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墨

11月14日中美元首首次面对面会晤，紧随其后的两国职能部门高官见面，以及计划中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首次访华，这一切都预示着中美关系在出现一些新的变化。用王毅外长的话说，是一个“新的起点”。这很可能意味着，接下来的双边互动将呈现某些不同以往的态势。管控分歧、稳定关系，是中美两国在2022年进入尾声时传递出的明确信息。2024年美国总统选举选战升温前，中美有一段相对平静期的“窗口期”，能赋予“新的起点”实质性的意义。

正在经历两国建交以来未曾有过的调整，这是现阶段中美关系的基本现实，也是窗口期的大背景。如果把这种调整过程视为中美关系的“长周期”，那么窗口期有可能发挥的作用，就是为这个长周期里中美互动确立大致的框架，防止双边关系出现螺旋式下滑。与此同时，窗口期出现的时间点，也是拜登政府对华战略基本成型并进入实施的初期阶段。这个阶段的中美关系，将从竞争或合作这样的“宏大叙事”，转向更为具体的如何探讨相处之道。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佩洛西8月初“窜访”台湾，都是中美关系中的重大事件。她的行为给互信脆弱但正朝着缓和方向发展的中美关系，投下了政治毒素。所以，“新的起点”的第一层涵义，是中美产生了共同的意愿—给佩洛西窜访台湾事件“消毒”。9月23日，布林肯前往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驻地，与正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的王毅外长举行会晤。在会晤中布林肯重申，美方不寻求打“新冷战”，一个中国政策没有改变，不支持“台独”。

那次纽约会晤，是佩洛西窜访台湾事件后，中美高官首次面对面。约一个月后的10月28日，王毅在北京接受了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到任拜会。那时距伯恩斯以驻华大使身份抵达北京，已过去近8个月。这样的“等待”时长，中美建交以来非常罕见。值得注意的是，伯恩斯的到任拜会，也是中共二十大后中美高官首次面对面。三天后的10月31日，王毅应约与布林肯通电话，就当前及今后一段的中美关系交换意见。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伯恩斯11月9日发了一条推特：“很高兴在北京与驻美大使秦刚会晤，在他返回华盛顿之前讨论美中关系。”秦刚在转发那条推特后写道：“我对与美国驻华大使广泛而具有建设性的讨论表示赞赏。”以国际政治常识来看，这种没有官宣的“个人会面”，反倒是对外交沟通顺畅的凸显。不难看出，中美在以各种形式的互动，给佩洛西窜访台湾事件“消毒”，为“新的起点”做铺垫。

11月14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拜登在印尼巴厘岛的会晤，是就“新的起点”发出的强烈信息。王毅在介绍这次会晤的意义时用了三个“首次”：“这是中美元首三年来首次面对面会晤，是拜登总统执政后两位领导人首次面对面会晤，也是中美各自完成今年国内重大议程后两国最高领导人的首次互动。”无论是分析中美关系现状还是预判未来走向，两国元首在巴厘岛长达三个多小时的会晤，其意义无论怎么强调都不为过。

以元首外交的形式向对方表明战略意图，也是某种形式的“战略确认”。习近平主席在会晤中表示，“中国从来不寻求改变现有国际秩序，不干涉美国内政，无意挑战和取代美国。”这并非新的表态。2021年7月舍曼首次以美国常务副国务卿身份访华时，王毅就对她说，中国的发展不是要挑战美国，也不是为了取代美国。2019年中国发布的《新时代的中国与世界》白皮书中，也有类似的表述。毫无疑问，这体现了中国对美外交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在美方对华战略疑虑非理性蔓延的情况下，这样的“确认”有其必要性。

拜登对美方战略意图的表述出现了某些微妙的变化，此前的“四不一无意”变成了“五不四无意”，姿态变软的意味非常明显。更“软”的是拜登所称的“我愿重申，一个稳定和发展的中国符合美国和世界的利益”。这样的表述，是拜登就任美国总统以来的首次。再往前追溯，美国总统或官方文件里出现类似的表述，还是在奥巴马第一任期内。言行不一是拜登政府对华外交的特点之一，但确认战略意圖的意义在于，外交行为陷入“深度迷茫”时，有一个缓和双边关系的路标。

相比确认战略意图，讨论“原则性共识”是更具实质性意义的“新的起点”。习近平主席表示，“中美这么两个大国，没有一些大的原则性共识是不行的。有了原则，才有方向，有了方向，才能妥处分歧、拓展合作。”根据中方发布的新闻通告，美方认同应确立指导美中关系的原则，可由双方团队在已有的共识基础上继续谈下去，争取尽早达成一致。

