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涛

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7月建立以来，对宣传和图书出版发行工作十分重视。早在大革命时期，就先后设有秘密印刷机关，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在敌特密布的险恶环境中，印刷党的文件、报刊等各种宣传资料，及时向各地传达中共中央的方针、政策，传播马列主义，吹响革命的号角。印刷厂是最难隐蔽的部门，因为隆隆的机器声很容易引起怀疑，一旦遭反动军警搜查，笨重的机器和大量印刷品也很难转移或隐藏，所以无法在一个地方存留较长时间。自1925年中共中央在上海开办印刷厂，直到1933年1月临时中央机关迁往江西苏区，其间印刷机关多次遇险，但总是逢凶化吉，创造了中共宣传战线上的奇迹。

一

1921年7月23日至8月初，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根据党的一大决议，8月，中共中央决定在上海成立公开从事领导工人运动的总机关——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之后，中央机关成立了人民出版社。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会后，决定出版党的机关报《向导》周报。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中央局之下开始设置组织、宣传、妇女、秘书等部门，并在广州出版中央机关刊物《新青年》等。中共三大后，中央局从广州迁至上海。为了扩大宣传，中共中央决定派罗章龙、徐白民、恽代英等组成出版委员会。

1925年1月，党的四大通过的组织问题决议中，把传播党的宣传品作为组织部的重要工作之一。五卅运动前后，中国革命高潮迭起，中共中央急需自己的印刷场所，出版委员会决定在上海开办地下印刷所，专门印刷秘密刊物和内部文件。经过努力，地下党员倪忧天等人租下上海北火车站附近香山路（今象山路）一幢带有边厢房的石库门房子，办起第一家地下印刷所——国华印刷所。为防不测，倪忧天在房外特意挂上“崇文堂印务局”招牌并对外营业，把国华印刷所伪装成崇文堂的加工场所。同年9月，共产党员沈选庭送校样时意外遭到外国巡捕“抄靶子”（搜身），稿件校样遗失。为了安全起见，国华印刷所不得不紧急转移到别处。

同年冬天，毛泽民被派往上海，担任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经理，主持上海书店和印刷厂工作。他化名杨杰，公开身份是印刷厂老板，负责印行党的所有对外宣传品和内部文件。

为完成党交给的任务，毛泽民在挑选印刷厂工作人员上严格把关：一是从经历过大革命洗礼的优秀共产党员中挑选；二是从在严酷的斗争环境下，符合入党条件的进步青年中挑选；三是在从事革命斗争的领导亲属和烈士遗孤中挑选。他还派李德时（湖南湘阴人）到湖南韶山挑选工作人员，指名带毛特夫（革命烈士毛新梅之子）、毛远耀（毛泽民堂侄）等人去上海，充当印刷厂的工人。

在毛泽民到上海之前，党的发行工作一直是由瞿秋白领导的上海书店负责。上海书店设立在上海南市小北门民国路（今人民路）振业里11号。振业里有一弄、二弄和三弄，11号在一弄弄口。这是一楼一底的房子，还连着弄堂楼上的过街楼。当时因开办匆促，店堂的陈设较简单，靠墙两侧的两个木头玻璃书橱，是依据房屋的高低新做的，其余如账桌之类都是买的旧货。店门口挂上一块搪瓷招牌，蓝底白字，上写“上海书店”四个大字。

当时处于国共合作时期，上海书店是中央出版发行部公开的发行机构，但店址较偏僻。为方便读者购书，扩大革命书刊的销售量，毛泽民先后在沪西、沪东、闸北建起了多个分销处，如当时设立在上海大学内的书报流通处，实际上就是沪北分销处。同时又在上海闸北香山路建立起一套秘密印刷发行机构，专门负责党中央文件和内部刊物的印刷及发行。

1927年11月初，毛泽民又在派克路秘密创立了协盛印刷所。这是当时党中央最大的秘密印刷机关，发行党内刊物《中央通讯》和党中央理论刊物《布尔塞维克》等。毛泽民兼任协盛印刷所的负责人。为了应对国民党军警和租界密探的严密搜捕，毛澤民和印刷厂的战友们随机应变，巧妙地给革命刊物装订上各种伪装封面，如《中国文化史》《中国古史考》《平民》等，有时还用国民党机关刊物《中央半月刊》作封面。这些“红色伪装书”，体现了共产党人坚毅卓绝的斗争智慧，是共产党宣传史上的光辉篇章。

