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占勇

2020年，中国绝对贫困已消除，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目标。作为国家精准扶贫战略“五个一批”工程的易地扶贫搬迁，为中国脱贫攻坚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全国“十三五”易地扶贫搬迁规划》指出，“十三五”时期“迁出区域范围涉及全国22个省(区、市)约1400个县(市、区)。经国务院扶贫办扶贫开发建档立卡信息系统核实，上述范围内需要实施易地扶贫搬迁的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约981万人”。2020年1月，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要加大易地扶贫搬迁后的扶持力度，巩固脱贫成果，防止返贫。”(1)《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抓好“三农”领域重点工作确保如期实现全面小康的意见》，《人民日报》2020年2月6日，第1版。2020年8月17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举行新闻发布会指出：“截至目前，全国已建成集中安置区约3.5万个，建成安置住房266万多套……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着力在深化扶持和加强督导上下功夫，不断巩固易地扶贫搬迁社区工作成果。”(2)国家发改委：《截至目前全国已建成安置住房266万多套》，《新京报》2020年8月17日，第1版。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基层社区建设状况关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3)黄树贤：《奋力开创新时代城乡社区治理新局面》，《求是》2018年第15期。，强调“社区是城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社区治理只能加强，不能削弱”(4)《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日报》2019年11月6日，第1版。。因此，从现实看，研究并促进易地扶贫搬迁社区治理的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意义重大，既关乎后脱贫时代精准脱贫成果的巩固，以及与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衔接与转型，也关乎基层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建设。

易地扶贫搬迁实施以来，涌现出较多的建设案例，展现了各具特色的实践经验。然而，当前易地扶贫搬迁社区建设的问题仍然比较突出，是困扰社区建设走向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的主要障碍，如移民思想不稳定(5)何棣华：《探索“三治融合”的社区治理新机制》，《当代广西》2020年第4期。、自治乏力(6)何得桂：《乡村振兴视域下易地扶贫搬迁社区治理及其深化》，《行政科学论坛》2019年第2期。、居民参与度不够(7)李斌、龙佩林：《湘西易地扶贫搬迁新社区传统体育传承及健身服务体系建设扶持研究》，《体育科技》2018年第3期。、日常生活与制度间紧张(8)吴新叶、牛晨光：《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的紧张与化解》，《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文化冲突与融合度低(9)梅莉：《移民·社区·宗教——以近代汉口宝庆码头为中心》，《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等等。学界虽然指出了建设中的问题，但缺乏从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的“特殊性”视角深究问题的成因，进而对社区建设的特征、方向、机制、内容、行动原则与逻辑等相关内容的理论阐释不足。由此提出的对策建议也多停留在社区的“普遍性”层面，如聚焦党和政府的元治理作用(10)黄荣彪：《环江易地扶贫搬迁“六联一带”新型社区创建工作实践与启示》，《当代广西》2019年第14期。、共同参与(11)孟梦、马克林：《“元治理”视角下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治理的现状和路径》，《重庆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6期。、语言文化适应(12)田光辉、杨庚梅：《湖南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社区语言和谐问题研究》，《知识经济》2019年第6期。、融合发展策略(13)杨培峰、龙香：《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的空间特征与规划对策》，《规划师》2020年第2期。、构建和谐环境(14)王蒙：《后搬迁时代易地扶贫搬迁如何实现长效减贫？》，《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6期。，并没有彰显其自身的特殊机理和逻辑，缺乏“针对性”“有效性”。所以，在易地扶贫搬迁社区治理研究上，全面、深刻认识其特殊性并展开深度的学理阐释，是把握问题与成因，并提出科学有效对策建议的关键所在。部分学者也注意到了这点，但对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的“特殊性”多从“新主体陌生人社区”(15)丁波：《新主体陌生人社区：民族地区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的空间重构》，《广西民族研究》2020年第1期。“独居到聚居”(16)周华连：《易地扶贫搬迁后移民社区的组织再造与秩序构建》，《领导科学论坛》2020年第13期。的空间视角予以阐释与理解。事实上，“空间”特征是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特殊性的小部分，甚至可以说只是特殊性的表现形式，无论从全面性上，还是从深刻性上，仅从“空间”特征把握其特殊性都是不够的。需要从形式上分析其内容，从表象上挖掘其本质，才能真正地认识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的特殊性，进而对问题及成因的理解更加深刻，提出的对策建议更加精准。

