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朝晖

1926年8月26日，鲁迅离开生活工作了十四年之久的北京。一路舟车兼程南下，在辗转天津、上海之后，于9月4日抵达厦门大学。他原本计划在厦大工作两年，但仅仅过了四个多月就提前辞职，前往广州国立中山大学，在厦门实际居停的时间才一百三十五天。这无论是对聘用方还是鲁迅本人而言，都是始料不及的。

鲁迅与厦大的“疏离”，至今众说纷纭，也是一段待解之谜。

1926年9月4日，南国厦门清爽的空气里还残留些许暑气。时近中午，鲁迅乘坐的“新宁号”客轮缓缓地开进了厦港太古码头。下船后，鲁迅在码头附近的中和旅馆略作休息。下午来自厦大的名流林语堂、沈兼士、孙伏园前来旅馆迎接鲁迅，当时连接厦大与市区的思明南路还没有开通，被鸿山所阻隔，因此他们雇用小船从海上“进入”厦门大学。

厦门大学成立于1921年，是新加坡爱国华侨陈嘉庚先生捐献百万元巨资所创办的私立大学。当时担任校长的林文庆（祖籍漳州府龙溪县，今厦门市海沧区鳌冠村人），是出身于英属新加坡的华侨才俊，自幼学习“四书五经”，毕业于英国爱丁堡大学，受聘于剑桥大学从事病理学研究。作为中西兼通、德业双馨的精英，林文庆深得陈嘉庚赏识，1921年回国出任厦门大学校长。1925年，陈嘉庚在东南亚经营橡胶业获得巨大成功，巨额盈利的大部分增资投入厦大，办学规模随之急剧扩张，力争在数年内跻身全国最完善大学之列。1926年，厦大增设国学研究院，于是广为延揽名宿硕学前来执教，在这个背景下，林语堂、罗常培、顾颉刚、沈兼士、孙伏园等北大一大批教授学者名流纷至沓来，东南学府的厦门大学一时人才济济，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气象。鲁迅来到厦大当教授，是林语堂促成的结果。1926年5月，林语堂被厦大校长林文庆聘为文科主任、国学院总办秘书。他向校方举荐鲁迅，校方立即同意聘用鲁迅为厦大国文系教授兼国学院研究员教授。

按照原先与厦大订立的聘用合同规定，聘期两年，到1928年8月底期满。

毋庸置疑，与厦大“相得不甚欢”，是造成鲁迅“疏离”厦大的原因。

从鲁迅这方面来说，他在厦门大学遭遇的种种不适、纠葛、矛盾以及冲突，乃至最后单方面提前解约拂袖而去，既有硬件上厦大存在种种不如人意处，诸如校舍的荒僻、住宿条件的不便、设备设施简陋以及饮食习惯的违和感；也有软件上的因素，比如学校旧学氛围浓厚、教员浅薄势利、学校当局对学术研究不重视而压缩研究经费，还有鲁迅素来不喜欢的京城学界名流陆续来厦大等。这些软硬件上的因素，再加上彼时热恋中的鲁迅承受着与许广平天各一方所带来的煎熬，各种主客观因素叠加，促使鲁迅改变初衷，将合同的期限不断提前，最终只履行了原定时间的一个零头就解约。从表面上来看，鲁迅与厦大的“疏离”理由也就这么简单。但是阅读理解这一时期的鲁迅，如果不注意其作为学者身份的独特性，这类理由很容易就将鲁迅描绘成一个心胸狭隘、不将就、不宽容、率性狷介的无行文人。“学者鲁迅”是理解这一时期鲁迅的思想行动的关键词。我认为，“学者鲁迅”在厦大遭遇了一个巨大的虚空。这个虚空之大，使得魯迅所有离京南下的理由和初衷大打折扣，甚至落空，最终为了对付这种虚空才不得不改弦更张，前往广州。

鲁迅的学问，渊源有自，既有家学渊源又转益多师，留日期间曾师事国学大师章太炎学文字训诂，打下了扎实的学术功底。从1909年8月归国到1918年凭借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横空出世，在长达近十年的时间里，鲁迅从事的不是创作，而是治学研究，在孤寂中辑校古籍、搜集金石拓片和研究佛教思想，并有《古小说钩沉》《会稽郡故书杂集》《岭表录异》以及谢承《后汉书》辑佚等成果；1920年8月被北大聘为讲师教授中国小说史凭借的即是此前多年学问修炼的积淀。需要注意的是，鲁迅在北大授课的讲师身份，是因为他在大学只是以教育部职员身份从事兼职，兼职的性质决定了其讲师身份，与学问的造诣无关。鲁迅登上文坛后，因为创作，因为现实的斗争，很难再获得平静治学的时间与空间。当他在北京遭遇一系列困顿之后，厦大以优厚的待遇聘用他当教授，薪酬高，每周只有五六小时的课，又是新兴的高等学府，这些无疑对鲁迅有着很大的吸引力。

厦门大学是爱国华侨陈嘉庚先生创办的私立大学，远离政治文化中心，也是当时军阀政府控制相对薄弱的地区，因此相对于北京的思想文化界，理应有更大的自由空间。鲁迅之所以选择厦大，应该说是有着自己在学术上的考虑，甚至可以说是有着一番雄心的，比如他9月14日在给许广平信中说：“但我还想认真一点，编成一本较好的文学史。”

