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 晓，牛和平

(阜阳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 阜阳 236037)

抗战时期重庆知识分子的“学术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共产党整个抗战文化事业中不可或缺的一环。[1]5“学术中国化”思潮在抗战学术界的兴起及实践，具有丰富的思想文化史内涵，即便在目前形势下，仍不失其深刻的现实意义。抗战时期“学术中国化”的兴起思潮和实践活动深刻影响着20世纪后半期中国思想文化领域的变迁，并深刻影响着其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流意识形态的形成，研究抗战时期重庆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的发展无疑具有重要价值。2021年9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于文善教授的《抗战时期重庆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的发展》一书，该书有助于学术界进一步了解抗战时期知识分子推进学术中国化的贡献，有助于认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战思想文化运动，该书具有以下四个特点。

1 内容丰富，结构严谨

在现代社会，中国学术能否重聚蓬勃生气，能否再造学术新辉煌，在中西文化冲突的时代背景下能否发出思想之先声，引领“学术中国化”走向更远的未来，在国际上占有更重要的位置，是近代以来中国学术界一直努力探讨的重要问题。经过一段时间的探索和争论，“学术中国化”的口号被提出并赋予实践，对此前学术界主流一味颂扬西化风气起到了明显的纠正作用。经过长时间发展，“学术中国化”的思想在中国越来越完善。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中华文化重新崛起的呼声日见其高，尤其是文化自信的提出，为“学术中国化”的发展注入了新动力，开启了“学术中国化”发展新阶段。《抗战时期重庆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的发展》一书以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哲学、文学艺术研究的“学术中国化”为研究对象，对抗战时期重庆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的发展历史进行了深入研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统观全书，除去绪论、结语部分，其主要内容分为六章：

第一章：抗战与重庆后方文化中心的形成。从某种角度来讲，没有抗战就没有重庆抗战文化中心的确立，没有抗战也就没有抗战文化的出现，除了探讨重庆战时首都政治、经济中心地位的确立外，也试图揭示出重庆作为抗战文化中心地位的意义，为以重庆为中心的国统区抗战文化运动的开展提供了思想武器和精神支柱，促进了“学术中国化”，即民族化和大众化运动的开展。第二章：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发展的历史轨迹，立足于早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中的应用研究、社会性质论战与社会思潮的转向背景等关键点对研究抗战时期重庆知识分子群体对“学术中国化”的探索。第三章：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中国化，主要从史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史理论与社会史研究、中国通史等方面考察抗战时期重庆知识分子群体探索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中国化的理论与实践，并对其史学研究取得的成果进行评析，以求从史家的史学研究方面展现这一知识分子群体是如何主导学术层面的中国化的。第四章：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中国化，“学术中国化”应以研究中国问题为中心，而研究中国问题当然也离不开对中国哲学思想或中国思想文化的研究。第五章：马克思主义文学艺术研究的中国化，首先，对文艺民族形式问题论争的探讨展开，然后联系新文学艺术运动的历史，有重点地结合抗战以来文学艺术创作的理论与实际，用历史剧来探讨文学艺术研究的中国化。第六章：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发展的特点与启示。

以上六章涉及丰富的内容，包括对抗战时期重庆“学术中国化”前提条件的阐述，对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发展历史轨迹的研讨，对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主要领域：史学、哲学、文学艺术研究中国化发展内涵的揭示，对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发展特点与启示的概述等。全书对“学术中国化”及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的发展过程有较为深入的研究，也会引导读者联系中国现当代文化建设相关问题进行思考。

这样的内容编排展现出该著结构体系的严谨和逻辑的缜密。一是该著探讨了重庆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过程、形成因素、内部结构及这一群体致力于“学术中国化”研究的主体条件。二是探讨了知识分子介入“学术中国化”的原因和方式及怎样推动“学术中国化”。三是立足于抗战时期知识分子群体“学术中国化”研究的背景，探讨了知识分子推动“学术中国化”所作的贡献。四是结尾部分是总体评价。各个部分紧紧围绕“学术中国化”这一主线展开，层层递进，突显该著结构体系的严谨和逻辑的严密。

