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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述《考信录》及其近代学术影响〔*〕

2022-12-29

学术界 2022年4期
关键词:古史顾颉刚遗书

李 燕

(北京教育学院 历史系, 北京 100120)

18世纪中后期,随着乾嘉学派主盟学坛,博雅考证渐成学界风尚。当此之时,崔述(1740—1816)倾四十余年之力撰成《考信录》,并称“毕生之精力尽在此书”。〔1〕但在很长一段时间,该书都隐而不显。直至20世纪上半叶,它才引起时人关注,被誉为“极伟大又极细密”的著作,〔2〕进而与“层累地造成古史”说发生学术关联,成为近代学术史上的一个重要链环。应当说,这种“当时不遇没则荣焉”的学术境遇,实有深层的历史原因。为此,有必要将其放在学术史的视域下加以考察。

一、成书述略

崔述字武承,号东壁,直隶大名府魏县(今河北大名)人。自乾隆四十八年(1783)起,崔述以六经为参照,对古书传注及其所载史事进行较为系统的考辨,历时三十余年,撰成《考信录》36卷。据其《自订全集目录》,该书包括《前录》4卷、《正录》20卷、《后录》12卷。其中,《前录》又包括《考信录提要》2卷、《补上古考信录》2卷,《正录》有《唐虞考信录》4卷、《夏考信录》2卷、《商考信录》2卷、《丰镐考信录》8卷、《洙泗考信录》4卷,《后录》包括《丰镐考信别录》3卷、《洙泗考信余录》3卷、《孟子事实录》2卷、《考古续说》2卷、《考信附录》2卷。〔3〕

关于《考信录》成书问题,崔述、陈履和均有述及,胡适《科学的古史家崔述》一文曾据此对其中诸《录》加以梳理并系年,洪业则对《考信录》书目刊刻版本进行整理。〔4〕事实上,《考信录》从酝酿到成书并非一孤立的事件,将其置于崔述人生与治学的历史情境中加以梳理,正可一窥崔述思想演变及其与时代的若干关联。

从其经历来看,崔述治学大致以乾隆三十四年(1769)为界,前后分为两大阶段。第一阶段主要是就学应试,第二阶段则以经史研究为主。在第一阶段的前15年,即乾隆五年至十九年(1740—1754),崔述先随父亲崔元森诵读《论语》《孟子》《小学》等儒家经典,又从母亲诵习《大学》《中庸》,15岁时与弟崔迈应大名府童子试,名列第一。崔元森对朱熹和陆陇其的著述十分重视,他不仅手抄朱熹所定《周易》古文教述,还要求崔述通读经书朱注,并“细为剖析”,遇有疑义则取名家论辨之书,别是非得失;此外又取陆氏《三鱼堂四书大全》《四书讲义困勉录》《松阳讲义》,不时讲授。〔5〕这一时期,崔述从父亲学习了特定的读书方法,即先熟读经文,稍能解义后再读传注以证之;经文不连注读,而是先单读再与注合读,读注、温注则连经文。〔6〕这种经注分观与合读的方法,后来在崔述撰写《考信录》中屡有运用。

第一阶段的后15年,即乾隆二十年至三十四年(1755—1769),崔述受到大名知府朱煐、知县秦学溥等人的赏识,先后在朱煐府衙内晚香堂及大名府读书。其间,崔述广闻博览,不仅学业精进,而且交游颇广,自身学术视野得以拓宽。他后来忆及这段求学岁月,曾称《考信录》之作“由于公(笔者注:朱煐)之玉成者不少”。〔7〕可见早年的家庭教育和师长赡恤,为崔述日后治学特别是考信经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崔述治学生涯中,乾隆三十四年颇有可留意处。他曾说:“余年三十,始知究心《六经》,觉传记所载与注疏所示往往与经互异。然犹未敢决其是非,乃取经传之文类而辑之,比而察之,久之而后晓然知传记注疏之失。顾前人罕有言及之者;屡欲茹之而不能茹,不得已乃为此录以辨明之。”〔8〕乾隆二十五年(1760),21岁的崔述应顺天乡试并中副榜,隔一年与弟入京乡试,同中式举人,次年在京应会试,中举人。此后,他连续五次会试不第,遂在30岁时将兴趣转向经史研究,此年正值乾隆三十四年。崔述由少时疑书和成年抄录其事的经历,对经传纂辑分观,认为所疑者出于传记,而经文“皆可信”,继而得出“六经精粹”的认识,〔9〕并以六经为本考信古史,纠传注之失。显然,崔述对经文与传记注疏“类辑比察”,正是运用了其父所授读书之法。陈履和曾记载,崔述“欲自著一书以正伪书之附会,辟众说之谬诬;举子业置不复为。时先生三十岁也”。〔10〕由此看来,乾隆三十四年确为崔述治学转入第二阶段的重要节点。

然而,“究心《六经》”并不意味着他系统考信六经的开始。事实上,自乾隆三十四年至四十八年(1769—1783)进入治学第二阶段后,距离崔述真正动笔尚有十余年的间隙,这段时间可以视为其撰写《考信录》的酝酿期。崔述在给汪师韩的信中,表示自己痴钝迂拙,“独好参伍古今事迹,辨其是非真伪。日积月聚,似少有所见。尝欲著之于文,顾自以为年少识浅,又方劳心于科举衣食,未暇为也。……自先君见背后,功名之念顿灰,家贫多病,益疏懒,自度难以进取,欲遂一抒所见。愧不能文,乃于去岁取昌黎、柳州、庐陵三家文熟玩其理。……惟先生鉴其诚而教之,幸甚!”〔11〕可见,崔述早年虽已留意经传异同、史事真伪,但限于自身学识,特别是科举谋生的现实压力,无暇他顾。自乾隆三十六年(1771)起,崔述父亲、长姊、儿子、母亲和弟弟相继去世,亲人离世加之科考失意、家贫多病,令他不免心灰意懒。功名之心既淡,则崔述重又关注早年留意的学术问题。为求文辞通达,他不仅研读韩愈、柳宗元、欧阳修之文理,更诚意向汪师韩请教。

对于崔述的这一心路转变,陈履和也曾有具体而微的描述,他说:“先生少有志于功名,读书时即悉心以究世务……且家贫无以养,故禄仕之念甚切。既数试礼部无所遇,二亲又相继以逝,《考信录》亦未成,自分以著书老矣”,“自暗斋先生卒后,十年之间,叠遭变故,积哀劳,病作几死者屡矣。母丧既除,痛弟迈笃学而年不永,所恃以成先志者孑然一身,益发愤自励,始作《考信录》。疾病忧患中,奔走衣食又十年,而考古著书弗辍也”。〔12〕崔述表示,《考信录》是为述其父之志而作,他忆及父亲给自己取名为“述”,“欲尔成我志”的心愿。〔13〕可见,亲人离世的这段时间确为崔述的人生低谷期,但同时也是他明确旨趣而发愤治学的酝酿期,这种酝酿不仅有具体文辞技术的研习,更有体肤心志的砥砺。正是长达十余年的准备,才使崔述能够泰然面对疾病和谋生的现实困顿而坚持考古著述。

自乾隆四十八年起,崔述开始撰写《洙泗考信录》。该录以时间为序,对经传所载孔子生平事迹进行考辨。此后直至嘉庆二十一年(1816),崔述处于治学第二阶段的集中创作期。撰写《洙泗考信录》必然涉及到经书与古史的史料问题,崔述的考辨范围遂扩至上古时期。乾隆五十六年(1791),《洙泗考信录》六卷本初稿撰成,《补上古考信录》也旋即脱稿。此后,《洙泗考信录》又经多次修改,直至嘉庆十五年(1810),才被修定为四卷本。在这32年间,《洙泗考信录》从着手到修定凡27年,在诸录中可谓动笔最早又历时最长,要考察崔述治学思想,就不能不对此予以充分关注。

乾隆五十七年(1792),适逢吏部下发截取文书,崔述因而至京师,并得遇云南士子陈履和。后者拜读《洙泗考信录》《补上古考信录》等书稿后,悦而抄之,并恳请拜崔述为师。乾隆五十九年至嘉庆元年(1794—1796),崔述又三至京师候选。随后,《上古考信录》《洙泗考信录》及另两种书稿由陈履和在江西刊刻。嘉庆三年(1798),崔述将《唐虞考信录》修定为四卷本,并寄至陈履和处。该书系统阐明了考辨古书、古史的必要性和现实性。

嘉庆元年,崔述任福建罗源县知县,后调任上杭县,嘉庆六年(1801)以老病乞休。其间,他开始撰写《三代考信录》,希望通过辨明三代大政的伪误来阐明圣王之道。大约嘉庆十年(1805),书稿基本撰成。此后,《洙泗考信余录》四卷、《考信录释例》(后改题为《考信录提要》)二卷、《孟子事实录》二卷也逐渐写成。约在嘉庆十年至十三年(1805—1808),崔述初步写定《考信录》全书,后又补录了《考古续说》。嘉庆十三年七月,陈履和在南昌将《唐虞考信录》诸书刊刻并作跋。嘉庆二十年(1815),崔述自定全集34种88卷。次年,崔述去世,陈履和奉命受书。此后,《三代考信录》《洙泗考信录》《考信录提要》《补上古考信录》《唐虞考信录》等又经陈履和、孔广沅等人刻印。道光元年(1821),《前录》《正录》定本付梓,至道光四年(1824),《后录》陆续刻成。〔14〕

