闫方洁，刘国强

（华东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241）

近年，随着全球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进程的加快，尤其是各种互联网平台企业快速崛起并日益成为市场经济中的主导力量，一种以数字技术为基础、以智能平台为支撑，以海量数据为驱动的新型经济形态——平台经济逐步兴起并在世界范围内快速扩张。平台经济如火如荼的发展，不仅催生出多种全新的工作岗位，而且深刻改变了多数群体的工作、生存与发展方式。当人们醉心、憧憬于平台经济带来的新鲜感和福利时，一个残酷的现实摆在人们面前：在平台经济的发展中，资本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并导致了新型的两极分化。一极是平台财富的持续增长，诸如谷歌、亚马逊等超级平台凭借技术优势和垄断地位在全球范围内吸纳数字劳工，剥削剩余价值并加速资本积累；另一极是平台劳工境遇的日益恶化，其收入不断下降，权益缺乏保障，在激烈竞争中遭受着更加残酷的剥削。总之，从产业资本、金融资本到平台资本，外在样态的变化并没有改变资本剥削工人的内在本质和无偿榨取剩余价值的增值逻辑。在资本逻辑的支配下，平台初期宣传的自由与共享式的乌托邦蓝图已经成为幻象，数据垄断与算法操控使得平台对劳工的控制更加变本加厉和难以察觉。基于此，本文旨在揭开技术遮蔽下劳工被平台剥削与压迫的实质，明晰其在数字化时代的生存与发展困境，并思考如何促进平台经济健康发展及更好地保障数字劳工的权益。

一、劳动转型、身份重塑与全球吸纳：平台经济时代的劳工转向

在平台经济时代，数字技术在生产生活中的广泛应用使得劳动过程和劳动者本身都呈现出加速数字化的新趋势，在此背景下，传统工厂或办公室中的产业劳工逐渐转变为依靠平台就业的数字劳工。不仅如此，在资本逻辑主导下，平台凭借超越时空的特性和强大聚合力在全球范围吸纳数字劳工，实现了对劳动者无边界和无间断的全程控制与剥削。

（一）从传统劳动到数字劳动：劳动形态的新变革

近年，第四次工业革命方兴未艾，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及其在生产生活中的深度嵌入，不仅深刻影响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也加速变革着传统的劳动形态和就业方式，共享经济、零工经济等新兴业态不断涌现，平台主播、网约车司机等新型职业层出不穷。随着传统企业的平台化转型以及新兴平台企业数量的疾速扩张，劳动已经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工厂流水线式的操作，逐渐演变成为“被数据和算法结构整合起来的各种人类活动的总体”[1]，传统劳动正在被数字技术和智能平台重新架构，由此涌现出形态各异的数字劳动。

“数字劳动”这一概念的产生始于国外学者对互联网平台用户在线行为的研究。近年，从意大利学者蒂兹纳·特拉诺瓦的“免费劳动”概念、到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教授克里斯蒂安·福克斯构建的系统化数字劳动理论，人们对数字劳动的认识随实践的发展而不断深入。特拉诺瓦借鉴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学派的“非物质劳动”思想，将用户在线浏览、发布信息等行为看作区别于传统物质性劳动的、为资本无偿生产数据的免费劳动并将此类劳动者称为“网奴”[2]。福克斯则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在分析大量相关案例的基础上指出数字劳动是涵盖程序开发与软件编程、智能设备原料开采和制造加工以及用户生产性消费活动等在内的一系列物质性生产劳动[3]。尽管西方学者们对广义与狭义的数字劳动概念、物质与非物质性劳动的外延等问题尚未形成完全一致的论述，但是他们的思想中都不约而同地强调了如下几点：第一，劳动在数字化时代发生的形态变革是不可否认的基本事实；第二，数字化劳动带来了生产与消费界限的模糊化；第三，数字劳动生成了一种特殊而重要的产品——数据。