鉴于此，为了巩固好脱贫成果，提升社区治理能力，适应我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需求，对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的研究还需要下大功夫。基于对特殊性的重视，若从学理上有深入的阐释，总体上要从多个维度回答：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的本质特征及治理方向是什么？治理的内在机制及核心内容是什么？治理中应坚持怎样的社会行动原则与逻辑？基于理论上的阐释，为给予现实启示，还要进一步探析易地扶贫搬迁社区治理达成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的实践路径有哪些？本文就是围绕以上问题，对易地扶贫搬迁社区治理展开全面深入的理论阐释与对策研究。

一、易地扶贫搬迁社区治理的理论阐释

(一)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的本质特征与治理方向

易地扶贫搬迁社区包含“个体”“集体”“结构”三个层面的特征，与此相对应，社区治理客观上存在三个困境。要跳出社区治理困境，必须基于以上特征实现三个方面的有效转变，这是易地扶贫搬迁社区治理的主要方向。

1.个体层面：“农村—城镇”与“传统—现代”

在个体层面，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的表象特征是，由原来农村社区居住地，逐渐转变为新生城镇移民社区居住地；而本质特征是，移民个体由传统的农村生产生活方式向现代的城镇生产生活方式转变。

易地扶贫搬迁社区是新生的城镇社区，对移民个体而言，面临从农村生产生活方式向城镇生产生活方式转变的挑战。移民个体的社会化“记忆库”仍然充斥的是在农村社区场域形成的经验和惯习，是应对新的生产生活方式的重要依据。所以，移民个体在处理新的生产生活问题或难题时，会自然地选择以往的经验和惯习，而传统的做法往往难以匹配新的需要，就会在城镇社区生产生活中受挫，导致不适应。另外，由于农民的自身局限性，致使其实现由农村向城镇生产生活方式转变的自觉性不够，完全依靠自主性转变与适应不现实，需要社区加以干预与调节。因此，作为个体层面的特征，客观上也反映了易地扶贫搬迁社区治理中，存在移民个体难以适应城镇社区生产生活的困惑。

那么，在个体层面，促进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的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的方向是，要实现移民个体在传统生产生活方式背景下，逐渐学习并适应现代生产生活方式，由传统农民转变为新市民。

2.集体层面：“移民—居民”与“分散—整合”

在集体层面，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的表象特征是，由来自不同地区的移民逐渐转变为生活在同一环境的居民；而本质特征是，社区集体由移民的分散性向居民的整合性转变。

易地扶贫搬迁社区对所有搬迁移民而言都是新的环境，不同于流动人口迁入已有社区情况，易地扶贫搬迁社区更具异质性和陌生性。中国是伦理本位、关系本位的社会，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将中国关系整合机制界定为“差序格局”(17)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8页。，后来中国学者对乡土中国的运行机理进行了拓展，提出了“熟人社会”(18)贺雪峰：《熟人社会的行动逻辑》，《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人情社会”(19)李伟民：《论人情——关于中国人社会交往的分析和探讨》，《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第2期。“关系社会”(20)孙立平：《“关系”、社会关系与社会结构》，《社会学研究》1996年第5期。等概念，反映的都是基于血缘、地缘、业缘等因素的关系性特质。那么，就中国社会实际而言，如果某些个体具有地缘相同、业缘相似的特点，却未能形成熟识的关系型集体，无法消解陌生感，那么就难以形成凝聚力和认同感，对集体间的协同、合作、互助等良性关系的维系隐患很大。易地扶贫搬迁社区就要基于地缘与业缘优势尽快构建关系型社区。因此，作为集体层面的特征，客观上也反映了易地扶贫搬迁社区治理中存在搬迁移民难以形成良好交往交流交融状态的困惑。那么，在集体层面，促进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的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的方向是，要实现社区居民间了解、熟识、接纳，培养社区居民对集体的归属感和认同感。

3.结构层面：“脱贫—发展”与“经济—系统”

在结构层面，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的表象特征是，由国家行政主导下精准化的经济脱贫转变为新生社区下的生产、教育、医疗、文化等内容的全面运行；而本质特征是，由单向度的经济增长向多维度的系统发展转变。

国家对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的总体要求是“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21)李洪兴：《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人民日报》2020年10月15日，第5版。，从逻辑上看，“稳得住、能致富”是“搬得出”的结果，两者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稳得住”是“能致富”的保障条件，“能致富”也是为了更好地“稳得住”。然而，“稳得住”就不仅要有经济效能，而且要有社会文化效能，核心是对社区结构的整体要求，即在发展生产力，奠定经济基础上，实现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各要素系统性协调性发展。因此，作为结构层面的特征，客观上也反映了易地扶贫搬迁社区建设中，存在因过度重视经济上的增效，挤压社区结构中其他要素的协调发展，阻碍结构良性循环和互补的困惑。