二

1928年12月，协盛印刷所遭到敌人破坏。考虑到出版发行机关的安全，党中央决定调毛泽民去天津工作，筹建秘密印刷厂。此时，天津这个华北的通商大埠正处于帝国主义列强的横征暴敛之下，沦为英、法、美、德、俄、日等国的租界，各帝国主义国家在租界拥有行政自治权和治外法权。这里局势混乱、环境险恶，间谍、侦探密布。这个厂虽然设在天津，但仍归中央领导。

1929年初，毛泽民带领印刷厂的部分同志连同印刷机器来到天津。在顺直省委的帮助下，在英租界广东道福安里4号（现唐山道47号）建立了秘密印刷厂，承印党中央和顺直省委的重要文件。厂房是一座老式楼房，两厢中间一厅格局。这里前门临街、后门有胡同，四通八达，出入方便。工厂对外采取半公开方式，挂出“华新印刷公司”招牌。

为了适应秘密工作的需要，毛泽民等人对院内外作了巧妙的布置。毛泽民吸取了上海的经验教训，把印刷厂设计得更为巧妙秘密。大门口挂公司的铜招牌，公开营业，名义上承印《马太福音》一类图书和各种表格，以及请柬、喜帖、发票等业务，以作掩护；一楼右厢房设有账房，账房内设办公桌，桌下安有电铃（用小地毯掩盖），一旦发现有可疑人员，账房用脚踩铃报警，各生产车间立即做好应变准备，迅速收起党内文件转移到早就准备好的地洞里，改印请柬、喜帖之类。

毛泽民化名周韵华，是印刷公司经理，兼管顺直省委的财务，并负责党中央对全国的出版发行工作。秘密印刷厂成立了党支部，党支部书记是何咀英，沈巨章、毛品章、何实嗣、毛特夫、毛远耀、孙五美、王亚南、马克勤为共产党员。

天津秘密印刷厂承担的印刷任务除党中央的重要决议、指示外，还承印党的刊物和马列主义方面的图书。为了迷惑敌人，书的封面做了巧妙伪装。印刷结束，所有印版立即销毁，印好的文件由专人送到转运站，再由转运站发到各地，有时候也采用分散的隐蔽方法邮递到全国各地。

三

由于天津秘密印刷厂处于地下状态，回旋余地较小，敌人的检查又日趋严格，非常容易暴露目标。同时，印刷出来的报刊材料，发行与转运极为困难。毛泽民和钱之光回上海请示党中央，中共中央经研究决定，在上海另建秘密印刷厂，并由毛泽民负责筹备工作。

上海秘密印刷厂坐落在上海市区的齐物浦路元兴里（后改为周家嘴路998弄146-148号），是两幢紧挨着的两层楼房，一边是绸布庄，一边是秘密印刷厂。

钱之光（化名徐之先）负责管理绸布庄，同时负责印刷厂的对外联络工作。绸布庄同时兼党中央的秘密联络点。瞿云白（瞿秋白弟弟）负责印刷厂内部工作。总体由毛泽民直接领导，但毛泽民不经常来。这里承担着中共中央向各地播散革命火种的重要使命。

