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天杰,王 祥

(杭州师范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浙江 杭州 311121)

张履祥(1611—1674),字考夫,号念芝,学者称杨园先生,浙江嘉兴桐乡人,明清之际著名的理学家、教育家、农学家(1)关于张履祥的生平及其理学思想,参见张天杰《张履祥与清初学术》(浙江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与陈海红《乱世君子：理学大家张履祥评传》(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2年版)及张天杰、郁震宏《张履祥传》(浙江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至于其教育思想,参见岳立松、邵颖涛《张履祥教育思想解读》(山西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与张天杰、余荣军《训子语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版)。。张履祥的《补农书》在农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被认为是总结当时浙西一带农业经济与技术的伟大著作,而蚕桑作为浙西农业的重要支柱产业,则在《补农书》中有着较多的论述。《补农书》分上下两部,上部为涟川沈氏(姓名、生卒不详)原著、张履祥辑校,原名《农书》,亦称《沈氏农书》；下部为张履祥所著,原名《农书补》,亦称《补农书》或《杨园农书》(学界引述《补农书》多有将张履祥、沈氏两部分混说的)。关于《补农书》的专题研究,较早则有陈恒力、王达的《补农书研究》和《补农书校释》,其中就包括了对书中蚕桑产业相关的注释与评述(2)陈恒力、王达《补农书研究》(中华书局1956年版,农业出版社1961、1963年版)、《补农书校释》(农业出版社1962、1983年版)。。还有周邦君《〈补农书〉新解》有专章论及桑蚕灾害防治,并与茅盾《春蚕》进行比较研究(3)周邦君《〈补农书〉新解》(巴蜀书社2011年版),他另有论文《明末湖州桑蚕业灾害防治问题——以沈氏的视野为中心》(《湖州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此外,还有郑学益的《中国封建时代家庭经济管理思想的典型：论张履祥的“治生之学”》在讨论其重视农业经营管理、讲究经济效益之时,多有关于育蚕、栽桑方面的论述(4)郑学益：《中国封建时代家庭经济管理思想的典型：论张履祥的“治生之学”》,《经济科学》1986年第1期。；赵靖主编的《中国经济思想通史》第八十三章《明清时代的地主治生之学》也有两节论述其农桑长久的治生之道(5)赵靖：《中国经济思想通史》(第四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61-475页。。学界关于张履祥《补农书》中的蚕桑产业的已有研究,主要围绕的是《沈氏农书》中的蚕桑灾害防治,至于《杨园农书》所论的育蚕、种桑技术、桑地的经营规划等,则少有讨论。故综合张履祥以及沈氏《补农书》之中的《沈氏农书》与《杨园农书》上下两部分来研究明清之际的蚕桑产业,还有必要再作更为完整的探析。

