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蘅瑾 曹晶晶

内容提要 《伤逝》是鲁迅反思启蒙的经典之作。小说以手记的形式在“会馆”“家”和“图书馆”三个空间中展开叙述，文本中“会馆”是新旧文化的冲突场域，也是启蒙者反思的文化空间；“家”是理想与现实矛盾的呈现场域，亦是启蒙者个体价值追求在微型社会角力中失败的文化现场；“图书馆”是启蒙者现实羁绊的短暂逃离空间，也是其在现实的外部世界与理想的内在世界之间游离的心理场域。鲁迅以历史性启蒙与空间化结构融为一体的文本，开辟了启蒙叙事的新维度，也呈现了鲁迅对启蒙者反思之反思的新高度。

作为人类生存的两大基本范畴，时间一直以来是思考历史与存在的主要维度，而空间几乎成为时间的某种附属物。随着人文社科思维范式的“空间转向”，法国学者布尔迪厄提出“场域”的概念，认为“我们可以把场域设想为一个空间，在这个空间里，场域的效果得以发挥……场域同时也是一个争夺的空间，……作为各种力量位置之间客观关系的结构，场域是这些位置的占据者（用集体或个人的方式）所寻求的各种策略的根本基础和引导力量。”①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为文学空间的意义阐释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伤逝》是鲁迅唯一一部爱情题材小说，小说以涓生为叙述者，用倒叙形式展开对过往一年时光的追忆，以此“写下我的悔恨和悲哀，为子君，为自己”②。小说最后这样作结：“我要向着新的生路跨进第一步去，我要将真实深深地藏在心的创伤中，默默地前行，用遗忘和说谎做我的前导……”③小说中涓生的情感在对时间流的回溯中得以淋漓尽致地呈现，但《伤逝》并非只是一个情感叙事文本，因此笔者试着把时间流中的情感放置在文本中会馆、家以及图书馆这三个空间场域，探寻被“深深地藏在心的创伤中”的“真实”。

一、会馆：新旧思想冲突中的启蒙反思

会馆产生于明清时期，一般是由外地商人、迁徙的移民或手工业行会集资兴建的，具有浓厚的地缘与业缘特征，到了清末维新变法与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许多会馆建筑便成为社会精英阶层在公共领域的议政之所。④近代以来，会馆成为知识分子从事文化活动的中心地，康有为、梁启超、鲁迅、毛泽东等都曾在会馆居住或活动。鲁迅于1912年5月6日（抵达北京的第二天）到1919年11月21日迁入八道湾新居，在绍兴会馆住了整整七年半的时间，这是除了故乡台门外，鲁迅住得最久的住处。竹内好在1940年代写的《鲁迅》中，把会馆的蛰伏期看作鲁迅一生中最重要的时期：

他还没有开始文学生活。他在会馆的“闹鬼的房间”埋头于古籍之中。外面也没有出现什么运动。“呐喊”还没有爆发为“呐喊”。只能感到酝酿着它的郁闷的沉默。我想，在那沉默中，鲁迅不是抓住了对于他一生可以

说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回心的东西了吗？⑤

我们暂且抛开会馆是否是文学家鲁迅“原点”论断的争议，但“会馆”是鲁迅在日本做出“弃医从文”决定后，经历长期苦闷的沉默发出第一声“呐喊”的物理空间，却是确证。学者汪卫东在比较《呐喊》与《彷徨》创作动机时认为“《彷徨》开始阶段的创作，显示了和《呐喊》不同的创作意向——《呐喊》中极力压制的来自创作者自身的自我意识，在《彷徨》中以各种方式突现出来。……前者如他所言，是为了‘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后者在鲁迅的表述中就是对启蒙有效性的怀疑，它来自会馆时期的绝望，作为一条伏线潜藏在《呐喊》中，被鲁迅尽力压制。”⑥显然，《伤逝》中的“会馆”，叙述的意义也不仅仅只是故事发生的一个空间。

《伤逝》以手记的形式展开对故事的叙述，叙述从会馆始，在会馆终，会馆成为了故事叙述中的起点和终点，整篇小说藉会馆形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圈。显然，小说中，无论作为结构意义还是物理空间，会馆在整个故事叙述中都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存在。会馆是涓生传播新思想的实践地，也是启蒙退却后的反思之地。

破屋里便渐渐充满了我的语声，谈家庭专制，谈打破旧习惯，谈男女平等，谈伊孛生，谈泰戈尔，谈雪莱……她总是微笑点头，两眼里弥漫着稚气的好奇的光泽。壁上就钉着一张铜板的雪莱半身像，是从杂志上裁下来的，是他的最美的一张像。⑦

