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金富

安徽建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紫云路292号 230601

21世纪以来，伴随着我国科技事业的蓬勃发展，学术研究空前活跃，学术成果数量急剧增长，学术出版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市场化、国际化和量化评价等多重因素冲击下[1]，部分期刊学术诚信系统失灵，学术不端事件频发。目前，我国学术期刊已经进入内涵式发展阶段，原有的非常态、无秩序的内控机制已经难以适应一流期刊建设的新要求，期刊需要在管理控制理论的指引下，不断优化学术不端行为的事前防控、事中管控和事后控制体系。2021年12月，《细胞生物化学杂志》(JournalofCellularBiochemistry)推出了一期增刊，增刊专为被撤销论文而设，由129篇问题论文的撤稿声明组成[2]，这次大规模撤稿事件给期刊界带来了诸多思考。学术期刊作为学术成果展示和传播的主要载体，是治理学术不端行为的重要阵地，在学术诚信建设方面发挥着独特作用。学术期刊该如何防治学术不端行为？这已经成为探讨期刊高质量发展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

近年来，国际学术期刊界多次暴发大规模撤稿事件，任艳青等[3]分析了被撤销论文的新特征，认为数据、图像、同行评议造假和署名问题是论文被撤销的主要原因，集中撤稿事件充分暴露了国际学术期刊的内控机制不完善、学术不端防治体系不健全，国际学术期刊亟待提高管控能力，这也为国内学术期刊完善学术不端行为防治体系、加强出版诚信体系建设敲响了警钟。随着学术共同体抵制学术不端活动的推进，国内学者对期刊防范学术不端行为展开了多角度的探讨，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期刊防范学术不端行为的策略方面[4-10]。有的学者从编辑视角展开研究：李殷等[4]基于期刊编辑的视角，提出期刊应发挥编辑防范学术不端行为的主观能动性，建立合理规范的期刊工作流程；徐石勇等[5]基于全媒体的时代背景，将期刊学术不端防范措施分为制度防范、内控防范和管理防范三类；邓瑶等[6]对江苏省医学科技期刊学术不端防范措施进行调查分析，认为应完善相关制度建设、加强编辑责任感、加大相似性检测力度、加大处罚力度。有的学者从投稿作者视角展开研究：余毅等[7]分析了高校学报稿件中的学术不端行为特征及原因，提出了包括自主学习、诚信教育、检测查重、监督投诉、责任追踪、信息公开等针对论文作者学术不端行为的防范建议；田旭等[8]基于《机械工程学报》2002—2016年的学术不端行为，通过案例分析，提出利用学术不端查询系统、通过同行评议审阅筛查和向作者进行学术规范道德教育等应对策略。有的学者从检测技术视角展开研究：孔琪颖等[9]针对期刊学术不端文献检测系统的使用，结合文献检测系统的使用实践，归纳出检测结果的影响因素主要有文章的可检测度(是文字居多，还是公式、图表居多)、文章的格式、比对数据库，提出检测系统有助于初审，但其检测结果不能取代初审结论；靖华[10]肯定了学术不端文献检测系统对编辑发现抄袭剽窃、一稿多投等的价值，也提出了检测软件要及时更新比对数据库、增加图表检测功能等建议。

总体而言，现有研究成果从编辑、作者、技术等不同视角探讨了学术不端行为的防范策略，对指导办刊实践具有积极意义。但令人遗憾的是，尚未发现基于个刊视角构建的学术不端行为防治体系。本研究借鉴管理控制理论[11-15]的分析框架，对期刊的学术不端防治实践进行分析。本研究立足学术期刊办刊的全过程和关键环节，按照学术期刊管理控制学术不端行为的时间，将学术不端防治分为事前控制(前期防控)、事中控制(中期管控)和事后控制(后期治理)三个阶段，并从微观的个刊视角，对《图书情报工作》管控学术不端行为的“三期治理”策略进行调研、总结和提炼，进而提出学术期刊防治学术不端行为的策略，以完善期刊的学术不端行为防治体系和出版诚信体系。

