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旦珺

25岁的我，每天早上都起不來。

如果没有偏头痛与冷空气，翻身起床是很难的。依照牛顿定律，改变事物的运动状态需要力。这个力在哪里，我总是找不到。

即便我知道，有一些东西在等待我起床后去完成，但我只是“知道”，仅此而已。认知这种东西，被封锁在大脑内部，而我的头距离我的身体十分遥远。

现在的人越来越频繁地使用“能量”一词，高能、低能、正能量、负能量……我也常对别人说：“我是一个能量值很低的人。”这意味着我容易感到疲倦，每天能做完的事情不多，对生活没有什么激情。

我喜欢主动向别人这样介绍自己，“低能量”这个中性的词语让我感到安全，因为它可以帮助我逃避一些负面的评价，比如懒惰、萎靡、不务正业。

但在我这副缺乏活力的外表的背后，却有一颗非常不平静的大脑。每一根紧绷的神经上都有无数种意志在翻腾，什么都做不了的时候，我的脑子里会冒出很多想法，一个想法压倒另一个。

在我的身体内部，时常会发生看不见的斗争。

尽管会被强烈的痛苦击倒，但说实话，我不觉得受苦本身有什么不妥。直到一次在工作的小会上听到“空心病”这个词，我才突然意识到，我好像有空心病，而且已经有不少年头了。

第一次，我想弄清楚它为什么会发生。

空心病不是一个精神病概念，至少在DSM-5（《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五版）上找不到相应的词条。考虑到它上一次被大规模讨论还是在六七年前，甚至因此显得有些过气。

但我还是一下子被这个词捕捉了，因为空心病准确地描述了我当下的困境。

我翻到11月13日的聊天记录，那天在微信上，我对一位朋友说：“我最近一直被一个问题困扰，就是我完全没有目标，这种感觉很痛苦……没有工作的动力，也没有特别想要追求的东西。”

朋友回：“有没有想去的地方，比如我，我现在就想马上回上海。”

“没有。”我思考了一下，当时恰好是傍晚的饭点，又接着说，“我想吃汉堡。”

我忘了那天有没有吃到汉堡，但汉堡显然无法解救我。

网上对空心病的定义是：“因价值观缺陷导致部分大学生产生的心理障碍。症状为觉得人生毫无意义，对生活迷茫，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说来惭愧，我早已不是学生了，然而这些像是青春期才有的自我探索类问题，依旧顽固地留存在我身上。

“空心症”概念的提出者、北京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副主任许凯文曾在2015年的一次演讲中提到，在北大一年级新生中，有30.4%厌恶学习，40.4%的学生认为活着没有意义。

抑郁、孤独、自杀倾向、自我否定与厌恶，都属于空心症的表现，这些表现都与抑郁症相当。

我猜想，把“空心”单独作为一种现象拿出来讲述，大概是因为那些学生“认为人生没有意义”的念头表现得过于突出。

如果有人当下问我为什么不快乐，我大概也会把心中的罪魁祸首第一个推出来：没有目标，没有意义。

七年前，空心病首次被提出，在社会上引起了不小关注，原因之一是它颠覆了公众对“天之骄子”的想象：考上北京大学的学生，难道不应该是最优秀、最对生活充满希望的吗？怎么还会如此虚无？

很快，时代的背景音变了。几年后，因为年轻人厌倦了无休止的竞争，社会上开始流行“丧”与“内卷”，没过多久又开始流行“躺平”，以宣扬对“内卷”的非暴力不合作态度。“空心”成为了一种预言，也变成了再寻常不过的状态。

或许正是因为这样，过去我没有把“低能量”当一回事。但是没有想到，25岁的我的“空心症”会发展到自己都难以忍受的地步。

回忆过去，我的学生生涯大体还算顺利，不过它由许多艰难的小坎组成，主要基于我有严重的拖延症。

因为拖延，我习惯折腾自己，用“生死时速”赶作业是家常便饭，甚至因此战功累累，创下过诸如一晚上写完国庆七篇小作文、两天写完毕业论文等“学术奇迹”。

我对自己的拖延症不得其解，拖延不做事的时候，自制力凭空蒸发，身体几乎不由我控制。我专门为这种古怪的神经症发明了一个词：强迫拖延症—不想拖延，也要强迫自己拖延。

以为拖延时的“偷闲”很快乐，是世上最大的谬误。焦虑感弥漫在“无所事事”的缝隙当中，有时叫唤身体去干点正事，像驱动一台柴油耗尽的破拖拉机，费力，效果极差。拖拉机哼哼几下，就停摆了。

