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明康，万高潮

(北京大学 历史文化资源研究所, 北京 100871)

先秦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空前剧烈的社会大变动时期。这个时期，社会上新出现的自由身份知识分子，与因社会大变动而从原有统治集团游离出来的没落贵族相结合，形成了此时所特有的一个社会阶层即“士”。尽管秦政兴即士不再，所谓“士大夫”不过是君主专制之官僚机器的组成部分而已，但先秦儒家的士观念毕竟在此后两千余年士大夫传统中不绝如缕若草蛇灰线，且至今不乏冯友兰先生所谓“抽象继承”之价值，诸如士当德才兼备、德在仁民，君当尊师重道、礼贤下士，士为社会分工之不可或缺，故于“禄”当“可食而食之”却断乎“不可以货取”等。

一、仁义之士与“异能之士”

那么究竟何种形象方为先秦儒家心目中的所谓“士”呢？关于此，“子曰：‘君子义以为上’”(1)孟子等：《四书五经》，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39页。。即指士之得以为士，首先在其为道义的承担者。当然强调士的道义担当非孔子独见，而是其时的社会共识，问题在士应该以何者为道义。而从春秋至战国，社会共识多以士所依附者即养士的王侯公卿为士的道义承担。如《战国策》所载：“晋豫让，始事范中行氏而不说，去而就知伯，知伯宠之。及三晋分知氏，赵襄子最怨知伯，而将其头以为饮器。豫让遁逃山中，曰：‘嗟乎!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吾其报知氏之仇矣！’乃变姓名，为刑人，入宫涂厕，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厕，心动，执问涂者，则豫让也。左右欲杀之。赵襄子曰：‘彼义士也，吾谨避之耳。’卒释之。豫让又漆身为厉，灭须去眉，自刑以变其容。襄子当出，豫让伏所当过桥下。襄子至桥而马惊，曰：‘此必豫让也。’赵襄子面数豫让曰：‘子不尝事范中行氏乎？知伯灭范中行氏，而子不为报仇，反委质事知伯。知伯已死，子独何为报仇之深也？’豫让曰：‘范中行氏以众人遇臣，臣故众人报之；知伯以国士遇臣，臣故国士报之。’襄子乃喟然叹泣曰：‘嗟乎，豫子！豫子之为知伯，名既成矣。寡人之舍子，亦以足矣。’豫让曰：‘臣闻明主不掩人之义，忠臣不爱死以成名。臣故伏诛，然愿请君之衣而击之，虽死不恨。’襄子义之，乃使使者持衣与豫让。豫让拔剑三跃，呼天击之，曰：‘而可以报知伯矣！’遂伏剑而死。赵国之士闻之，皆为涕泣。”(2)周晓薇、王其袆校点：《战国策》，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33页。又载：“韩傀相韩，严遂重于君，二人相害也。严遂举韩傀之过，韩傀叱之于朝。严遂惧诛，游求人可以报韩傀者。齐人或言：‘轵深井里聂政，勇敢士也。’严遂阴交于聂政，奉黄金百镒前为聂政母寿。聂政曰：‘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许人也。’竟不肯受。久之，聂政母死，既葬，除服。聂政曰：‘嗟乎！政乃市井之人，而严仲子乃诸侯卿相也，然是深知政也。老母今以天年终，政将为知已者用。’见仲子曰：‘仲子所欲报仇者为谁？’严仲子具告曰：‘臣之仇，韩相傀。今足下幸而不弃，请益具车骑壮士，以为羽翼。’政曰：‘此其势不可以多人。’遂谢车骑人徒，独行仗剑至韩。韩适有东孟之会，持兵戟而卫者甚众。聂政直入，上阶刺韩傀。韩傀走而抱哀侯，聂政刺之，兼中哀侯。因自皮面抉眼，自屠出肠，遂以死。韩取聂政尸于市，县购之千金。久之莫知谁子。政姊闻之，乃之韩，视之曰：‘勇哉!今死而无名，父母既殁矣，兄弟无有，此为我故也。夫爱身不扬弟之名，吾不忍也。’乃抱尸而哭之曰：‘此吾弟，轵深井里聂政也。’亦自杀于尸下。晋楚齐卫闻之，曰：‘非独政之能，乃其姊者，亦烈女也。’”(3)周晓薇、王其袆校点：《战国策》，第233页。可是在以上案例中，虽然“赵国之士”与“晋楚齐卫”之人，包括被刺者本人，均称行刺者为“义士”，但豫让所“许”知己知伯其实“贪欲无厌”，而聂政所“许”知己严遂其杀人竟因“感忿睚眦”，如此“义士”之“义”岂非过于狭隘？于是《礼记》有反例：“晋灵公不君：厚敛以雕墙；从台上弹人，而观其辟丸也；宰夫聏熊蹯不熟，杀之，寘诸畚，使妇人载以过朝。赵盾、士季见其手，问其故。将谏，士季曰：‘会请先，不入，则子继之。’三进而后视之，曰：‘吾知所过矣，将改之。’稽首而对曰：‘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犹不改。宣子骤谏，公患之，使鉏麑贼之。晨往，寝门辟矣，盛服将朝。尚早，坐而假寐。麑退，叹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贼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有一于此，不如死也。’触槐而死。”(4)孟子等：《四书五经》，第677页。其实鉏麑非名士，其所以为儒典所推崇，就在其激烈的思想斗争，体现了孔孟的士观念与世俗的冲突：士之为士，究竟是应该“忠”于为民做主的赵宣子，还是应该“信”于厚敛残民的晋灵公呢？鉏麑两难，结果他撞死在槐树下。那么就此两难，孔孟是如何为士取义的呢？关于此，先秦儒家以一言蔽之：“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5)孟子等：《四书五经》，第19页。《论语》则谓：“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6)孟子等：《四书五经》，第34页。又载：“子曰：‘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7)孟子等：《四书五经》，第31页。又载：“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8)孟子等：《四书五经》，第39页。《孟子》亦载：“王子垫问曰：‘士何事？’孟子曰：‘尚志。’曰：‘何谓尚志？’曰：‘仁义而已矣。杀一无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义也。居仁而义，大人之事备矣。’”(9)孟子等：《四书五经》，第113页。显而易见，在先秦儒家心目中，士之得以为士，在其以仁为自己的道义担当。那么何谓仁？《论语》谓：“樊迟问仁，子曰：‘爱人。’”(10)孟子等：《四书五经》，第28页。《孟子》亦谓：“孟子曰：‘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11)孟子等：《四书五经》，第93页。至于谁们才是仁义之士所当爱之人，孔孟强调这就不是、至少首先不是指士之所依附的王侯公卿，而是指在其治下的民众。此即《论语》之所载：“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12)孟子等：《四书五经》，第3页。又载：“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13)孟子等：《四书五经》，第16页。质言之，倘若统治者能严格律己以深惠天下百姓，那么他就不仅是仁人，甚至是尧舜亦勉为其难的圣人。孟子的观点同孔子，其亦以“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为“王道之始”。(14)孟子等：《四书五经》，第63页。关于此，《孟子》有载：“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民之归仁也，犹水之就下、兽之走圹也。’”(15)孟子等：《四书五经》，第87页。