（二）从物理实体到网络虚体：劳工个体身份的重塑

与劳动转型相伴而生的便是劳工个体身份的重塑，即劳动者从以肉体存在为基础的生物个体向以数据存在为表征的数字个体的转化。在平台经济时代，劳工的诸多活动都高度依赖于平台甚至完全在平台创建的虚拟空间中进行，同时其工作时长、工作效率乃至工作能力等都可以通过算法转化为相应数据，这使得原本鲜活的生命个体被抽象为多维数据汇总的冰冷符码，由此进入一个数字化生存的新时代。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学者从哲学存在论角度剖析了个体生存在数字化时代的嬗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虚体”①概念——在数字技术营造的网络空间中，人们越来越依赖于虚拟世界生成的交往形态，而实体性的身体交往逐渐被边缘化。

（三）从专业雇工到产消劳工：全球性劳工群体吸纳

劳动过程的数字化转型与劳工身份的数字化重塑使资本得以利用起世界范围内的劳动力，借助各种数字平台，资本生产的空间由实体空间延伸至虚拟空间，从地方扩展到全球，整个社会俨然成为一个没有边界的“数字工厂”。如果说数百年前“资本主义使用机器的第一个口号是妇女劳动和儿童劳动”[4]453，那么如今其建立平台的目的则是吸纳和榨取全球范围内的一切活劳动。生存在数字化时代的任何个体，无论男女老少，都可以成为供平台使用和支配的直接或间接劳动力。

现阶段的数字劳工除了直接受雇于平台、与其签订劳动合同的技术和管理人员即专业雇工外，还涵盖了数量众多的按需零工和产消劳工。按需零工主要指以众包或者外包形式加入平台的自由职业者和临时工群体，其数量众多且专业技能差异较大，既有脑力劳动者，也有体力劳动者。例如，从事网络直播、字幕校对等在线工作，或从事外卖送餐、网约载客等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工作的劳动者，都属于按需零工。产消劳工则体现了平台用户的劳工化趋势——“生产”与“消费”一体化。随着数字劳动带来的生产与消费边界的模糊，用户既是平台内容的消费者，同时也是海量数据的生产者。用户生产的数据被平台垄断，由此沦为无偿生产数据的免费劳工。同时，随着新用户获取成本的不断提高，平台对用户的争夺逐渐由“增量竞争”转入“存量竞争”时代，如何能够最大限度地利用好已有的用户群体，通过数据与算法的配合施加有效控制，将其由摇摆不定的临时用户吸纳为持续产出的数字劳工，是平台企业的目标所在。

二、数据垄断与算法操控：平台资本控制劳工的上帝之眼

随着数量庞杂、个体分散的劳动者加速聚集于平台，为了有效整合并充分利用不同的劳工群体，尤其是处于传统雇佣关系之外的按需零工和产消劳工，建立严密而高效的控制网络不断增强其对平台的依附程度、加快劳资关系由形式隶属向实际隶属的转变，就显得尤为重要。马克思曾分析了传统资本主义时代劳动控制的起源，指出工厂主在消费其所购买的劳动力时，为了“使劳动正常进行，使生产资料用得合乎目的，即原料不浪费，劳动工具受到爱惜”[4]216，而对生产过程进行严密监督，旨在通过提高生产效率而对工人实施更有力的剥削。哈里·布雷弗曼则在马克思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劳动力的特殊能力不在于生产剩余价值，而在于其区别于动物的“有理智和有目的的性质”[5]57，这种性质可以激发劳动力的无限潜力，促使其生产最大有效成果。虽然劳动力的潜力无限，其实现程度却受到工人主观状态和劳动过程组织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具有极大的不稳定性。为了充分发挥劳动力的有用性，资本必须想方设法掌握劳动过程的控制权。因此，从早期工厂中依靠工头实施的人力监督到福特汽车装配线上利用机器进行的数字控制，资本都在“逐步并尽可能地消除工人的控制职能，并把这种职能转移到由管理部门在直接生产过程之外尽可能加以控制的一种装置上去”[5]190。