二、治学特点

对于崔述的治学特点,前贤时哲多有抉发。〔15〕事实上,这一问题既要观照到崔述所处的特定时空,又需结合《考信录》具体文本分析。就此而言,崔述的治学特点大致有三:

其一,在治学旨趣上,主张崇圣尊经以明道。崔述认为,先秦诸子出于托古、争胜等原因,伪撰圣人之事,后世杂采其书,兼以猜度附会,甚或有意作伪,以致圣人之道与异说相杂,考唐、虞、三代事,“是非必折衷于孔孟而真伪必取信于《诗》《书》”,然后可见圣人之真,明圣人之道。〔16〕崔述继承孟子、韩愈的道统说,以孔子系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后,认为“孔子之道即二帝、三王之道”,〔17〕由于时势不同,二帝以德、三王以礼治天下,孔子则以学治天下;七十子之后,知圣人者“莫如孟子”。〔18〕显然,崔述这里所谓“孔子之道”,是源自上古二帝三王而以孔孟为代表的“圣人之道”,这也是他以《洙泗考信录》继唐虞、三代诸《考信录》的重要依据。

然则“圣人之道”如何由“真”而明?对此,《考信录提要》开篇明义,其曰:“圣人之道,在《六经》而已矣。……文在是,即道在是”,“《六经》以外,别无所谓道也”。〔19〕崔述认为,二帝、三王之事备载于《诗》《书》,孔子言行具于《论语》;至于上古,唐、虞以前载籍未兴,无经文,传少见,因而易伪托难考验,直至尧、舜始平天下,作《典》《谟》等篇纪实,“史于是乎始”,〔20〕因而尧、舜不仅是道统、治法之祖,还是文章之祖。周室衰微后,孔子订其书而阐其道,孟子继之辟异端。在他看来,只有《易》《春秋传》近古,事理近正,可据此补上古事而证百家谬,因此《考信录》也始自唐虞,以《尚书》为经、传记为纬,对于传而失实的部分据经传正之。

然而,崔述“道在六经”之意蕴尚不止于此。在道统问题上,孟子曾将尧舜至孔子的传道分为“见而知之”与“闻而知之”,并宣称孔子之后“无有乎尔”,隐然以孔子的继承者自任。对于孟子这一区分,崔述认为,孔子之道并非无传,只是无“见知”者,孔子之文备于六经,《春秋》经尤为大者,但即如孔子弟子及《春秋》三传,解经仍不尽合圣人之旨,这就对七十子后学解经传道的权威性提出质疑。他还表示,圣人之道虽有赖于两汉以来诸儒授受不坠,又有韩愈、朱熹等人光大,但求能知孔子如孔子知文王者则“二千余年间固未有”。〔21〕

既如此,则圣人之道似乎晦暗难明。对此,崔述先是称引孔子之言,认为道“寄之文”以传而非以“徒”传,继而表示孔子事迹“未尝非孔子之道之所在”,先儒未考其事而人不知“圣人之真”,以致伪学乱经、邪说诬圣,这是“圣道之一憾”,自己要本孟子之意,考孔子事迹而“次第厘正”,“附之以辨”,以见“不贤识小”之义。〔22〕他并且引司马迁之言曰:“‘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是余之志也夫!”〔23〕这就将孔子之道从七十子后学至汉宋诸儒的话语系统中剥离出来,使孔子、经文、史事与“圣人之道”直接勾连,据经考史,由圣人之“真”而明其道。

为此,崔述反对将圣人神化或美化,认为圣人之圣“不在于形”,〔24〕《史记》《韩诗外传》等所载孔子异相既诬且侮圣人,应削之;在“生知”与“学知”问题上,他引用孔子、子贡及孟子之言,认同《论语》“学而知之”的记载,反对程子对孔子“生而知之”的论断,认为二者有劳逸不同而无高下之分,无论何者都无加损于孔子至圣。〔25〕同时,崔述又强调圣人尤重“大经大法”,因而对“害道诬圣”的记载加以辨驳,如他认为《论语》系张禹辑合更定,纯杂不均,其中公山弗扰及佛肸章为战国伪托而后人误采信,由于关涉“圣人行事大节”,必须辨明;〔26〕他还考辨《史记·孔子世家》,认为将圣人比于犬之说和信此说者“皆圣门之罪人”。〔27〕

可见,崔述宣称“道在六经”,其意一则尊经以明道,一则据经以考史,他通过称引孔孟,论证考辨“圣人之真”对于明道的重要性,以为《考信录》张目。同时,他又以“上达”与“下学”区分圣人之道与圣贤之事,认为前者“大而难窥”,后者“显而易见”,自己“赋性愚钝”,只致力于分别史事是非真伪,而“从无一言及于心性者”。〔28〕不难发现,无论是以“考信《六艺》”为己志,还是自谦“愚钝”“不贤”“下学”,抑或所谓“不得以”之“词费”,〔29〕崔述都在以一种曲折而隐微的方式,藉由批评先儒时人,特别是陆王心学的“高谈性命”,申明自身治学传道的合法性。

其二,在治学原则上,强调辨虚实而论得失。崔述认为,“虚实明而后得失或可不爽”,以此示“正本清源”之意。〔30〕他由经传关系出发,提出考辨的一般性标准:一是据经疑传注,“不可据注而疑经”;〔31〕二是“历考其事,汇而编之,以经为主”,〔32〕传注与经相合则著录,不合则辨,“凡不见于经传者概不录”。〔33〕崔述据此将典籍的可信度由高到低排列为经书、传注、百家言,其中《论语》(后五篇除外)、《孟子》《春秋》等经书的可信度高于《左传》,《榖梁传》次之,《史记》又次之,《孔子家语》《年谱》等可信度最低。〔34〕

当然,崔述在考辨中并未简单套用上述标准,而是结合古书性质、文辞情理等予以分析。例如,在辨“齐人归汶阳之田”时,崔述认为《史记·孔子世家》本于《榖梁传》而“颇增益其词,殊不近理”,《左传》分明且近理,但盟不书于《经》,恐出于附会。〔35〕这就将《春秋》置于权威性地位。而对于“孔子请讨陈恒”事,崔述则考《左传》及春秋实际,指出《左传》不如《论语》“醇古”,疑因记言者水平不同,但“互有详略,足相发明”。〔36〕在辨“陈侯问楛矢”时,他据《史记》“陈湣公”而正《春秋》《国语》。

崔述指出,经传“往往有过其实者”,学者应平心静气求其意旨。〔37〕例如,对于经书未载或本出于经而后旁见于传记的重要内容,为了区分经传和避免失实,《考信录》多用“降一字书之”或冠以“补”的方式表示。然而,《洙泗考信录》及《余录》并未采取上述做法,崔述的理由是,圣贤之事更多见于传记而非经书,“不可概用降书”;传记之作多在百年内,“世近则其言多可信”,所以不复分之。〔38〕可见,崔述也认识到,一概“降书”将导致史事阙如,而以传记“世近”论断“其言多可信”,也反映出崔述是在经书“权威性原则”的前提下有限度地使用“时序性原则”。〔39〕

经史关系是崔述考辨的又一切入点。他认为:“三代以上,经史不分,经即其史,史即今所谓经者。”〔40〕在他看来,研究古史首在明史事真伪,由于时空久远、人为篡改、传闻异同等原因,加之竹简传抄、携带不便等因素,战国秦汉之书多难征信,记上古事“尤多荒谬”;〔41〕较之其他史料和传注,六经载道记事最为权威可靠,后儒不察,以致经史分途。

基于此,崔述推阐刘知几《史通》之意,结合对典籍性质及成书时间的判断,提出古史不存于世,考辨殷、周以前事只以《诗》《书》为据,对于战国、秦汉书和东汉魏晋诸儒所注,应“究其本末,辨其同异”,〔42〕分别虚实而取舍,反映出“不以后书考前史”的思想。这一思想,也体现在《考信录》的“备览”“存疑”“附录”“附论”“备考”“存参”等分类上。

尤为难得的是,崔述还关注到时空变迁与典籍记载之间的规律性与复杂性,并从中抽绎出一般性的认识。首先,他认为“典籍之兴,必有其渐”,〔43〕“逸”是常态。例如,针对《史记》中的“孔子删《诗》”说,他梳理前人诸说,根据《诗经》所涉年代及《论语》文句予以否定,认为孔子只是“厘正次第”而教弟子,古代风尚简朴,作者少而多用竹简,传播不广,“存者少而逸者多”,“世愈近则诗愈多,世愈远则诗愈少”,汉代以来的典籍以纸代竹而仍有逸者,可见“逸”是“事势之常”。〔44〕