可见孟子所谓仁义，亦在与天下民众之“所欲”，去天下民众之“所恶”。可是倘若士的道义担当果然在天下民众，那么何以待士之所附的王侯公卿呢？鉏麑的困惑亦是孔门弟子的困惑，此即《论语》之所载：“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16)孟子等：《四书五经》，第31-32页。以上师生对话表明，尽管齐桓公杀了管仲所附的公子纠而管仲不死节，但孔子依然坚称管仲为仁者，是因为其于春秋之初为齐相，助力桓公和平崛起为五霸之首，竟在周天子权威式微的情况下抵制了夷狄入侵，维护了华夏太平，所谓“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以致“民到于今受其赐”(17)孟子等：《四书五经》，第38页。。既然如此，即使管仲于小节有亏，就仍不失为仁义之士：“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18)孟子等：《四书五经》，第42页。孟子的见解完全同于孔子，此即《孟子》之所载：“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则为容悦者也。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为悦者也。’”(19)孟子等：《四书五经》，第112页。即指有的人意在得君心，有的人意在安社稷，而孟子本人态度鲜明：“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20)孟子等：《四书五经》，第115页。质言之，在孟子看来，所谓仁义之士的道义担当，首先在天下百姓，其次在江山社稷，最后才在王侯公卿。孔孟并强调，如此绝非儒者的别出心裁，而是自尧舜禹汤至文武周公，先圣先贤从来都指上天是为民立君而不是相反，此即所谓“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其克相上帝，宠绥四方”(21)孟子等：《四书五经》，第247页。，所谓“民之有君，以治义也，义以生利，利以丰民”(22)陈桐生译注：《国语》，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145页。。为了形象地阐明己见，孔子还以《春秋》褒扬一位以民众之利为重而以君主之命为轻的为君者：“邾子蘧蒢卒。”邾子姓曹名蘧蒢称文公，系齐鲁蕞尔小邦邾的国君。“邾文公卜迁于绎，史曰：‘利于民，而不利于君。’邾子曰：‘苟利于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树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与焉。’左右曰：‘命可长也，君何弗为？’邾子曰：‘命在养民。死之短长，时也。民苟利矣，迁也，吉莫如之！’五月，邾文公卒。君子曰：‘知命。’”(23)孟子等：《四书五经》，第666页。不过大义固然明了，仍有一个不大不小的问题在：聂政已许身严遂，鉏麑已受命晋灵，难道仁义之士可以言而无信吗？关于此，《孟子》的回答斩钉截铁：“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24)孟子等：《四书五经》，第91页。《孔子家语》则以孔子负“非义”之“盟”为案例：“孔子适卫，路出于蒲，会公叔氏以蒲叛卫，而止之。孔子弟子有公良孺者，挺剑而合众，将与之战。蒲人惧，曰：‘苟无适卫，吾则出子。’乃盟孔子，而出之东门，孔子遂适卫。子贡曰：‘盟可负乎？’孔子曰：‘要我以盟，非义也！’”(25)刘乐贤编著：《孔子家语》，北京燕山出版社，1995年版，第149页。

士之为士固然在其仁民之义，同时在其行政才能。关于此，《论语》有载：“子游为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尔乎？’”(26)孟子等：《四书五经》，第15页。就因“为政以人才为先，故孔子以得人为问”(27)朱熹撰，徐德明校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86页。。《孟子》亦载：“孟子曰：‘仁则荣，不仁则辱。今恶辱而居不仁，是犹恶湿而居下也。如恶之，莫如贵德而尊士，贤者在位，能者在职。’”(28)孟子等：《四书五经》，第73页。至于先秦儒士是否既贤且能，太史公曾盛赞“仲尼弟子”：“受业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异能之士也。”(29)司马迁撰，裴骃集解：《史记》，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735页。孔子本人亦颇自得：“季康子问：‘仲由可使从政也与？’子曰：‘由也果，于从政乎何有？’曰：‘赐也，可使从政也与？’曰：‘赐也达，于从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从政乎何有？’曰：‘求也艺，于从政乎何有？’”(30)孟子等：《四书五经》，第15页。即称其弟子多果敢通达且具从政才艺。那么后者何以“皆异能之士”？原因显然就在其师本人为文武双全之士：文不必言，孔子的武略亦非常了得，虽然其固不好战。关于此，《论语》有载：“卫灵公问陈于孔子，孔子对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31)孟子等：《四书五经》，第34页。《左传》亦载：“仲尼曰：‘胡簋之事，则尝学之矣；甲兵之事，未之闻也。’”(32)孟子等：《四书五经》，第909页。然而孔子决非果然“军旅之事未之学”。据《孔子家语》：“齐国师伐鲁，季康子使冉求率左师御之，樊迟为右。师不逾沟，樊迟曰：‘非不能也，不信子，请三刻而逾之。’如之，众从之，师入齐军，齐军遁。冉有用戈，故能入焉。季孙谓冉有曰：‘子之于战，学之乎？性达之乎？’对曰：‘学之。’季孙曰：‘从事孔子，恶乎学？’冉有曰：‘即学之孔子也。夫孔子者大圣，无不该，文武并用兼通。’”(33)刘乐贤编著：《孔子家语》，第245页。至于“文武并用”的孔子何以“用武”，其一如“齐国师伐鲁”，其弟子“执干戈以卫社稷”(34)孟子等：《四书五经》，第908页。。另则“以王命讨不庭，不贪其土，以劳王爵”(35)孟子等：《四书五经》，第574页。。例如《论语》所载：“陈成子弑简公。孔子沐浴而朝，告于哀公曰：‘陈垣弑其君，请讨之！’”(36)孟子等：《四书五经》，第32页。当然太史公之所谓“异能”，主要是就儒者作为士农工商之首的治国才能而言的。关于此，孔子亦自信：“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37)孟子等：《四书五经》，第29页。若论其他，则《论语》有载：“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38)孟子等：《四书五经》，第29页。孔子还感叹，自己不具弟子端木赐之臆测商机的天赋：“赐不受命，而货值焉，亿则屡中。”(39)孟子等：《四书五经》，第26页。至于“仲尼弟子”的治国才能何以得为“异能”，归根结底，在其师言传身教了两条基本的治国之道：一是德治法制兼行，二是大才小才兼用。众所周知，孔子主张以德治国，所谓“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40)孟子等：《四书五经》，第7页。。他还以周文王故事为例，来说明“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41)孟子等：《四书五经》，第28页。的道理：“虞芮二国争田而讼，连年不决，乃相谓曰：‘西伯仁也，盍往质之？’入其境，则耕者让畔，行者让路；入其朝，士让为大夫，大夫让于卿。虞芮之君曰：‘嘻！吾侪小人也，不可以入君子之朝。’