在平台资本主义时代，这种新型“装置”便是由数据处理软件及算法应用程序构成的智能控制系统。数据与算法作为记录事实的载体及辅助运算的工具，原本只是价值中立的客观存在，但在资本逐利逻辑的驱使下，两者被引向了垄断与操控的异化道路并发展成为渗透资本主导意图、代替其对劳动者进行控制的重要手段。一方面，数据垄断成为算法操控的前提，平台将垄断的海量数据源源不断地喂养给自学习算法，使得算法愈益成熟和精进；另一方面，算法通过对数据的筛选、提炼和分析，为劳动者量身打造“数据皮肤”，精准描绘数据画像，进而预测其潜在需求、实施身心操控，诱导其生产更多数据。由此一来，数据垄断与算法操控为平台架构起俯视一切的“上帝视角”，也成为平台开展精准控制的有效前提。

（一）数据垄断：权力失衡下对劳动产品的侵占

数据，即对现实事物的数字化描述，是能够记录并表征“事实”的客观存在。收集和挖掘数据并经处理用于企业营销、管理等行为早已有之，但彼时数据的巨大潜力尚未得到开发。近年，数字经济的迅猛发展使数据加速成为关键生产要素与核心竞争资源，加之海量用户带来的数据爆炸式增长及收集和储存成本的不断降低，资本对如同石油一般的数据早已垂涎欲滴，竞相采取各种手段在全球进行“数据圈地”，加快对数据资源的掠夺、攫取和开发。诸如谷歌、亚马逊等超级数字平台的快速崛起与全球扩张，使资本日益窥见平台在获取和利用数据上的巨大优势。作为多个群体在线交互的基础设施和中间桥梁，平台将劳动者、服务商、用户等多个群体聚合在其建构的数字空间并主导着其中的资源分配和运行规则。得益于群体规模和网络效应，平台上的交互活动每秒便可生产数以亿计的海量数据，其内含了群体的行动轨迹、日常习惯及情绪状态、社会关系等显性或隐性信息，经过算法程序和专业人员的筛选加工，这些原始数据可以转化为极具价值的商业资源，进而参与到平台经营中，成为其获取竞争优势、掌握用户偏好及有效控制劳工的重要筹码。

具体来说，广大的数字劳工作为海量数据的主要生产者，主要有两类信息被平台所垄断：一是他们在平台注册时提交的初始数据，如年龄、性别、学历等个人信息。出于注册规定，劳工通常无法拒绝提供此类数据，否则无权加入和使用平台。二是平台劳动生成的累积数据，如外卖骑手、网约司机的订单数量、平台积分等，用户的社交记录、消费数据等。此类数据通过平台监控软件与劳工个人手机、电脑和可穿戴设备等进行绑定，进而依靠智能设备上的传感器进行收集。此外，为了获取到更多的有效数据，平台一方面不断升级监控软件和调整隐私政策，以便精准捕获劳工活动的具体细节和抓取更多隐私信息；另一方面竭力拓展业务范围，将资本触角延伸至大众购物、娱乐及出行等的方方面面，以多个应用程序串联形成互补的数据接口，力图“拼接和还原出一个完整和细节丰富的个体生活图景”[6]。从所有权角度看，这些数据既有关涉隐私、完全属劳工所有的私人数据，也有劳工生产、平台加工，理应为两者共有的中间数据，但平台凭借强大的技术优势将海量数据一并垄断，并以数据天然产生于平台为由拒绝和劳工共享。由此一来，劳工生产的数据便被平台强制占有，导致劳动者与其生产的产品相异化，即数据成为异己的存在物与劳动者相对立并逐步发展成为控制劳动者的强大力量。