一、明清之际浙西蚕桑产业及其重要性

明清时期在全国蚕桑业普遍衰落的情况下,浙西地区,也即狭义的江南、环太湖流域的蚕桑业得到了长足发展,种桑养蚕已成为当地农民的重要生产活动和经济来源[1]。江南一带号称“丝绸之府”,养蚕、卖蚕丝的收入往往高于卖粮食之所得,因此当地非常重视养蚕之务。便利的地理位置以及巨大的经济利益,是明清浙西地区的蚕桑业生产蓬勃发展的重要原因,这在张履祥的著作之中也多有论及。一是浙西具有蚕桑业发展的诸多地利,不仅交通便利,而且有较多河道的天然水利优势,故蚕桑可以渐成“一方之物产”。张履祥曾在《与曹射侯》一文中提道：“浙西之利,茧丝为大,近河之田,积土可以成地,不三四年而条桑可食矣。桑之未成,菽麦之利未尝无也。况举一圩之田,所损者少,所益者多。”[2]169这就是说在浙西地区,茧丝是当地较为主要的产业,接近河道的地方,河水冲刷形成土地,可以用来栽种蚕桑、菽麦等农作物。他还在《训子语上》之《居家四要曰亲亲曰尊贤曰敦本曰尚实》一文中强调：“一方有一方之物产,天地生此以养人,在人为财货(如山之竹木、海之鱼盐、泽国芰芡、斥卤木棉、莽乡羊豕之类。吾乡则蚕桑、米麦是也)。”[3]1361又在《训子语下》之《重世业》中说：“吾里田地腴美,宜桑谷而不病水旱,但能勤力耕蚕,公私之用可以不匮。”[4]1367这些都印证了蚕桑业的发展与当地环境所具有的天然优势是分不开的。二是浙西之人,本身就对蚕桑业非常重视,将之作为“世业”。张履祥在上文中曾提道：“凡在先世所遗,若祭田、祭器、谱系、影像、图书,以及手植树木之类,皆当敬守弗失。古人恭敬及于桑梓,用心如何！”[4]1375他要求“子孙固守农士家风”,还指出：“人须有恒业,无恒业之人,始于丧其本心,终至丧其身。然择术不可不慎,除耕读二事,无一可为者”[3]1352。事实上,蚕桑成为“世业”由来已久,早在两宋时期,政府就对植桑养蚕十分重视。为了限制对桑树的砍伐,鼓励植桑,政府曾下令“民伐桑、枣为薪者罪之,剥桑三工以上为首者死,从者流三千里,不满三工者减死、配役,从者徒三年”[5]4158。由此可见,明清之际浙西蚕桑业的发达,在张履祥看来是自然与人共同作用的结果。蚕桑业成为地方经济的基础,也成为许多家庭赖以生存的世业。

二、桑蚕灾害的防治

蚕桑本是不少农家所依赖的主业,但自然灾害以及病虫害等问题,较大地影响了蚕桑业的经济效益。因此,在《补农书》上部《沈氏农书》当中,沈氏运用较多的篇幅来论述如何防治病虫害以及自然灾害。

相较自然灾害,桑树的病虫害则危害更大,其中最主要的虫害是桑蟥和桑蛀虫。关于桑蟥的防治方法,主要是看、刮、捏。沈氏说：“其刮蟥也须三番：冬春,看头蟥；清明,前看二蟥；剪桑毕,看三蟥。一株上百颗,尽括；若遗剩一颗,亦足蟥尽。必如此,三番四覆,亦料不能净尽。又要六月内捏头蟥,七月内捏二蟥。而头蟥尤宜细看,留头蟥一,则二蟥便有百。”[6]1398桑蟥一年出现一至三代,其幼虫对桑树危害极大,即使三番四覆也要剔除干净。即使农忙时节,也不可掉以轻心,一旦酿成大灾,即便有再多的肥料,也无济于事：“不知叶一经蟥,纵有肥壅,有工力,亦不易救,决宜早早用心。”[6]1398因此对待桑蟥应当早早做好准备。除了桑蟥之外,桑蛀虫也是一大祸害,关于桑蛀虫防治方法,即一看、二捉。沈氏指出：“其捉蛀也须三番：春分边,捉出屑蛀；秋分边,捉条丫蛀；剪桑毕,或九月,又细看细捉。”[6]1398桑蛀虫一年发生一代,会导致桑树叶发育不良,甚至死亡,因此捉桑蛀虫需要格外细致,至少要捉三次。除了桑蟥和桑蛀虫之外,还有地虫之害,桑叶发芽时候,若发现桑叶受害,必定为地虫,需要给予杀灭：“发叶之后,不时要看,若见损叶,必有地虫,亟搜杀之”[6]1397。