选择在这里搞秘密印刷厂，是因为这里的房子和环境都合乎要求。当时，印刷厂的前面是个工厂，工厂开动机器时的轰鸣声正好掩盖印刷机的声音。印刷厂的东边是一块空地，行人极少；西边是为掩护秘密印刷厂而开设的绸布庄，也可以挡住印刷机的声音；后面是稻田，很少有人行走。因此，印刷机的声音不易被人听到。即使这样，他们还不放心。为了使秘密印刷厂更安全，他们特地加厚了印刷间的墙壁，以增强隔音效果。这种修改印刷间的措施，后来每换一个新地方都是要做的。有时是用砖把印刷间四周墙壁加厚，门窗也相应做了改装，以减少声音的外传。有时是采用木板加厚墙壁，这些措施不改动原来的房屋结构，从外表看不出任何破绽。后来印刷厂换了一个新地方，印刷间曾设在灶披间（厨房），就在灶披间四周加了一层砖，把门也堵死了，进出从通向屋里的窗户走。印刷厂那边由瞿云白夫妇居住，以住家的形式来掩护印刷厂。从外面进来，一进门是个小天井，再进去是客堂。客堂后边是后堂，印刷机就安放在后堂内。再后面是灶披间，楼上除住瞿云白夫妇外，还做包装、装订工作。那时，只有一台四开的脚踏印刷机。排字不在这里。负责印刷的是施有章和赵锡群两人。瞿云白做些校对工作。瞿云白的妻子徐伟成除做家务外，也做些包装、装订工作。绸布庄这边住着钱之光一家，以夫妻店的形式掩护印刷厂的内外活动。还有一个交通员姓江，是四川人，负责秘密运送报刊，公开身份则是绸布庄的伙计，也住在这里。绸布庄经营批发各种绸缎布匹。为了印刷厂的安全，绸布庄内装有电铃开关，电铃装在印刷间。外面有人进店铺，绸布庄的人马上按电铃开关，让印刷间的人知道这边有外人来，立即停止印刷，以免外人听到印刷机的声音。如果发现意外情况，也是按动电铃发出信号，让印刷间的人立即采取紧急措施。此外，印刷需要的纸张、付印的稿件、印好的印刷品，也是经绸布庄进出。为此，在楼上设置了活动墙壁，平时用衣柜挡住，看不出活动墙壁的痕迹。印刷用的纸张，均伪装成绸缎布匹运进绸布庄，再通过活动墙壁送进印刷厂。印好的东西，也经过伪装，从绸布庄送出去。

秘密印刷厂里有着比较严格的党组织生活。印刷厂内部工作的同志们来自不同的地方，他们是共同战斗的同志、战友，更是一个团结的集体。由于党的经费困难，常常不能按照规定时间发放津贴，每月生活费只有四五元钱，往往伙食费也要自己想办法，有时候不得不把自己的衣服送到当铺去押钱用来吃饭。参加秘密印刷厂工作的同志，为了开展工作，不得不与家庭采取隔离措施，更不能通信（必要的通信则通过可靠的转给处而不能直接通信），社会关系更是断绝。非必要不上街，群众活动不允许参加，娱乐场所更是禁止去的。必须外出的，一定要按时返回。在马路上行走时，还要时刻留心有没有敌特盯梢。机关内部在显眼处设置有暗号，有敌人闯入，首先是去掉暗号，保护同志。

四

1931年4月，顾顺章被捕叛变，给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带来巨大的危险，迫使党中央立即采取隐蔽、转移、改变斗争方式、更换接头暗号等紧急措施。毛泽民也是需要立即转移的同志之一，秘密印刷厂改由左觉农负责联系。

顧顺章叛变后，带着国民党特务到处抓人，破坏党的机关，秘密印刷厂的工作更加困难。此时又发现管弄堂的人以及房东可疑，组织上决定将工厂转移，因此这个印刷厂只存在了一两个月时间。

1931年春末，上海秘密印刷厂转移到上海市中心紧靠南京路的梅白克路（后改名为新昌路）上新建的一幢红砖三层楼房（门牌号99号），以钱之光（仍用化名徐之先）的名义全部租下来，以住家的形式出现。

这里地处上海最繁华的商业闹市区，附近有大光明电影院，更有号称“远东第一”的上海跑马厅，交通四通八达，进退十分方便。租金虽然高些，但条件不错，非常有利于设置秘密印刷厂。房子外面有一道横拉的铁门，里面是一道木板门。租来后，他们又在楼下大门口加装了铁栅栏。这三道门一关，则是比较安全的。

在严酷的白色恐怖下，要将印刷厂的设施转移过来，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印刷机的搬迁就极为困难，往往是先把印刷机和有关设备搬进地下转移站，作短暂的停留，再搬进新地方。有时，要在中途转停好几个地方，才能搬到新地址。搬迁时，要把印刷机拆散装箱，外面用草绳缠好，防止搬运时碰坏机器；在木箱上写上某某商号收，再用板车或其他办法运送，同时派人随车搬运。秘密印刷厂搬到梅白克路后，不久又将排字房从别的地方合并过来。铅字的搬运用的是木箱和藤箱。木箱不能太大，装多了铅字抬不动。藤箱装的铅字也不能多，箱子里面还放些衣物等作伪装，提在手上不吃力，像是旅行回家的样子。