长期以来，美国的对华外交重视具体问题，轻视带有战略框架性的原则问题。这一方面反映了中美战略文化的差异，但更凸显了美方想把如何定义双边关系这样的“原则”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意图。但如今中美关系的复杂程度，及其对地区和世界的影响，已经不能用“一事一议”来处理。或许正是意识到这一点，拜登表现出愿意谈原则。如果开始讨论指导双边关系的原则，那么“战略竞争”绝无可能成为“唯一原则”。

有了元首外交的把舵定向，接下来的双边互动所发挥的作用就是提供动力。12月11日至12日，美国国务院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康达、白宫国安会中国事务高级主任罗森伯格来华，在河北廊坊与中国外交部副部长谢锋举行会谈。对于会谈的细节，中美都没有透露太多，但双方都提到了“落实”或“跟进”中美元首巴厘岛会晤。美方的新闻稿还提到，这次访问是为布林肯明年访华做准备。

如果布林肯的访华能够成行，那将是拜登政府的国务卿首次访问中国。就目前中美关系现状而言，这样的“首访”不仅具有象征意义，更大的可能性是为后续的互动铺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2023年中美之间的互动，可能呈现与拜登政府前两年任期内不同的局面。换句话说，北京和华盛顿存在某种默契：都想利用2024年美国大选前的“时间窗口”探讨两国的相处之道。而互动的成效如何，将在一定程度上勾勒出中美关系指导原则的大致轮廓。

“新的起点”预示着新的可能性，同时也面临着新的态势。对比拜登入主白宫后不久的中美安克雷奇会晤，可以感觉到中美关系的“现状”出现了某些较为明显的变化。从中国的视角来看，拜登政府的对华战略已经基本成型并已进入实操阶段，但所呈现的局面与中国所希望的中美关系发展方向并不一致。對于美国来说，战略设计的预期与现实效果存在差距。中美关系的剧烈震荡，以及亚太、欧洲等第三方角色的反应，都使对华战略竞争的实施遭遇到了不同程度的阻力。

如何在学术上清晰地定义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成型，这个任务或许应该留给未来的历史学者。但直观地感受到这一点并不难。截至2022年10月，拜登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国防战略报告》《核态势评估报告》等重磅文件，以及近年来的“新生事物”《印太战略报告》都已公布。此外，美国国会也通过了《美国竞争法案》《芯片与科学法案》等重要法案。这些有着政策、资金配套的文件与法案，或多或少都在围绕战略竞争转。

更直观的是拜登政府对华外交行为。拜登执政的前两年时间里，通过行政令、出口管制、实体清单等手段，直接打压中国的力度持续升级。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学者乔恩·贝特曼，在今年10月的文章中提到这样一组数据：进入美国实体清单的中国企业，从2018年的130个猛增到了2022年的532个。他把过去四年来美国的加征关税、出口管制、投资限制、签证限制等，称作对中国发起的低烈度的经济战。

是否称得上经济战见仁见智，但如果聚焦高科技领域，拜登政府的行为肯定不是“低烈度”。10月7日，美国商务部下属的工业和安全局发布了针对中国的高端芯片出口管制措施，从芯片产品、代工生产、制造设备以及人才合作等诸多方面下手，几乎是想完全切断中国在这个领域与西方的联结。乔恩·贝特曼认为，这些控制措施远超美国此前的行为，凸显其在广泛且根本性的层面聚焦遏制中国能力的意图。

在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马丁·沃尔夫看来，拜登政府在高科技领域的动作，可能产生巨大的地缘政治影响，远比特朗普政府时期所做事情更具威胁性，目标明显就是迟滞中国的经济发展。美国企业研究所学者埃里克·塞耶兹则认为，这样的动作反映了拜登政府遏制中国发展的新企图，而不是什么追求公平竞争。其中的逻辑不难理解，因为像中国这样的大型经济体，科技尤其是高科技在经济发展动力来源上的权重越来越大，如果在这个领域遭遇困境，至少在理论上是有可能减缓整体生产率的。

除了单边打压，还有多边“围剿”。12月5日，美欧贸易和技术委员会第三次部长级会议在华盛顿召开。9月8日至9日，印太经济框架首次部长级会议在洛杉矶召开。众所周知，这两个联盟，是拜登政府在欧洲和亚太两个方向展开对华战略竞争的抓手。除了参与成员众多的“大网”，拜登政府还升级或打造了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美英澳安全同盟等小多边。这些机制化的框架一旦开启，美国就不会放弃使其服务于战略竞争的努力。

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拜登政府对华战略竞争的“成型”，与其所预期的“成效”之间，还有较为明显的落差。就双边层面而言，战略竞争思维驱使下的外交行为，所导致的直接结果是中美关系螺旋式下滑，双方的互信降至新低，甚至出现直接军事冲突的风险。毫无疑问，这与拜登政府所称的“不使竞争滑向冲突”的意愿并不一致。如果对华外交不做适当的调整，中美竞争所呈现的局面，与拜登政府所希望的可能越来越远。

