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思斋

我们在很多古装电视剧中看到，当国家庆祝重要事件或重大节日时，统治者常常会宣布“大赦天下”。随后，一直在逃的犯罪者可以免于追捕，重新返回家乡；已经囚于监牢的罪犯则可以获得相应的减刑或免刑。而且，无论东方还是西方，世界各国都有根据需要进行赦免的传统，只不过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人或组织下达赦免的权力不同，并且不同国家对赦免的定义和理解也各不相同。在有些国家，赦免虽然免除了罪犯的服刑期或减轻了罪犯的服刑重度，但它并不表示该人无罪了。但在另一些国家，赦免就意味着免除了犯罪者的罪行。

赦免是一项很重要的国家制度，我国在法律中也对赦免制度也进行了规定。今天我们就来一起了解一下我国赦免制度的法律规定与现实实践吧！

从法律角度观之，赦免决定体现了对罪犯的宽宏大量，但也暗藏着与法理相违背的风险。不论古今中外，法律所规定的刑罚基本上是罪刑相称的，如果犯下某项罪行的人没有受到相应惩罚的话，那么法律规范人们行为的效果将大打折扣。一方面犯罪者在受到不相称的惩罚后，会对法律产生藐视心理，很可能会再次犯罪；另一方面，社会大众如果得知罪犯受到了不相称的刑罚，很可能会对法律失望，甚至也走上犯罪的道路。那么，为什么还要通过“大赦天下”来减轻或免除处罚犯罪者呢？正是因为考虑到犯罪者会遭受来自法律内或法律之外的惩罚，例如在逃之人会担惊受怕、在囚之人正饱受牢狱之苦、候刑之人正畏惧着即将面临的重刑而承受着很大的心理压力。所以用“大赦”为他们提供一次免于受罚改过自新的机会，让他们能够重新回归家庭，努力报效社会。

赦免制度作为一种特殊的制度，在现代国家的法律中虽然有着相关的规定，但一般相对保守，不论是设定赦免范围、赦免程度还是赦免次数都显得十分克制。在我国，不同于古代的“大赦”，今日法律所规定的是相对保守的“特赦”制度。

特赦，是指国家元首或者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对已受罪刑宣告的特定犯罪人免除其全部或部分刑罚的制度。而大赦，是指国家元首或者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对某一范围内的罪犯一律予以赦免的制度。相较而言，特赦与大赦的区别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其一，特赦的对象是特定的，而大赦对象是不特定的。简单来说，特赦需要由有关国家机关圈定特定罪犯范围，只有符合要求的犯罪者才能获得特赦。而大赦则针对所有犯罪者，一旦宣布大赦，所有犯罪者都可以享受到减刑免罪的优待。正因为特赦对象需要单独确定，所以特赦往往会公布被赦人的名单，而包括所有犯罪者的大赦无须公布名单。其二，特赦仅赦刑而不赦罪，大赦既赦刑又赦罪。如果一个抢劫者幸遇特赦，那么他虽然可以免于牢狱之苦，但其仍然是法律认定的“抢劫犯”。而如果他获得的是大赦，那么他将完全恢复清白之身，既没有“罪犯”头衔，也不必坐牢赎罪。

我国“五四宪法”规定了大赦和特赦，并将大赦决定权赋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特赦的决定权赋予全国人大常委会，大赦令和特赦令由国家主席发布。但1975年、1978年和1982年宪法都只有特赦的规定，表明我国已经取消了大赦制度。根据现行宪法（“八二宪法”）第六十七条和第八十条的规定，特赦经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由国家主席发布特赦令。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共实行过九次特赦，分别发生于1959年、1960年、1961年、1963年、1964年、1966年、1975年、2015年与2019年。其中最近的两次发生于2015年8月与2019年6月，分别是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

整体而言，前八次特赦的对象基本上只限于战争罪犯，特赦的范围也是一类或几类犯罪人，而不是个别犯人。而第九次特赦涉及的罪犯情况较复杂，既包括参加过抗日、解放战争，保卫过国家的罪犯，也包括年龄过高或过低的罪犯，还包括获得过劳动奖励或军功奖励的共计9类罪犯。但是，如果这9类对象中，具有不认罪悔改或经评估具有现实社会危害性等情形的，也不能特赦，因为这类犯罪分子仍然具有社会危险性，在重获自由后很可能再次实施犯罪造成无辜人员的人身伤害、财产损失。

正如第九次特赦决定通过后栗战书委员长所言，这一（特赦）决定，有利于彰显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承续中华文明慎刑恤囚、明刑弼教的优良传统，展示了执政自信和制度自信；有利于弘扬全面依法治国理念，深入推进法治中国建设；有利于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有利于展现我国人权司法保障水平，进一步树立我国开放、民主、法治、文明的国际形象。赦免制度虽然乍看之下违背法律逻辑，但该制度却是刑法制度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在明法慎刑的今日，应当在综合考量刑法体系价值的基础上谨慎决定特赦的时机与范围，相信在宽严相济的刑法精神指导下，特赦制度将为国家法治建设提供更加强有力的支持与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