其次,崔述认为古籍成书传流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不限于一人一时一地。例如,他依据《汉书·艺文志》《张禹传》《论语集解》等,认为《论语》是“七十子之门人追记其师所述以成篇,而后儒辑之以成书”;〔45〕该书诸篇初由弟子各记所闻,“非一人之所记”,〔46〕孔子未尝自书,弟子以口相传,由于各不相谋,“所见”“所闻”“所传闻”异辞,因而有文句重出异同、词气失真等现象,学者对此不可“以词害志”。〔47〕崔述认为,该书“义理精纯,文体简质”,唯后五篇“多可疑”,从传流来看,“盖当其初篇皆别行,传其书者续有所得辄附之于篇末”;〔48〕从版本看,今之《论语》既非孔门《论语》原本,又非汉初《鲁论》旧本,结合篇第、授受分析,不仅《齐论》《鲁论》互异,而且《鲁论》自身也不尽相同,他推测诸本相同者是“当日之本”,此有彼无者是传经者由他书增入,如果诸本并存,就可以据此考是非得失。〔49〕基于此,崔述主张,两者相类又无他书可证时,不能据彼废此,应“两存之”。〔50〕

再次,崔述还关注到时代变迁与典籍可信性的关系,提出“去圣益远则其诬亦益多,其说愈传则其真亦愈失”。〔51〕他从时代变迁、资料来源、学者识见等因素出发,表示“世益古而其取舍益慎,世益晚则其采择益杂”,〔52〕“其识愈下则其称引愈远,其世愈后则其传闻愈繁”,〔53〕认为不应后人所知反详于古人,从而对典籍失真现象予以动态分析。

崔述上述主张虽不尽然,但有其合理性,在当时亦属可贵。而实际上,他在秉持“经即是史”这一观点的同时,又以经考史,对经书以外典籍乃至经书本身考论虚实真伪,〔54〕这就产生认知的悖论,由于其认识的局限性,成书时间往往被限制在典籍性质的大前提下进行讨论,所谓“虚实”明而知“得失”实难成立。

其三,在学派观念上,不拘汉宋之见。清代以来,学人所言宋学多重心性义理,汉学则以训诂考据为特色。对于崔述的学派观念问题,学者们屡有论述。杨道生称其“道有孔、孟不知余,学无汉、宋惟其是”,〔55〕张之洞(1837—1909)将其列入“汉宋兼采经学家”。〔56〕近代以来,胡适认为,崔述及其父亲的学问都是“宋学中的朱学”,〔57〕顾颉刚则称崔述是“儒者”而非“史家”的辨古史。〔58〕此后,又有学者提出“无明显宗派意识”“非今非古、非汉非宋、非朱非王的超家派”等主张。〔59〕

事实上,分析学派观念应兼顾治学实践和学者评价,前者主要结合文本考察学者的学术渊源、思想特色,兼及地域环境;后者则应考虑学者的自我认知与他者评判。具体到崔述,还应结合时人对于汉宋之学的思想观念加以考量。

崔述的学派观念与其学术渊源特别是家学密切相关,这点从《考信附录·家学渊源》所列《〈魏县旧志〉先段垣公传》《先段垣公行状》《先君教述读书法》《先府君行述》诸文可以印证。崔述自幼即被父亲寄望于“他日为理学”,〔60〕而其父崔元森幼从祖父崔缉麟读书,〔61〕17岁随赵国麟学作文法,备览理学、经世致用之书,屡次乡试不中后,闭门教授。汪师韩《暗斋先生墓志铭》曾说:“北方自苏门孙徵君宗姚江王氏之学,远近信从”,而崔元森“独恪遵紫阳,而尤爱玩当湖陆清献公之书”。〔62〕在教授崔述及诸生举业的同时,他也为之辨人品高下、学术邪正、儒禅朱陆之所以异,“尤辟阳明所论良知之”,对于儒经则参考明以来诸家诠解而详辨之,“陆清献公《三鱼堂文集》尤爱玩不忍去手”。〔63〕无论是经注分观、循序渐进的读书方法,还是对经义的求索,都反映出他远绍朱子、近承陆氏的特点,〔64〕而陆陇其尊朱黜王、奉程朱为正宗的学术倾向为众所知,则崔元森尊朱的理学家身份自无可疑。

在这种背景下,崔述有“拾韩、朱之遗”的思想倾向也就不难理解。〔65〕可以说,家学渊源确曾使他早年深受宋学影响,其尊朱亦属合情合理。然而众所周知,朱熹治学思想实则包含“尊德性”与“道问学”两个层面,其考证的最终归宿是义理。换言之,朱熹的“道问学”乃是“尊德性”中的“道问学”。随着考辨的不断深入,崔述也渐由义理转向考证,更多关注其中的“道问学”层面。

无论是题目还是体例,《考信录》都带有浓厚的“考辨”特色。然而,从内容来看,崔述对汉儒多有批评,如认为汉儒传经存在传闻异词、误信误载,甚至曲全附会等现象,《大戴礼记》《史记》“难征信”,《汉志》“尤荒唐”,以致“愈转愈误”;〔66〕《尚书大传》《韩诗外传》《说苑》等书对诸子之说不察,以致真伪混淆,刘歆、郑玄复以谶纬说经,时人不考其所本,只以“汉儒近古”就断定其言必有依据,实不可取。〔67〕

相较之下,崔述对朱熹多有推崇,但这并不意味着盲从。他认为,今世学者“矜奇者多尊汉儒而攻朱子,而不知朱子之误沿于汉人者正不少也。拘谨者则又尊朱大过,动曰‘朱子安得有误’!而不知朱子未尝自以为必无误也。即朱子所自为说,亦间有一二误者”。〔68〕崔述批驳了尊汉攻朱和尊朱盲信的两种倾向,表示尊朱者不必讳言其误,尊汉者也无须因此对朱熹妄加否定。

崔述进一步表示,今世醇谨者多恪遵宋儒,而以汉儒抵制宋儒的“高明者”不过是厌常喜新,“宋儒之说多不始于宋儒;宋儒果非,汉儒安得尽是。理但论是非耳,不必胸中存汉、宋之见”。〔69〕汪廷珍认为,《考信录》“考据详明如汉儒”,“辨析精微如宋儒”。〔70〕可见,崔述并未将汉、宋之学截然对立,他推尊朱子但并不盲从,主张考信却旨在明道,对于训诂之学及汉儒家法则不甚经意。

不惟如此,崔述还关注到南北治学差异,他说:“南方人初读《论》、《孟》,即合朱子《集注》读之;《大学》、《中庸章句》亦然。北方人则俟《四书》本文皆成诵后,再读经一二种,然后读《四书注》;而读注时亦连本文合而读之。”〔71〕刘师培(1884—1919)在1905年发表的《南北学派不同论》中,曾将崔述与阎若璩等人列入“考证学”目下,称其“长于考辨,订正古史,辨析精微,善于怀疑,而言皆有物,咸与江北学派相似”,〔72〕而在两年后,又认为崔述先是“笃信宋学”;继而反求诸《六经》以考古帝王圣贤行事之实。〔73〕总体来看,崔述治学不拘汉宋之见,但在不同阶段,其学术倾向是有所变化的。学界对其学派观念的争论,也反映了学者自我认知与他者评判之间的张力。

三、时代境遇

《考信录》虽经陈履和等人刊刻留存,但在很长时间内,其影响都十分有限。〔74〕崔述忆及为学经历,称自幼学时文应试中举,县郡人争相称誉,近三十岁渐学古诗文,此后留心于经史而会试屡不中,“自是称之者渐减,惟学问之士始推重”,及至为《考信录》及《王政考》,除少数人外,其余不仅“不复称之”,而且“莫肯观之”,他因此感叹:“是何学愈浅则称之者愈多,学益进则愿观之者益少哉!”〔75〕应该说,这种现象的出现,与时代环境及个人因素都有关系。

如前所述,乾隆五年至乾隆三十四年是崔述治学的第一阶段。这一时期,清廷继续推行崇儒重道的文化政策,但在具体实施中,则较康雍年间出现诸多变化。例如,在科举方面,乾隆九年(1744),清高宗批评科考头场“专意《四书》,而不重经文”的取向,〔76〕乾隆十四年(1749)开博学鸿词科,更提出以“经术”为根底,强调“崇尚经术,良有关于世道人心”,〔77〕精通经术成为取士的重要标准。在官方意识形态方面,清圣祖将理学之书视为“立身根本”,〔78〕通过与理学家熊赐履、崔蔚林等人论辩,御纂《朱子全书》,跻升朱熹从祀孔庙,抑王尊朱;雍正二年(1724),跻陆陇其从祀孔庙,乾隆元年(1736)更追赠为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谥“清献”;乾隆十二年(1747),清高宗为重刻《十三经注疏》所撰的序中则提出“笃志研经,敦崇实学”;〔79〕自乾隆二十一年(1756)起,清高宗在经筵讲学中,更多次对朱子学提出质疑。〔80〕此后,又开国史馆、三通馆修书。凡此种种,都昭示着清廷立场正由推尊朱子学转向崇尚经学。