1 《图书情报工作》防治学术不端行为的主要策略

《图书情报工作》是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主办的专业学术期刊[16]，前身为始创于1956年的《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通讯》，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科学院知识服务体系建设的一项重要成果，经历过更名和停刊，1980年起使用现刊名《图书情报工作》。《图书情报工作》曾获“全国百强科技期刊”称号，多次入选《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和《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图书情报工作》在中文期刊界享有盛誉，始终坚守“质量就是生命”的价值导向；在管理控制学术不端行为方面积极探索，建构了学术不端行为的“三期治理”策略，即“前期教育引导、中期流程管控和后期惩治追责”，“三期治理”策略涵盖了稿件的全出版周期。《图书情报工作》的“三期治理”策略较为完善，有效防治了学术不端行为，所以《图书情报工作》的学术不端防治策略在中文期刊中具有较强的代表性。本研究借鉴管理控制理论的分析框架，从个刊视角，对《图书情报工作》管控学术不端行为的“三期治理”策略进行调研、总结和提炼。

1.1 前期防控：坚持正面教育引导，强化学术诚信自律

(1) 依托互联网和信息技术，强化正面教育引导。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不断赋能期刊以提高服务效能为核心的模式创新，《图书情报工作》积极变革出版载体和传播方式，同时打造线下纸质期刊和线上(官方网站、微博、微信)数字化期刊，实现由单一的传统纸刊出版模式向纸刊和数字期刊并存的出版模式转变。期刊出版载体的拓展，推动了学术不端防治策略的升级，《图书情报工作》逐步构建起立体化的学术不端防治策略。

防治策略源于解决问题的现实需要。在事前环节，《图书情报工作》以学术不端教育预防理论为指引，利用平台优势发挥教育功能，线下和线上多途径开展学术规范普及和学术道德教育活动，教育内容涉及《投稿指南》《论文格式规范》等规范要求[17]，以及《〈图书情报工作〉关于进一步加强对学术不端惩戒的公告》《关于在学术论文署名中常见问题或错误的诚信提醒》《投稿作者学术诚信声明》[18]、《〈图书情报工作〉杂志社出版伦理声明》[19]等出版政策。《图书情报工作》持续对科研人员进行学术诚信的正面教育，引导作者对学术常怀敬畏之心，以提升作者学术质量意识、精品意识和底线意识，增强作者恪守学术诚信的自觉性。

(2) 采取学术诚信告知承诺制，强化学术诚信自律自治。管理控制理论将控制时机分为及时控制和合规控制[20]。防治学术不端行为涉及事前防控、事中管控和事后控制三个阶段。事前防控阶段的重点是进行合规控制，即监督并评估期刊端和作者端的合规情况。在投稿环节，《图书情报工作》全面推行学术诚信告知承诺制，通过控制“两端”来防范学术不端行为。①期刊端：期刊履行告知出版政策规范的义务，将抵制学术不端声明、出版伦理声明、提供ORCID的要求、标注“作者贡献声明”的规范等相关出版政策公开告知作者，通过期刊出版规范对作者进行义务性指引，提醒作者自觉遵守出版道德和学术规范，对作者产生引导作用。②作者端：作者在接受学术道德教育后，要强化自律自治，作出学术诚信承诺。《图书情报工作》规定，作者有义务使用真实身份信息开展学术活动。作者应在期刊官网、微博、微信等平台进行实名注册，并在注册时完善学术信息。作者投稿时要承诺自觉遵守学术诚信声明，投稿行为一旦发生，就意味着期刊和作者形成契约，双方均需承担相应的违规责任。