那么，在结构层面，促进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的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的方向是，在促进经济提升及收入增长的基础上，实现经济与政治、社会、文化要素协调统一的互嵌式发展。

(二)易地扶贫搬迁社区治理的内在机制与核心内容

从本质特征与治理方向上看，易地扶贫搬迁社区治理要应对“个体”“集体”“结构”三个层面存在的困惑，并实现发展的有效转变。为此，易地扶贫搬迁社区治理还要从学理上进一步明确：内在机制和核心内容是什么？这是最终探求易地扶贫搬迁社区治理有效路径必须回答的问题。

滕尼斯对社区做了明确的定义，是当前学界普遍使用的基础性概念，他认为“社区是有共同价值观念的同质人口组成的关系密切、守望相助、富于人情味的社会团体”(22)斐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67页。。滕尼斯对社区的论述，基于他对现代社会的焦虑，集中表现在对现代社会凝结机制的担忧，他认为现代社会与社区的不同在于缺乏情感，而社区的运行机制是富有感情的人伦关系。(23)杨冬艳：《论社区概念及其演进中的价值诉求和伦理意涵》，《中州学刊》2006年第9期。事实上，他阐释的社区是一种传统的小型社会，“恰恰是作为现代化城市社会的对照物”(24)李文茂、雷刚：《社区概念与社区中的认同建构》，《城市发展研究》2013年第9期。。后来，学者对滕尼斯的社区概念进行了深化，对社区与社会的观点进行了拓展，把两类共同体的运行机理进行了融合，认为在现代社区中，同时存在传统小型社会和现代社会两种凝结机制，正如费孝通所讲，“社区是若干社会集体(家庭、民族)或社会组织(机关、团体)聚集在一地域里,形成一个生活上互相关联的大集体”(25)夏国忠：《社区简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7页。。所以，社区的概念已不仅局限于传统上的共同体，而且具有了社会的分析意义，在运行机制上，既有传统意义上的“情感”条件，也有现代意义上的“分工”条件。

社区概念的深化，既表明了社区发展的基本方向，也反映了社区治理的内在机理。“情感”和“分工”是两个核心机制，社区治理就要围绕核心机制展开。构建“情感”和“分工”机制，目的是实现坚固的、稳定的社区“团结”，这是社区治理的核心内容。机制不同，团结类型也不同。涂尔干对社会团结理论的阐述，为进一步认识“情感”“分工”机制下的“团结”提供了切入视角。涂尔干对比分析了两类共同体，认为传统社会是靠“集体意识”聚结而成的“机械团结”，现代社会是靠“社会分工”聚结而成的“有机团结”。(26)埃米尔·涂尔干：《社会分工论》，渠东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2000年，第35页。其实，涂尔干界定的“集体意识”与滕尼斯界定的“情感”是相通的凝结机制。(27)宋林飞：《西方社会学理论》，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4页；张康之、张乾友：《共同体的进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23页。后来，学界对涂尔干传统到现代社会的单线发展理论也进行了拓展，认为不仅在社会转型期，即使在现代社会，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及其背后的生成机制“集体意识”“社会分工”都是并行存在的。(28)高丙中：《社团合作与中国公民社会的有机团结》，《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3期；渠敬东：《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涂尔干对国家与社会之关系的构建》，《社会学研究》2014年第4期。所以，滕尼斯的社区理论与涂尔干的社会团结理论在共同体的维系机理上是一致的，对两者的融合性解释与再认识，有助于进一步明确社区“情感”“分工”机制下的“机械团结”“有机团结”内容。

中国仍处在社会转型期，传统因素持续存在，现代因素正在生成，促进关系团结需要同时重视通过“情感”机制实现人们在“心理”上的“机械团结”；通过“分工”机制实现人们在“行动”上的“有机团结”。易地扶贫搬迁社区是中国社会转型背景下精准扶贫的产物，具有前文所述的三个层面的转变特征，充分体现了“传统”与“现代”的交织状态。因此，在易地扶贫搬迁社区治理中，无论是维系机械团结的情感因素，还是维系有机团结的分工因素，都是社区“团结”不可或缺的机制，只是在不同阶段表现形式不同，各有侧重。另外，易地扶贫搬迁社区是新生社区，社区建设面临新的社会事实，社区“团结”显著表现为开创性和重构性，即在新的环境下通过重植“情感”和“分工”机制重塑社区“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