而从学界来看,藉由科举取士、典籍编纂、问学游幕等途径,学者们聚集交流乃至形成学群,其治学旨趣与清廷的文化政策相互关涉,客观上也促成了学术思潮的转向与流动。例如,王鸣盛、纪昀、王昶、朱筠、钱大昕等人均于乾隆十九年(1754)甲戌科会试中进士。〔81〕此后,他们通过典试、修书、交游等活动,发掘人才、推动研究,从而引领一代学术风尚。戴震即在该年入都后,〔82〕并以历算、训诂、礼制诸学名动京师,受到礼部侍郎秦蕙田、礼部尚书王安国及前述进士的赏识,此后会试虽屡次不第,但并未妨碍其学术空间的扩大。在获得重要社会资源的同时,戴震也深受时风激荡,其思想渐由服膺程朱转而关注考证。反观崔述,由于身处僻壤,主要受到崔元森推尊朱熹、陆陇其思想的影响,〔83〕日常治学既与时趣相悖,入都应试期间又与学人少有互动,加之不登仕途,因而也就难以为主流学术圈所了解和认同。

乾隆三十四年至乾隆四十八年,当崔述酝酿撰写《考信录》时,学界对于汉学的关注度也在上升。例如,戴震在为惠栋弟子余萧客所作序中,重申“故训明则古经明”之说,〔84〕指出:“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未有能外小学文字者也”,〔85〕主张由文字通语言,进而通古圣贤心志。钱大昕为段玉裁考证之书作序,并开始研究《说文解字》。朱筠在担任安徽学政期间,不仅延请邵晋涵、章学诚、王念孙等人入幕,刊布宋版《说文解字》,更根据清廷收集群书之令,奏请刻勒石经和开馆辑校《永乐大典》。对此,清廷予以积极回应,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开馆纂修《四库全书》。纪昀、陆锡熊任总办,大批考证之士被陆续征调入馆。其中,戴震不仅被荐为纂修兼分校,校订《水经注》《九章算术》等书,更以举人身份参加乙未科殿试,被赐同进士出身。乾隆四十二年(1777),戴震竭数年之力撰成《孟子字义疏证》,不久去世。对于该书,戴震视为生平著述“最大者”,认为“此正人心之要”。〔86〕

这一时期,王鸣盛《尚书后案》、钱大昕《廿二史考异》、梁玉绳《史记志疑》等书陆续撰成,章学诚始撰《文史通义》,校勘、辑佚、金石、地理等方面皆有成书。清廷方面,高宗屡言“沈潜经义”“学术首严真伪”,〔87〕倡导稽古之学,在修《四库》过程中也大量禁毁图书。乾隆四十七年,《四库全书》头两份写定,高宗颁谕,要求限期完成后分藏内廷四阁,另续缮三份安置江南三阁。藉由科举考试与官方修书等途径,考据学渐由学界走向庙堂。

乾隆四十八年至嘉庆二十年,当崔述集中创作《考信录》时,经史考据继续向前发展,但已有渐趋衰落之势。许多学人关注到学风流变问题,并从不同角度对汉宋之学进行讨论。在考据学内部,戴震弟子段玉裁的学术旨趣颇可留意。乾隆五十七年(1792),他在《戴东原集序》中,对戴震以义理为文章、考核之源的主张提出异议,认为“义理、文章未有不由考核而得者”,〔88〕而嘉庆十三年,当王念孙为其《说文解字读》作序,重申“训诂、声音明而小学明,小学明而经学明”时,〔89〕段玉裁却在回信中称“理学不可不讲”。〔90〕次年,段玉裁更主张考核在“身心性命、伦理族类”之间,应辅以读书之考核,〔91〕并称自己“喜言训故考核,寻其枝叶,略其本根,老大无成,追悔已晚”,他认为汉人“小学”为一艺,朱子“小学”则为蒙养全功,本末兼赅。〔92〕此后,段玉裁虽曾批评朱子“改篡”古经《大学》、“屏弃”古序《毛诗》,认为《四书》言心、性、理、道与《六经》孔、孟之言大异,〔93〕但在嘉庆十九年(1814)写给陈寿祺的信中又称,“今日大病在弃洛、闽、关中之学不讲”,认为“专言汉学,不治宋学,乃真人心世道之忧”。〔94〕

由于学人往往藉由修书、入幕、讲学等活动交友论学,因而这一时期兼具官员与学者身份的阮元同样值得留意。他在早年曾与戴震弟子邵晋涵、王念孙、任大椿相交。嘉庆六年,阮元在浙江建诂经精舍,奉许慎、郑玄木主于舍中,又聘孙星衍、王昶等人讲授经史词章。同年,崔述于罗源乞归。嘉庆十六年(1811),阮元兼职国史馆。次年,他在《拟国史儒林传序》中,提出两汉名教与宋明讲学不可偏识,清帝“崇宋学之性道,而以汉儒经义实之”,〔95〕因此《凡例》将“理学各家,与经学并重”,同列而不必分歧。〔96〕他还将学术立场迥异的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和方东树《汉学商兑》相继刊刻,体现出调合汉宋的学术倾向。

汉宋之学及其关系还引发宋学家的思考。嘉庆十四年(1809),姚鼐代巡抚董教增撰文,视汉学为“今日之患”,力倡“遵程、朱之法”。〔97〕核之姚鼐此前入四库馆因笃信宋学而遭抵制的事实,〔98〕今昔对比可谓鲜明。与之稍异,翁方纲则先是在《自题校勘诸经图后》《考订论》《姚江学致良知论上》等文中,主张考订之学以折衷于义理为主,否则便是舍本逐末;考订学自马端临、王应麟、黄震等人发之,“其用意深粹,仍自朱子门人之绪得之”,考证学仍为圣贤之学,而良知学则非;此后又于嘉庆十九年《与曹中堂论儒林传目书》中,主张“博综马、郑而勿畔程、朱”。〔99〕出生稍晚于崔述的凌廷堪(1757—1809),同样出身贫寒,屡试不第。他曾随翁方纲治经史之学,又与汪中、孔广森、江藩等人论学。嘉庆七年(1802),他撰《复礼》三篇,倡言“圣人之道,一礼而已”。〔100〕

经史关系问题同样受到学者的关注。乾隆五十二年(1787),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刊成,该书恪守经史分界,认为经以明道,史以考实,但务求切实之意则同。嘉庆五年(1800),钱大昕为赵翼《廿二史札记》撰序,主张经史合一,不可两分。同年,章学诚撰《浙东学术》,力主史学经世,“言性命者必究于史”。〔101〕结合崔述治学来看,尽管切入点不同,但学者们对这一问题多有讨论,在具体看法上也不乏异曲同工之处。

这一时期,清廷的文化政策也有所变化。高宗提倡通经致用,究心宋明学术源流,乾隆五十七年(1792)更下令,自下科乡试起,《春秋》命题以《左传》为本而参用《公羊》《榖梁》,不再采纳《胡安国传》。仁宗即位后,则一面倡导“申明朱子之意”,先后以伏生、朱熹后裔袭五经博士,一面“力崇实学”,对科举中“引用艰僻”“专尚机巧”者一概不取。〔102〕对此,朝鲜使臣曾于嘉庆十一年返国后专文述及,其曰:“近来汉人之稍有文学者,各立门户,有所谓考据之学,诋斥宋儒,专主《注疏》之说”,“有所谓尊朱学者,专主朱子之训”,前者以礼部尚书纪昀为首,阁老刘权之等从之,乾隆季年相继选用;后者则以大学士彭元瑞为首,阁老朱珪、尚书王懿修等从之,嘉庆即位后进用。〔103〕概言之,在汉学自身危机及社会现实的影响下,加上王鸣盛、钱大昕、纪昀等人相继逝世,这一时期的学术风尚正悄然改变。

总体来看,清代学者的人生际遇除却自身因素外,还受地域环境、家学师友诸方面的影响,师友交往对个人的学术发展尤为重要,官方或官员学者组织的学术活动则是其融入学界的重要契机。相较上述学者,崔述治学则长期处于孤立状态,因而难免有闭门造车之弊。〔104〕他曾感叹自己“学固无可取,而亦绝无人相问难者”,读书虽有所得,却“茫然无可语者”。〔105〕《考信录》著成后罕有过问者,崔述对此虽大为不解,间有“徒劳”之惑,但他又说:“君子当尽其在己……传与不传,听之时命,非我所能预计者矣!”〔106〕其无奈而又坦然的心态表露无疑。陈履和认为,崔述“老未登第,官又不达,且其持论实不利于场屋科举,以故人鲜信之;甚有摘其考证最确,辨论最明之事,而反用为诋諆者”。〔107〕

王汎森曾指出,“写作的历史”不只是写什么,同时也是不写什么的历史。〔108〕崔述隐而不显的学界地位和异于时流的治学旨趣,使得他生前身后只受到陈履和、汪廷珍等少数人的欣赏,更多的却是漠视乃至责难,如张澍曾批评他“陋儒无识”,〔109〕刘鸿翱指斥《考信录》“诞且妄”,〔110〕谢庭兰认为崔述“务别创异解”。〔111〕传与不传,既与学术思想的发展逻辑相关,也与社会、个人的关怀和利益相关。然而,一时学风固然重要,但不同于时流者,未必就无学术生机,正如章学诚《为毕制军与钱辛楣宫詹论续鉴书》所言,著书义例虽关乎家法相承,但作者运裁也会受时风影响,“风尚所在,有利即有其弊”,著书宗旨当因蔽救偏,而不可矫枉过正。〔112〕直至20世纪上半叶,崔述《考信录》的处境才发生根本改观。

