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一然 朱海坤

(深圳大学 广东 深圳 518060)

爱情自古以来即是文学作品恒久探讨的命题。文学作品常常借助对恋爱伴侣的歌咏描绘，表达个人理想的向往或现实状况的隐忧，是文本语境和作家思想表达的高度凝缩。《伤逝》为鲁迅笔下富有代表性的恋爱叙事作品，涓生与子君勇敢冲破封建社会道德的自由恋爱看似勇敢且珍贵，但从热恋到分手的转瞬即逝，个中缘由耐人寻味。作为恋爱叙事的《伤逝》，伴侣形象和恋爱生活的表层时刻充满理想与现实的错位，导致了爱情悲剧的上演。站在启蒙叙事的角度，《伤逝》中的爱情悲剧，恰恰展现出当时作为启蒙者的知识分子在日常生活中的无所适从。爱情生活表象存在的处处错位实际对应着启蒙话语理想与现实实际的错位，这些错位构成小说的矛盾冲突，让这部爱情叙事成为具有符号化色彩的复杂文本，深藏着对启蒙知识分子的讽刺和反思。

一、作为恋爱叙事的《伤逝》：错位的表层渗透

站在恋爱叙事的角度，《伤逝》作为一部爱情悲剧，从始至终充满了恋爱双方理想与现实的错位。未进入热恋同居的双方对彼此和未来生活抱有美好期待，成为理想的幻影，构成与现实真实的对立。

(一)对伴侣的主观想象与现实的错位

英国文学评论家I·A·理查兹注意到了人在接触事物时的奇妙心理过程：“人与事物的接触总带有符号化的色彩，即基于机体的需求赋予其意义，因此，与其说人在谈论(指称)事物本身，还不如说人在谈论(指称)他说指向的对象。”[1]《伤逝》全篇以涓生的视角回顾着爱情的始末，描绘着伴侣子君形象的初见和转变。因而子君的形象被附加上强烈的他者视野，他者的期待与子君真实形象构成了错位。

作为启蒙知识分子的涓生个人对于伴侣有先行的主观期待预设。一年前处在热恋阶段的子君符合涓生对理想伴侣的想象：苍白清瘦的子君，脸上带着笑涡的子君，形象上之纯净灵动，如同子君经常带给涓生的老槐树的新叶和紫白的藤花，与老槐树、老树干等一切具有陈旧色彩的周围之物形成对比。在思想层面，子君对家庭专制、打破旧习惯、男女平等、易卜生、雪莱等带有进步观念的话题充满好奇，并将进步意识化为行动，在二人交往半年后勇敢冲破胞叔和父亲的阻挠，发出“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2]这般响亮的独立宣言，做出大胆追求自由爱情的惊人举动。子君身上展露出主动争取婚姻自由和独立自主的可贵进步意识，与当时社会一切旧思想、旧道德形成强烈对比，震动着涓生的灵魂，让涓生感到“说不出的狂喜，知道中国女性，并不如厌世家所说那样的无法可施，在不远的将来，便要看见辉煌的曙色的”[3]，仿佛看到了未来婚姻生活的希望。青春活泼的外表同进步的思想一起深深吸引着涓生，成为涓生理想型的实体，满足了涓生对于未来理想伴侣的期待。

但现实中，回归日常生活的子君逐渐展露出真实的居家样貌，与先前带给涓生理想的进步形象大相径庭。在涓生眼中子君完全变了模样：同居后的子君 “竟胖了起来，脸色也红活了”[4]；每天围绕做饭、喂养动物等家务忙碌，“终日汗流满面，短发都粘在脑额上；两只手又只是这样地粗糙起来。”[5]形象上由青春到粗糙的变化逐渐颠覆过往印象；性格上也不如以前一般聪颖、幽静、体贴，在涓生眼中子君成为只顾着做饭和与房主争执的庸常家庭妇女，失去了灵动的闪光；在涓生最为在意的精神层面，子君成为家庭主妇后早已什么书都不看，完全陷入为日常琐事烦恼的庸常，先前所磨练的思想和豁达无畏的思想荡然无存。子君在恋爱后自动退回到厨房成为家庭妇女的一员，从形象到性格思想均脱离了涓生的期待，让涓生对这段恋爱关系的态度发生由兴奋到倦怠的转变。他爱的是幻想中真正进步的革命伉俪，无论婚前、婚后都能维持觉醒进步的意识，并在生活中付诸实践。相比于携手进步的伴侣，同居后现实中的子君在涓生眼里更像负担和累赘，理想与现实的错位动摇着维系爱情的根基。