为更好地掩护秘密印刷厂的工作，在梅白克路秘密印刷厂这幢房子临街的一面开设了一个烟纸杂货铺作报警点。钱之光以老板身份负责秘密印刷厂的工作，钱宝林、钱广才负责店铺的营业。杂货铺经营香烟、笔墨、纸张、袜子、手绢、纽扣、香脂、热水瓶等小百货，还做兑换钞票和银圆的便民小生意。

这幢房子的第一层紧靠街道的烟纸杂货铺，晚上关上两道铁门和木门。木门上开有探视的小窗口，有人敲门就打开小窗口观察，如果买东西，可以在这个窗口营业；如果是形迹可疑的人，就采取措施应对。铺面后有一间小屋，有专人值夜班。二楼有三个房间，左边住着钱之光，右边住着他的家属。三楼则是排字、印刷、装订车间，住着印刷厂的工人。

秘密印刷厂共7人：李子英担任厂领导、柳宗陶是支部书记、毛远耀负责技术工作，新增加的人员有毛特夫、胡觉民、林一心、毛桂华。秘密印刷厂的铅印机完全是靠人力踩踏的，除男同志外，女同志也帮忙踩踏。大家轮流吃饭，做到歇人不歇机器。为了防止机器声音暴露，工作间用土办法隔音，打纸型的毛刷，只一半用力。个别声响较大的部件，用加了衬的橡皮降低声音。窗户除糊上纸外，还钉上棉絮，空气难以流通。尤其是夏天，屋内闷热难当，但同志们边干活边轻声地哼唱《国际歌》。

钱之光既是“老板”又是“二房东”。他假以“二房东”的身份出租房子给印刷厂，这样做，秘密印刷厂一旦出事，就有个缓冲的余地。“二房东”在表面上与印刷厂没有什么关系，出了问题就可以设法掩护同志，减少损失。

为了蒙蔽敌人，印刷品都加以伪装。比如用《摩登周报》做封面，封面上是美女照片，而封底是流行的商品广告。把印刷品版面大小改为通行的32开本，这一期是《实业周报》，下一期改为《光明之路周刊》，再印上“中华邮政认可为新闻纸类特准挂号”字样进行巧妙的伪装。

为掩人耳目，秘密印刷厂的同志有时装成运送货物的样子，用老虎车把纸张运进来，把印刷品运出去；有时候用藤箱、皮箱，再在箱子里放些衣服、日用品，把印好的文件、书刊放在箱子中间或者底下拎出去；有时候用网篮把印刷品藏在里面往外送。这一时期，秘密印刷厂除印马列主义图书外，还经常出宣传红军胜利消息的《捷报》，还把排版500多面的《苏联红军战斗条例》制成纸型后送到苏区去印刷。

1931年6月，向忠发被捕叛变，供出了中央机要处密室等秘密机关。

情况十万火急。中央研究决定，暂停印刷工作，立即疏散人员，秘密印刷厂立即转移。不久，秘密印刷厂转移到王家沙花园路1号的一幢洋楼里。工厂的马路对面，就住着巡捕房的侦探长。最危险的地方，往往是最安全的地方。秘密印刷厂就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建了起来。对外，这个秘密印刷厂是以公馆的面貌出现的，秘密印刷厂的负责人李子英常常以“大老板”的身份出现。

这个秘密印刷厂的工作人员共9人，还是用大家庭的形式来作掩护，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掩护身份：柳宗陶担任账房先生，毛远耀作为李子英的弟弟，胡觉民作为娘姨，毛特夫作为厨师，霍彤光作为保镖。这个厂因为李子英在外面被捕，工作时间不长，不得不再次迅速转移。

在上级党组织的安排下，秘密印刷厂又在小沙渡附近海防路同乐坊（现海防路503弄24号）建立起来。厂房很普通，是一楼一底，隔壁是一家噪声很大的小型织绸厂。它的噪声刚好掩盖了秘密印刷厂打纸型的声音。

