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背景下党建引领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问题研究*

2022-12-31山东商务职业学院崔立升王静

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 2022年35期

山东商务职业学院崔立升王静

一、乡村振兴战略的时代背景与意义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三农”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当前，我国已全面开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是时代赋予的使命，也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一步。当前，我国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但农村人口仍占多数，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相对薄弱，很多方面没有跟上城镇化进程的脚步。乡村振兴战略正是要从根本上解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解决城乡差别、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的问题，将侧重点放在与城市地位对等上，充分发挥乡村的主动性，激发农村发展的新活力。同时，进一步明确了新时代乡村发展的新任务，坚持农业绿色发展，助推农村高质量脱贫，增加农民收入，防止返贫，有效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可持续的内生机制，让在城镇化进程中被冲淡的乡土气息和乡土文化回归乡村，为实现新时代农业农村现代化打下坚实的基础。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不仅找到了开启“三农”问题大门的金钥匙，也为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指明了方向。

二、农业农村发展存在的问题

农业是社会发展的基础，但在现代化进程中，农业农村是我国现代化发展的短板。

（一）农业总体生产规模大和个体生产规模小的矛盾

截至2021年，我国粮食已连续18年保持丰收，最近7年一直稳定在1.3 万亿斤以上，重要农产品供给比较充足。但是，在农业总体生产规模大的背后，是农业生产主体的小农化，生产成本高、效率低。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报告显示：截至2016年，全国农业经营户20 743 万户，但规模农业经营户只有 398 万户，农业生产仍然以小农户为主，小农化的生产主体存在市场意识薄弱、产品单一、竞争力不足。在生产成本上，小农化的生产成本无法实现规模效应，生产成本高。与此同时，小农户无力投资大型机械设备。例如，谷物烘干设备投资大，使用频次低，在小农户粮食生产中少有应用，晾晒粮食还多以传统模式为主，效率低、浪费大。在种植过程中，小农户需要个体全程参与，无法做到分工合作，生产效率低；在种植结构上，小农户存在经验行为和跟风行为，存在调整转型困难，跟不上农产品消费结构升级，农产品生产很难满足个性化、多样化的消费需求；在销售模式上，如电子商务这种新业态，小农户往往没有能力参与其中。

（二）农村人才需求旺盛与人口老龄化的矛盾

随着我国城市化的进程，农村人口持续向城市转移。在流动人口中，以青壮年为主，在农村留守的大都是年龄较大的。全国第三次农业普查显示，2016年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人员中，年龄在35 岁以下的比例为19.17%，在 55 岁以上的比例已经达到33.58%，总体老龄化严重，随着城市化的继续推进，这一趋势可能进一步加重。与此同时，农业农村的现代化建设，尤其是农业的转型发展对人的需求，尤其是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的需求持续扩大。农村人才需求旺盛与人口老龄化的矛盾成为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中的最大阻力。

（三）农业丰产投入和资源环境承载力的矛盾

农业生产中，为了追求丰产高产，农民往往过量使用化肥、农药；同时，由于工业化的快速推进，工业生产所产生的有毒、有害物质会经过水循环、大气循环进入耕地系统,造成耕地污染。有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受重金属污染的耕地面积已占到全国总耕地面积的约1/6。在干旱地区，农膜常年超量使用，由于缺乏回收机制，残膜回收率低，形成耕地特有的“白色污染”。据统计，新疆是地膜污染最严重区域之一,有近一半耕地中有地膜残留。地膜残留会降低土壤的通透性,造成土地板结，抑制农作物对养分的吸收,造成农作物减产。

2015年，我国农业农业部（原农业部）印发的《到2020年化肥使用量零增长行动方案》指出，“2015年到2019年，逐步将化肥使用量年增长率控制在1%以内。力争到2020年，主要农作物化肥使用量实现零增长”；“力争到2025年化肥农药利用率再提高3 个百分点，推动农业生产方式全面绿色转型”。2015年后，我国化肥折纯使用量呈逐年下降趋势，但和国际通用的15公斤/亩的安全上限相比，还有很大差距。