2 史料翔实，论述有力

对历史问题的研究需要借助丰富的史料，同时，也要善于应用史料。一部好的作品首先建立在拥有丰富的史料基础上，谁先占有某一问题研究的史料，谁对这一领域问题的研究就占有先机。如前所述，该书是对抗战时期重庆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的发展历史进行研究，必然要对这一时期的历史文献进行全面搜集整理。由于年代久远，诸多文献难以获取。为了学术研究的需要，作者在写作过程中，奔跑各地，“根据研究计划，从国家图书馆、重庆档案馆、重庆大学图书馆进行了广泛的查阅，收集了与本书稿相关的抗战时期重庆进步知识分子有关学术中国化研究的各种文献档案资料，还查阅了大量史料,如：回忆录、人物传记、历史文献等。”[1]249并对搜集到的史料进行认真梳理归纳，为该著的写成奠定了坚实史料基础。

该著的史料来源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抗战时期重庆出版的许多报刊资料，如：《新华日报》《中国文化》《读书月报》《学生杂志》《理论与现实》等；二是后世整理的众多学者的文集，如：《郭沫若全集》(历史篇、文学篇)、《侯外庐集》《杜国文集庠》《嵇文甫文集》《胡绳文集》《吴泽文集》《柳湜文集》《华岗选集》《吕振羽史论集》等。作者采取主次分明的整理方法，对与研究主题相关度最大的文献资料进行了重点整理，例如：众多学者全集、文集中抗日战争时期及相近时间的文献。同时，依据史学、哲学、文学艺术等学科类别对所搜集史料进行了分类整理。这些史料、资料的运用，充实了该著的写作内容，增强了该著的文化厚重感。

该著对史料运用，秉承持论公允、公正的研究态度。如：分析抗战两年来文化运动的一般特征时，借助胡绳的话说：“……因为爱国主义的提出绝不是使文化运动单纯化，恰恰相反，文化运动要从对于爱国主义的多方面的把握与实践中更丰美地发展起来。文化的发展由对传统文化的否定再到倡导通俗化和爱国主义充分反映了近两年来‘学术中国化’的倾向。”[1]51在总结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中国化成就的同时，该著评论道：“学术中国化视野下的史学研究也存在一些时代的局限，譬如：知识分子对研究对象的选择、历史人物的评价、对历史事件的看法、对历史规律的概括，以及史学体系的构成等方面基于意识形态化，表现出浓厚的现实政治性而忽略了历史学自身研究的规律。其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受其影响也多少存在类似的问题。”[1]122-123该书通过对史料和一些学术观点的客观解读和评价，增加了该著的严谨性和客观性。

3 方法多样，运用广泛

对历史研究者来说，面对纷繁众多的研究史料，研究方法至关重要。一般来说，一项研究要取得全面、深刻、客观的成果，不能只依赖于一种研究方法，而应采用多种科学研究方法，通过对多种研究方法的运用，对研究对象进行多维解剖，深入细致地展开研究路线，加之付出多倍努力，好的研究成果便会水到渠成。《抗战时期重庆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的发展》针对抗战时期重庆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发展问题，采用了多种综合的方法进行研究，如：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方法、比较研究法、论从史出、史论结合的研究方法等。多种综合性研究方法的运用，使该著的研究视角更加多元，内涵更加丰富，力求提高研究成果的质量。

关于历史与逻辑统一方法的运用。抗战时期重庆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发展的基本脉络，以中国近代历史发展为大背景，以中国政治思想、学术思想近代化进程的动态中考察。换言之，一方面，从中国近代社会及其政治思想发展的整体出发，对抗战时期重庆知识分子“学术中国化”研究进行全面的考察和深入的探讨。另一方面，从学术思想近代化内在学理性的角度进行探析，力求做到历史方法与逻辑方法的辩证统一。论著在分析马克思主义史学、哲学、文学艺术研究中国化等问题时都有相关性的论述，如：该著论述新型中国通史撰述时分析了其撰述的学术环境，并指出：“20世纪40年代初，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正处在关键时刻，全国人民迫切需要从自己国家悠久历史传统中获得充分的民族自信心，因而‘一部较系统而正确的中国通史的建设，愈成了最迫切、最现实的要求’。”[1]105