遂自相与而退，咸以所争之田为闲田也。孔子曰：‘以此观之，文王之道，其不可加焉。不令而从，不教而听，至矣哉！’”(42)刘乐贤编著：《孔子家语》，第69页。那么孔子是否仅仅讲求德治呢？那也未必。关于此，《孔子家语》有载：“闵子骞为费宰，问政于孔子。子曰：‘以德以法。’子骞曰：‘敢问古之为政。’孔子曰：‘古者天子以內史为左右手，以德法为衔勒，以百官为辔，以刑罚为策，以万民为马，故曰德法者御民之本。’”(43)刘乐贤编著：《孔子家语》，第161页。不过儒家非法家，所谓“以德以法”在儒者有先后之别：“孔子为鲁大司寇，有父子讼者。夫子同狴执之，三月不别。其父请止，夫子赦之焉。季孙闻之不悦，曰：‘司寇欺余。曩告余曰：“国必先以孝。”余今戮一不孝以教民孝，不亦可乎？’子喟然叹曰：‘呜呼！上失其道而杀其下，非理也。不教以孝而听其狱，是杀不辜。何者？上教之不行，罪不在民故也。《书》云：“义刑义杀，勿庸以即汝心，惟曰未有慎事。”言必教而后刑也。其有邪民不从化者，然后待之以刑，则民咸知罪矣。’”(44)刘乐贤编著：《孔子家语》，第19页。此案例表明，在孔子心目中，教化的确先于刑罚，所谓“为政以德，非是不用刑罚号令，但以德先之耳”(45)朱熹：《朱子语类》，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34页。。质言之，只有在明示民众何为罪错之后，仍有“邪民不从化者”，才能“待之以刑”，否则即“杀不辜”。孔子并称，除非“天下有大恶”如“乱政大夫”少正卯者，其固“不免君子之诛”，对于那些即使是罪有应得的老百姓，刑罚中亦当有仁德在，如此方为“君子”之“道”。由于“以德以法”均以人治，“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46)孟子等：《四书五经》，第51页。，孔子继而指君子小人之别，在君子用人之长，而无论此长的大小与高低：“君子以其所不能畏人，小人以其所不能不信人。故君子长人之才，小人抑人而取胜焉。”(47)刘乐贤编著：《孔子家语》，第133页。关于此，《论语》有载：“太宰问于子贡曰：‘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子闻之，曰：‘太宰知我乎？吾少也贱，固多能鄙事。’”(48)孟子等：《四书五经》，第21页。其实孔子称“鄙事”为“能”无非表示其不轻“鄙事”，其志向还在天下大事，故其又称：“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49)孟子等：《四书五经》，第38页。且果不其然：“孔子初仕，为中都宰，制为养生送死之节，行之一年，而四方之诸侯则矣。定公谓孔子曰：‘学子此法，以治鲁国，何如？’孔子对曰：‘虽天下可乎，何但鲁国而已哉！’于是二年，定公以为司空。乃别五土之性，而物各得其所生之宜，咸得厥所。由司空为鲁大司寇，设法而不用，无奸民。”(50)刘乐贤编著：《孔子家语》，第13-16页。难能可贵的是，孔子“少也贱，能鄙事”，所以尽管具“为东周”之才，他毫不轻视贱人鄙事，反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51)孟子等：《四书五经》，第42页。，他主张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关于此，《史记》有案例：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大夫晏婴嫉妒之，于是进谗：“夫儒者滑稽，而不可执法。”而孔子之所以拂袖而去，并不是因为晏婴称“儒者滑稽”，而是因为其治国之道不为齐景公所用：“景公曰：‘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遂行。”(52)司马迁：《史记》，第1514页。至于对“儒者滑稽不可执法”的否证，孔子指著名的昏君卫灵公为所谓“最贤”的“当今之君”(53)刘乐贤编著：《孔子家语》，第86页。，其否证即以“侏儒”之“滑稽”为案例：“卫灵之时，弥子瑕有宠于卫国。侏儒有见公者，曰：‘臣之梦浅矣。’公曰：‘奚梦？’‘梦见灶者，为见公也。’公怒曰：‘吾闻人主者梦见日，奚为见寡人而梦见灶乎？’侏儒曰：‘夫日兼照天下，一物不能当也。人君兼照一国，一人不能壅也。故将见人主而梦见日也。夫灶，一人炀焉，则后人无从见矣。或者一人炀君邪？则臣虽梦灶，不亦可乎？’公曰：‘善。’遂退弥子瑕。”(54)韩非著，郑之声、江涛编著：《韩非子》，北京燕山出版社，1995年版，第368页。毫无疑问，对于孔子关于“异能之士”的见解，孟子推崇备至：“孟轲，驺人也。受业子思之门人。道既通，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适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则见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当是之时，秦用商君，富国强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天下方务于合从连衡，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55)司马迁撰，裴骃集解：《史记》，第1839页。虽然历史诚如太史公所述，即使孟子自诩：“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56)孟子等：《四书五经》，第78页。继春秋之礼崩乐坏及战国之世风日下，孟子最终也不得不承认：“吾道穷矣。”(57)司马迁撰，裴骃集解：《史记》，第1844页。“吾之不遇鲁侯，天也。”(58)孟子等：《四书五经》，第70页。但这并不意味着孟子本人非“异能之士”。恰恰相反，《孟子》有载：“子产听郑国之政，以其乘舆济人于溱洧。孟子曰：‘惠而不知为政。岁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舆梁成，民未病涉也。君子平其政，焉得人人而济之？故为政者，每人而悦之，日亦不足矣。’”(59)孟子等：《四书五经》，第91页。此案例表明，孟子所指治国者的职能在向全社会成员提供公共产品，如在入冬之前架桥修路之类；而非针对具体人等施舍小恩小惠，如用自己的轿子济人渡河之类。如此高明之见解，即使是为孔子所推崇备至的治国能人子产，亦确乎是不能望孟子之项背的。

二、礼贤下士与“养而择士”

所谓礼贤下士，是孔孟期望王侯公卿之于士的态度。而如此态度之得以成立，其要不在王侯公卿，而在士本身的“自立”。关于此，《孔子家语》载有鲁哀公与孔子的对话：“公问：‘敢问儒行。’孔子曰：‘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诸侯。慎静尚宽，砥厉廉隅，强毅以与人，博学以知服。虽以分国，视之如锱铢，弗肯臣仕。’哀公既闻此言也，言加信，行加敬，曰：‘终殁吾世，弗敢复以儒为戏矣。’”(60)刘乐贤编著：《孔子家语》，第32-36页。《孟子》亦曾驳所谓孔子附卫齐宠宦痈疽、瘠环以谋卿相位的流言：“万章问曰：‘或谓孔子于卫，主痈疽；于齐，主侍人瘠环，有诸乎？’孟子曰：‘否，不然也。好事者为之也。于卫，主颜雠由。弥子之妻与子路之妻，兄弟也。弥子谓子路曰：“孔子主我，卫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进以礼，退以义，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痈疽与侍人瘠环，是无义无命也。若孔子主痈疽与侍人瘠环，何以为孔子？’”(61)孟子等：《四书五经》，第98页。不过孔子称“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诸侯”，不是指士不当仕，或“不仕无义”(62)孟子等：《四书五经》，第40页。