(三)易地扶贫搬迁社区治理的集体性社会行动原则与逻辑

易地扶贫搬迁社区重塑“团结”，需要社区集体的共同努力，是不同主体构成的集体性社会行动，管理者和居民都不是局外人，都是参与主体。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的特征及社区理论、社会团结理论表明，社区重塑“团结”需要引导个体社会行动，以形成正确的、合理的集体性社会行动的理想类型，这是重植“情感”和“分工”机制重塑“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的行动原则和逻辑。韦伯将社会行动的理想类型分为：目的合理型、价值合理型、情感合理型、传统合理型。(29)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56页。本文基于韦伯的分类，结合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的特征及社区理论、社会团结理论，对易地扶贫搬迁社区重塑“团结”的社会行动理想类型进行了深思与再设，认为应坚持四对辩证统一的关系。

1.传统合理型与现代合理型的统一

传统合理型“往往是习以为常的，在约定俗成的态度方向上进行的反映”(30)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56页。，与现代合理型对应。易地扶贫搬迁社区是典型的城镇社区，但组建社区的居民都来自偏远贫困地区的农村，对现代社会生活方式非常陌生。易地扶贫搬迁社区治理就是逐渐由农村型转变为城镇型，是传统居民与现代社区不断适应的过程。因此，重塑“团结”要坚持传统与现代的统一，既要继承传统的有效方式，也要发挥现代的科学手段。

2.情感合理型与规范合理型的统一

情感合理型“往往超然于有意识，对日常之外的刺激毫无阻碍的反映”(31)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56页。，与规范合理型对应。社区治理根本上要依靠居民，并最终服务于居民，这要求社区治理关键要讲感情，与居民谈心交友，形成“一家人”的氛围，使个体更好地融入集体，集体更好地凝结个体。感情离不开规范的调节，“讲感情”也是为了促进更好地依法、依规、依纪办事。因此，重塑“团结”要坚持情感与规范的统一，既要发挥情感的润滑作用，也要发挥规范的保障作用。

3.经济合理型与社会合理型的统一

经济合理型“是根据目的、手段和附带后果，做出合乎理性的权衡”(32)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57页。，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目的合理型集中表现为经济合理型，与社会合理型对应。易地扶贫搬迁社区承担着稳定脱贫的时代功能，基础性动力是经济发展和收入提升，要实现“能致富”。同时，易地扶贫搬迁社区还要实现“稳得住”，就要重视社区结构各要素间的“互嵌”状况，增强凝聚力。因此，重塑“团结”要坚持经济与社会的统一，既要继续发挥经济的基础作用，也要重视“互嵌式”结构的重要价值。

4.价值合理型与形式合理型的统一

价值合理型“是一种重要性的信念，不管什么情况，都坚信必须这样去做”(33)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57页。，与形式合理型对应。易地扶贫搬迁社区作为新移民社区，亟需构建属于社区文化的“正确的平等”(34)谭明方：《社会管理：“性质”与“内容”研究》，《广东社会科学》2013年第1期。社会价值观。作为社区行动整合的内化规训，社会价值观是形而上的认识，居民更要从社区治理中去感知价值的存在和力量，而且只有在促进交往交流交融的活动形式中，社会价值观才能不断得到培育和强化。因此，重塑“团结”要坚持价值与形式的统一，既要重视社会价值观的引领作用，也要重视交往交流交融方式的创新与平台的搭建。

易地扶贫搬迁社区治理中，坚持情感与规范、价值与形式的统一，需要应对“个人”和“集体”层面特征中存在的困惑，促进社区居民对新环境的认可，帮助居民从陌生走向熟识，主要体现为培育“情感”机制、重塑“机械团结”。坚持传统与现代、经济与社会的统一，主要应对“个人”和“结构”层面特征中存在的困惑，促进社区居民生产生活方式转变，构建“互嵌式”结构，主要体现为培育“分工”机制、重塑“有机团结”。

二、易地扶贫搬迁社区治理的路径探析

易地扶贫搬迁社区治理的实践路径，就是基于其本质特征，围绕“个体”“集体”“结构”三个层面，通过采取有效的社会行动，在重植“情感”“分工”机制、重塑“机械团结”“有机团结”内容上探索具体的行动策略。

(一)个体层面：“移民—信息—居民”的“服务”模式

一是要对每户移民建档立卡，创建数据中心。居民是社区的主体和基本单元。对于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管理人员要全面摸底并熟练掌握每户移民的基本信息，建立社区移民数据资料中心，并适时跟踪、及时更新。二是要深入每户访谈，建立口述资料。移民的基本信息是有限的，反映的只是表层的问题。管理人员还要建立完善的入户工作机制，定期对每户进行专访，并为每户甚至每个人建立口述材料档案。期间，要积极做好宣传政策、动员活动、了解困难。对移民反映的问题，要切实跟踪处理并给予有效反馈。三是开展社区工作，实施高质量关怀。可与高校或社会服务机构合作，设立社区工作实习实训基地，对社区居民开展社工诊断和帮扶，使其切实从对移民转变为对社区居民、新市民身份的认同。