(二)有边界的自由恋爱生活

子君与涓生的自由恋爱突破家庭的阻拦和社会意识的束缚，当心意相投的纯情男女勇敢地将所有男女青年内心向往的自由恋爱化为现实，心中必定对未来的同居生活产生无限的憧憬。然而自由恋爱的“自由”若要成真实则不易，未经现实考验的自由恋爱实则是有边界的自由，憧憬与现实成为恋爱叙事中的第二重错位。

同对伴侣的想象一致，涓生对于同居后的生活也具有先行的预设期待。本以为凭着真正的爱情自由结合成为家庭的青年男女会过上想象中的自由安宁的幸福生活：如热恋时期一样交心夜谈、读书散步；和同样有进步意识的伴侣谈论进步思想，共担生活的风雨，共同进步，让爱情“时时更新，生长，创造”[6]。然而现实中同居后的生活完全被日常的琐碎侵占，子君的日常活动完全围绕家务打转，没有空闲时间再像热恋时期一样静下来读书，和涓生讨论进步思想，日常似乎只剩下 “每日‘川流不息’的吃饭；子君的功业，仿佛完全建立在这吃饭中。吃了筹钱，筹来吃饭，还要喂阿随，饲油鸡……”[7]好景不长，涓生被原单位开除，为了维持一家生计他忙于书稿的翻译自顾不暇，但日渐困窘的家境和子君的粗糙越来越让涓生不能感到安宁：因为子君吃饭，涓生的工作经常被催促打断；因为子君经常将剩饭菜喂给小狗和油鸡们，致使供给家中人的饭菜甚至不够，让涓生内心产生“觉了我在这里的位置：不过是叭儿狗和油鸡之间”[8]的荒谬感，难以与子君沟通交流。

诸事不顺的生活和“变化”了的子君处处让涓生感到不适，有子君在的家庭生活让他甚至感觉压抑，以至于只有独处才能感觉到久违的放松和自由。脱离稳定物质基础的支撑，没有理想伴侣的配合，加之同居前对自由爱情的想象过于美好，理想与现实的错位让自由恋爱实则成为一种有限的自由，加剧涓生迫切想要摆脱子君的想法。同居前，涓生经常对子君讲述的各种西方进步思想，以及反复强调和描绘的爱情理想，均成为与众不同的先进启蒙话语深深吸引子君：“我的言辞，竟至于读熟了的一般，能够滔滔背诵；我的举动，就如有一张我所看不见的影片挂在眼下，叙述得如生，很细微……”[9]然而回过头看，涓生的言辞实质上是符号化的建构过程：涓生口中的爱情和伴侣实质都是具有指向性的说辞，带有“应该是怎样”的预设要求，为爱情中错位的产生埋下伏笔。私人生活中理想与现实的处处错位扩大了恋爱的裂隙，是爱情走向悲剧的直接诱因。

二、错位的产生原因

在恋爱叙事中，理想变成幻觉泡影的没落离不开现实物质层面为个体生存施加的困境和恋爱双方主体的意识差异。

(一) 物质生活的困境打破美好爱情的幻想

涓生和子君的同居生活在开始之初便面临着物质生存的考验：为寻找住处二人花费了大半的筹款，却也只找到了在涓生看来十分敷衍的住处；子君为此卖掉了唯一的金戒指和耳环，与家人闹开，难以回头；接着，同居过程中涓生被原单位辞退，直接让全家失去经济来源。热恋中的青年男女在对未来的憧憬中以为凭借爱可以战胜一切，但现实生活的困境逐渐暴露伴侣双方与期待不同的真实面貌，追求精神契合的伴侣不得不直视现实的生存问题，观念的不合加之形象的改变慢慢落空彼此的期待，成为双方内心的芥蒂，让原本因精神契合从而走在一起的恋爱双方失去感情赖以生存的精神支撑。日常生活带着种种生存考验入侵爱情理想，未能承受住现实打击的爱情与原先的期待构成错位。