（二）算法操控：技术异化下的劳动控制升级

算法，即运用计算机进行数据处理、模型建构、逻辑分析并得出最佳解题方案的一套策略机制。在数字化时代，从购物推荐到销量预测，从客户分类到物流调度，算法的应用随处可见并且日益从商业生产嵌入日常生活，成为人们赖以决策的必要工具。算法与数据相辅相成，构成一套完整的交互系统，共同推动着平台经济的运行与发展。对于平台而言，如果海量的原始数据是有待加工的原料，那么算法便是对数据进行筛选、处理和加工并使其发挥最大价值的有效机器，没有算法的加持，数据的有用性将会大打折扣。算法最初被平台用于分析用户数据，进而了解用户偏好和消费需求，以及时升级平台体验和改善用户服务。而随着越来越多的劳工被平台吸纳并加速成为数字化个体，为了加强对劳工的控制并剥削其剩余价值，资本逐步将算法技术应用于管理环节，由此催生了劳动控制的新形态——算法操控。将“一切可以连接的因素都纳入到一个庞大的数据网络中，并在这个网络中控制里面的每一个因素”[7]，是算法操控的最终意图。

西安管廊项目建设范围分布于西安东北片区，结构为矩形三仓（见图1），入廊管线包括：电力、燃气、电讯、热水、给水、再生水、蒸汽和污水等。建设干支线管廊共计约70km，缆线管廊共计约180km，是目前全国最大的综合管廊PPP项目。

同时，在海量数据原料的持续“喂养”下，算法机器变得日益高效和智能。但受制于资本主导，算法的每一次改进和升级不再单纯为了有效处理数据、辅助人类决策，而意在汲取更多数据，增强控制能力。由此，算法逐渐从客观中立的计算机制异化为主观操纵的算计工具。例如，目前平台普遍使用的自学习算法（self-learning algorithm），凭借其高度的自主学习能力，不仅可以做到对数据的深入挖掘和高效处理，而且能够根据劳工的一系列平台活动描绘其数字形象，感知其行为偏好并向其推送个性化内容，从而潜在地引导其行为和思考，操控其生产更多数据。基于此，平台实现了由监控劳工外在行为到操控其内在心理的控制升级，达到对剩余价值的最大化剥削。这也正如马克思所言，“机器从一开始，在增加人身剥削材料，即扩大资本固有的剥削领域的同时，也提高了剥削程度”[4]454-455。

三、全景、闭环与隐性：平台资本对数字劳工的三重控制机制

如前所述，在平台经济时代，资本通过数据垄断与算法操控获得了对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绝对支配权力。在此基础上，平台建构起从时间到空间、从过程到结果、从生理到心理的三重控制机制。由此一来，相较于传统资本主义时代，平台资本的控制无论在广度上还是在深度上都得到了进一步强化。

（一）界限重构：超越时空的实时全景控制

在传统工厂时代，工人通常有着固定的工作时间和地点，且数字化通信与办公设备尚未普及，此时资本对劳工的控制只能局限在特定的时空范围，一旦工人离开工厂，监工的视角便难以延伸至其家庭住所及闲暇生活。出于对剩余劳动的贪欲，资本家采取各种手段将工人严格限制在工厂，起初“零敲碎打地偷窃”工人吃饭和休息的时间，后来不断延长工作日以至开发出夜班制度。即使如此，迫于特定时空限制和工人身体障碍，资本意图“日夜不停地榨取同一劳动力”[4]281的贪婪欲望依然无法得到满足。