，而是指仁义之士即使臣事王侯公卿，其立身仍当“特立独行”。而“特立独行”之所以可能，就在士入仕非卖身，而是“以道事君”(63)孟子等：《四书五经》，第26页。，所谓“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64)孟子等：《四书五经》，第40页。。所以若王侯公卿为士之同道即恭行儒道者，士当然可以而且应该仕，否则“道不同，不相为谋”(65)孟子等：《四书五经》，第35页。，此即所谓“以道事君，不可则止”(66)孟子等：《四书五经》，第26页。，所谓“用之则行，舍之则藏”(67)孟子等：《四书五经》，第17页。，所谓“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68)孟子等：《四书五经》，第34页。。倘若天下之大，竟然找不到一位有道之君呢？那么孔子态度决绝：“道不行，乘桴浮于海。”(69)孟子等：《四书五经》，第13页。他反复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70)孟子等：《四书五经》，第11页。“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71)孟子等：《四书五经》，第19页。“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72)孟子等：《四书五经》，第11页。“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73)孟子等：《四书五经》，第17页。而且孔子言出必行，例如“齐人归女乐，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74)孟子等：《四书五经》，第40页。。“卫灵公问陈于孔子。孔子对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明日遂行。”(75)孟子等：《四书五经》，第40页。“孔文子之将攻太叔也，访于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则尝学之矣；甲兵之事，未之闻也。’退，命驾而行曰：‘鸟能择木，木岂能择鸟？’”(76)孟子等：《四书五经》，第909页。如此再三意味着，只要王侯公卿所为不道，无论是耽于女乐还是策动杀伐，孔子的应对无不是“命驾而行”：“子曰：‘事君三违而不出境，则利禄也。人虽曰不要，吾弗信也。’”(77)孟子等：《四书五经》，第435页。孟子亦固持孔子之所谓“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诸侯”的价值观。关于此，《孟子》有载：“孟子曰：‘古之贤王好善而忘势，古之贤士何独不然？乐其道而忘人之势，故王公不致敬尽礼，则不得亟见之。见且由不得亟，而况得而臣之乎？’”(78)孟子等：《四书五经》，第111页。“故将大有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谋焉，则就之。其尊德乐道，不如是，不足以有为也。”(79)孟子等：《四书五经》，第75页。“万章曰：‘庶人，召之役，则往役；君欲见之，召之，则不往见之，何也？’曰：‘往役，义也；往见，不义也。且君之欲见之也，何为也哉？’曰：‘为其多闻也，为其贤也。’曰：‘为其多闻也，则天子不召师，而况诸侯乎？为其贤也，则吾未闻欲见贤而召之也。’”(80)孟子等：《四书五经》，第101页。孟子并认同“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关于此，《孟子》亦载：“孟子曰：‘君子之事君也，务引其君以当道，志于仁而已。’”(81)孟子等：《四书五经》，第109页。倘若君不当道，则士可如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则进，乱则退。横政之所出，横民之所止，不忍居也。”(82)孟子等：《四书五经》，第99页。至于苟且钻营以求仕进之徒，孟子嗤之以鼻：“丈夫生而愿为之有室，女子生而愿为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贱之。古之人未尝不欲仕也，又恶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与钻穴隙之类也。”(83)孟子等：《四书五经》，第83页。既然如此，所以当其弟子陈臻问：“古之君子何如则仕？”孟子答：如果君主对于君子，“迎之致敬以有礼，言将行其言也，则就之；礼貌未衰，言弗行之，则去之”(84)孟子等：《四书五经》，第110页。。而较孔子为激烈的是，孟子强调士在道义上高于王侯公卿：“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吾何慊乎哉？”(85)孟子等：《四书五经》，第75页。他如此定位双方关系：“以位，则子君也，我臣也。以德，则子事我者也。”(86)孟子等：《四书五经》，第116页。因此在面对王侯公卿时，以“百世之师”再传弟子自居的孟子绝对自尊自立：“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堂高数仞，榱题数尺，我得志弗为也；食前方丈，侍妾数百人，我得志弗为也；般乐饮酒，驱骋田猎，后车千乘，我得志弗为也。在彼者皆我所不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87)孟子等：《四书五经》，第117页。以致从来不耻下问的他，竟因此而不答滕文公之弟滕更的“挟贵”之问：“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门也，若在所礼。而不答，何也？’孟子曰：‘挟贵而问，挟贤而问，挟长而问，挟有勋劳而问，挟故而问，皆所不答也。滕更有二焉。’”(88)孟子等：《四书五经》，第114页。不过话说两头，人际关系无不以互动成。先秦的王侯公卿，亦多有礼贤下士以致无以复加者，即宋儒所谓“时君重士”(89)朱熹：《朱子语类》，第1317页。。关于此，《管子》有春秋五霸之首齐桓公的案例：“管仲有病，桓公往问之曰：‘仲父之病，病矣。若不可讳而不起此病也，仲父亦将何以诏寡人？’管仲对曰：‘微君之命臣也，臣故且谒之。虽然，君犹不能行也。’公曰：‘仲父命寡人东，寡人东；令寡人西，寡人西。仲父之命于寡人，寡人敢不从乎?’”(90)管仲撰，吴文涛、张善良编著：《管子》，北京燕山出版社，1995年版，第254页。《战国策》有战国七雄之首秦昭王的案例：“范睢至秦，王庭迎曰：‘寡人宜以身受令久矣。躬窃闵然不敏，敬执宾主之礼。’范睢辞让。秦王屏左右，跪而请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睢曰：‘唯唯。’秦王复请，范睢曰：‘唯唯。’秦王跽曰：‘先生不幸教寡人乎？’范睢谢曰：‘非敢然也。今臣羁旅之臣也，交疏于王，而所愿陈者，皆匡君之事，处人骨肉之间，而未知王之心也。’秦王跽曰：‘先生是何言也！夫秦国僻远，寡人愚不肖，先生乃幸至此，此天以寡人慁先生，而存先王之宗庙也。先生奈何而言若此！事无大小，上及太后，下至大臣，愿先生悉以教寡人，无疑寡人也。’”(91)周晓薇、王其袆校点：《战国策》，第37页。当然，尽管人际关系以互动成，先秦儒家之士观念于王侯公卿的影响仍然不可小觑。否则难以解释，何以只有在秦国，前有商鞅被“车裂”，后有李斯“论腰斩”：原因就在秦“无儒”(92)荀况：《荀子》，北京燕山出版社，1995年版，第196页。，所谓“士不产于秦”(93)司马迁撰，裴骃集解：《史记》，第1981页。——商鞅、李斯在秦主心目中并非士，而不过是用之即弃的工具性人才。