革的问题。也许是因为新公共管理运动所代表的社会治理的改革存在着局限性，没有能够实现真正的社会变革，致使危机事件的发生更加频繁了，社会失序的危险增加了。

德制的构想是在关于社会治理的伦理建构设想中提出的，而这样一个构想又是由现代社会治理的伦理缺位引发的，但它绝不是出于医治现代社会治理因缺失伦理而导致的病患的目的，而是基于人类社会的后工业化现实而表达的一种对新型的社会治理模式建构的追求。从全球化、后工业化运动呈现给我们的一个基本趋势看，人类社会正在从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的状态演化为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状态，从而迫使我们不得不去构想这种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状态中的社会治理模式。尽管工业社会中的许多社会危机都被认为是社会治理的伦理缺失引发的，但在18世纪的启蒙运动确立了现代社会建构的基本原则后，就逻辑地走上了非伦理化的道路，而且是无法逆转和无法医治的。工业社会在社会治理上的伦理缺失问题，只能在社会转型中去加以解读。全球化、后工业化正是这样一次社会转型运动，将会在对工业社会的否定中生成后工业社会，也就是把人类历史领入一个新的阶段。就这个新的历史阶段必然会有不同于以往的新型社会治理模式而言，我们的构想就是对之进行伦理建构。这是一个总体性的构想，至于具体的行动，则应秉持创新、创造导向和行动优先性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