1.2 中期管控：严控编辑出版过程，规范相关主体行为

2015年以来，我国学者在国外学术期刊发表的多篇论文因同行评议造假被集中撤销[21]。受大规模撤稿事件的影响，国内学术期刊也强化了学术不端防治的制度规范、工作机制和监督惩戒措施等的建设。值得一提的是，2019年，国家新闻出版署颁布了《学术出版规范 期刊学术不端行为界定》(CY/T 174—2019)[22]，该行业标准对期刊学术不端行为的范围、类型和主要内容进行了明确界定，划分了作者、审稿专家、编辑三大责任主体，采取列举法，精细地列举出不同主体学术不端行为的主要表现形式[23]，为学术期刊精准治理学术不端行为创造了有利条件，可推动学术不端防治工作走向标准化、制度化、规范化和精细化。《图书情报工作》以信息化技术为支撑，通过优化在线办公系统、完善学术不端内控体系、严格管控编辑出版过程，进一步规范作者、审稿专家和编辑的行为，主要了采取以下措施。

(1) 严格审核稿件的学术规范，规范作者的学术行为。《图书情报工作》在期刊品牌建设和自我完善方面坚持创新，基于自身办刊特色，以学术不端行为精准治理理论为指引，对投稿论文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撰写要求；编辑部在初筛稿件时，重点审核来稿是否提供结构化摘要、是否提供作者ORCID和作者贡献声明。结构化摘要有条理地展示了论文的研究目的/意义、研究方法/过程、研究结果/结论，有助于编辑和审稿专家准确把握论文内容，从结构上识别是否存在抄袭剽窃等学术不端行为，从而快速从整体上进行学术判断。通过核查作者的ORCID，编辑可进一步了解作者的前期学术成果，也避免了学术界同名作者学术成果的混淆[24]。此外，《图书情报工作》还启用了“作者贡献说明”，要求论文作者在论文中主动说明合作者的贡献要素[25]，这一学术规范机制有利于引导作者规范署名，也提醒署名作者在分享学术成果发表这一荣誉的同时，要自觉承担相应的学术责任，履行抵制学术不端行为的义务。

(2) 严格执行同行评议机制和审稿程序。《图书情报工作》将编辑出版过程视为防治学术不端行为的主要时机，制定了一套详尽的同行评议和审稿程序，该程序有4个特点。①制定详细的编辑出版流程，规定编辑全程线上办公，使稿件处理全流程可回溯，便于监督。②严格执行审校制度和责任编辑制度。审稿包括四大环节，即编辑部初审(中级编辑审稿)、专家外审(1～3个外审专家进行同行评议)、编辑部复审(高级编辑审稿)、主编终审(期刊主编审稿)[26]。此举可落实编辑和审稿专家的主体责任，方便编辑部监管稿件处理全流程。③部分审稿程序可以重复进行，如专家外审、编辑部复审和主编终审可根据需要重复多次，必要时论文可再次送外审，避免同行评议过程中出现拖延或干扰评审的情况，确保审稿专家严把学术质量关。④每一道稿件处理程序都有明确的处理时限，以规范、约束编辑和审稿专家的审稿行为，确保审稿流程的正常推进，防止因稿件积压产生突击审稿的情况，杜绝编辑违规处理或者谋取不当利益的情况，维护审稿工作的时效性、规范性和严肃性。

(3) 利用相似度检测技术辅助学术不端筛查。信息技术为学术期刊办刊提供了技术支撑，一些公司专门研发了查重系统来检测论文的文字复制比，如中国知网学术不端文献检测系统、万方检测系统、维普论文检测系统，这些查重系统已被国内学术期刊广泛应用。编辑将稿件上传至查重系统后，稿件将与查重系统的数据源进行比对，编辑可对稿件是否存在抄袭、剽窃、一稿多投等学术不端问题形成初步判断。为完善学术不端防治体系，《图书情报工作》在编辑和专家等的人工判断的基础上，积极引入中国知网学术不端文献检测系统进行相似度检测，利用技术辅助学术不端筛查。需要指出的是，《图书情报工作》并不完全依赖查重系统的检测结果，因为查重结果只代表论文与已刊发文献的重复率，而其可靠性取决于查重系统语料库的丰富度及比对技术的先进性，查重系统不同时期采取的查重规则也存在差异。低文字复制比不等于高学术价值，论文的创新性才是学术质量的关键指标。相似度检测技术只能辅助学术不端筛查，期刊要结合编辑和审稿专家的人工判断，实行人机协作策略，以准确地识别论文是否存在学术不端问题。