至于其他，《孟子》有载：“万章问曰：‘敢问友。’孟子曰：‘友也者，友其德也。孟献子，百乘之家也，有友五人焉。非惟百乘之家为然也，虽小国之君亦有之。费惠公曰：“吾于子思，则师之矣；吾于颜般，则友之矣；王顺、长息，则事我者也。”非惟小国之君为然也，虽大国之君亦有之。舜尚见帝，帝馆甥于贰室，迭为宾主，是天子而友匹夫也。用下敬上，谓之贵贵；用上敬下，谓之尊贤。贵贵尊贤，其义一也。’”(94)孟子等：《四书五经》，第100页。以上对话表明，在孟子心目中，所谓礼贤下士，要在“用上敬下”：无论在上为大夫、国君或天子，均不得以其“家”傲于士，相反须尊有“德”之“贤”为师友。孟子所论之影响可谓无远弗届，包括战国七雄中最偏远的燕国。关于此，《战国策》有载：“燕昭王即位，卑身厚币，以招贤者。故往见郭隗曰：‘齐因孤国之乱，而袭破燕。孤极知燕小力少，不足以报。然得贤士与共国，以雪先王之耻，孤之愿也。’郭隗对曰：‘帝者与师处，王者与友处，霸者与臣处，亡国与役处。王诚博选国中之贤者，而朝其门下，天下闻王朝其贤臣，天下之士必趋于燕矣。’”(95)周晓薇、王其袆校点：《战国策》，第253页。那么斯时斯世，社会观感究竟如何看待先秦儒家之礼贤下士的观念呢？关于此，《吕氏春秋》有“古之圣王未有不尊师者也，尊师则不论贵贱贫富矣”(96)高诱注，毕沅校：《吕氏春秋》，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71页。的感叹。《淮南子》有魏文侯抚轼而立致敬布衣之士的案例：“段干木辞禄而处家，魏文侯过其闾而轼之。其仆曰：‘段干木布衣之士，君轼其闾，不已甚乎？’文侯曰：‘段干木不趋势利，怀君子之道，隐处穷巷，声施千里，寡人敢勿轼乎？’”(97)刘安：《淮南子》，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年版，第501页。《战国策》有颜斶与齐宣王斤斤计较的案例：“王见颜斶曰：‘斶前。’斶亦曰：‘王前。’左右曰：‘王，人君也。斶，人臣也。王曰“斶前”，斶亦曰“王前”，可乎？’斶对曰：‘夫斶前为慕势，王前为趋士。与使斶为慕势，不如使王为趋士。’王忿然作色，曰：‘王者贵乎？士贵乎？’对曰：‘士贵耳，王者不贵。’王曰：‘有说乎？’曰：‘有。昔者秦攻齐，令曰：“有敢去柳下季垄五十步而樵采者，罪死不赦。”令曰：“有能得齐王头者封万户侯，赐金千镒。”由是观之，生王之头，曾不若死士之垄也。’宣王曰：‘嗟乎！君子焉可侮哉，寡人自取病耳！及今闻君子之言，愿请受为弟子。’”(98)周晓薇、王其袆校点：《战国策》，第84页。《史记》有侯嬴“欲就(魏)公子(礼贤下士)之名”而处心积虑的案例：“魏有隐士曰侯嬴，为大梁夷门监者。公子闻之往请，欲厚遗之，不肯受。公子乃置酒，大会宾客。坐定，公子从车骑，自迎侯生。侯生摄敝衣冠，直上载公子上坐，不让，公子执辔愈恭。侯生又谓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愿枉车骑过之。’公子引车入巿，侯生下见其客，俾倪，故久立与其客语。当是时，魏将相宗室宾客满堂，待公子举酒。巿人皆观公子执辔。从骑皆窃骂侯生。侯生视公子色终不变，乃谢客就车。至家，公子引侯生坐上座，宾客皆惊。酒酣，公子起为寿侯生前。侯生因谓公子曰：‘嬴之为公子亦足矣。嬴乃夷门抱关者也，而公子亲枉车骑，自迎嬴于众人广坐之中。然嬴欲就公子之名，故久立公子车骑巿中，过客以观公子，公子愈恭。巿人皆以嬴为小人，而以公子为长者能下士也。’”(99)司马迁撰，裴骃集解：《史记》，第1864页。

当然王侯公卿之所以礼贤下士，从根本上并不是基于人际互动，即不是基于士的态度与预期，而是基于士多具经邦济世之“异能”，所谓“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100)方勇译注：《墨子》，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49页。。因而在先秦之竞相争雄并因而亟需人才的王侯公卿之中，就形成了规模空前的竞相养士之风：“孟子之时，徒众尤盛。当时诸侯重士，又非孔子之时之比。春秋时人淳，未甚有事，故齐晋皆累世为伯主，人莫敢争。战国之时，人多奸诈，列国纷争，急于收拾人才以为用，故不得不厚待士。”(101)朱熹：《朱子语类》，第2190页。关于此，《国语》有案例：“越王勾践栖于会稽之上，乃号令于三军，曰：‘凡我父兄昆弟及国子姓，有能助寡人谋而退吴者，吾与之共越国之政。’大夫种进对曰：‘臣闻之贾人，夏则资皮，冬则资絺，旱则资舟，水则资车，以待乏也。夫虽无四方之忧，然谋臣与爪牙之士，不可不养而择也。譬如蓑笠，时雨既至必求之。今君王既栖于会稽之上，然后乃求谋臣，无乃后乎？’勾践曰：‘苟得闻子大夫之言，何后之有？’执其手而与之谋。”(102)陈桐生译注：《国语》，第392页。勾践的君臣对表明，出于各国争雄的需要，对于“谋臣与爪牙之士”当“养而择”之，已成为统治阶层的共识，于是其时“养士”成风。如春秋五霸之首齐桓公建稷下学宫以养士人，至齐宣王时，“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驺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環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齐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103)司马迁撰，裴骃集解：《史记》，第1530页。。又战国七雄之首秦国国君求才若渴，至秦王嬴政，“尊吕不韦为相国。当是时，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赵有平原君，齐有孟尝君，皆下士喜宾客以相倾。吕不韦以秦之强，羞不如，亦召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104)司马迁撰，裴骃集解：《史记》，第1954页。。至于魏楚赵齐四公子，则《史记》有载：“魏公子无忌者，魏昭王少子而安釐王异母弟也。昭王薨，安釐王即位，封公子为信陵君。公子为人仁而下士，士无贤不肖皆谦而礼交之，不敢以其富贵骄人。士以此方数千里争往归之，致食客三千人。”(105)司马迁撰，裴骃集解：《史记》，第1863页。又载：“春申君者事楚顷襄王。赵平原君使人于春申君。赵使欲夸楚，为玳瑁簪，刀剑室以珠玉饰之。春申君客三千余人，其上客皆躡珠履，以见赵使，赵使大惭。”(106)司马迁撰，裴骃集解：《史记》，第1874页。再载：“平原君赵胜者，赵之诸公子也。喜宾客，盖至者数千人。平原君家楼临民家。民家有躄者，平原君美人居楼上，临见大笑之。明日躄者至平原君门，请曰：‘臣闻君之喜士，士不远千里而至者，以君能贵士而贱妾也。臣不幸有罢癃之病，而君之后宫临而笑臣，臣愿得笑臣者头。’平原君笑应曰：‘诺。’终不杀。居岁余，宾客门下舍人引去者过半。平原君怪之，门下一人前对曰：‘以君之不杀笑躄者。’于是平原君乃斩笑躄者美人头，门下乃复来。”(107)司马迁撰，裴骃集解：《史记》，第1855页。