在会馆中，涓生的语声充满了会馆的破屋，他批判家庭专制，宣扬平等意识和自由思想，而子君成为了忠实的听众，她带着稚气与好奇微笑着点头接受，这是涓生启蒙实践在会馆空间里的直接回应，也是涓生对启蒙有效性的直接叙述。半年后，子君毅然与旧家庭决裂，走向追求自由爱情的道路，她“分明地，坚决地，沉静地”说出“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⑧。然而涓生灵魂的“震动”与内心的“狂喜”却是因为“知道中国女性，并不如厌世家所说那样的无法可施，在不远的将来，便要看见辉煌的曙色的”⑨。不难看出，这个所谓的“爱情”里并没有“爱”的喜悦，取而代之的是男性对女性启蒙收到成效后的狂喜。子君在涓生眼中并非是一个与之平等的、独立的个体，这也为启蒙退却后，子君成为涓生的负担埋下了伏笔。一年后，反抗家庭专制、追求自由爱情的子君在孤寂中逝去，会馆中被遗忘在偏僻里的破屋，自然也不是“爱情”的伤心地，寂静的会馆成为涓生主体价值失落后精神世界孤独与虚空的表征。

在会馆空间中，涓生开启了启蒙尝试，确证了他本身作为个体存在的价值与意义，也体验了个体价值无所依凭的漂泊与焦虑。启蒙失败，涓生抱着对自我存在的怀疑和对主体价值的重新审视开始反思，在反思中走向充满虚空的用“遗忘和说谎”为“向导”的“新的生路”。会馆成为主体启蒙失败后引退反思的空间，也是启蒙主体在绝望中反抗虚妄的场域，这或许也正是鲁迅设置涓生在会馆这个空间写下手记的意义所在。

《伤逝》中，会馆也是现代与传统两种思想冲突与交锋的文化场域。五四时期，西方现代民主、自由等理念更新了知识分子的思想体系，但仍无法彻底摆脱因袭的旧思想。在会馆里，即便如子君，当“我”指给她看“雪莱的半身像”，“她却只草草一看，便低了头，似乎不好意思了”⑩。新旧思想的冲突以舒缓平和的方式呈现在子君对新文化的接受中。而后，文本中现代与传统文化的激烈冲突通过两个层面呈现：一是涓生、子君与子君父亲和胞叔为代表的传统家庭的激烈冲突。小说中子君“和她的叔子，她早经闹开，至于使他气愤到不再认她做侄女”⑪，家庭伦理关系的断裂是现代与传统冲突的直接结果。一年后，子君父亲接走了子君，断裂的家庭伦理关系以亲情的包容而接续。最后，子君以生命的消逝宣告了肉身与精神在现代与传统冲突中的双重逃离，而“我”“心地有些轻松，舒展了，想到旅费，并且嘘一口气”⑫。显然，在这一层面的冲突中，涓生无力处理复杂的伦理关系，子君的逝去反而让他在这场冲突中产生了不再被依附的轻松感。二是涓生、子君与“半瓶雪花膏”“鼻尖的小平面”等为代表的传统世俗的冲突。“送她出门，照例是相离十多步远；照例是那鲇鱼须的老东西的脸又紧贴在脏的窗玻璃上了，连鼻尖都挤成一个小平面；到外院，照例又是明晃晃的玻璃窗里的那小东西的脸，加厚的雪花膏。”⑬涓生和子君处处被传统监视，他们须忍受代表世俗传统的看客们投来的毒辣目光，甚至轻蔑与唾弃。在现代与传统世俗的冲突中，涓生与子君在“骄傲地走”与“骄傲地回”后，最终双双选择离开会馆，寻找新的住处。显然，在与传统世俗的冲突中，他们再一次退却。

《伤逝》中，会馆作为物理空间实体，具有多重文化意义。它成为知识分子传播新思想的活动地，个体价值失落后的反思与疗救地，也是新旧文化思想冲突的呈现地。因此，在会馆空间中，无论是涓生启蒙尝试中主体价值的失落，还是现代与传统冲突下现代的一次次退却，都隐藏着鲁迅对启蒙的深刻反思。