四、学术影响

1903—1904年,日本学者那珂通世(Nakatonsh,1851—1908)将陈氏刊刻的《崔东壁先生遗书》校订标点,出版了《崔东壁先生遗书十九种》,在日本学界产生影响。〔113〕1907年,东渡日本的刘师培撰文称赞《考信录》“自标界说,条理秩然,复援引证佐以为符验,于一言一事必勾稽参互,剖析疑似,以求其真,使即其例以扩充之,则凡古今载籍均可折衷至当,以去伪而存诚”,认为该书之功在于“范围谨严”而非“逞奇炫博”。〔114〕

随着“新史学”的兴起,国内学人围绕“国学”与“国粹”、“国学”与“国故”展开论辩,崔述《考信录》也受到更多关注。五四新文化运动后,顾颉刚和胡适、钱玄同等人多次在信中提及《考信录》,并延伸到古史和古书真伪问题。1920年12月15日,顾颉刚在给胡适的信中提到,清人辨证古史真伪的书,自己有两种知道而未看过,“一是崔述的《东壁遗书》,一是林春溥的《竹柏山房丛书》”,“如果考证精确,也可列在《国故丛书》里头”。〔115〕胡适在18日的回信中认为,两书考证古史的部分可以抽出,并称崔书有日本人那珂通世的新式圈点校印本,“可惜此时不易得”,“已托人寻去”。〔116〕1921年1月24日,胡适告知顾颉刚,已得到畿辅丛书本《东壁遗书》,并称《考信录》有全部翻刻的价值,决定将此书单行,作为《国故丛书》的一种出版;随信附上的还有《考信录提要》一册,胡适将其视为“全书最精彩的部分”,认为该书正合顾氏“伪史考”之用。〔117〕顾颉刚收到信后十分高兴,次日即回信表示,打算做完《辨伪三种》(笔者注:即后来的《辨伪丛刊》)后就将《东壁遗书》标点印行,〔118〕信中还谈及自己对伪史与时代的关系、辨事伪与辨书伪等问题的思考。〔119〕

1月28日,胡适回信称,《考信录》在清代算“一大奇书”,可用《畿辅丛书本》点读;《考信录》“甚多使人失望处”,但古今没人比他更大胆和辣手,“伪史考”可继此而起,“大概我的古史观是:现在先把古史缩短二三千年,从《诗三百篇》做起。将来等到金石学,考古学发达上了科学轨道以后,然后用地底下掘出的史料,慢慢地拉长东周以前的古史。至于东周以下的史料,亦须严密评判,‘宁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120〕在这封信中,胡适结合《考信录》,阐述了自己对于古史的基本观点,即在时间断限上,先“缩短”再“拉长”;在史料考辨上,遵循“宁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的原则。随信附上的还有《考信录》2—5册。

次日,顾颉刚在与钱玄同的通信中提出,要标点《考信录》并将其作为《辨伪丛刊甲编》的一集刊出。〔121〕随后,胡适在给顾颉刚的信中,附上了钱玄同论崔述之书的信函。在这封信中,钱玄同肯定了胡适对崔述的评价,认为后者是两千年来“一个了不得的古文大家”,但他对崔述推倒传记杂说而尊信经书的做法却不以为然。同时,钱氏认为道光二年陈履和所刻《东壁遗书》才是全璧,日本史学会据此整理的四册铅印本最佳。此后,胡适即积极物色陈刻全本,并托人访求日本刻本。〔122〕顾颉刚回复说,已读《考信录》两册,并称崔述疑史传杂说而信经,对于后续辨伪工作功不可没,可以归纳其中的例证收入“伪史考”。〔123〕此后,他又与胡适、钱玄同等人多次讨论历史研究与史料辨伪问题,并提及将《考信录》收入《辨伪丛书》,作为《国故丛书》的一部分出版。〔124〕

1922年,顾颉刚在编纂《中学本国史教科书》过程中,草拟《最早的上古史的传说》,提出一个假设:“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发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反背。”〔125〕次年2月25日,顾颉刚在给钱玄同的信中提出,自己打算写《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一文,并表示“古代的史靠得住的有几,崔述所谓‘信’的又何尝是信!”〔126〕4月27日,顾氏又在信前加按语评论《考信录》得失,并明确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点,该信后来发表于《努力》增刊《读书杂志》第9期(5月6日),这就是著名的《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

顾氏在按语中宣称,自己蓄意要辨论中国的古史,比崔述更进一步。他认为,《考信录》虽然极“伟大”“细密”,但也有两点不足:一是该书旨在为古圣人揭示“圣道王功”,辨伪只是手段,只是“儒者”而非“史家”的辨古史;二是这种从古书整理古史迹的办法并不“妥稳”,经书与传记只有时间先后,并无真伪之别,因而“经书即信史”的观点不能成立。他强调,要辨明古史,“看史迹的整理还轻,而看传说的经历却重。凡是一件史事,应当看他最先是怎样的,以后逐步逐步的变迁是怎样的。”在此基础上,顾颉刚进一步指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包含三层意思:第一,“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第二,“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第三,“我们在这上,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顾氏并且表示,自己虽然追不到崔述的学力,但换一个方法做,也足以补他的缺陷。〔127〕核之崔述“世益晚采择益杂”“世愈后传闻愈繁”前论,两者学术关联之密切可见一斑。

与此同时,顾颉刚对于《考信录》的整理工作也在积极推进。1923年3月25日,他在给胡适的信中称:“《东壁遗书》,我前年买到了半部,去年借了商务书馆的那珂通世圈点本,叫人钞全,又照他圈点。现在只要修正他的圈点,并加上标号,便可出书。”〔128〕同年5月27日,顾颉刚以那珂通世圈点本校对《考信录》。至1925年8月,顾氏点印完成《崔东壁遗书》后,又从胡适处借得嘉庆二年四月陈氏映薇堂刻本校对。〔129〕

1929年,顾颉刚在燕京大学教授中国上古史课程,次年开始编著讲义。在讲义序言中,他对崔述承司马迁“考信于六艺”的做法提出了不同意见,表示:“凡《六艺》所没有的,他们都付之不闻不问。这确是一个简便的对付方法”,但《六艺》以外的东西并不因此而失其存在,既然存在,则研究历史的人不可以不看,更何况《六艺》里的材料何尝都是信史,“哪里可以做一个审查史料的精密的标准呢?”他认为,不信百家言而信《六艺》,只是打破“大范围的偶像”而崇奉“小范围的偶像”,打破“小势力的偶像”而崇奉“大势力的偶像”,现在“既可用了考古学的成绩作信史的建设,又可用了民俗学的方法作神话和传说的建设”,因而有“渐渐整理清楚之望”了。〔130〕

这一时期,胡适也对崔述及其遗著进行研究。早在1923年,胡适即动笔撰写崔述年谱,后经赵贞信续补修订而成《科学的古史家崔述》。〔131〕该文对崔述生平事迹详加考述,称其为“新史学的老先锋”,认为中国新史学应从崔述做起,用《考信录》作出发点,再“逐渐谋更向上的进步”,“我们读他的书,自然能渐渐相信他所疑的都是该疑;他认为伪书的都是不可深信的史料:这是中国新史学的最低限度的出发点。……新史学的成立须在超过崔述以后;然而我们要想超过崔述,先须要跟上崔述”。〔132〕胡适分析了崔述撰写动机、考信史料所涉经传传说等问题,认为他最大成绩在于抱定“考其先后,辨其真伪”的宗旨,但并未脱离“卫道”“卫圣”“卫经”的根本出发点。〔133〕据称,胡适此文一出,“举世想见其人,争以先睹《遗书》为快”,更有其友人钱玄同读崔书,自去其姓而姓疑古,于是“天下学人无不知疑古玄同”。〔134〕

1936年,顾颉刚编定的《崔东壁遗书》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印行,蔡元培为该书题词,胡适、钱穆均撰写了序文。蔡元培认为,崔东壁《考信录》“虽间有证据不周之点,然其实事求是之精神,则至今犹新”。〔135〕胡序则肯定了顾氏的整理成绩,并结合考古发掘与考证,提出中国的新史学“确已有超过崔述的趋势”;〔136〕他虽然仍肯定崔述“考信”的态度与方法,〔137〕但也表示,崔述所信的未必无可疑之处,所疑的也未必都该疑,其中不乏“重新被估定,或者竟要被承认作可靠的材料”。〔138〕

与之不同,钱序则从崔学境遇与现实背景入手,提出“中华民族文化之真价”的命题,并由评析崔、顾经史观之异同,生发出对古史考辨、经史关系、文化传统等问题的思考。钱穆表示,崔书要旨是“主于尊经而为之考信,以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为古史之骨干”,但这未必就是古史之真;顾氏辨史是“疑乎尊经者之为见,蔑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之为统而辨之”;一则“考诸经以信史”,一则“求于史以疑经”,反映出两人不同的经史观。〔139〕钱穆认为,崔述对于古史不免“信之深而疑之勇”,〔140〕辨伪疑古须通儒学、知经义。他进而提出,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有其盛涨衰落之期,要求得文化自身的新生,必须对以往历史有“清明之别择”,而“国史之重光”“文化之更新”“国运之转步”,实将由顾氏整理出版的《崔东壁遗书》“发之端”。〔141〕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随着“国故运动”在史学领域的展开,史料的整理考据成为学界关注的重要问题。经由顾颉刚、胡适、钱玄同等学者的整理推阐,崔述《考信录》也由一种尘封的历史记忆而被重新打开,藉由“现代的解释”转变为学术资源,〔142〕从“不传”走向“传”,并以《崔东壁遗书》的面目由“沉没”到“大显”,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几乎一时人手一编”。〔143〕在这一过程中,学者们进一步讨论如何审理古史和古书中的真伪问题,追本溯源而触及中国古史观、中华民族文化价值等问题,从而引发“影响深远的史学革命”,〔144〕逐渐开启了史学现代化的历程。