那么先秦儒家是如何对待一时之盛的“养而择士”之风的呢？与诸子百家同，他们孜孜奔走于列国，以求得志于庙堂。当然其所谓得志，其志首先不在士之“养”，而在士之“仕”，只是因为身为“布衣”，在其时历史条件下，士之“养”乃是士入“仕”的不二门径。关于此，《论语》有载，孔子本人即以治国理政之奇货自居且迫不及待：“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108)孟子等：《四书五经》，第21页。并有案例：“公山弗扰以费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说，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佛肸召，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闻诸夫子曰：“亲于其身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缁。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109)孟子等：《四书五经》，第38页。质言之，为了实现“吾其为东周”的理想，即使据费地而叛的公山弗扰、据中牟而叛的佛肸这样的犯上作乱者有召唤，自信坚不可磨、洁不可污的孔子，也打算不顾弟子的劝阻去响应，因为他实在不愿意做一只挂在藤上、只能看不能吃的葫芦瓜，消极无为地侧身“欲洁其身，而乱大伦”的“隐者”之列。(110)孟子等：《四书五经》，第40页。所以《孟子》赞叹孔子的进退之道：“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则进，乱则退。横政之所出，横民之所止，不忍居也。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进，乱亦进，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柳下惠不羞污君，不辞小官。进不隐贤，必以其道。遗佚而不怨，阨穷而不悯。孔子之去齐，接淅而行。去鲁，曰：“迟迟吾行也，去父母国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处而处，可以仕而仕，孔子也。’孟子曰：‘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111)孟子等：《四书五经》，第99页。孔子之于“仕”的积极而又不失原则的态度，无疑深刻影响了其弟子。关于此，《孔子家语》有案例：“孔子北游于农山，喟然而叹曰：‘于斯致思，无所不至矣。二三子各言尔志，吾将择焉。’子路进曰：‘由愿得白羽若月，赤羽若日，钟鼓之音上震于天，旍旗缤纷下蟠于地，由当一队而敌之，必也攘地千里，搴旗执聝。’夫子曰：‘勇哉。’子贡复进曰：‘赐愿使齐楚合战于漭漾之野，两垒相望，尘埃相接，挺刃交兵，赐著缟衣白冠，陈说其间，推论利害，释国之患。’夫子曰：‘辩哉。’颜回退而不对。孔子曰：‘回来，汝奚独无愿乎？’颜回对曰：‘文武之事，则二子者。既言之矣，回何云焉。’孔子曰：‘虽然，各言尔志也，小子言之。’对曰：‘回愿得明王圣主辅相之，敷其五教，导之以礼乐，使民城郭不修，沟池不越，铸剑戟以为农器，放牛马于原薮，室家无离旷之思，千岁无战斗之患，则由无所施其勇，而赐无所用其辩矣。’夫子凜然曰：‘美哉！德也。’子路抗手而对曰：‘夫子何选焉？’孔子曰：‘不伤财，不害民，不繁词，则颜氏之子有矣。’”(112)刘乐贤编著：《孔子家语》，第48页。所谓“得明王圣主辅相之”，无疑也是孔子再传弟子孟子的理想，其自诩：“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113)孟子等：《四书五经》，第78页。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晚期，历史尚给了孔子为鲁大司寇的机会。然而到了世风日下的战国时代，孟子施展其抱负的希望则愈加渺茫了。《孟子》有载：“孟子为卿于齐，出吊于滕。”(114)孟子等：《四书五经》，第76页。即孟子虽贵为齐大夫，然而其使命并非理政安民，而不过是以官方代表身份赴滕国出席一场葬礼而已。既然如此，虽然不舍，流连三日，“孟子去齐。尹士语人曰：‘千里而见王，不遇故去，三宿而后出昼，是何濡滞也？’高子以告。曰：‘夫尹士恶知予哉？千里而见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岂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予三宿而出昼，于予心犹以为速，王庶几改之！王如改诸，则必反予。夫出昼，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后浩然有归志。予虽然，岂舍王哉！王如用予，则岂徒齐民安？天下之民举安。王庶几改之！予日望之！’”(115)孟子等：《四书五经》，第77页。

三、“可食而食之”与“富贵不能淫”

流连三日浩然归去，诚因为所附非“明王圣主”，难以达成“天下之民举安”的儒士之志。那么孔孟就不在意士之“养”吗？并不。关于此，《论语》称：“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116)孟子等：《四书五经》，第35页。即表明孔子之所以“不谋食”，是因为“禄”已在“谋道”之“学”中。惟其如此，孔子对“学稼”以“谋食”的樊迟进行了批评：“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117)孟子等：《四书五经》，第29页。孟子的观点同孔子。他称：“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118)孟子等：《四书五经》，第83页。即指士之于“养”，就如同农夫收割自己的庄稼一样理所当然。孟子并以孔子本人为例：“孔子有见行可之仕，有际可之仕，有公养之仕。于季桓子，见行可之仕也；于卫灵公，际可之仕也；于卫孝公，公养之仕也。”(119)孟子等：《四书五经》，第100页。质言之，孔子之所以“仕”于季桓子，是因为季桓子在政治上行孔子之道；之所以“仕”于卫灵公，是因为卫灵公在人际上恭敬孔子；之所以“仕”于卫孝公，是因为卫孝公在养士上善待孔子。可是在士农工商“四民”中，士一不种地，二不做工，三不做买卖，究竟凭什么得以“养”呢？关于此，孟子的弟子心怀忐忑。“公孙丑曰：‘《诗》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孟子曰：‘君子居是国也，其君用之，则安富尊荣；其子弟从之，则孝悌忠信。“不素餐兮”，孰大于是？’”(120)孟子等：《四书五经》，第113页。尽管孟子已告诉公孙丑，士没有白吃饭，相反于君于民，士的贡献最大，但他的另一个学生彭更仍觉得“士无事而食”是为“泰”，即为过分之举。“彭更问曰：‘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不以泰乎？’孟子曰：‘非其道，则一箪食不可受于人；如其道，则舜受尧之天下不以为泰，子以为泰乎？’曰：‘否。士无事而食，不可也。’曰：‘子不通功易事，以羡补不足，则农有余粟，女有余布；子如通之，则梓匠轮舆皆食于子。于此有人焉，入则孝，出则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后之学者，而不得食于子，子何尊梓匠轮舆，而轻为仁义者哉？’曰：‘梓匠轮舆，其志将以求食也。君子之为道也，其志亦将以求食与？’曰：‘子何以其志为哉？其有功于子，可食而食之矣。且子之食志乎？食功乎？’曰：‘食志。’曰：‘有人于此，毁瓦画墁，其志将以求食也，则子食之乎？’曰：‘否。’曰：‘然则子非食志也，食功也。’”(121)孟子等：《四书五经》，第84页。经孟子三番五次苦口婆心，其弟子总算明白，士农工商只是社会分工不同，就如同农夫种粟米，工匠造轮车，商人通有无，士“守先王之道以待后之学者”，也是自“食”其“功”因而无可指责，此即所谓“可食而食之矣”，尽管士“志”不在此。可是其他学派未必同意孟子的见解，如庄子斥儒者“不耕而食，不织而衣”(122)庄周著，胡仲平编著：《庄子》，北京燕山出版社，1995年版，第288页。，尤其农家许行向儒生陈相指滕文公不“与民并耕而食”为“恶得贤”：“陈相见孟子，道许行之言曰：‘滕君则诚贤君也，虽然，未闻道也。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飱而治。今也滕有仓廪府库，则是厉民而以自养也，恶得贤？’