比较研究法是对事物同异关系进行研判、对照及比对，从而揭示事物本质的思维过程和方法。论著指出：“一部中国共产党历史，既有领袖群体的作用，也有群众的作用；既有领袖个体的作用，又有知识分子个体的作用，通过比较研究，可以更清楚地理解、领会、把握中国近代史、中国共产党历史。”[1]11-12该著比较研究了抗战时期重庆方面与延安方面的学术中国化，认为：“一方面，重庆知识分子的‘学术中国化’活动受延安方面中国共产党方针政策影响较大，这明显反映在两件事上。一是20世纪30年代后期毛泽东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张；一是40年代初期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另一方面，重庆知识分子的‘学术中国化’活动与延安方面也存在交流与互动关系。”[1]235-236该著也对以上两方面学习交流与成果互动的情况进行了阐述。

论从史出、史论结合是指历史研究要做到观点和材料的统一，史实与理论的有机结合。正确的历史理论直接来源于史料的再现与凝练，又指导着对史料的研究与升华。对史料的研究只有上升到理论的高度，才能真正发现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实现历史研究的真正价值。该著的许多观点就是建立在对史料的分析之上的，如：该著分析了新启蒙运动的史料，认为20世纪30年代的新启蒙运动引领“中国化”时代潮流,营造“中国化”的时代语境，创造“中国化”的集体意识，对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起到了思想先导和舆论准备的作用。分析“文协”的资料，指出“文协”成立后，组织探讨了“民族形式与大众化”的问题及现实主义中的“主观与客观”的关系，并组织编撰大量的通俗读物，开展通俗文艺运动。可以说，假如没有“文协”的统一组织和领导，抗战时期中国抗战文化的成果将会大为逊色。

4 联系当代，观照现实

“继续把党史总结学习教育宣传引向深入，更好把握和运用党的百年奋斗历史经验，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增加历史自信、增进团结统一、增强斗争精神，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坚定信心、勇毅前行，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而不懈努力。”[2]这是2022年1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的重要讲话，该讲话深刻阐明了党史学习与研究为现实服务的目的，也为党史研究者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此外，就目前学术发展格局来看，“西强东弱”的局势依然存在，西方学术话语仍然在国际上占有主要话语权。虽然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福山的“历史终结论”等学术理论存在这样那样的理论误区，但在国际上仍有不少市场。在这一背景下，发出中国学术先声是中国学术界共同的使命担当。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此背景下，作者在研究抗战时期重庆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的发展历史时，联系当下学术发展实际，力求为中国学术发展、展现中国学术发展特色作出自己的贡献。

联系当代、观照现实指的就是历史和党史研究既要注重理论的思考，又要注重为当今现实提供重要参考，做到看成败、鉴得失、知兴替。《抗战时期重庆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的发展》在坚持这一研究原则基础上，深入挖掘抗战时期重庆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的当代启示，正如绪论中强调的抗战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科学地对待传统文化的历史时期。全面考察这一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对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实现理论创新，建设中华民族先进文化，重铸民族精神，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直接的理论和现实的借鉴意义。同时，论著还强调，要谨慎处理好中外文化的关系，努力建构起融通中外，又不失自我的中国现代文化体系及其良性运作机制，为奋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建设事业服务。

此外，该著在主要内容，如：史学、哲学、文学艺术研究中国化的总结研究中，就其现实启示都有涉及，尤其是该著用了一整章内容对抗战时期重庆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发展的特点与启示进行了研究，强调学术研究发展的特点在于：学术研究重视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结合；突出学术研究的政治功能，坚持理论性与实用性的统一；学术研究与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继承性与批判性的统一；注重学术研究成果的借鉴与交流。启示在于：回顾历史是为了更好地总结经验，认真总结抗战时期重庆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发展运动的基本经验教训，对新时代创新与发展知识分子政策、充分发挥知识分子推进“学术中国化”研究的突出作用具有重要借鉴价值。

总之，作为一部有关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发展的论著，在党史研究领域做了力所能及的努力，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不可否认，作为一部党史研究的成果，该论著尚存在一些不足，如：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学术中国化”之间的关系问题上并未作过多、深入的探讨；在资料的运用上，论著个别地方对原始资料文本的掌握不够全面和恰当等。瑕不掩瑜，此著的出现势必在研究进程中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为今后相关专家学者起到比较大的启发和借鉴作用。相信在学术界的共同努力下，抗战时期国统区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会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也会更加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