1.3 后期治理：查处学术不端行为，加大违规惩处力度

后期治理是在前期和中期防范机制失灵的情况下，期刊治理学术不端行为措施的拓展。期刊对学术不端行为的惩治是完善学术监督体系、捍卫学术尊严和维护学术生态的重要环节，是提升办刊质量的根本保证。“防惩并举”的提出，意味着《图书情报工作》在应对学术不端行为方面，不仅有前期和中期防控机制，而且有一套衔接有序的后期治理机制。《图书情报工作》依据国家多部门印发的《关于对科研领域相关失信责任主体实施联合惩戒的合作备忘录》[27]，积极实施学术不端联合惩戒，通过公开机制和纠错机制，实现期刊自我净化。在当下的学术环境中，学术不端行为难以完全杜绝，《图书情报工作》在遵守出版伦理相关规定的基础上，针对学术成果发表后可能存在学术不端行为的问题，预先制定了一套细致的矫正措施和惩罚措施[28]，确保后期治理不缺位。

《图书情报工作》为审慎对待学术不端行为举报，维护学术内容的科学性和学术成果的可靠性，不仅制定了严格的矫正措施和惩罚措施，还设计了学术不端行为举报的调查处理程序，旨在完善期刊的自我纠错机制、协同治理机制。当防范措施失灵，《图书情报工作》主动作为，及时启动后端监督惩处程序，根据举报线索进行调查处理；对证据确凿的学术不端行为人，结合违规情节和恶意程度实施惩戒机制，处理措施主要包括矫正措施和惩罚措施两大类，必要时将两类处理措施组合使用，处理措施包括：在期刊网站和数据库同步撤稿、要求作者说明情况并道歉、在期刊网站公开通报、通知作者所在单位、若干年内不再接受该作者的稿件、将作者列入期刊黑名单、不再接受该作者的投稿等[18]。《图书情报工作》对学术不端行为的零容忍还体现在对学术不端行为查处结论的处理上：一方面，向作者单位通报查处结果，并与学术期刊联盟共享查处结果；另一方面，在纸质期刊和电子期刊中正式刊登公告[29]，通过广泛传播学术不端行为人的学术失信信息，压缩其学术活动空间，间接提高其违规成本。

2 启示与建议

2021年6月，中宣部、教育部、科技部联合印发的《关于推动学术期刊繁荣发展的意见》[30](以下简称《意见》)是学术期刊建设和发展的纲领性文件。《意见》一方面从宏观层面对学术期刊发展进行了顶层设计，强化了宏观指导和政策供给；另一方面，从微观上对办刊工作提出了一系列要求，为推动新时代学术期刊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31]。《意见》提出：“有效发挥学术期刊在学术质量、学术规范、学术伦理和科研诚信建设方面的引导把关作用。”[32]这是中央文件对学术期刊主体责任的定位。学术期刊加强应对学术不端行为的能力建设，既是期刊出版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落实《意见》的重要抓手。

2.1 探索学术期刊联盟化防控机制，实现资源共建共享

为方便期刊信息资源共享，共同推进学术道德建设，期刊联合抵制学术不端行为、探索学术期刊联盟化防控机制是十分必要的。国内图书馆学类期刊在2013年联合发布了《图书馆学期刊关于恪守学术道德、净化学术环境的联合声明》[33](以下简称《联合声明》)，2015年制定和发布了《中国图书馆学情报学期刊抵制学术不端联合行动计划》[34](以下简称《联合行动计划》)。在《联合声明》和《联合行动计划》的共同支持下，图书馆学类期刊联盟内形成了协同治理机制，创建了学术期刊之间的资源共建共享机制，形成学术不端行为信息通报交换制度[35]，促进了学术期刊之间的信息传递和交流传播。这种学术期刊联盟化防控机制和资源共建共享模式有利于同类期刊在抵制学术不端方面的互助协作，具有显著的推广价值。