二、家：理想与现实矛盾中的个体价值追寻

法国哲学家加斯东·巴什拉将家宅看作是最诗意的理想国，是幸福的空间，家的空间庇护性使人生活在其中时会保持一种轻松与愉悦的状态。⑭涓生和子君从会馆空间逃离，寻找能够给人庇护的小天地，俩人共同入股，在吉兆胡同按他们的理想建立起了属于他们的小家庭。这个家庭关系足够简单，“夫妇成为主轴，两性之间的感情是凝合的力量。两性感情的发展，使他们的家庭成了获取生活上安慰的中心”⑮。这个小家庭从中国传统家庭亲属差序中独立出来，充满了可建构性，同时也存在着极大的不确定性。由是，《伤逝》中“家”成了两性间情感与个体价值的试验场域，也是现代家庭与传统伦理的角力场所。

“家”空间的设置，使《伤逝》中对启蒙的反思由文化场域转入家庭伦理场域。子君抛开所有传统伦理组建的现代家庭，倾注了其对理想家庭建构的想象，子君理所当然地成为了理想家庭的实践者。子君不爱花，涓生买来的花，四天后便枯死在壁角里；子君爱动物，于是让四只小油鸡和阿随成为了家庭中的一员；子君爱涓生，于是她对做菜“倾注着全力”。喊出“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力”的子君，以自己的意志构建新的家庭范式，努力把对“家”的理想转化为现实。对于涓生，他促使子君抛开了旧的家庭伦理，却从未曾展开对现代家庭建构的任何想象。于是，在独立的“家”这一空间场域中不过三个星期，“我似乎于她已经更加了解，揭去许多先前以为了解而现在看来却是隔膜，即所谓真的隔膜了”⑯。

如果说“家”的空间场域是子君受启蒙后个体精神自由的呈现地，那么对于涓生而言，这里却是他个体精神自由的束缚地。在这个场域中，“爱情”成为他们自由精神的唯一黏合剂。因为爱情，子君“包藏着不快活的颜色”，“装作勉强的笑容”⑰，并吸收涓生关于“爱情必须时时更新，生长，创造”的新理论，每次说起，子君“领会地点点头”，让涓生和她一起温习往事是她所能抓住的关于理想家庭的最后的希望。然而，当新式家庭失去爱情的凝聚力，又增添了失业的打击，这个家庭的破裂便成为必然。于是，有了“我”以下的叙述：

我和她闲谈，故意地引起我们的往事，提到文艺，于是涉及外国的文人，文人的作品：《诺拉》，《海的女人》。称扬诺拉的果决……⑱

诺拉果决地出走，在涓生的讲述中成为彼时子君可以效仿的行为。涓生一次次地“将这些道理暗示她”，“但子君的识见却似乎只是浅薄起来，竟至于连这一点也想不到了”⑲。在失落的爱情理想和失败的启蒙实践的双重打击下，涓生说出自己的意见和主张：“新的路的开辟，新的生活的再造，为的是免得一同灭亡。”⑳以此宣告了爱情在生活面前的不堪一击。从传统“家”的空间场域中出走的子君，无奈离开新的“家”空间场域，重新回到传统家庭伦理场域中。

作为家庭伦理的实验场域，“家”对男人与女人在个体价值实现中的意义似乎有所差异。“家这个让男人可以做白日梦的避难所，其实正是社会期待女人生产维持的场所”，“对于女人而言，家除了亲密、安全之外，也经常是劳动的场所”㉑。涓生毫无疑问地被包括在所指的“社会期待”内，涓生所期待的理想家庭是一个安静的空间和一位可以与他谈天、散步的妻子。换句话说，涓生并不是以子君个体价值的实现为其启蒙实践的旨归，他自身的存在价值的有无是其作出最后决定的唯一依据：

可惜的是我没有一间静室，子君又没有先前那么幽静，善于体贴了，屋子里总是散乱着碗碟，弥漫着煤烟，使人不能安心做事……㉒

于是，理想中的谈天、读书，让爱情时时更新、生长与创造的理想家庭在现实面前成为梦幻的泡影。由此，《伤逝》中“家”也就成了启蒙者个体价值追求在微型社会角力中失败的文化现场。

喊出“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的子君，在旧的家庭场域中成为独异的存在，她的出走也就显得顺理成章。然而正如布尔迪厄所认为的“只是因为存在着行动者，才有了行动，有了历史，有了各种结构的维续或转换。但行动者之所以是行动着的，有效力的，也只是因为他们并没有被化约为通常那种根据个体观念而理解的个人；同时，这些行动者作为社会化了的有机体，被赋予了一整套性情倾向。这些性情倾向既包含了介入游戏、进行游戏的习性，也包含了介入和进行游戏的能力。”㉓布尔迪厄在这段话中表达了两个意思，其一是行动在推进历史结构维续或转换中的重要作用；其二是认为作为社会化有机体的行动者，个体的性情倾向直接影响行动的效力，依此，笔者试着来分析《伤逝》中两位行动的无效者。