而在平台资本主义时代，数字化设备与监控手段在生产生活中的普及和渗透为资本全天候掌控劳动者并开辟榨取剩余价值的新空间提供了可能。无论何时何地，劳工只要使用手机、电脑等智能设备接入平台便可以进行工作。由数据采集装置与算法监控软件形成的24 小时全覆盖、360 度无盲区的控制系统，将资本触角由工作时间延伸至休闲时间，由办公场所拓展至家庭住宅，由物理空间扩张至虚拟空间，不断重构着资本主义生产的时空界限，由此建立起一个新型的“数字全景监狱”，并有效控制着其中的每一个个体。“全景监狱”源于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的全景敞视主义思想，以此隐喻规训社会中权力机制的运行。在福柯看来，全景敞视模式下的社会犹如一座巨大的圆形监狱，而身处其中的任何个体都无法挣脱权力对其的监视与训练，必须如囚徒般时刻警醒自己保持行为规范，自觉接受规训，由此“被按照一种完整的关于力量与肉体的技术而小心地编织在社会秩序中”[8]。如今，算法技术在平台治理中的深度应用及个体数据化进程的加快使全景监狱也实现了数字化的升级改造。在数字化的全景监狱中，劳动者的一举一动都可以被算法转化为相应数据并实时上传至平台，其自身及整个劳动过程变得完全透明化，感觉时刻处于被监控之中的紧张状态与恐惧心理推动着劳工自觉服从平台的管理与安排。

（二）多重围困：覆盖全程的高效闭环控制

在数据收集装置和算法处理程序的加持下，从筛选劳动人员、分配具体任务到监控劳动过程、下达精准指令再到评判劳动成果、划分薪资标准，劳工在平台活动的每一环节都被纳入严格监督与管控之中，由此形成一个覆盖全程的大型闭环系统。其中，平台凭借招聘程序的智能升级和监控技术的不断改进侵蚀劳工自主性，借助劳动过程的精细分解和劳动成果的多方评价剥夺劳工控制权，依靠内容产品的持续更新和个性广告的定时推送压榨劳工注意力，通过多重围困实现对劳工的高效控制。

首先，在招聘员工时，为了简化流程，平台通常会利用算法对海量简历进行初筛，同时结合性格测试结果等描绘求职者的数字形象，进而与数据库中的优秀员工进行比对，在综合评判个人素质和发展潜力的基础上选择契合平台风格的员工。其次，员工加入平台后，便会被强制要求下载监控软件和佩戴可穿戴设备，以便平台对其相关数据的收集和具体行动的掌控。如美团“超脑”系统和饿了么“方舟”系统，其通过智能手机和可穿戴设备等实时锁定骑手位置，查看行动轨迹，进而为其规划送餐路线、规定送达时长，骑手从取餐到送达的每一环节都有算法指令的精准引导。同时，平台还通过向消费者开放定位与评分系统形成对骑手的合力监督，消费者可以在送餐界面中查看骑手实时位置以及预计送达时间，其最终评价将直接影响骑手的派单指标和薪酬高低。再次，对于产消劳工，平台的控制则覆盖了从其浏览、收藏到消费的整个流程，以便有的放矢地向其推送“量身定制”的差异化内容和个性化广告，同时辅之以一系列诱导性指令引导其完成最终消费过程。随着产消劳工在平台上的时间越来越长，生产的数据也越来越多，无形中增加了其退出成本，使其在短期内很难再转向其他平台，从而增强了对平台的依附程度。

（三）心理透视：洞察入微的精准隐性控制

通过对劳工数据痕迹的深入分析和数字形象的精准描绘进而透视其心理、预测其动机并操纵其行为，是平台实现由外在监控向内在操控升级的重要手段。传统工厂时代，由于时空和技术限制，资本家难以获取工人大量且深入的隐私信息及生活数据，此时的控制多为工头监督下的身体监视与惩罚等外在层面。在资本胁迫下，工人虽然表面服从，但内心却十分抗拒，因此“只要肉体的强制或其他强制一停止，人们就会像逃避瘟疫那样逃避劳动”[4]159。同时，监工直接“在场”的显性控制极易引发劳工的激烈反抗，加剧劳资双方的正面冲突。而在平台经济时代，随着资本对海量数据的掌控以及算法技术的精进，控制逐渐由劳工的肉体感官渗透到其思维活动和心理状态，即由生理层面的“皮上监控”走向心理层面的“皮下操控”[9]。同时，为了规避正面冲突，缓和劳资矛盾，资本借助技术将自身藏匿于算法之后，使控制隐于无形。