(二) 子君的个人选择和有限的自我觉醒促成个体的全面倒退

子君依靠他人解放的自我觉醒只是一时，程度不深。子君大胆与家庭决裂奔向自由恋爱的行为是子君第一次意识到自己身为人的独立自由属性，拥有追求自由爱情的权利。只可惜子君的自我觉醒只是被动觉醒，文中从头到尾只有涓生主动为子君讲解新思想，子君被动听从然后点头，并无其他主动进一步学习了解新思想的举动；思想启蒙的唯一来源是涓生，后续涓生因物质和心理层面的双重困扰产生对子君的厌恶，让子君无法得到进一步被启蒙的契机，由此觉醒意识不进则退，“她所磨练的思想和豁达无畏的言论到底还是一个虚空”。[10]子君本身应该不缺少挣钱的能力，个体身上也展现出难能可贵的觉醒意识。但出于个人选择，子君在根本上并没有延续觉醒的动力，完全把自己限制在家庭的框架内：在行动上没有迈出家门、走入公共空间寻求经济独立，而是选择安心料理家务，照顾夫婿，饲养自己喜欢的油鸡和小狗阿随，并心安理得。涓生的收入是维持生活的唯一来源，自然在家庭结构中掌握着经济权利带来的话语权，而经济不能独立的子君附庸性质的存在。涓生失业后家庭生活更为拮据，但是子君仍没有选择参与维持家庭经营的活动之中，只能仰赖涓生一人继续寻找家庭困难解决的出路。深陷生活的琐碎之中且不主动继续寻求进步意识的熏陶，因而子君的性格和思维变得更为保守、庸俗、颓唐，引发掌握作为话语权主导的丈夫内心的不满和反感，恋爱双方的关系逐渐走向不平等加剧夫妻感情的隔膜。没有物质支撑的爱情理想难以维持美好，所以当涓生明确表示出不爱子君的态度，二人感情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和精神基础消逝不再，作为丈夫附庸的子君也无法继续再呆在原地，只能被动地离开，回到原生家庭之中。

同居后的子君依赖涓生和涓生的爱而活，自己对自由爱情和未来生活的想象可能仅限于能够自由地和心上人一起私奔出逃，尽好自己照顾家庭生活的本分。如，饲养喜欢的动物，而无其他进一步的生活规划，也忘记了进一步学习追求新思想的觉醒意识。子君在精神上和物质上都依赖于涓生。既难以独立维系物质生活，又失去涓生的爱，走投无路的子君只能又回到来处。

(三) 当知识分子的偏见遇上现实

涓生将自己视作进步的新知识分子，在精神至上的年代，涓生的意识里存在对日常生活的固有偏见。生活中做饭吃饭、饲养动物、与邻居沟通等日常事务，在他眼里是一种形而下的琐碎存在。作为进步人士，料理日常生活琐事不在他的职责和关心的范围内，他的伴侣应该同样是思想进步的女性，不该囿于厨房家庭等日常琐事之中，而是应该追求思想上的进步。不寻求经济独立、不继续讨论进步思想、终日围绕家务打转的子君在涓生看来是未脱尽旧思想束缚的表现。因此涓生不理解子君对动物的喜爱，不理解子君照料家务的辛苦，对子君的冷漠和偏见进一步加剧。掌握经济权的男性一方在精神上也占据主导，认定其不是自己所爱之人后便可将对方抛弃，而子君毫无还手之力，成为启蒙理性杀人的牺牲品。