（四）农村公共事业需求与供给的矛盾

农村社会公共服务历史欠账仍然较多，城乡之间在教育、养老、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差距已经成为社会民生最大的痛点之一。农村公共事业需求与供给的矛盾的表现之一是供给不足。根据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汇总结果，2016年全国仍有3.5%的乡镇没有幼儿园、托儿所，这一比例在西部达到6%；全国33.2%的乡镇没有社会福利收养性单位，西部为46.7%；全国58.7%的村没有农民业余文化组织，中部、西部这一比例分别高达59.2%和63.3%；全国 45.1%的村没有执业医师，其中东部和西部分别为 50.6%和50.1%。和城市相比，农村可提供的就业岗位少、收入低；同时，农村的医疗卫生、教育、娱乐等设施落后，不能吸引青壮年。在交通方面，农村虽然已经实现了村村通公路，但是建设标准普遍较低，难以满足创业、乡村旅游等需求。农村公共事业需求与供给的矛盾的表现之一是供给和需求脱节，存在供给不足与供给过剩并存，重建设、轻运营的现象。农民生活密切相关的公共服务，比如医疗、教育等供给不足；而那些农民不急需的，比如健身广场、文化活动室等供给相对过剩。供给和需求的脱节导致公共服务资源的利用率普遍偏低。在课题组调研的15 个乡村中，都建立了乡村书屋或者乡村图书室，使用效率极低，究其原因是缺乏后期运营投入，村集体收入不足以支撑运营成本。

三、乡村振兴背景下党建引领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发展路径

（一）党建引领合作社建设，促进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

现代农业的发展动力就是科技成果的创新应用。因此，要发展我国的农业现代化，就必须积极推进科学技术创新，推进农业生产的机械化、工厂化，提高劳动生产率。传统的小农经济很难实施科技应用的重要原因是成本问题。大型农业机械价格高、使用频率低，例如一台农用烘干机的价格超过万元，使用频率低，占用场地大，小农生产者很难投资使用。因此，农业现代化的实现需要推进规模经营，规模经营可以促进农业科技和大型农业机械的应用；同时，规模经营更能促进农业生产向精深加工方向发展，提高农业产品附加值，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

通过“合作社 +企业 +农户”的模式实现土地流转或者土地托管，达到规模化经营。在实践中，各地市都开展建设形式多样的合作社，走出了一条党建和农业发展相结合的道路。在烟台地区广泛开展的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统一确定种植品种、植保、收获、烘储等标准，以统一价格购买托管服务，由企业负责种植，村合作社负责监管作业质量。托管企业随着托管土地的规模增大，可以投资现代化的农业设备，如无人机、植保机、深松播种机等，可以实现测土配方配肥、水肥一体化、飞防作业、秸秆综合利用等科学技术的应用，实现农业生产的标准化、集约化。经过测试，与小农生产相比，种植小麦、玉米等传统作物，亩均可以降低种地成本40%，减少20%的农药使用量，增加10%的产量，推动了农业高效、绿色发展。村集体的合作社可以获取一定的服务组织费，增加了村集体收入。农民托管土地后，可以应聘为农业企业员工，以职业农民的身份参与农业生产；也可以到其他企业务工，达到增收目的。

（二）党建引领农民培训，培养新型职业农民

科技创新是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动力，而科技的创造和应用都离不开人才，人才是将技术的生产结合在一起的纽带。农村人口老龄化的趋势不可逆转，所以必须提高农业从业人员素质，提高科技技术的使用效率，提升农业生产效率。因此，只有培养“有技术、懂市场、会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才能促进农业现代化的发展。