例如，对于按需零工，平台抓住其尤其是新生代青年渴望自由的工作心理，在竭力宣称工作时间自主和方式灵活的同时，将控制由“台前”转移至“幕后”。无须固定时间上下班打卡，也没有管理人员的监督与训斥，自主接单、多劳多得等营造出一种“为自己而非他人工作”的自由氛围。这在迎合劳工自由倾向、遮蔽平台实际控制的同时强化了劳工对控制的内化与顺从。为了进一步加强对劳工的控制，平台还建立起相应的数字声誉与成就等级激励机制。如网络写作平台依据作品订阅量、粉丝活跃度等对写手进行层级划分，高层级写手不仅可以获得更多的订阅和打赏，还会被粉丝冠以“大神”“至高神”等荣誉称号。一方面使劳工在获得物质报酬的同时得到了心理上的满足；另一方面，对个人成就和荣誉的追求激发着劳工的进取心，使其在你追我赶的激烈竞争中消解着对控制的抵抗心理。

对于产消劳工，算法则可以根据其上线时间与频率、聊天与消费记录以及关联好友等描绘其数字形象，精准定位其喜好。随着用户的“情绪被编号分类，行为被建模预测”[10]，其所接收的所有内容都来自平台投其所好的精准推荐。同时，网络冲浪所带来的成瘾快感使得用户沉迷其中而无法自拔，心甘情愿地为平台生产出源源不断的海量数据。

四、过劳、动荡与迷失:平台过度控制下的劳工困境

概言之，在平台经济时代，劳动变革与技术进步并没有使劳工获得梦寐以求的自由和解放，相反，其刚从工厂流水线的严格监控下逃离出来，却又不得不面临平台更加精细化的隐性控制。在资本的全局控制下，劳工不仅深陷自我加压、过度劳动的内卷困局，遭受着巨大的身心压力，而且内部分化日趋严重，底层劳工处境愈发艰难。同时，资本的隐性剥削也在不断消解着劳工的主体意识，加剧了其在数字化时代的生存危机。

（一）全局控制加速集体普遍过劳

过度劳动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指人们出于外部压力或自身原因而不得不长期以超出正常时间和强度的状态进行工作。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露了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的工人过劳问题，指出资本出于无限榨取剩余劳动的欲望而不断突破工作日的道德及纯粹身体极限。其将工人成长、发育和维持健康等的必要时间以及教育、社交和履行职能等的自由时间一并纳入生产过程以达到“在一个工作日内最大限度地使用劳动力”的目的。工作日的延长在满足资本吸血欲望、加速剩余价值生产的同时引发了劳动力的“未老先衰和过早死亡”[4]307。随着工人争取正常工作日的斗争取得胜利，资本无法通过延长工作日而榨取剩余价值时，其转而通过“不断提高劳动强度来补偿，并且把机器的每一改进变成加紧吮吸劳动力的手段”[4]480。与此前相比，工人相同时间内的劳动消耗持续增加，紧张程度空前提高，面临着更加残酷的剥削。在平台经济时代，随着算法机器的日益改进，在资本全局控制下，劳动者不仅丧失了发展智力的自由时间和空间，而且遭受着严重的生理和心理压力，加速了集体的普遍过劳。