三、带有启蒙叙事色彩的爱情悲剧

恋爱生活中理想与现实的错位离不开启蒙知识分子的个人偏见，而知识分子对日常生活的偏见深植于20世纪20年代的社会时代语境，由此，《伤逝》中子君与涓生的爱情悲剧成为文本表层的外衣，在启蒙叙事的观照中深化成为带有丰富意蕴的符号：其能指意义是令人唏嘘的自由恋爱幻想破灭；所指意义则揭示着当时的启蒙知识分子理想撞见现实的无能为力，伴侣和恋爱生活中的错位实则象征着启蒙话语与现实的错位，直指对启蒙者的反思在启蒙叙事中，按照启蒙主体和启蒙对象进行划分，知识分子与一众封建思想的坚守者和执行者自然形成两大阵营的对立。蒙昧未开、安于现状的下层普通群众构成阻碍社会向前变革的惯性势力。鲁迅在作品中构建知识分子形象进行自我言说的同时，表达了对于同类知识分子群体的关注、期盼和反思，进而探讨启蒙的方式、价值与意义。知识分子与国运的直接关联赋予思想和知识更为崇高的意义。为将沉睡的国民从被封建旧思想道德铸成的“铁屋子”中唤醒，启蒙知识分子将思想启蒙视为己任，精神至上成为时代语境的主流社会意识。陈独秀宣告“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 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11]在救亡图存的感召下，进步青年纷纷离开家庭，抛弃庸常的物质生活走向独立、理想、革命等精神高地，在宣传思想解放的前沿广场为推动社会变革振臂高呼，传递着自由、平等、独立等进步观念，希冀实现自身价值，成为与庸众对立的闪光。

然而启蒙知识分子回到日常生活，对外高举的自由、平等、独立等启蒙话语旗帜在日常生活难以为继。如，知识与理想兼备的进步分子涓生根本无法维系自己心向往的自由恋爱理想，更无法发挥自己所长在思想上进一步深入启蒙、彻底解放初步觉醒的伴侣；再如，《孤独者》中的魏连殳为了生存被迫牺牲理想委身于世俗……精神的清高无法抵挡日常生活泥沙俱下的洪流，一众在广场上为理想振臂高呼的启蒙者成为日常生活中的落魄者，造成理想与现实形成不可调和的错位；在《伤逝》中以爱情悲剧的方式展现出来，伴侣和爱情生活的错位实质是启蒙与现实的错位；伴侣和爱情双双消散的涓生带着深深的悔恨为子君送葬，子君的死和爱情失败宣告着启蒙知识分子面对生活实际的无所适从，即思想的崇高无法解决个人实际生存的危机。对精神至上的狂热追求脱离了实际生活的需求，口号在被视为形而下的真实生活问题面前无用武之地，几乎成为与现实脱节的虚空。肩负神圣启蒙使命和职责的知识分子在爱情日常中的无所适从构成想象与实际情况的错位、理想中热烈滔滔的启蒙进程与现实中无法深入的民众浅层觉醒形成尴尬错位，启蒙知识分子的口号与行动、启蒙事业与个人生活在尴尬错位中形成对启蒙主体价值和意义的深刻揭示和反思，使得爱情悲剧的叙事在对启蒙话语的反思中超出爱情的一般主题，浸染了更为深沉的启蒙色彩。

结语

理想与现实的错位若无法根除，“新文化运动主将们的启蒙主义言说和文学革命的倡导终究只是圈内文化人的自说自话，并没能马上发挥出实际的社会功效，鲁迅张扬启蒙却又深感启蒙无效即是明证。”[12]启蒙的步伐不能就此在生活失败的消极中观望停留，不能因为暂时的失败被判为毫无意义的死刑。因而在《伤逝》的最后，涓生出于个人生存和知识分子的使命决心“向着新的生路跨进第一步”[13]，如同绝望的反抗。但是这种前行带着对子君无尽的悔恨和悲哀，爱情的失败成为身为知识分子的涓生在启蒙的漫漫长路中，对何为有效的启蒙、理论如何与实践结合等启蒙使命和前景的警醒和反思。《伤逝》借助对爱情悲剧的书写，表达对启蒙知识分子的自身局限性的反观，爱情叙事下的爱情悲剧展现出知识分子在私人生活中无所适从的困窘，凝缩了不同时代、社会背景下人的精神困境。因而，爱情中的错位书写实则反映着启蒙话语与现实错位，让爱情叙事增添了启蒙叙事的深刻意义，成为对启蒙者的观照和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