后来，我为自己的拖延症找到了一个原因，那就是我不喜欢做这些事情，不喜欢学习，也不喜欢写论文。

解释之外还有另外一层意思，如果我找到喜欢的事，便应当“有如神助”，必然取得比“一晚上写完七篇作文”更好的成就。

然而，事实却完全不是这样。2020年，我工作之后，一切都变得更糟了，生活秩序间歇性坍塌变成了常有的事，具体表现为：晚睡、晚起、无规律饮食、长时间不收拾屋子、无法出门，以及，躺在床上想上厕所，卫生间离我半步远，但就是不想动。

眼下网上很受欢迎的心理咨询师崔庆龙，喜欢用“心理效能”来解释这种沉重的、被动的状态。他形容人的心理效能是一个额定电量的发动机，只能承载有限的活动，当心理效能较弱时，“一个人的心理活力不足以在高水平运作，只能让自我进入任务托管模式”。

我隐隐认为，在我心理后台上，有某个程序占用了巨大的CPU，不断消耗着我的能量。在能量耗光的时候，原本的生活经验都变得悬浮起来。

我精神上的痛苦，常在赶早班飞机的前一个晚上达到顶峰。

我带着对现代效率社会的恨意，辗转反侧，心想，古人绝不会像我这样，因为必须要在几点几分起床而如此狼狈。

我感到极大的不适，好像有一把精准的时针在切割我的肉身，又像见光就灰飞烟灭的鬼魂被迫看着天亮。

我连续几次，任性地在半夜取消机票。

随之而来的是羞愧。我不知道该怎么向别人解释，我没有办法遵守规则，以及我为什么会为早起赶飞机这件再寻常不过的事情感到折磨。

我觉得我的大脑与身体出现了某种紊乱，过去一直凝聚着我的东西消失了，我的意志变成了一滩水，淌在地上四处乱走。

每当我进行反刍，都会得到一个相似的结论，那就是我体内仿佛缺乏一种基本的生命力。

你很期待去做这件事吗？我问自己，我悄悄在心里回答，不期待。

但是，哪有什么很值得去做的事呢？你的目标，所谓有价值的追求，在哪里呢？

我陷入茫然。

有时，弗洛伊德会给我些许安慰。他习惯用人的生物驱力解释一切，他说，文明的发展基于对生物驱力的压抑，社会文明化程度越高，压抑越大，神经症就越多，这是人类要为文明付出的代价。

弗洛伊德对神经症的解释，反而让我感到自己的“正常”，人因现代社会里的规章制度感到束缚，只是本能在起作用。但如果说，人的本能是追逐好的东西，追求一种自我的满足，我却发现，我没有“为更好的生活而努力”的念头。

我想到一些抑郁症患者，抑郁症令人不解的地方，在于患者的内驱力好像“坏掉了”，他们的所作所为，通常将自我导向更加不幸而不是更加幸福的境地。

意识到我好像也存在这种倾向，是通过一次与朋友的对话。

朋友说，她以前去亲戚家的工厂帮过工，看到流水线上的工人很辛苦，日复一日地从事异化的劳动。

我连忙问，对此你有什么样的感觉。

她说，不想成为他们那样的人。

她的感受与我的截然不同。我心中震动，但还是老实回答：知道有人为生计只能這样活着，我觉得这个世界糟糕透顶。

我经常为命运赠予我的幸运感到不安。2020年初，新冠肺炎在全国暴发不久，我每天看到网上的消息，会应激般流泪，为什么生病的人不是我呢？我这样想，与受苦的人相比，我为何得以安全、健康地栖息在一个角落，我怎么配？如果有人在我面前说“我怎么配”，其背后自我贬低的气质大概率会让我皱起眉头，心理学上认为这是一种十分有害的想法。即便如此，我必须承认，我经常这样想。