1932年，秘密印刷厂又转移到上海戈登路椿荫坊（现江宁路713弄26号）的一幢一厅一厢的楼房，大门正对着弄堂口，以一家商号的面貌作掩护。这是第五次转移。一年后，负责联络任务的柳宗陶在与上级接头后被敌特跟踪到住处抓捕，印刷厂不得不再次转移。

1933年夏，第六个秘密印刷厂经过重新筹备，在大连湾路大连坊（现大连路611弄26号）建立起来。为了安全考虑，毛远耀住在厂外和于益之（负责出版发行工作）接头。

第七个秘密印刷厂在提篮桥附近惠山路明华坊（现霍山路289弄43号、45号）的最后两幢房子里。一幢由毛远耀出面租借，表面上作为住家，实际上是车间，有四开铅印机一部，工作人员7人；另一幢由张合（代号“广东老张”）租来作为货栈。张合和爱人住在里面作为秘密印刷厂的掩护，同时张合也负责与上级联络。因为挂着货栈的招牌，自然经常有货物进出，不容易引起怀疑。所以秘密印刷厂的机器、材料、纸张等都装箱统一运送到货栈。待到夜深人静时在那里开箱，工作人员带着机器的零部件、材料和纸张，翻过仅隔着两个阳台的墙，送到印刷厂。印刷结束后再以同样的办法送到货栈，立即装箱运出。在这样的掩护下，就连隔壁邻居也搞不清箱子里装的是什么。

1934年秋，工作三四个月后，因为周围环境发生变化，秘密印刷厂必须转移。由毛远耀出面租了一幢两厢一厅的楼房，建立第八个秘密印刷厂。生产一两个月后，负责运送的同志就发现有人盯梢，印刷厂只好立即秘密转移。

同年秋，他们在一个小弄堂里租到两幢普通房子，建立第九个秘密印刷厂。由毛远耀出面租了靠边的一幢，形式上是住家，实际是秘密印刷厂。王明扬出面租了隔壁的一幢，作为货栈。厂里的机器、材料、纸张装箱运进货栈，通过晒台递过墙来，印好的印刷品也从晒台上递过墙去，然后装箱运出。这个厂由王明扬负责，他住在货栈，所以要到外面与上级联系，上级领导人仍是于益之。厂内由张瑞华、毛远耀负责。厂内人员共有8人。不久发觉管弄堂的人对印刷厂有所注意，旋即又转移了。

从事秘密工作，不仅要胆大心细，还要社会化、群众化。秘密印刷厂和邻居关系一直搞得很好。在秘密转移前夕，有时候还派以“老板”面貌公开出现的同志，大摇大摆地去弄堂口拆字摊（算命）拆个字，和普通群众选择黄道吉日作乔迁之喜的风俗习惯一样。这样做不易引起周围人的怀疑，避免发生不必要的损失。

1935年2月19日，上海的地下党组织遭到空前规模的破坏。敌人从英法兩租界同时下手，逮捕党的同志及家属三四十人。这是党被捕人数最多的一次，也是党在白区领导机关遭受的一次最严重的破坏，被国民党特务称为“一网打尽”。党中央在白区的总的领导机构就此中断。国民党特务几乎把南北各地的骨干人员都集中到上海，密布特务网，并采取阴险毒辣的自首政策，威吓利诱动摇分子，先逼其投降叛变，然后驱使他们用盯梢、引路、指认、作证等手段出卖同志、破坏组织。

同年7月，上海党组织再次遭到大破坏，秘密印刷厂彻底失去了与上级的联系。原本在筹建中的秘密印刷厂流产了，印刷工作从此停顿。铅字印机等存放在一个货栈里，再也没有取出来。

从党在天津开始建立秘密印刷厂，到1931年至1935年党在上海陆续建立的10个秘密排字厂和印刷厂，在残酷的斗争形势下，秘密印刷厂采取完全转入地下，不挂印刷厂招牌，排字、装订、印刷工序分开设厂，采取住家、庄号、货栈或者其他工厂等隐蔽形式出现，较好地避开了敌人的注意力。尽管屡次搬迁，但工厂本身一直没有受到敌人的直接破坏，这在当时的白色恐怖环境下是成功的。

中共的方针、政策和主张，通过秘密印刷厂的秘密印刷品得到广泛宣传，对于教育人民，号召群众起来斗争，指导党内各级组织坚持战斗，打击敌人，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