多边的问题更明显。这个问题，可以从美国的盟友与伙伴对战略竞争思维的接受程度，以及在实际实施过程中的可操作性这两个层面来看。目前基本可以肯定的是，带有明显“新冷战”意味的战略竞争，无论在欧洲还是亚太，不仅没有因美国的努力而一呼百应，而且还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抵制。

12月5日，德国总理朔尔茨在《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全球转折时刻：如何在多级时代避免新冷战》的文章。他在文章明确表示，德国和欧洲不认同世界注定要再次分裂成相互竞争集团的“宿命论”，认为中国的崛起不能构成孤立中国或限制与其合作的理由。而在某些领域“孤立中国”与“限制合作”，正是拜登政府对华战略竞争的基本操作。在这一点上，法国的立场与德国相似，马克龙总统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拒绝“新冷战”。不难看出，美国政治精英的战略竞争思维，并没有在欧洲政治精英中引起太大共鸣。

美国的战略竞争，在亚太地区的接受程度更低。今年11月G20峰会，主席国印尼的总统佐科在主旨发言中说：“我们不应该使世界陷入分裂”，“我们绝不能让世界滑向另一场冷战”。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12月访问美国期间，在美国智库的演讲中表示，许多亚洲国家对大国竞争不感兴趣，呼吁美国对这个地区的经济需求发挥领导作用。《经济学人》12月的文章认为，美国的亚洲盟友们，对摩尼教式的超级大国争斗没多少兴趣，这个地区几乎所有国家都与中国有着密切的经济联系，不愿意搞脱钩。

在战略执行层面，拜登政府的布局看似谋划周密，但在可操作性上存在明显的问题。以美国目前紧盯的芯片行业为例。台湾地区的高端芯片优势，是美国力图掌控的目标，拜登政府软硬兼施下了不少功夫。但《经济学人》的分析指出，即使台湾芯片制造商把某些生产能力迁往美国，但下一代的芯片研发依然会留在岛内。“这涉及大量知名公司与研发机构的复杂且活跃的研发环境，即便有政治意志也不能简单地打包带走。”

中美关系在2022年进入尾声之际出现“新的起点”，直接原因是双方都有了更为强烈的稳定双边关系的意愿。变化主要来自美国。拜登政府在經历一波情绪化的外交打压，以及所谓战略性的谋划后，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反思“中美关系应该怎么走”的压力。虽然这样的反思不可能改变美国的对华战略竞争思维，但却有可能为中美关系回到相对正常的轨道留出空间。

在某些美国学者看来，拜登政府战略竞争驱使下的很多政策行为，体现出诸多“不正常”。对于拜登政府主导的中美科技脱钩，乔恩·贝特曼在《外交政策》杂志的文章中分析称，在这场高风险赌局中，华盛顿既做玩家又当庄家，自己动手的同时还限制别国的选择。在他看来，美国的赌注下得太大，公开阻挠中国成为发达经济体，甚至不惜以牺牲美国与盟友的利益为代价。

政策之所以咄咄逼人，华盛顿的“优势心态”是重要原因。但在贝特曼看来，这正是问题所在。“拜登政府以及华盛顿的很多政客，觉得好像风向对美国有利，对华强硬行为正在起作用，但风险似乎却不在他们考虑范围内，我觉得这是个大问题。”美国前资深外交官韦德宁（Dennis Wilder）也认为，拜登政府在“平衡”中国方面做得“太过火”，需要强化与中国接触的力度。

接触固然重要，但更根本的问题是做出政策调整。美国知名智库布鲁金斯学会11月发布了一份题为《矫正美国对华政策》的报告。这份报告对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做了反思，认为目前的中美关系已经产生了四个连锁效应：动摇了美国的全球伙伴的信心，它们越来越怀疑美国政策的可持续性以及是否明智；使得解决气候变化、传染病危机与核扩散这些全球挑战更加遥不可及；损害了维护国际安全、确保商品和服务自由流通的制度、规则和机制的有效性；挤压了中美管控危机的外交空间。

这份报告事实上隐晦地批评了拜登所称的“极端竞争”，比如认为所谓的“为竞争建护栏”的努力已陷入僵局、毫无进展。而“竞争+护栏”正是拜登政府对华战略的基本框架。从该报道的论述可以看出，目前对华外交需要的不是建护栏，而是一个更为广泛的政策框架。“单向度地聚焦竞争，美国其他重大外交政策利益就会受到影响，包括双边层面中美一致和重叠的利益、中美共同的全球利益与责任，以及避免军事冲突的关键措施等。”

虽然该报告没有完全跳出战略竞争的思维，但已经带有探讨“中美关系指导原则”的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