首先，对于专业雇工，即使是下班或者节假日，也不得不在云端即时处理平台实时更新的海量数据，碎片化的工作几乎填满了其闲暇时间的空隙。其次，对于按需零工，表面上的灵活接单和弹性工时难以掩盖资本操控下的时间规训与自我加压。如外卖平台通过对时间的不断压缩和精准控制来提高送餐效率，迎合顾客需求。为了避免超时处罚和顾客投诉，骑手必须时刻保持高度紧张，被迫展开多线任务。当遇到保安拦截或顾客抱怨时，骑手还需付出额外情感劳动进行解释和安抚。此外，平台的计件工资模式和等级成就机制带来的激烈竞争使得劳工不得不自我加压，在平台上时刻待命、昼夜轮转，以免错失较好的接单机会。再次，对于产消劳工，由于休闲与劳动的不可分割，娱乐内容的消费过程同时也是数据产品的生产过程，其被平台推陈出新的内容和层出不穷的玩法所吸引，不断在其上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甚至达到废寝忘食的程度。而玩乐所带来的愉悦感和满足感冲淡着自身的疲劳感，由此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低头族和网瘾青年等。

（二）算法霸权加剧群体不稳定性

算法技术在平台治理中的普遍应用和深度嵌入使其不仅在多个场合充当资本决策的实际代理，而且日益成为决定资源分配和重塑平台秩序的主导力量。然而，正如著名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所言，“任何足够先进的技术，看起来都跟魔术难以区别”[11]。算法程序的高度复杂将普通群体天然隔绝在其设置的技术屏障之外，“算法黑箱”使广大劳工既无从知晓数据输入到指令输出的决策过程，也无法理解平台对决策结果作出的所谓科学性解释。算法本身的神秘特性及资本对其的滥用使得当前技术权力的边界难以校勘，加之平台对海量数据的垄断，由此滋生出所谓的“算法霸权”[12]。在其支配下，劳资双方的权力（利）天平进一步失衡，劳工从求职到工作都不得不依赖算法决策、听从算法指挥并迎合算法标准，否则便会被强制出局，这使得本就脆弱的群体面临着更加不稳定的工作境遇。

具体而言，一方面，算法霸权加剧劳动者工作的不稳定性。平台对海量简历进行筛选时通常会预先设定某些关键词，进而依靠算法自动识别简历是否匹配用工要求，这在提升招聘效率的同时却使得求职者可能会因为简历中缺少某个关键词而被算法直接忽略。此外，从亚马逊众包平台利用智能监工系统追踪物流员工表现到俄罗斯Xsolla公司利用算法程序一次性裁撤147 名员工，通效率而不通人性的算法逐渐成为评判劳工表现的重要依据。当算法判定劳工效率低下，不符合工作要求时，便会自动下达解雇指令并随之关闭接入系统或封停个人账号，劳工申诉时往往得到的也只有机械性的系统回复而无法直接与管理者对话。另一方面，算法霸权加剧劳工的去技能化和内部等级分化。马克思曾经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的“机器不是使工人摆脱劳动，而是使工人的劳动毫无内容”[4]487。在算法机器的全程指挥下，劳工只需完全听从其指令便可完成任务，这使得半技术甚至无技术的工人都可以加入平台工作，从而加速劳工自身的去技能化，引发劳动力价值的持续贬损。同时，高收入建立在对算法霸权的绝对服从之上，只有少数掌握了游戏规则的头部劳工如平台知名主播等可以获得较高收入，而大部分普通劳工仍然处于数字社会的底层，仅能获得微薄收入，与头部劳工之间的差距不断拉大。