虚无感延宕在我的心头，但我不是不想自救；看到自己“瘫痪”的身体，我满世界寻找有什么灵丹妙药可以让我“走两步”。

我甚至跑去看世界上最年轻有钱的名媛们在做什么，希望通过她们找到一些让我羡慕的、激发我欲望的东西。然而，当我看见社交媒体上的头等舱、香槟、奢侈品包包还有游艇派对时，我大失所望。

无聊。

在电话里，爸妈不断劝说我去考公，他们列举出种种好处，例如工资体面、退休金高、福利多多，然后摆出打破脑袋也想不明白的疑惑，不理解公务员这份工作那么好，我为什么就是不照他们说的做。

我通常沉默，“不知道该怎么解释”的感觉再度包裹了我。“你们说的这些都吸引不了我”，类似这样的话，我很难说出口。我预料到我很快会被问倒：那什么能吸引你呢？

面对空心病，许凯文有一个经典的解释。他认为价值感的普遍缺失，不是生物与心理层面的问题，而是社会与教育层面的，是功利化的教育忽视了对人内心的培育。

确实，我从小是个乖小孩，行为上不逾矩，学习上不用父母操心（因为我会一晚上补完所有的假期作业）。不过我不确定我的本性是否如此，只知道我在很小的年纪就开始了焦虑，是焦虑让我变乖。

焦虑是对想象中的危险的反应，小时候，每次爸妈的手机铃响起，我就神经质般地开始担心是不是学校的老师打电话来告状，即便我什么坏事也没有做。

回忆起这件事，现在的我也会感到稀奇。因为我的父母教育我不算严厉，家庭氛围也不冰冷，但我确实有一种长久的担忧，担忧我搞砸了什么事情，即便我不知道我会面临什么样的结果，但我害怕那个结果。

就像很多东亚人那样，在前半生一直驱使我的，是恐惧：害怕考试考不好，害怕上不了好大学，害怕没法毕业，害怕找不到工作。

总结起来，这些害怕看似是对失败的恐惧，但人作为一种社会性的动物，归根结底是对遭受他人侮辱的恐惧。

一些人用“虚假自体”来解释空心病形成的原因。虚假自体的概念，来自英国精神分析学家温尼科特，他提出的理论主张，在人的婴儿时期，一个安全的、需求被满足的环境才能培育起稳定的自体感。然而，不是所有母亲都能很好地回应婴儿的需要，对于只能依赖母亲的婴儿来说，这无疑是一种创伤。为了防御创伤，婴儿只能创造出虚假自体来隐藏自己真实的需求，以顺应与母亲的相处。

虚假自体，与弗洛伊德的“超我”有一定相似之处，它们都拥有“压抑本能”的功能。但在弗洛伊德的设想中，“超我”是普遍存在的，而虚假自体则诞生于不良好的母婴关系。

拥有虚假自体的人，往往能按照父母的期待成为一个好学生，甚至成功人士，但他们内心深处对取得的成就并不感到喜悦。

这个说法或许能说明，空心病最早被提出，为什么是在北大。

出于严谨的态度，我没有办法言之凿凿地说，就是我身上的虚假个体，消耗了大量的心理效能。不过我的确意识到，在真实的自我与外界之间，有一堵厚重的墙，以至于我在听到一些赞美时，几乎不会感受到任何快乐。