要强化农村支部书记培养，发挥支部书记示范引领作用。一是，做好农村党支部书记的选任工作，选好、选强“头雁”。重点从本村致富能手、返乡退伍军人、在外务工能人等人员中选择政治素养高、热爱乡村事业的人到村任职。二是，做好培训工作，提升“头雁”综合素质。农村支部书记普遍存在学历不高、带村致富经验不足，加强培训工作是提升其综合素质重要方式之一。在培训内容上，应该针对农村支部书记的特点，灵活设计培训内容，提升培训实效性。在培训方式上，要注重案例教学和现场教学、交流答疑相结合，提升培训效果。三是，要完善保障和激励机制。农村支部书记的工资待遇还比较低，要适度提高农村支部书记待遇，并通过民主测评、绩效考核等形式，对表现突出的，发放相应奖励，有条件的地区可以建立农村党支部书记晋升通道。四是，要做好农村支部书记的监督管理，各项村级事务要集体议事、公开议事，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政府要加强对农村农民教育的投入力度，探索建立农民分层培训制度。政府不仅应加大对原有的农业职业院校、科研院所等公益性涉农培训机构的建设，还应通过政府购买、财税减免等政策吸引多市场主体参与到农民培训中来。围绕农村农业现代化、打造农业教育培训链，完善组织管理、强化考核评价，建立多层次的高素质农民培训体系。一是，扩大高等职业教育中招收农民学员比例，开展学历教育；同时，制定优惠政策，鼓励高校毕业学生到农村发展，服务农业现代化。二是，面向种养大户、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等开展“创业培训 + 经营指导”型培训。这部分人虽然不多，却是农民中的精英群体，对农业科技应用、农业经营模式、农业发展政策等知识需求强烈。针对他们开展农业新型技术、农产品市场信息、国家涉农政策、企业管理经营等方面的培训，发挥他们在农业现代化中的领头羊作用。三是，面向小农户的培训。这部分人以农村留守妇女和留守老人为主。针对其特点，可以采用田间地头现场解惑、农业科技现场演示等方式，重点解决农业生产中的困难，以促使小农生产向现代化农业转变。

（三）党建引领服务投入，提升农村公共服务质量

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过程中，实现农村高质量公共服务，离不开财政的支持。因此，应当确保对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财政投入，强化监督，实现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精准供给，提高基本公共服务满意度，保证城乡公共服务融合发展。

提升农村公共服务质量首先应该确保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有效性，要把公共服务供给是否满足农民需求作为公共服务质量评估的最重要标准。要建立农民公共服务需求表单机制，通过有效的调查研究确立本地区的公共服务需求，充分利用大数据、物联网等技术跟踪农村各项公共服务资源的利用效率，实现农村公共服务的精准供给。

提升农村公共服务质量，财政保障是关键。和城市相比，农村的教育、医疗、环境卫生等公共服务十分落后，要扭转这一局面，需要财政投入向农村倾斜。根据课题组的调研结果，农村公共服务存在重建设，轻运营的主要原因是缺乏后期运营投入，政府投资建设后运营要由村集体负责，村集体收入又不足以支撑运营成本，需要财政持续支持。相较于硬件设施，农村教育、医疗问题的核心是人才问题，只有吸引优秀人才到乡村才能解决上述问题。人才的引入同样需要财政投入支持。

提升农村公共服务质量，还应完善相关政策。吸引不同主体参与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提高农村公共服务种类、数量，完善公共服务的监管体制，提升农村公共服务的整体水平。

（四）党建引领农村治理，推进农村治理现代化

完善农村基层法治建设是农村治理现代化的根本保障。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农村治理的领头人，农村治理现代化需要充分发挥党的领导在乡村治理中的核心作用。党员干部要提高依法行政意识和法治素养。各级有关部门尤其是县乡组织部门要深化认识，加强政治建设，将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作为乡村现代化治理的主线，强化乡村基层党组织的服务宗旨，提升治理能力，形成党建引领，法治、自治、德治相融合的农村治理体系。

要建立健全乡村矛盾化解机制。自治是农村治理现代化的基本形式之一，涉及村集体重大事务，要主动走进群众，倾听群众意见，做到“一事一议”，寻找最优决策，保证村民的参与权力。在农村自治的基础上，要强化法治宣传，使村民能在法律框架下行使权力、履行义务、合理表达诉求、依法解决矛盾纠纷。德治在我国乡村治理中有着悠久的历史，是农村治理现代化的有益补充，也是落实法治、自治的重要手段之一。要在农村广泛开展爱老敬老、移风易俗等文明活动，引导村民和谐共处。乡贤文化就是农村德治、自治的体现。在新时代，农村基层组织要广泛吸收乡贤群体参与乡村治理，发挥其引导社会舆论、端正社会风气、塑造良好乡风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