注释:

〔1〕〔3〕崔述:《东壁先生自订全集目录》,〔清〕崔述撰著、顾颉刚编订:《崔东壁遗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912页。

〔2〕〔58〕〔126〕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顾颉刚:《古史辨》第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59-60、59、65-66页。

〔4〕崔述:《东壁先生自订全集目录》《〈考信录〉自序》,陈履和:《敕授文林郎福建罗源县知县崔东壁先生行略》,胡适:《科学的古史家崔述》,洪业:《崔东壁书版本表》,以上详见《崔东壁遗书》第911-914、920-922、940-945、950-1019、931-938页。

〔5〕崔述:《考信附录》卷1,〔清〕崔述撰著、顾颉刚编订:《崔东壁遗书》,第470页。此处原记为“陆稼书先生之《大全困勉录》、《松阳讲义》”,恐误。李元度《陆清献公事略》记为“《四书大全》,《困勉录》、《续编》,《松阳讲义》”,余龙生、夏志红考证为“《三鱼堂四书大全》、《四书讲义困勉录》、《松阳讲义》”,今从之。详见〔清〕李元度纂、易孟醇校点:《国朝先正事略》,长沙:岳麓书社,2008年,第273页;余龙生、夏志红:《陆陇其理学著述及其教化意义》,《历史文献研究》2014年第1期。

〔6〕崔述记其父教人读经之法曰:“必使取经文熟读潜玩,以求圣人之意;俟稍稍能解,然后读传注以证之”;“经文虽已久熟,仍令先读五十遍,然后经注合读亦五十遍。于温注时亦然。谓读注当连经文,固也,读经则不可以连注。”详见崔述:《〈考信录〉自序》《考信附录》卷1,〔清〕崔述撰著、顾颉刚编订:《崔东壁遗书》,第920、469页。

〔7〕〔11〕〔62〕〔71〕崔述:《考信附录》卷1,〔清〕崔述撰著、顾颉刚编订:《崔东壁遗书》,第473、476、468、469页。

〔8〕崔述:《考信录提要》卷上,〔清〕崔述撰著、顾颉刚编订:《崔东壁遗书》,第2页。《书〈考信录〉后》曰:“(余)近三十岁,渐学为古诗文,三十以后,益留心于经史……四十以后,为《考信录》及《王政考》。”详见《崔东壁遗书》第487页。

〔9〕崔述:《考信录提要》卷下,〔清〕崔述撰著、顾颉刚编订:《崔东壁遗书》,第16页。《考信录提要》卷上曰:“传虽美,不可合于经;记虽美,不可齐于经,纯杂之辨然也。”详见《崔东壁遗书》第12页。

〔10〕〔12〕〔107〕陈履和:《敕授文林郎福建罗源县知县崔东壁先生行略》,〔清〕崔述撰著、顾颉刚编订:《崔东壁遗书》,第940、941、944-945页。

〔13〕〔16〕〔32〕〔60〕〔65〕崔述:《〈考信录〉自序》,〔清〕崔述撰著、顾颉刚编订:《崔东壁遗书》,第920、921、921、920、922页。

〔14〕崔述撰《考信录》曾几易其稿,诸《录》刻印版本及时间多有不一,除前引洪业《崔东壁书版本表》外,另可参刘文英:《崔述史学研究》,南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

〔15〕如刘师培认为该书“范围谨严”,梁启超称赞它“尤严正简洁”,胡适、顾颉刚肯定了崔述“考信”的精神和方法。新中国成立后,赵光贤、陈其泰、路新生等学者曾论及崔述辨伪方法与思想,详见刘文英:《崔述史学研究》,第4-14页。

〔17〕〔20〕〔23〕〔28〕〔38〕〔40〕〔43〕《考信录提要》卷下,〔清〕崔述撰著、顾颉刚编订:《崔东壁遗书》,第20、18、17、16、22、20、17页。

〔18〕〔21〕〔22〕〔25〕〔26〕〔31〕〔36〕〔45〕〔46〕〔48〕《洙泗考信录》卷4,〔清〕崔述撰著、顾颉刚编订:《崔东壁遗书》,第325、325、325-326、324、285-286、316、313-314、321、315、322页。

〔19〕〔30〕〔37〕〔41〕〔42〕〔52〕〔67〕〔68〕《考信录提要》卷上,〔清〕崔述撰著、顾颉刚编订:《崔东壁遗书》,第2、14、12、5、8、13、3、13页。

〔24〕〔33〕崔述:《洙泗考信录》卷1,〔清〕崔述撰著、顾颉刚编订:《崔东壁遗书》,第266、274页。

〔27〕〔44〕〔47〕崔述:《洙泗考信录》卷3,〔清〕崔述撰著、顾颉刚编订:《崔东壁遗书》,第298、309、297页。

〔29〕有问者提及崔说“文繁”“词费”,崔述答曰:“诚然,然余之所不得已也!……世变所至,异说争鸣,歧之中又有歧焉,少省其词则因端附会者遂开后世无穷之疑,故不得已而宁为其繁耳。余之词费,固因于才短,亦虑省之而献疑者且百出而靡所底也。”孟子曾曰:“余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核之崔述自谦语,则其本孟子之意,由尊经考信以明道的心志表露无遗。详见崔述:《考信录提要》卷下,〔清〕崔述撰著、顾颉刚编订:《崔东壁遗书》,第23页;杨伯峻:《孟子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54页。

〔34〕〔35〕〔50〕崔述:《洙泗考信录》卷2,〔清〕崔述撰著、顾颉刚编订:《崔东壁遗书》,第294-295、282-283、294页。

〔39〕即认为从典籍所作时间看,距离其中所载人物的生活年代越近,可信度越高;反之,则事迹久远而传闻易失实,典籍可信度相应降低。这一原则在清初阎若璩治学中也有体现,详见李燕:《阎若璩与清代学术范式的确立——以〈尚书古文疏证〉为中心的考察》,《学术界》2013年第9期。但与阎氏轻晋唐重两汉不同,崔述重经而对两汉之说颇轻之,不惟如此,他对先秦百家言、《史记》等亦多批驳。换言之,在崔述这里,“时序”地位要低于“权威”,“时序性原则”要从属于“权威性原则”。

〔49〕崔述:《洙泗考信录》卷2,〔清〕崔述撰著、顾颉刚编订:《崔东壁遗书》,第284-285页。据该卷注1,嘉庆二年初刻本与之异,云《论语》“非孔子门人所作,亦非一人之所作”,其文“往往重出,亦间有异同者”,“盖其初各记所闻,篇皆别行,其后齐、鲁诸儒始辑而合之”;因识见有高下,所采有“纯驳之异”,后五篇采之也杂,作之也晚。顾颉刚引那珂通世案语云“聊可见东壁考证之进化”,详见《崔东壁遗书》第295页。

〔51〕崔述:《丰镐考信录》卷2,〔清〕崔述撰著、顾颉刚编订:《崔东壁遗书》,第177页。

〔53〕崔述:《补上古考信录》卷上,〔清〕崔述撰著、顾颉刚编订:《崔东壁遗书》,第28页。

〔54〕崔述曾表示:“余年十三,初读《尚书》,亦但沿旧说,不觉其有异也。读之数年,始觉《禹谟》、《汤诰》等篇文义平浅,殊与三十三篇不类;然犹未敢遽疑之也。又数年,渐觉其义理亦多剌谬。又数年,复渐觉其事实亦多与他经传不符,于是始大骇怪……乃取《史》、《汉》诸书覆考而细核之,然后恍然大悟,知旧说之非是。”详见崔述:《古文尚书辨伪》卷1,〔清〕崔述撰著、顾颉刚编订:《崔东壁遗书》,582页。崔述对《尚书》的怀疑集中在古文部分,主要理由是“文义平浅”“义理剌谬”,内容与今文经及其他经传、史书不符。总体来看,其考辨仍以尊经文疑传注、据经考史为主。

〔55〕杨道生:《〈崔东壁先生遗书〉题词》,〔清〕崔述撰著、顾颉刚编订:《崔东壁遗书》,第924页。

〔56〕张之洞撰、范希曾补正:《书目答问补正》附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241页。顾颉刚《〈崔东壁遗书〉序》引作“汉学专门经学家”,恐误,详见《崔东壁遗书》第63页。

〔57〕胡适:《科学的古史家崔述》,〔清〕崔述撰著、顾颉刚编订:《崔东壁遗书》,第955页。吕思勉《读崔东壁遗书》也认为,崔氏考证虽深密,“然其宗旨实与宋人同”,详见吕思勉:《论学集林》,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177页。