虽然不会觉得不适，但我发现，我很难对对方讲述的内容产生真正的认同感，“是这样吗”“我自己都不知道我做得不错”是我在面对称赞时最常见的感受。

一切似乎又回到了那个问题，我找不到我认同的人生目标与意义。

如果你看到我写下的这些文字，会发现其中存在巨大的软弱性：我感到痛苦，但无力解决目前的困境。

但有没有一种可能，你被我欺骗了，我在言语之间夸大了我的负面感受。

如果有人要窥探我的生活，会发现那极其安静。我住的房间很小，大概不到十平米，书桌边上紧挨着床，从椅子上翻个身就能躺下。

在大部分时间里，我都不出门，我给自己买了一堆厨房玩具，炭炉、摩卡壶和三明治机，我喜欢摆弄它们、制作点心。兴致好一点的时候，我还会去客厅做运动。

还有一件特别喜欢的事，就是给小猫梳毛。

在这些岁月静好的日常表面与“人生没有意义”的内心感受之间，我自己也会产生困惑。

在被问题缠身的时候，我一度认为我面临的苦楚是无解的，是永远都跨不过去的难关，因为太多有智慧的人都已经说过，世界就是虚空，世上本不存在有关意义的答案。这时我会近乎绝望地想，也许这就是我要接受的命运，沉重且疲倦地活着，用一种“不知道怎么活”的消极姿态活下去。

但在另一些时候，这个缠绕着我的问题消失了。和猫待在一起的时候，这个问题就会消失。

我认为我忽视了一個最关键的事实，一个快乐的、能感受到自己存在的人，不会经常把“寻找人生的意义”挂在嘴边。即便很多人都没有伟大的人生目标，他们也不会像我这样感到如此不适。

价值观缺失不是空心病的原因，是空心病的表征，也是它的结果。

换句话说，是我选择了空心病，选择非要问出“人生有何意义”这样难回答的问题。

我学习过一年的心理学课程，说实话，大部分知识已经忘记了，却模糊地留下两个印象，一是人往往以为自己的认识很可靠，实际上脆弱不堪；二是人终究是动物，具有不讲道德的生物性，但往往因为意识不到，所以控制不了。

抑郁症也可以被理解为一种策略，我曾经读过一篇精神分析师写的文章，里面提到，染上抑郁症的产妇们，可能试图通过抑郁这种方式，抢夺因为婴儿失去的注意力。它既表现为一种病征，又来自某种自我保护的本能。

这种说法乍听起来有些惊悚，但如果把产后抑郁的产妇，理解成因为学习压力太大导致抑郁的学生，一切就好接受了。抑郁症是其反抗当前生活的一种手段，即便它可能会带来更大的痛苦。

某种程度上说，我也绝望地相信，我“选择”空心病，某种程度上是因为空心病对我具有重要作用。

空心病带来的问题，是一种抽象的、有关人生哲学的痛苦，投入这种巨大的痛苦当中，或许可以掩盖或逃避其他令人恐惧的东西。

基于空心病经常发生在大学生群体中，仅以我个人的经验猜测，空心病患者大多不喜欢竞争，不仅竞争失败会带来实际的损失，竞争成功也会带来牺牲。

可以想象，在现在的教育环境下，考上北京大学的学生，往往经历过更加激烈的竞争，他们也必须成为竞争中的胜利者，才能取得当前的成就。

现代社会是一个以个人竞争为基础的社会，尽管竞争带来的权力、声望与财富能增强安全感，但不是所有人都渴望竞争成功。竞争会带来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紧张，我经常认为，如果有人恐惧竞争成功，不是因为他不向往成就，而是因为他更恐惧不被喜欢—毕竟你没办法把一个人踩在脚下，同时又渴望他来爱你。

对身心健康的人而言，竞争与被喜欢之间的矛盾可能存在，但不会成为他们正常生活的阻碍。而在神经症者心中，这样的冲突过于激烈，难以调和。因此，他们选择跳进巨大的无意义感中，麻痹现实的苦痛。

我作为一个同样无力的、感到空心的“疑似神经症患者”，实在很难给出建设性的建议。真正的建议，也有很多人说过了。不过我想，痛苦的人总会先改变。

在接触心理学的过程中，我不断产生这样的念头：尽管神经症被医学纳入需要矫正的范畴，但正如空心病现象暗示了现代社会的竞争对生命活力的摧折，在更广阔的维度中，神经症的出现预示了人类内心想要解放的领域，而神经症患者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反抗。

我说不出很好的话来，但我想用加缪写西西弗斯的话做结尾：“他的命运属于自己。他的那块巨石是他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