从实践来看，国内外学术期刊中因学术不端行为而导致的撤稿数量在不断攀升，也一定程度上暴露了学术期刊自身的局限性。学术期刊之间缺少必要的信息共享和交流协作，既造成了信息资源的浪费，也不利于学术不端行为的协同治理。为此，学术期刊可以以学科类别为基础，探索建立学术期刊联盟化防控机制，推动同类学术期刊的联盟化发展。由点到面，可以形成一个更大的学术期刊联盟。在联盟内，各学术期刊可以定期、轮流举办研讨会，加强信息(如学术不端行为者信息)交流，确保信息在联盟内及时更新、与时俱进。此外，从防范学术不端的角度来看，学术期刊联盟在共建共治方面也大有可为。各学术期刊把不讲学术诚信、不守学术道德的失信作者列入学术期刊的“黑名单”，学术期刊联盟共建“黑名单”数据库，实现学术失信信息资源库共建共享，通过实施学术失信联合惩戒体系，让学术失信者切实感受到“一处失信，处处受限”[36]。

2.2 重视学术期刊的信息平台建设，完善全流程管理体系

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和智能手机的普及应用，学术期刊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学术期刊要重视将新媒体、新技术与办刊实践深度融合，打造全媒体信息平台，通过运营官方网站及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平台的账号，突破传统纸本期刊出版模式下编者、作者和读者沟通的各种局限，实现线上远程服务，使服务更加灵活，以满足作者和读者更为个性化、多样化的服务需求，并多渠道宣传学术诚信政策。学术期刊可以利用新媒体平台，整理和集中提供相关学术诚信教育资源，适时推出学术诚信的宣传视频或相关教程，为作者和读者提供学术诚信资源支撑，同时积极拓展宣传空间、扩大宣传对象范围、丰富宣传内容、增强宣传效果。

加强学术期刊的信息服务系统建设，还要完善全流程管理体系。一个完善的期刊信息服务系统，不仅是一个集作者投稿、编辑办公、专家审稿、数据提交功能为一体的稿件处理平台，也是一个学术诚信宣传平台、信息资源平台、绩效考核平台。好的期刊信息服务系统有利于稿件出版全流程的管控，在编校工作监管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只有在完善的稿件处理系统的保证下，学术期刊出版流程制度化才有基础，期刊出版质量才有保证。出版流程制度化有2个核心成分：一是稿件处理的各个环节有明确的时间规定；二是稿件处理的各个环节有明确的工作要求，并且责任到人，必要时可全流程回溯。出版流程制度化可使期刊各项工作有序开展，使编校工作免受干扰[37]，杜绝了期刊用稿的随意性，在流程上为杜绝编辑学术不端行为提供了条件。此外，期刊信息服务系统对学术诚信价值观引领、作者个性化成长、编辑人才队伍建设和学术期刊质量提升等方面也具有重要价值。

2.3 提升学术期刊编辑专业水平，建立专业化、职业化、差异化发展机制

编辑是学术期刊稿件的直接处理者，编辑队伍的专业构成、科研能力、业务水平和敬业精神，将直接影响学术期刊的办刊质量和水平。要提高学术期刊应对学术不端的能力水平，需要先提升学术期刊编辑的素养。为此，建议学术期刊结合自身办刊实际，建立一支高素质、高水平的编辑队伍。编辑人员除了必备的专业知识和对待工作一丝不苟的工匠精神之外，还需要把握国内关于学术诚信的法律法规及政策动向，要有对热门研究主题的知晓度、关注度和语言表述的敏感度，具备发现学术不端行为的敏锐洞察力，以及辨识学术不端行为的深度分析能力，甘当期刊的把关人和守门员[38]。这些素质和能力的培养离不开系统化的培训，分类、分层、分模块培训可使编辑人员的业务提升与学术期刊办刊能力提升高度契合，是编辑人员继续教育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模式。