三、育蚕种桑的技术

在《补农书》中,大量篇幅用于描写栽桑、育蚕的过程,沈氏与张履祥结合自己多年的务农经验,总结出一套完善详尽的蚕桑业生产技术。

(一)育蚕

在《补农书》之《沈氏农书》当中,沈氏专列一文论述养蚕事宜。他说：“养蚕之法,以清凉、干燥为主,以潮湿郁蒸为忌。以西北风为贵,以南风为忌,蚕房固宜邃密,尤宜疏爽。晴天北风,切宜开辟窗牖,以通风日,以舒郁气。”[6]1404蚕是一种比较娇气且经济的昆虫,养殖的环境必须以阴凉、干燥通风为主,避免潮湿、郁蒸和南风,晴天的时候有北风,需要打开窗牖以疏通郁气。对于蚕室而言，则“下用地板者最佳,否则用芦席垫铺,使湿不上行。四壁用草箦围衬,收潮湿。大寒则重帏障之,别用火缸取火气,以解寒冷。此易易耳。惟暴热,则外逼内蒸,暑热无所归,则蚕身受之,或体换不时,喂饲略后,久堆乱积,远掷高抛,致病之源,皆在乎此。古云‘风以散之’,则蚕室固要避风,尤不可不通风也”[6]1404。沈氏认为,室内最好安装上地板,如果条件不具备,就用苇席垫铺,以此来隔绝湿气；四壁最好用草箦围衬起来,以吸收湿气；天气特别冷的时候,就用帏幔遮挡,再用火缸来取暖,避免幼蚕被风寒侵袭。沈氏还提关于清理蚕粪及残梗碎叶：小一些的蚕最好能够三天清理一次,四龄的蚕需要每天清理,五龄蚕每日清两次。在农村的蚕期还有很多的禁忌：“俗忌生人者,或带酒男子,或经行妇人,浊气冲之,立能改变,岂神为祟乎？”[6]1404蚕期忌湿、热、寒、南风、体换不时、远掷高抛,就连带酒男子和经期妇女也有所避忌,沈氏认为这二者带有浊气、异味等刺激。乍一看带有一定的神秘主义,但实际上这都是蚕农长久实践的归纳,具有一定的科学性。

在《补农书》之《杨园农书》当中,张履祥观察到,除了养蚕环境需要注意之外,育蚕过程中蚕吃了不够干鲜的桑叶也会生病：“蚕食热叶,则茧浮松不可丝,其害浅；食湿叶,则溃死；食湿热叶,则僵死；食雾露叶,则瘘死；叶染风沙则不食,叶宿则不食而仍饥,其害深。”[7]1413如蚕食用了经过日光暴晒过的叶子,那么蚕茧就会浮松而受到影响；如果食用了潮湿的叶子,蚕则容易溃死；食用了湿和热的桑叶,则会感染白僵菌僵死；食用了沾满雾露桑叶则会颈部生疮,久而不愈而死；若桑叶染上了风沙,蚕则长久不食而饥。张履祥发现，这几种蚕病一半在人一半在天。在人,如懒惰则蚕饥生病、蚕热生病。在天,如风、雨、雾、露等因素都会导致干鲜叶不足。他说：“然大约蚕之生疾,半在人,半在天。人之失恒于惰,惰则失饲而蚕饥,饥则首亮；惰则失替而蚕热,热则体焦,皆不稔之征也。天之患恒于风、雨、雾、露,即烈日亦有不宜,以干鲜之叶难得也。”[7]1413为了能给蚕随时提供新鲜的干叶,张履祥发明了一个新办法：“因思育蚕之家,宜预做木架如松棚式,广一丈四五尺,深亦如之,其高过于桑,上织竹作盖。于蚕初收时,即张之茂桑之上,若树桑室中然。或一日而移,或两日、三日而移,量饲蚕之多寡而斟酌焉。朝暮可避露,晴可避日,阴可避雨。叶时时干鲜,既省人工又不生蚕病。至大眠后可辍(大眠后叶老,越宿经日犹鲜,且又可以加水)。事易集而功用多,一架可备数年之用。”[7]1413张履祥指出应给茂盛桑树张盖木架竹盖的棚子,蚕初收时张盖棚子,就如树桑室中,一日一移或二三日一移,朝晨夜晚可避露水,晴可避晒阴可避雨,时时可得新鲜干叶,既节省人工劳力又保证蚕不生病。如此一来,既防备了天时的祸患,又戒除了人工的失误。