不过，当鲁迅全力以赴投入到学院教学活动中时，当时厦大作为刚成立不久的私立大学的现状却不能不让他感到失望。他刚到厦大不久，陈嘉庚海外公司遭遇不同程度的困难，不得不缩减经费预算以维持全局。首先是学校对国学院学术研究投入不足。国学院的运作经费突然由十万元减为五万元，经费的缩减导致很多项目被砍掉，其中包括出版鲁迅学术著作的计划。此举立马引发了鲁迅与学校当局的直接冲突。其次是有名的围绕校长林文庆倡导校园尊孔读经所引发的思想上的矛盾与纠葛。林文庆是兼通中西的知识精英，在厦大增设国学研究院，即是秉承陈嘉庚“国学西文不可偏废，尤以整顿国学为要”的办学思想的一个具体举措，倡导尊孔读经也是“弘扬国故”题中应有之义，无论在当时还是在今天都不会有问题。不过对当时的鲁迅而言就不一样，他毕竟是从新文化运动过来的人。新文化运动是反对旧文化旧文学，提倡新文化新文学的一次思想文化启蒙运动。这场运动在政治文化中心北京爆发，影响深远。不过具体到当时，其辐射所及的效应还是有差别的。比如在新文化运动策源地北京，任何尊孔读经的潮流都会遭到新文化阵营的制约和反对，但在当时远离京城两千多千米之遥的厦门，现代教育才刚刚处于萌发状态，无论是校主陈嘉庚，还是校长林文庆，重视的是为国家培养人才，大力兴办教育。至于发展什么样的教育，或提倡什么样的文化，未必会与鲁迅这样新文化运动斗士处于同等思想水平。因此当时林文庆在提倡复古尊孔，厦大全体师生举办盛况空前的恭祝孔子诞辰纪念活动，对于鲁迅来说当然是无法接受。其实，这些积极从事尊孔读经的厦大校长、学者和教授都不属于顽固的守旧派，他们也不同于鲁迅及其战友口诛笔伐的封建文化卫道势力。鲁迅在厦大遇到的是一个全新问题，那就是中国地方的教育与学术，同中国现代社会、中国现代新文化的隔膜问题。这种隔膜使他陷入一种孤掌难鸣的深深寂寞。

鲁迅与厦大的隔膜还表现在对待南下的北京学界的学者的不同态度上。当时与鲁迅同在厦大的有许多他不喜欢的“坏人”，指的是林文庆校长在聘用鲁迅的同时也请来了鲁迅平素最为反感的“现代评论派”阵营的学者教授，比如在厦大与他嫌隙甚深的顾颉刚教授，就是与鲁迅最大论敌陈西滢位于同一阵营。因此，當厦大从校长到广大师生夹道迎送从北京邀请来讲学的“现代评论派”的时候，又有谁会去关注身在其中的鲁迅的感受呢？

厦门大学对于思想文化界巨擘鲁迅的意义，是“学者鲁迅”这一角色的独特阅历。按照学者王富仁的说法，是为鲁迅提供了一种学院文化内部的人生体验。在厦门大学，鲁迅远离了京城人事的纷扰，加上当时厦门大学地处偏僻，鲁迅多了孤独与寂寞，又在孤独与寂寞中慢慢沉静下来，返回内心最深处：

我沉静下去了。寂静浓到如酒，令人微醺。望后窗外骨立的乱山中许多白点，是丛冢；一粒深黄色火，是南普陀寺的琉璃灯。前面则海天微茫，黑絮一般的夜色简直似乎要扑到心坎里。我靠了石栏远眺，听得自己的心音，四远还仿佛有无量悲哀，苦恼，零落，死灭，都杂入这寂静中，使它变成药酒，加色，加味，加香。这时，我曾经想要写，但是不能写，无从写。这也就是我所谓“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

“寂静浓到如酒”，这种“欲将心事付瑶琴，知音少，弦断有谁听”的深深寂寞，鲁迅在南方孤岛上的学府里感受到了。这段文字是鲁迅作品中最为扣人心弦的文字，也是鲁迅的厦门书写中最有力量的文字。这种孤独与寂寞对于作家来说并不完全是负面，《朝花夕拾》的后五篇散文就是鲁迅秋夜在厦门大学图书馆楼上的天风海涛中完成的：“直到一九二六年的秋天，一个人住在厦门的石屋里，对着大海，翻着古书，四近无生人气，心里空空洞洞。而北京的未名社，却不绝的来信，催促杂志的文章。这时我不愿意想到目前；于是回忆在心里出土了。”对卓越的著作家来说，没有一种经历是多余的，正是有了厦门大学执教期间所感到的无可排遣的孤独寂寞，才将鲁迅的文学创作推向一个更加诗意化的高度。今天读鲁迅在厦门期间留下的文字，散文、小说、杂文还有私人书信，都会感受到字里行间弥漫的浓郁诗意，个中或许不无他与许广平之间爱情的催化，但厦门大学这个独特的地理人文环境给予的沉潜内化，则是不争的事实。总的来看，这是他一生中少有的最为平静、最为放松、最为充实的时光，不见刀光血影，唯见山光海气。

厦大执教，堪称鲁迅的创作丰收期。除了《朝花夕拾》中后五篇散文，《故事新编》中的《铸剑》《奔月》两篇历史小说，一度成为热销书的《两地书》中最为动人的篇章也写于这一时期，计七十八封；此外还撰写了《汉文学史纲》《中国小说史略》两部学术精品，这些创作合计约十七八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