建立专业化、职业化、差异化的编辑发展机制，采取差异化策略培养编辑人才。受编制等因素限制，国内一些学术期刊存在编辑数量不足、兼职编辑流动性较大等问题，导致很多编辑工作难以专业化、职业化。为此，建议学术期刊编辑人才向专业化、职业化发展。期刊应建立明确的分工和奖惩机制，期刊各部门(通常有编辑部、市场部、新媒体部和财务部等)、稿件处理各流程(初审、编校、排版等)以及出版发行工作应执行专业化、职业化的分工，以明确编辑人员的分工和职责。实行责任编辑奖惩机制，调动编辑人员的积极性：对编审过程中认真、及时发现学术不端问题的编辑给予适当奖励，对于把关不严、造成问题稿件发表的编辑，追究其责任并进行处罚[39]。通过改革和完善期刊编辑绩效考核机制，激发编辑防治学术不端行为的积极性。

2.4 科学合理运用论文查重系统，利用技术辅助学术不端研判

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为学术期刊办刊效率和质量的提升提供了技术支持。以中国知网学术不端文献检测系统、万方检测系统为代表的论文查重系统，被国内学术期刊广泛应用于筛查论文的抄袭、剽窃、一稿多投等学术不端问题。目前，在论文发表阶段，编辑部对稿件进行文字复制比检测是稿件处理的重要一环，已经成为防治学术不端行为机制的一部分。学术期刊启用网络投稿系统，不仅方便了作者完成电子稿、附图、附表、研究数据、版权协议和相关文件等附件的上传，也方便了编辑使用查重系统，利用技术手段辅助抄袭、剽窃和过度引用等学术不端行为的判断。

任何技术手段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相似度检测技术也不例外。对稿件进行文字复制比检测可以作为学术期刊发现学术不端行为的重要辅助手段，但不是唯一手段，因为中国知网学术不端文献检测系统提供的检测结果存在“假超限”现象，即使论文的文字复制比低，也不排除存在学术不端问题的可能性。编辑的任务在于排除误判，及查找低文字复制比论文的学术不端问题[40]。目前，查重结果的可靠性在检测文字、图片和表格方面存在差异。文字检测技术较为成熟，但针对图片和表格的检测技术仍有待改进。期刊需要结合专家审查，以发现图片篡改和数据造假。需要注意的是，期刊编辑部在检测中选用何种技术、何时使用技术也是大有学问的。郑晓梅等[41]发现，大部分期刊选用单一的查重系统，多种查重系统并用的检测方法有待发掘。绝大多数编辑人员选择在接收稿件初期对稿件进行检测，在刊发前进行检测的情况较少；而稿件从接收到正式刊发普遍存在几个月的时间差，这可能导致一稿多投，甚至一稿多发的情况发生，期刊必须引起重视。

3 结语

本研究在调研《图书情报工作》的基础上，将管理控制理论引入期刊学术不端治理实践，按照学术期刊防治学术不端行为的时间，从事前控制(前期防控)、事中控制(中期管控)和事后控制(后期治理)三个维度，分析了《图书情报工作》管控学术不端的“三期治理”策略，给出了学术期刊强化学术诚信体系建设的建议，为学术期刊完善学术不端行为防治体系提供了新的思路，对学术期刊走高质量、精品化发展之路也具有一些参考价值。本研究的不足之处在于，未能在防范学术期刊编辑及审稿专家的学术不端行为方面展开深入论述。后续的研究将注重对学术期刊编辑及审稿专家学术不端行为的规制，以得到更多有参考价值的防治策略，进一步完善学术期刊的学术不端行为防治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