作为个体自由追求的行动者，子君并未做好在新的家庭空间场域中确认主体价值的准备，她既不可能形成新的“家”空间场域的习性，也尚不具备在全新的空间场域中介入和进行的能力。因此，作为自由主体呈现的子君来到了新的空间，她坚持加入一点股份，这一行为体现了她的主体性。然而，当知道涓生失去了局里的工作，说出“那算什么。哼，我们干新的。我们……”㉔的时候，子君已不再有先前的决绝。在家庭空间场域中，“领会似的点头”几乎成为了她在家庭中存在的标签。从这个意义上说，在新的家庭场域中，子君被启蒙的个体性又被渐渐遮蔽，理想与现实的落差投射在家的空间场域中，快活也只能存在于子君的回忆中了。

对于启蒙者涓生，他体验了对子君个体启蒙的胜利，却也以启蒙的名义把子君推回传统家庭场域，让她独自面对“她父亲——儿女的债主——的烈日一般的严威和旁人的赛过冰霜的冷眼”，让她“负着虚空的重担，在严威和冷眼中走着所谓人生的路，……而况这路的尽头，又不过是——连墓碑也没有的坟墓”㉕。究其原因，实在是涓生并没有具备进入新式家庭空间场域的思想意识。因此，当他认为新路的开辟和新生活的再造受到羁绊，他讲了以下的话：

……况且你已经可以无须顾虑，勇往直前了。你要我老实说；是的，人是不该虚伪的。我老实说罢：因为，因为我已经不爱你了！但这于你倒好得多，因为你更可以毫无挂念地做事……㉖

这是涓生以个体自由逃离新的家庭空间场域的理性表达。最终，两个在追求个体自由中同行的青年人，在新“家”的空间场域中分道扬镳，以一伤一逝作结。

从会馆的半公共空间转入私密的家庭空间，作为个体的涓生和子君在“新”的家庭场域中双双离去，作为社会微型结构的“家”由此消亡，理想的爱情和家庭范式的建构戛然而止，这是鲁迅对个体启蒙的又一重反思。

三、图书馆：现实牵绊与自由愿景中的短暂逃避

作为公共文化机构的图书馆，是西方近代文明在中国传播的结果，是知识分子学习交流的全新空间场域，也是推动社会文明与发展的重要精神来源。在《伤逝》中，图书馆是涓生独立于复杂社会关系外的空间场域，也是涓生现实牵绊中的逃避场和启蒙实践的反思地。

图书馆是涓生经历失业打击与爱情失败后，借以摆脱现实牵绊的休憩地。小说中，“家”与图书馆的空间场域形成鲜明的对比。一边是“天气”与“神情”都“冷”的家庭空间场域，一边是“装着两个铁火炉。纵使不过是烧着不死不活的煤的火炉，但单是看见装着它，精神上也就总觉得有些温暖”的图书馆，在一冷一暖的对比中，“书却无可看：旧的陈腐，新的是几乎没有的”图书馆成为“我的天堂”。㉗在这个空间场域中，没有熟人，也就无人知晓涓生在启蒙实践中面临的生活与精神的双重困境，自然也就能躲开“轻蔑的一瞥”“那样的横祸”。启蒙者涓生在独立于社会关系之外的公共空间，短暂逃离现实的挟制，他以抽身而出的方式，表达其重获个体自由的强烈愿望。

我们来分析文本中出现的三次关于“鸟翅子”的意象：第一次是涓生失业后，“总算脱出这牢笼了，我从此要在新的开阔的天空中翱翔，趁我还未忘却了我的翅子的扇动”㉘；第二次是涓生离开他眼里冰冷的家来到图书馆，“我也还未忘却翅子的扇动，虽然比先前已经颓唐得多……”㉙；第三次则是在子君死后，“冰的针刺着我的灵魂，使我永远苦于麻木的疼痛。生活的路还很多，我也还没有忘却翅子的扇动，我想”㉚。在涓生看来，单位、家庭或是爱人，都已然成为束缚他的“牢笼”，使他几乎忘却了追求自由的新路。由此，我们也不难读懂在图书馆的涓生预感“新生面”要来的场景：

在通俗图书馆里往往瞥见一闪的光明，新的生路横在前面。她勇猛的觉悟了，毅然走出这冰冷的家，而且，——毫无怨恨的神色。我便轻如行云，漂浮空际，上有蔚蓝的天，下是深山大海，广厦高楼，战场，摩托车，洋场，公馆，晴明的闹市，黑暗的夜……㉛