孟子曰：‘许子必种粟而后食乎？’曰：‘然。’‘许子必织布而后衣乎？’曰：‘否。许子衣褐。’‘许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曰：‘自织之与？’曰：‘否。以粟易之。’曰：‘许子奚为不自织？’曰：‘害于耕。’曰：‘许子以釜甑爨，以铁耕乎？’曰：‘然。’‘自为之与？’曰：‘否。以粟易之。’‘以粟易械器者，不为厉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岂为厉农夫哉？且许子何不为陶冶，舍皆取诸其宫中而用之？何为纷纷然与百工交易？何许子之不惮烦？’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为也。’‘然则治天下，独可耕且为与？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如必自为而后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123)孟子等：《四书五经》，第80页。此处不能不注意的是，尽管指“禄在其中”于士为理所当然，所谓“臣下竭力尽能以立功于国，君必报之以爵禄”(124)孟子等：《四书五经》，第462页。，但孔孟坚称，并非一切“爵禄”士都可以接受，相反“君子当功受赏”而断乎“不可以货取”(125)孟子等：《四书五经》，第35页。。此所谓“当功受赏”，就“功”在士之所附的王侯公卿果然行孔孟之道。关于此，《孔子家语》有案例：“孔子见齐景公，公悦焉，请置廩丘之邑，以为养。孔子辞而不受，入谓弟子曰：‘吾闻君子当功受赏。今吾言于齐君，君未之有行，而赐吾邑，其不知丘亦甚矣！’于是遂行。”(126)刘乐贤编著：《孔子家语》，第100页。而所谓“不可以货取”，则指士不可以无端“受”王侯公卿之“馈”。关于此，《孟子》有案例：“陈臻问曰：‘前日于齐，王馈兼金一百而不受；于宋，馈七十镒而受；于薛，馈五十镒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则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则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于此矣。’孟子曰：‘皆是也。当在宋也，予将有远行，行者必以赆，辞曰：“馈赆。”予何为不受？当在薛也，予有戒心，辞曰：“闻戒，故为兵馈之。”予何为不受？若于齐，则未有处也。无处而馈之是货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货取乎？’”(127)孟子等：《四书五经》，第76页。质言之，“养”之于士必师出有名，如出行馈赠差旅费，防盗馈赠兵器费，否则就是用金钱收买士，君子断乎不可接受。较孔子为激烈的是，同《左传》之抨击鲁哀公：“孔子卒。公诔之曰：‘旻天不吊，不慭遗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茕茕余在疚。呜呼哀哉尼父！’子赣曰：‘君其不没于鲁乎！生不能用，死而诔之，非礼也。’”(128)孟子等：《四书五经》，第916页。孟子不仅指“无处而馈之是货取”，甚至斥王侯公卿即使“养士”却不用士，无异于养宠物。关于此，《孟子》载有孟子与其学生的对话：“万章曰：‘君馈之粟，则受之乎？’曰：‘受之。’‘受之何义也？’曰：‘君之于氓也，固周之。’曰：‘周之则受，赐之则不受，何也？’曰：‘不敢也。’曰：‘敢问其不敢，何也？’曰：‘抱关击柝者，皆有常职以食于上。无常职而赐于上者，以为不恭也。’曰：‘君馈之则受之，不识可常继乎？’曰：‘缪公之于子思也，亟问，亟馈鼎肉。子思不悦，摽使者出诸大门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后知君之犬马畜伋！”盖自是台无馈也。悦贤不能举，又不能养也，可谓悦贤乎？’曰：‘敢问国君欲养君子，如何斯可谓养矣？’曰：‘以君命将之，再拜稽首而受。其后廪人继粟，庖人继肉，不以君命将之。子思以为鼎肉使己仆仆尔亟拜也，非养君子之道也。尧之于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牛羊仓廪备，以养舜于畎亩之中，后举而加诸上位，故曰王公之尊贤者也。’”(129)孟子等：《四书五经》，第101页。质言之，在孟子心目中，既然连守门打更者都在自食其力，而非平白接受君主的恩赐，那么“养君子之道”意义上的“养士”，就不仅要“养”，尤其要将士“举而加诸上位”，即要用士。否则，或者让士接受国君的周济，如此虽无不可，毕竟周济人民是国君的责任，究竟难以为继；或者让无常职之士长期接受国君的恩赐，如此则即使国君乐意，于士却非自食其功，因而士将不得不长期对国君感恩戴德、顶礼膜拜，所谓“鼎肉使己仆仆尔亟拜也”，故于士为更不恭，唯“养士”无异于“犬马畜”，而“养”之于士为嗟来之食也！所谓嗟来之食，典见《礼记》：“齐大饥，黔敖为食于路，以待饿者而食之。有饿者蒙袂辑屦，贸贸然而来。黔敖左奉食，右持饮，曰：‘嗟，来食！’扬其目而视之，曰：‘予唯不食嗟来之食，以至于斯也。’从而谢焉。终不食而死。”(130)孟子等：《四书五经》，第315页。孔子诚是孟子之所谓“圣之时者”(131)孟子等：《四书五经》，第99页。，虽然他拒斥嗟来之食，不过其行事灵活，故曾参说：“微与！其嗟也可去，其谢也可食。”(132)孟子等：《四书五经》，第315页。即谓嗟来之食固然不可食，不过只要黔敖能道个歉，去掉“嗟”，便也是可食的。关键在孟子所处不是礼崩乐坏的春秋，而是世风日下的战国，于是孟子对嗟来之食的态度更加敏感。关于此，《孟子》有载：“孟子将朝王，王使人来曰：‘寡人如就见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风。朝，将视朝。不识可使寡人得见乎？’对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133)孟子等：《四书五经》，第75页。其实齐宣王很可能真有疾，而孟子竟因为此前的约见为两可，就指齐宣王于自己为召之即来、挥之即去，因此他不仅也称病，甚至执意出走。《孟子》对此有载：“王谓时子曰：‘我欲中国而授孟子室，养弟子以万钟，子盍为我言之！’孟子曰：‘夫时子恶知其不可也？如使予欲富，辞十万而受万，是为欲富乎？’”(134)孟子等：《四书五经》，第77页。于是“孟子去齐”且态度凛然：“一箪食，一豆羹，得之则生，弗得则死，呼尔而与之，行道之人弗受；蹴尔而与之，乞人不屑也。万钟则不辩礼义而受之，万钟于我何加焉？”(135)孟子等：《四书五经》，第105页。

那么该如何评价孔孟之于王侯公卿的严正态度的意义呢？关于此，尽管在价值判断上人们莫衷一是，但不能不承认，在先秦诸子的入世派中，除了儒家及墨家而外，其余如法家、纵横家之流，几无不为一己之富贵而逢君之恶感到羞耻。尤其法家如商鞅者，其借“仁义”之为政治机制的不足取，竟指其为政治价值亦不可欲，于是称：“仁者能仁于人，而不能使人仁；义者能爱于人，而不能使人爱。是以知仁义之不足以治天下也。”(136)石磊译注：《商君书》，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38页。进而，既然仁义不足以为治，那么其治国方略即反其道而行，所谓“夫人情好爵禄而恶刑罚，人君设二者以御民之志，而立所欲也”(137)石磊译注：《商君书》，第83页。。而如此这般的社会影响，由于从秦孝公至始皇帝，秦国诸君无不是法家学说的服膺者，山东六国之汲汲于爵禄者于是蜂拥而至，其始作俑者即商鞅本人：“公孙鞅闻秦孝公下令国中求贤者，乃遂西入秦，因孝公宠臣景监以求见孝公。孝公既见卫鞅，语事良久。孝公时时睡，弗听。罢而孝公怒景监曰：‘子之客妄人耳，安足用邪！’景监以让卫鞅。卫鞅曰：‘吾说公以帝道，其志不开悟矣。’后五日，复求见鞅。