(二)集体层面：“类别—小组—集体”的“整合”模式

一是要基于相关信息实施分类管理。要充分利用前期对个体层面建立的数据中心和口述资料，对社区居民开展精细化、精确化的管理。可从爱好、特长、需求、特征等方面进行分类整编，为把社区居民不断聚集起来，逐渐纳入共同活动环境探索有利条件。二是要开展社区内活动，逐渐增进“熟知度”。在社区内不断尝试开展各类、各级、各层的兴趣班和活动小组，或组建社区多种活动协会等，尽可能从不同方面把社区居民的积极性、主动性调动起来。创造社区居民更多的交往交流交融活动，范围由小到大、人数由少到多、层级由低到高，逐步培育社区集体意识。三是开展社区外活动，逐渐增强“凝聚力”。定期组织社区外有关“温暖传递、真情相伴”等集体活动，让居民更能感受强烈的相互理解、支持及不可分割的集体意识，强化对社区的归属感。可通过与其他社区或单位开展联谊会、比赛活动等，培育居民“齐心协力、并肩作战”的精神，强化社区的荣誉感。四是发挥科技优势，保持长期互动与交流。利用好QQ群、微信群，以及企业微信、腾讯视频等软件“足不出户”的交流沟通优势，邀请专家学者开展相关领域的讲座，提升社区管理者和居民的素质；可组织讨论社区事务、分享有关信息等活动，推进社区自治建设。

(三)结构层面：建立“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互嵌”模式

一是巩固脱贫成效，实现深度发展，奠定更加坚实的经济基础。落实国家及各级政府在产业发展、就业保障、社会救助等方面的优惠政策。重点提升社区内生发展动力，发挥网络、自媒体的优势，动员和帮助社区居民创新思路开展自主创业。二是围绕综合要素，创建“互嵌式”结构，实现系统性发展。经济方面，在发展生产将蛋糕继续做大基础上，注重成果在社区的再分配，构建“互惠式”“互嵌”模式；政治方面，在加强党建，完善民主集中制基础上，注重居民间真诚沟通和公共参与，构建“共识式”“互嵌”模式；社会方面，在促进交往交流交融基础上，注重居民能够真实地享受各类优惠政策，构建“权利与义务对等式”“互嵌”模式；文化方面，在尊重居民生活特殊性，特别是不同民族的风俗习惯基础上，注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社区共同体意识的培育，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共享式”互嵌模式。

三、结论与讨论

易地扶贫搬迁社区治理，必须要从“特殊性”视角，从多维度深刻阐释其理论意涵，准确认识社区治理当前存在的问题及成因以及治理的基本方向。实质上，易地扶贫搬迁社区本质特征与治理方向主要体现在“个体层面”的传统向现代、“集体层面”的分散向整合、“结构层面”的经济向系统的有效转变。从理论上看，易地扶贫搬迁社区治理的内在机理是重植“情感”和“分工”机制，重塑社区“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易地扶贫搬迁社区重植“机制”重塑“团结”的过程，依赖于社区集体性社会行动的展开与作用，社会行动的原则和逻辑要求，必须坚持传统与现代、情感与规范、经济与社会、价值与形式的统一。在社区治理的实践路径上，“个体层面”要创建良好的“服务”模式，“集体层面”要创建良好的“整合”模式，“结构层面”要创建良好的“互嵌”模式。通过对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相关内容的深刻分析，笔者认为，首先，易地扶贫搬迁社区治理的学理研究是“起点”。必须在社区本质特征、建设方向、内在机制、核心内容及社会行动原则与逻辑上进行科学界定与阐释，为治理实践提供理论指导；其次，易地扶贫搬迁社区治理的实践路径是“落脚点”。三个层面缺一不可，其中，“结构层面”是最终状态。“个体层面”“集体层面”的措施也是为了推进“互嵌式”结构的形成，而且，“个体层面”“集体层面”的效果呈现与根本维系也源于社区的“结构层面”。当然，在“互嵌式”社区结构建设上，本文虽然提出了经济“互惠”、政治“共识”、社会“对等”、文化“共享”四种模式，把握了结构要素的发展要义，但就“互嵌式”社区结构而言，还有很多内容需要讨论，围绕各发展要义的具体实施方略有待进一步细化和确立。另外，如何从“互嵌式”结构层面，商讨提升社区应对诸如“新冠疫情”等突发公共危机事件的能力和条件，以及整个社区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促进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衔接与转型，也是下一步值得深究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