〔59〕详见邵东方:《崔述与中国学术史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50页;路新生:《中国近三百年疑古思潮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40页。刘文英以路说近是,详见刘文英:《崔述史学研究》,第37页。

〔61〕崔缉麟,《〈魏县旧志〉先段垣公传》称其“字子敬,号振侯”,《先段垣公行状》则称“字振侯,初字子敬”。幼随伯父崔维雅游两河、江、浙、湖、粤等地,康熙戊午年(1678)中顺天副榜,康熙庚午年(1690)中举人。李光地曾致书言治漳河事。康熙癸巳年(1713),任大城县学教谕,与诸生讲学论文。康熙乙未年(1715)归乡,里居十余年卒,时年82。生子三人,仲曰崔濂(字周溪),生子崔元森。详见《崔东壁遗书》第465-467页。

〔63〕崔述:《无闻集》卷4,〔清〕崔述撰著、顾颉刚编订:《崔东壁遗书》,第716-717页。

〔64〕如朱熹《读书法》提出,“大凡看书,要看了又看,逐段、逐句、逐字理会,仍参诸解、传,说教通透”,“学者观书,先须读得正文,记得注解,成诵精熟”;陆陇其“教人必授以朱子《小学》,及程子《读书分年日程》,俾学者循序致功,其学以居敬穷理为主”,并表示:“近来南方有一黄梨洲,北方有一孙钟元,皆是君子。然天下学者,多被他教得不清不楚”。详见〔宋〕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62、191页;〔清〕李元度纂、易孟醇校点:《国朝先正事略》,第273页;〔清〕吴光酉、郭麟、周梁等撰,诸家伟、张文玲点校:《陆陇其年谱》,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291页。

〔66〕崔述:《上古考信录》卷下,〔清〕崔述撰著、顾颉刚编订:《崔东壁遗书》,第43页。

〔69〕崔述:《丰镐考信别录》卷3,〔清〕崔述撰著、顾颉刚编订:《崔东壁遗书》,第362页。

〔70〕汪廷珍:《〈考信录〉序》,〔清〕崔述撰著、顾颉刚编订:《崔东壁遗书》,第923页。

〔72〕刘师培:《清儒得失论:刘师培论学杂稿》,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46页。

〔73〕〔114〕刘师培:《崔述传》,〔清〕崔述撰著、顾颉刚编订:《崔东壁遗书》,第946、949页。该文初刊于《国粹学报》1907年第9期。

〔74〕相较之下,苏州惠氏、嘉定钱氏、徽州戴氏、扬州王氏等学者,则通过书信、会晤、讲学等方式相互研讨,逐渐形成各具特色的学术群体,并不断向外辐射学术影响。

〔75〕〔106〕崔述:《考信附录》卷2,〔清〕崔述撰著、顾颉刚编订:《崔东壁遗书》,第487、487-488页。

〔76〕〔77〕《高宗实录(5)》卷352,《清实录》第13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206、860页。

〔78〕中国历史第一档案馆:《康熙起居注》第3册,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2222页。

〔79〕《高宗实录(4)》卷286,《清实录》第12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729页。

〔80〕详见陈祖武:《清代学术源流》,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94-199页。

〔81〕葛兆光称该科考试“由喜欢考据古典的秦蕙田主持”,此说不确。查《〈清实录〉科举史料汇编》《清代职官年表》《述庵先生年谱》,俱言礼部左侍郎邹一桂为知贡举,大学士陈世倌为正考官,礼部左侍郎介福、内阁学士钱维城为副考官,惟《钱辛楣先生年谱》云“总裁大学士海宁陈文勤公,礼部侍郎野园介公,内阁学士武进钱文敏公,同考官编修宁都钝庵卢公”,《国朝贡举考略》除载试官介福、陈世倌、钱维城三人外,又记同考官孙人龙、卢明楷、刘墉凡18人;又据《清代职官年表》,秦蕙田任会试正考官惟在乾隆二十五年庚辰科(1760)、乾隆二十八年癸未科(1763)。以上详见葛兆光:《思想史研究课堂讲录(增订本)》3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第152页;王炜:《〈清实录〉科举史料汇编》,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45页;钱实甫:《清代职官年表》第4册,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811、2803-2815页;严荣:《述庵先生年谱》,钱大昕编、钱庆曾校注并续编:《钱辛楣先生年谱》,北京图书馆:《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105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第95、476页;黄崇兰:《国朝贡举考略》卷2,鲁小俊、江俊伟校注:《贡举志五种》(下),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179-1180页。

〔82〕关于戴震入都时间,王昶、钱大昕系于乾隆十九年,段玉裁系于乾隆二十年,此据前说。详见北京图书馆:《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105册,第478页;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349页。

〔83〕据考证,《三鱼堂四书大全》编于顺治十六年至康熙二年(1658—1663),系陆氏早年未定之书,晚年被辑为定本;《四书讲义困勉录》草成于康熙二年(1663),陆氏去世后,由族人缮写编次,并由弟子将《四书讲义》和《四书讲义续编》合刊而成;《松阳讲义》系陆氏为官灵寿时与诸生讲论而作;《三鱼堂文集》为陆氏门人侯铨所编,约在陆氏去世后九年编印,有康熙四十年琴川书屋刻本、乾隆年间四库全书本、乾隆年间平河赵氏清稿本等版本。详见余龙生、夏志红:《陆陇其理学著述及其教化意义》,《历史文献研究》2014年第1期;孟荣:《〈三鱼堂文集〉校注及研究》,河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9年。崔父生卒年为康熙四十八年至乾隆三十六年(1709—1771),陆陇其为官灵寿并与诸生讲学则在康熙二十二年至二十九年(1683—1691),由于史料阙如,尚不清楚崔元森得见前述诸书的时间、渠道以及是否与崔缉麟有关,但陆氏为官讲学与清廷尊崇之风,应该是其学术思想流布北方而影响及于崔元森的一个重要原因。

〔84〕戴震:《题惠定宇先生授经图》,〔清〕戴震撰、汤志钧校点:《戴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14页。

〔85〕戴震:《古经解钩沈序》,〔清〕戴震撰、汤志钧校点:《戴震集》,第192页。

〔86〕段玉裁:《戴东原先生年谱》,〔清〕戴震撰、汤志钧校点:《戴震集》,第481页。

〔87〕《高宗实录(14)》卷1088、《高宗实录(15)》卷1129,《清实录》第22、23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613、91页。

〔88〕段玉裁:《〈戴东原集〉序》,〔清〕戴震撰、汤志钧校点:《戴震集》,第451-452页。

〔89〕王念孙:《段若膺〈说文解字读〉叙》,〔清〕王念孙等撰、罗振玉辑印:《高邮王氏遗书 上虞罗氏辑本》,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7页。

〔90〕段玉裁:《王怀祖书七》,〔清〕王念孙、王引之著,舒怀、李旭东、鲁一帆辑校:《高邮二王合集》(5),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1986页。

〔91〕段玉裁:《娱亲雅言序》,〔清〕段玉裁撰、钟敬华校点:《经韵楼集》卷8,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92-193页。

〔92〕段玉裁:《博陵尹师所赐朱子小学恭跋》,〔清〕段玉裁撰、钟敬华校点:《经韵楼集》卷8,第193-194页。

〔93〕以上分见于嘉庆十六年《左传刊杜序》、嘉庆十七年《十经斋记》,详见〔清〕段玉裁撰、钟敬华校点:《经韵楼集》卷4、卷9,第72、263页。

〔94〕陈寿祺:《左海文集》卷4附,顾廷龙主编、《续修四库全书》编纂委员会编:《续修四库全书》第149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58页。

〔95〕阮元:《揅经室一集》卷2,《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清代诗文集汇编》第477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2页。

〔96〕阮元:《揅经室续集》卷2,《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清代诗文集汇编》第477册,第614页。

〔97〕姚鼐:《安庆府重修儒学记》,〔清〕姚鼐著、刘季高标校:《惜抱轩诗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397页。

〔98〕其孙姚莹《覆黄又园书》曰:“自四库馆启之后,当朝大老皆以考博为事,无复有潜心理学者。至有称诵宋、元、明以来儒者,则相与诽笑。”马其昶《姚惜抱先生传》也以“论学不能苟同”为姚氏告归之因。详见姚莹:《东溟文外集》卷1,《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编:《清代诗文集汇编》第549册,第570页;〔清〕马其昶著、毛伯舟点注:《桐城耆旧传》,合肥:黄山书社,1990年,第362-363页。

〔99〕详见翁方纲:《复初斋文集》卷6、7、11,《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编:《清代诗文集汇编》第382册,第70、73、107页。

〔100〕凌廷堪:《复礼上》,〔清〕凌廷堪撰、纪健生校点:《凌廷堪全集》第1册,合肥:黄山书社,2009年,第13页。

〔101〕〔112〕〔清〕章学诚撰、李春伶校点:《文史通义》,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49、262页。

〔102〕详见《仁宗实录(2)》卷82、卷97,《清实录》第29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69、289页;《仁宗实录(4)》卷296,《清实录》第31册,第1057页;《仁宗实录(3)》卷203,《清实录》第30册,第710页。