鞅复见孝公，益愈，然而未中旨。罢而孝公复让景监，景监亦让鞅。鞅曰：‘吾说公以王道而未入也。请复见鞅。’鞅复见孝公，孝公善之，而未用也。罢而去，孝公谓景监曰：‘汝客善，可与语矣。’鞅曰：‘吾说公以霸道，其意欲用之矣。诚复见我，我知之矣。’卫鞅复见孝公。公与语，不自知厀之前于席也，语数日不厌。景监曰：‘子何以中吾君？吾君之欢甚也。’鞅曰：‘吾说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曰：“久远，吾不能待。且贤君者，各及其身显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数十百年以成帝王乎？”故吾以强国之术说君，君大说之耳。’”(138)司马迁：《史记》，第1763页。在数日数变以邀君宠的商鞅之后，老谋深算者有吕不韦：“濮阳人吕不韦，贾于邯郸，见秦质子异人，归而谓其父曰：‘耕田之利几倍？’曰：‘十倍。’‘珠玉之赢几倍？’曰：‘百倍。’‘立国家之主赢几倍？’曰：‘无数。’曰：‘今力田疾作，不得暖衣余食；今建国立君，泽可以遗世。愿往事之。’”(139)周晓薇、王其袆校点：《战国策》，第56页。仓鼠自期者有李斯：“李斯者，楚上蔡人也。年少时，为郡小吏，见吏舍厕中鼠食不洁，近人犬，数惊恐之。斯入仓，观仓中鼠，食积粟，居大庑之下，不见人犬之忧。于是乃叹曰：‘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乃从荀卿学帝王之术。学已成，辞于荀卿，曰：‘今秦王欲吞天下，称帝而治，此布衣驰骛之时而游说者之秋也。久处卑贱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恶利，自托于无为，此非士之情也。故斯将西说秦王矣。’”(140)司马迁撰,裴骃集解：《史记》，第1977页。摇唇鼓舌以谋富贵者有张苏辈：“张仪者，魏人也。始尝与苏秦俱事鬼谷先生。已学而游说诸侯。尝从楚相饮，已而楚相亡璧。门下意张仪，曰：‘仪贫无行，必此盗相君之璧。’共执张仪，掠笞数百，不服，释之。其妻曰：‘嘻！子毋读书游说，安得此辱乎？’张仪谓其妻曰：‘视吾舌尚在不？’其妻笑曰：‘舌在也。’仪曰：‘足矣。’”(141)司马迁撰,裴骃集解：《史记》，第1797页。“苏秦始将连横，说秦王书十上，而说不行。资用乏绝，归至家，妻不下纴，嫂不为炊，父母不与言。苏秦喟叹曰：‘是皆秦之罪也!’乃夜发书，得《太公阴符》之谋，简练以为揣摩。读书欲睡，引锥自刺其股，血流至足。曰：‘安有说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锦绣，取卿相之尊者乎？’期年，揣摩成。赵王大悦，封为武安君，受相印。将说楚王，路过洛阳，父母闻之，清宫除道，张乐设饮，郊迎三十里。妻侧目而视，倾耳而听；嫂蛇行匍伏，四拜自跪而谢。苏秦曰：‘嫂，何前倨而后卑也？’嫂曰：‘以季子之位尊而多金。’苏秦曰：‘嗟乎！贫穷则父母不子，富贵则亲戚畏惧。人生世上，势位富贵，盖可忽乎哉！’”(142)周晓薇、王其袆校点：《战国策》，第16页。不难想象，在以上风云人物示范下，六国士风将如何变化。关于此，《战国策》有案例：“天下之士，合从相聚于赵，而欲攻秦。秦相应侯曰：‘秦于天下之士，非有怨也，相聚而攻秦者，以己欲富贵耳。王见大王之狗，卧者卧，起者起，行者行，止者止，毋相与斗者；投之一骨，轻起相牙者，何则？有争意也。’于是唐雎载音乐，予之五十金，居武安，高会相于饮，谓：‘邯郸人谁来取者？’于是其谋者，固未可得予也；其可得与者，与之昆弟矣。应侯曰：‘公与秦计功者，不问金之所之，金尽者功多矣。今令人复载五十金随公。’唐雎行，行至武安，散不能三千金，天下之士，大相与斗矣。”(143)周晓薇、王其袆校点：《战国策》，第41页。此真乃可悲可叹：秦昭王的谋士唐雎在武安花不过五十金，此前与谋合纵的乌合之众就都成了他的好兄弟，虽然首谋者不在此列；之后昭王又令人载五十金随唐同行，并允其随花销随补足，岂料从咸阳到武安，路程不过千五，散金不过三千，“天下之士”不要说合纵攻秦，其内部为了分金就“大相与斗”起来了，难怪秦国君臣视之为哄抢骨头的一群狗!然而尽管如此，难能可贵的是，在如此士风中，先秦儒家别树一帜。关于此，即如前引孔子与鲁哀公的对话：“哀公曰：‘敢问儒行。’孔子对曰：‘儒有不宝金玉，而忠信以为宝；不祈土地，立义以为土地；不祈多积，多文以为富，其近人有如此者。儒有委之以货财，淹之以乐好，见利不亏其义；劫之以众，沮之以兵，见死不更其守，其特立有如此者。儒有可亲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杀而不可辱也，其刚毅有如此者。儒有忠信以为甲胄，礼义以为干橹，戴仁而行，抱义而处，虽有暴政，不更其所，其自立有如此者。儒有一亩之宫，环堵之室；筚门圭窬，蓬户瓮牖；易衣而出，并日而食，其仕有如此者。儒有内称不辟亲，外举不辟怨；推贤而进达之，不望其报；茍利国家，不求富贵，其举贤援能有如此者。’”(144)孟子等：《四书五经》，第450页。孔子并自我宣示：“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145)孟子等：《四书五经》，第17页。那么其所好者何？当然好为王者师，然而好亦有道，“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146)孟子等：《四书五经》，第26页。是也。至于“事君”之“道”如何，在所事之“君”以民众之利为自身之义：“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147)孟子等：《四书五经》，第48页。孟子的态度与孔子同。在孟子看来，虽然士不应该因为贫穷而入仕，但有时迫不得已。倘若如此，那么士在职位的选择上就应该“辞尊居卑，辞富居贫”，即满足当守门打更的小吏，就如同孔子本人曾高高兴兴当过管理仓库和牛羊的小吏一样。那么孟子是否绝对排斥富贵呢？其实并不。“孟子曰：‘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148)孟子等：《四书五经》，第105页。如此表明，就如同孔子自称“食不厌精，脍不厌细”(149)孟子等：《四书五经》，第23页。，孟子亦非禁欲主义者。不过既然以仁义之士自诩，就应该以天下之利非一己之私为道义：“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150)孟子等：《四书五经》，第111页。关于此，《孟子》有载：“景春曰：‘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息。’孟子曰：‘是焉得为大丈夫乎？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151)孟子等：《四书五经》，第83页。然而就如同“鲁自大夫以下皆僭离于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诗书礼乐”(152)司马迁撰，裴骃集解：《史记》，第1543页。一样，孟子的结局亦是“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153)司马迁撰，裴骃集解：《史记》，第1839页。。不过抚今追昔，时已过而境不迁，即便史上不乏如盗跖者流之诬儒士“修文武之道，掌天下之辩，以迷惑天下之主，而欲求富贵”(154)司马迁撰，裴骃集解：《史记》，第290页。，先秦儒家之“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155)孟子等：《四书五经》，第17页。的道德坚守，不仅对于两千多年来的中国，就是对于今日中国的知识分子，也仍然是大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