（三）自我剥削消解劳工主体意识

平台经济时代，人工智能的深度应用及个体数据化进程的加快引发了人的主体性危机。内含主体丰富信息的数据和拥有深度学习能力的算法在资本的垄断与滥用下，转而从客体变成了支配人的主体，导致劳工面临更深层次的数字异化。同时，资本通过虚假意识形态的灌输将自身增值欲望巧妙嵌入劳工自我需求的实现之中，力图不断消解劳工反抗，实现劳工对自我的主动剥削。抑制并消解劳工的自主意识，将其变为没有思想的牵线木偶以达到对其的深层操控，实现更为彻底的隐性剥削，是平台资本的终极目的。在平台控制下，劳工的日常活动及思维方式被大数据与算法所牵引，接收内容来自大数据推荐，日常行动依附于算法指令，这使得原本自由自主的活动异化成为资本支配下的数字劳动，从而在为资本生产出“奇迹般的东西”——数据的同时，为自己生产出赤贫。同时，劳工生产的海量数据不断增进着算法的智慧，使机器变得越来越像人，而自身却日益“愚钝和痴呆”，丧失着自主的选择与批判能力，变得越来越像机器。但在资本的心理操控和意识形态诱导下，劳工对此浑然不觉，反而将控制内化为自觉行动，心甘情愿地接受算法奴役并不断走向平台所要求的标准。如平台主播在巨额流量诱惑下，为刻意迎合平台标准和粉丝喜好而逐渐放弃创作初衷，在大众面前展现着越来越不真实的自我；产消用户日复一日地观看平台为其推送的所谓个性化内容，以至于自主喜好完全被算法推荐所淹没，成为沉迷其中而不自知的免费劳工。

五、结语

在人机共生和万物互联的数字化时代，平台已不仅是简单的传播媒介或应用程序，其日益与生产生活普遍嵌连与深度融合，成为维持经济运行和生活运转不可或缺的基础设施。我们无可否认平台带来的巨大便利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引领作用，但也不能忽视其在资本控制下日益走向垄断的现实。马克思曾经指出：“同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不可分离的矛盾和对抗是不存在的，因为这些矛盾和对抗不是从机器本身产生的，而是从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产生的。”[4]508因此，在人与平台日益不可分割的时代，我们要批判的不是平台本身，而是其背后的资本控制逻辑。在平台经济的背后，资本意图通过数据私有化垄断生产资料并将自身藏匿于算法之后对劳工实施严密而隐性的控制和剥削，这极大阻碍了平台经济的健康运行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面对平台经济中日益加深的数据垄断与算法操控，西方学者提出了“平台合作主义”的应对之策，其主张通过合作社模式与数字技术的融合建立由全体劳动者共同所有、民主治理的新型平台，从而替代当前由大型互联网企业主导的垄断平台。这些改良性的措施对解决相关问题具有一定的启迪作用，但由于其资本主义的根本制度没有改变，因此无法彻底超越平台经济发展中的资本逻辑。回归中国的现实情境，基本国情和根本政治制度的不同决定了我国完全可以在借鉴西方现有经验的基础上走出一条富有中国特色的平台经济发展道路。首先，在大力发展平台经济的同时要加强治理，防范和遏制私有资本的无序扩张。同时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加大对平台的监管力度，完善平台领域的反垄断立法，防止平台对数据和技术的垄断与滥用，逐步打破数据孤岛、促进数据共享和发挥技术正义、引导算法向善。其次，平台治理的核心是以人为本，最终目标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因此，在平台经济的发展中，我们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目标导向。针对平台经济中形态各异的数字劳工，要在承认和尊重其主体地位的基础上分门别类地制定和完善相关法律维护其合法权益。同时加强对劳工的数字教育，通过开设各种专业课程有效提升其技能水平和数字素养。此外，政府还要引导各类平台企业有效落实市场主体责任，积极履行社会义务，为劳动者营造公平良好的就业环境，在切实保障其身心健康和工作安全的基础上激发其创造活力，打造由全体人民“共建共治共享”的平台经济发展新格局。再次，对于个人而言，在快速袭来的数字化生存浪潮中，要积极接受数字教育，不断提升自身专业水平和数字素养，从而能够有效识别数字化时代的各种隐性陷阱，在挣脱资本操控的基础上实现自我解放。

注释：

①“虚体”源于南京大学学者蓝江教授在阐述数字时代的存在论时提出的一个全新概念。其认为，数字时代的交往依赖于一个数字界面，但是这个界面不是凭空创造出来的，而是一种依赖于各个节点的网络。构成数字化界面的节点就是虚体，虚体是数字网络中的一个活性的点，它能够主动地产生关系，数字网络实际上是在无数的虚体的相互作用下形成的交往关系和社会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