〔103〕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下编)》卷13,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506页。

〔104〕例如,崔述早年赴京应会试时,曾与孔广森(1752—1786)相识,后来在提及孔氏《〈大戴记〉补注序录》时,他还表示:“数十年不相见,不意其学刻苦如是。《考信录》既成后,始见此书。”而此时孔广森早已去世,崔述与学界隔膜于此可见。崔述:《洙泗考信余录》卷3,〔清〕崔述撰著、顾颉刚编订:《崔东壁遗书》,第408页。

〔105〕崔述:《无闻集》卷3,〔清〕崔述撰著、顾颉刚编订:《崔东壁遗书》,第705页。

〔108〕王汎森:《权力的毛细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学术与心态》修订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423页。

〔109〕张澍:《辟崔氏说》,〔清〕崔述撰著、顾颉刚编订:《崔东壁遗书》,第1073页。

〔110〕刘鸿翱:《〈洙泗考信录〉辨》,〔清〕崔述撰著、顾颉刚编订:《崔东壁遗书》,第1066页。

〔111〕谢庭兰:《书崔东壁〈考信录〉后》,〔清〕崔述撰著、顾颉刚编订:《崔东壁遗书》,第1075页。

〔113〕据三宅米吉,此书初为狩野直喜所赠,那珂通世读后,认为崔氏议论高明精确,因而广求完备,熟读而校订之,并于明治三十五年(1902)在《史学杂志》第73编第7号上发表了《考信录解题》。详见〔日〕三宅米吉:《那珂通世校订〈东壁遗书〉》,黄子献译,〔清〕崔述撰著、顾颉刚编订:《崔东壁遗书》,第1077页。刘文英曾撰文论及崔述其书在日本的传播,认为经由那珂通世、三宅米吉、白鸟库吉、津田左右吉、内藤湖南的推阐,对日本疑古思潮起了潜移默化的影响,详见刘文英:《崔述史学研究》,第160-165页。

〔115〕顾颉刚:《告拟作〈伪书考〉跋文书》,顾颉刚:《古史辨》第1册,第14页。顾颉刚称,自己十二三岁时,曾在家找出一部残缺的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其中的《崔东壁先生事略》一文提及崔述所著书,并说因为“流行量太小”,直到大学毕业时还没有看见。顾氏生于1893年,据此推断该事约在1905、1906年间,详见顾颉刚:《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顾颉刚:《古史辨》第1册,第6-7页。

〔116〕胡适:《告拟作〈伪书考〉长序书》,顾颉刚:《古史辨》第1册,第15页。

〔117〕胡适:《告得〈东壁遗书〉书》,顾颉刚:《古史辨》第1册,第19页。

〔118〕〔125〕顾颉刚:《自序》,顾颉刚:《古史辨》第1册,第45-46、52页。

〔119〕顾颉刚:《论伪史及〈辨伪丛刊〉书》,顾颉刚:《古史辨》第1册,第20页。

〔120〕胡适:《自述古史观书》,顾颉刚:《古史辨》第1册,第22-23页。

〔121〕顾颉刚:《论辨伪工作书》,顾颉刚:《古史辨》第1册,第27页。

〔122〕胡适:《转致玄同先生论崔述书》,顾颉刚:《古史辨》第1册,第27页。此后,胡适曾致信日本学者青木正儿,托其寻找《东壁遗书》,详见吴少珉、张京华:《论顾颉刚与崔述的学术关联》,《洛阳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

〔123〕顾颉刚:《论伪史例书》,顾颉刚:《古史辨》第1册,第28页。

〔124〕如1921年4月2日,顾氏在《答编录〈辨伪丛刊〉书》中提出,辨伪大约有“伪理”“伪事”“伪书”三方面,其中的“伪理”部分并无一定标准,或属主观成见,可“不必管”。他还表示,此前的“伪事”“伪书”二分法有不对处,《考信录》辨“伪事”也辨“伪书”,而《新学伪经考》辨“伪书”也辨“伪事”,因此两者可打通处理。但同年6月9日,他在给王伯祥的《自述整理中国历史意见书》一信中,仍将《辨伪丛刊》分为“辨伪事”和“辨伪书”两类,主张以此作为重新整理中国历史的“先导”,并明确提出“东周以上无史”的说法。详见顾颉刚:《古史辨》第1册,第32、35页。

〔127〕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顾颉刚:《古史辨》第1册,第59-60页。该信又称,崔述的考证“推翻无数伪史,又系统地说明了无数传说的演变”,虽然不彻底,但已经斧凿开山,有助于后人在此基础上进展,“今日讲疑古辨伪,大部分只是承受和改进他的研究”。详见前揭书第59-60页。

〔128〕耿云志:《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42册,合肥:黄山书社,1994年,第216页。据研究,顾颉刚于1922年“开始点《崔东壁遗书》”,参王煦华:《顾颉刚先生主要学术活动年表》,《文献》1982年第2期。

〔129〕是年8月15日,顾颉刚《初编校勘记原序》云:“本书点印既竣,始在适之先生处见嘉庆二年四月陈氏映薇堂刻本。取勘今本,别异甚多。”1928年3月,顾氏《二编校勘记原序》称:“予之初读东壁书也,但见适之先生所购《畿辅丛书》本耳。其后在北京书肆中买得道光本,亦仅《正录》二十卷。逾年,辗转在沪上假得日本那珂氏点本,乃得雇工写补以成完书。又逾年,亚东图书馆嘱标点此书,即以是半刊半写者为底稿。那珂氏之校点,虽据道光时定本,亦曾搜得嘉庆刻本,故往往有校语。然疏略殊甚,非特别显著者悉不录焉。既移录其校文,闻适之先生又得嘉庆本,因往借取。……去夏游杭州,忽在坊间睹一书,颜曰《东壁先生书钞》;惊而检之,盖嘉庆二年本而未经重刻抽换者,于诸本中为最早。”以上详见《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7,顾颉刚:《顾颉刚全集》,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207、208-209页。另据资料,1930—1931年间,顾氏又将崔述《知非集》、崔述夫人成静兰《二余集》、崔述笔记《荍田剩笔》、崔迈遗著四种等资料收入《崔东壁遗书》,详参顾颉刚:《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顾颉刚:《古史辨》第1册,第9页;洪煨莲、顾颉刚:《崔东壁先生故里访问记》,〔清〕崔述撰著、顾颉刚编订:《崔东壁遗书》,第1020-1029页。

〔130〕顾颉刚:《〈中国上古史学术讲义〉自序一》,顾颉刚:《中国上古史学术讲义》,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1-2页。

〔131〕据该文后记,胡适写完崔述年谱的大半部分后,因南下养病及兴趣变换而搁置,其中的第1章“家世”和第2章“年谱上”曾刊于《国学季刊》第1卷第2号。查王煦华按语及赵贞信补叙,则胡适此文写于1925年,后由赵贞信续成于1931年。详见胡适:《科学的古史家崔述》,〔清〕崔述撰著、顾颉刚编订:《崔东壁遗书》,第1015、1019页。

〔132〕〔133〕胡适:《科学的古史家崔述》,〔清〕崔述撰著、顾颉刚编订:《崔东壁遗书》,第953、988页。

〔134〕〔140〕〔141〕钱穆:《钱穆序》,〔清〕崔述撰著、顾颉刚编订:《崔东壁遗书》,第1046、1049、1052页。该文后被收入钱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更名为《〈崔东壁遗书〉序》,详见钱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八)》,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280-290页。

〔135〕蔡元培:《亚东图书馆新印顾颉刚标点本〈崔东壁遗书〉题词》,〔清〕崔述撰著、顾颉刚编订:《崔东壁遗书》,第1042页。

〔136〕〔138〕胡适:《胡适序》,〔清〕崔述撰著、顾颉刚编订:《崔东壁遗书》,第1044、1044页。

〔137〕胡序引崔述言称,凡其说出于战国以后者,必详考所本,并以王国维、罗振玉、李济、董作宾、梁思永等学者的考掘及研究为例,表示这一“考信”精神,“必不会否认后来科学的史家用精密的方法搜寻出来的新材料”。详见《崔东壁遗书》,第1045页。

〔139〕钱穆:《钱穆序》,〔清〕崔述撰著、顾颉刚编订:《崔东壁遗书》,第1047页。对此,顾颉刚表示:“在亚东本的《崔东壁遗书》中,梁隐(钱穆笔名)说崔述是‘考诸经以信史’,我则是‘求于史以疑经’,这把我和崔走的不同路线,指出的最明白。我只是借《考信录》作我工作的阶梯或工具而已,本未尝作崔氏的信徒也。所谓求于史者,考古所得文物及一切社会现象皆是,其范围至广。”详见顾颉刚:《顾颉刚读书笔记》卷10,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第7863页。

〔142〕葛兆光:《思想史研究课堂讲录(增订本)》3编,第167页。

〔143〕钱穆:《读崔述〈洙泗考信录〉》,钱穆:《孔子传》,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第116页。

〔144〕余英时:《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第410页。钱穆先生晚年称:“颉刚史学渊源于崔东壁之《考信录》,变而过激,乃有《古史辨》之跃起。”(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167-1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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