1925年3月，鲁迅创作短剧《过客》，剧中过客拒绝了女孩的馈赠，“倘使我得到了谁的布施，我就要像兀鹰看见死尸一样，在四近徘徊，祝愿她的灭亡，给我亲自看见；或者咒诅她以外的一切全都灭亡，连我自己，因为我就应该得到咒诅。但是我还没有这样的力量；即使有这力量，我也不愿意她有这样的境遇，因为她们大概总不愿意有这样的境遇。”㉜

在《伤逝》和《过客》两个文本中，鲁迅表达的思想正如其在《影的告别》中的陈述：“我独自远行，不但没有你，并且再没有别的影在黑暗里。”㉝不同的是，如果孤独的“客”是鲁迅思想中的先行者，那么未曾忘却翅子扇动，却也未能如“客”般决然前行的涓生，是鲁迅在现实中设定的启蒙者。现实中的启蒙者陷入了重重矛盾之中，他一方面勇敢反抗传统，另一方面又游离于社会关系之外；他一方面不愿沉沉黑夜吞没他的影，另一方面却把子君推回到暗夜中。于是，图书馆的短暂逃避成为了启蒙者涓生在现实的外部世界与理想的内在世界之间游离并反思的空间场域。

那里虽然没有书给我看，却还有安闲容得我想。待到孤身枯坐，回忆从前，这才觉得大半年来，只为了爱，——盲目的爱，——而将别的人生的要义全盘疏忽了。第一，便是生活。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㉞

在并没有什么新书的图书馆空间场域中，把爱和包括生活在内的别的人生要义并列，这是涓生对启蒙的理性思考，或许我们可以替涓生得出这样的结论：子君死于无爱，毋宁说子君死于生活。1925年4月18日，鲁迅写下《忽然想到（六）》，提出“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㉟5月14日，鲁迅在和吕蕴儒、向培良的通信中又说到，“但倘若一定要问我青年应当向怎样的目标，那么，我只可以说出我为别人设计的话，就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有敢来阻碍这三事者，无论是谁，我们都反抗他，扑灭他！”㊱同年10月创作的《伤逝》中，图书馆给了涓生独立思考的空间，也正是在这一场域中，涓生开始把爱与生活并列思考，他才意识到“爱”或“被爱”都是生活的附丽。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伤逝》中的子君与涓生是启蒙者个体的一体两面，一面渴望自由的灵魂，一面向往美好的爱情，然而他们都不曾真正思考生活这一人生要义，于是涓生写下了他的悔恨和悲哀：

我愿意真有所谓鬼魂，真有所谓地狱，那么，即使在孽风怒吼之中，我也将寻觅子君，当面说出我的悔恨和悲哀，祈求她的饶恕；否则，地狱的毒焰将围绕我，猛烈地烧尽我的悔恨和悲哀。

我将在孽风和毒焰中拥抱子君，乞她宽容，或者使她快意……㊲

《伤逝》是鲁迅反思启蒙的经典之作，小说以手记的形式叙述启蒙者在困境中的反思，而鲁迅把故事设置在“会馆”“家”和“图书馆”三个空间场域中，恰是鲁迅对启蒙者反思之反思：在传统与现代、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中，启蒙走向何方？涓生说：“我不能在这里了，但是，‘那里去呢？’”㊳，鲁迅没有给包括他自己在内的启蒙者作前导，而是借《伤逝》这个历史性启蒙与空间化结构融为一体的文本所开辟的启蒙叙事新维度，在反思中“向着新的生路”“默默地前行”。㊴

注释：

①㉓皮埃尔·布尔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李猛、李康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138～139、20页。

②③⑦⑧⑨⑩⑪⑫⑬⑯⑰⑱⑲⑳㉒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㊲㊳㊴鲁迅：《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3、133、114、115、115、114、117、129、115、117～118、118、126、123、126、121、120、129～130、126～127、124、121、124、127、127、197、170、124、133、131、133页。

④于雷：《空间公共性研究》，东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9页。

⑤竹内好：《鲁迅》，李心峰译，浙江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46页。

⑥汪卫东：《鲁迅的又一个“原点”——1923年的鲁迅》，《文学评论》2005年第1期。

⑭㉑加斯东·巴什拉：《空间诗学》，龚卓君、王静慧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16年版，第28～106、13页。

⑮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出版社2011年版，第58页。

㉟㊱鲁迅：《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7、5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