(二)栽桑、育桑及剪桑

桐乡有大量的水田和旱地,二者面积大体相等,张履祥在《补农书》之《杨园农书》中指出,种田不如多种蚕桑,这主要出于客观条件和收益方面的考虑。他说：“桐乡田地相匹,蚕桑利厚。东而嘉善、平湖、海盐,西而归安、乌程,俱田多地少。农事随乡,地之利为薄,多种田不如多治地。盖吾乡田不宜牛耕,用人力最难。又田壅多,工亦多,地工省,壅亦省；田工俱忙,地工俱闲；田赴时急,地赴时缓；田忧水旱,地不忧水旱。”[7]1411这是说桐乡与崇德两县的水田不适合牛耕而只得靠人力；水田需要的肥料多、人工多而旱地需要的肥料少、人工少；田里用工都在农忙时,地里用工都在空闲时；种田既怕大水又怕旱,桑地水旱影响小。除了客观条件,张履祥还给出了经济方面的考虑：“况田极熟,米每亩三石,春花一石有半,然间有之,大约共三石为常耳(下路湖田,有亩收四五石者,田宽而土滋也,吾乡田隘土浅,故止收此)。地得叶,盛者一亩可养蚕十数筐,少亦四五筐,最下二三筐(若二三筐者,即有豆二熟)。米贱丝贵时,则蚕一筐,即可当一亩之息矣(米甚贵,丝甚贱,尚足与田相准)。”[7]1411他认为桐乡田隘土浅,每亩大约三石；而桑地每亩多则可养蚕十数筐,少则四五筐,最少二三筐。米贱丝贵,养一筐蚕就可抵一亩田的收益；米贵丝贱,种桑养蚕也可与种田相当。因此他认为“种桑三年,采叶一世”[7]1412,种桑是一劳永逸的事。

在《补农书》之《沈氏农书》当中,沈氏论述了关于栽桑之法：“以稀为贵,纵横各七尺,每亩约二百株,株株茂盛,叶便满百,不须多也。”“根不必多,刷尽毛根,止留线根数条,四方排稳,渐渐下泥、筑实,清水粪时时浇灌,引出新根。”[6]1397这就是说，桑树行距和间距各七尺,每亩地大约栽种两百株桑树。在此之前需要先将桑苗毛根清理干净,只留几条线根,放置平稳,渐渐埋上泥土,并筑紧实。栽种好之后要经常浇清水粪,以便能够引出新根。除了栽种的方法,栽种的时节也大有讲究：“内地,年前春初皆可种；外地,患盗者,清明前种。年前种桑秧,以大为贵,清明边种桑秧,以细为贵。”[6]1397一般来说年前和初春都可以种植,在外地,如果担心有偷盗者,也可以选择清明前后种植,年前种植桑秧,以大为贵,清明种植桑秧,以细为贵。栽种好桑苗以后,接下来就要勤于修枝以及打理秧苗。一般来说,剪桑一年需要四次：“剪桑乃一件正经事,不甚费忙工夫,约一年要修四番。”[6]1398对于剪桑而言，不同的时节又需要做不同的事：“二叶初匀时,不可多打叶爿,致嫩条软折。此时,预防损抑,不免多留。种田毕,细看一番,但多留嫩条及新发丛叶,尽情裁去。到七月初缚桑之际,凡根下细条及丫裆、阴枝,又一切去之。至冬、春修截之时,又看细小不堪及荫下繁密者,又一切去之。到剪桑毕,又看以前碍锯而截不尽磈磊,及老枝不成器者,又一切去之。其老油瓶嘴,晴时坚硬难剪,不论冬春,凡遇久雨之后,雨一止,即群出修剪,期于净尽。”[6]1398这就是说,起初剪桑不能多打叶爿,要预防损抑,等到七月里吊桑的时候,根下的细条都要除去,冬、春之际,对于特别细小和繁密的也要剪去,又有一些桑树长有老油瓶嘴一样的疙瘩,在晴天非常坚硬,须在久雨之后剔除干净。沈氏还提道：“设有癃桑,即番去之,不可爱惜,使其缠染,皆缘剪时刀上传过。凡桑一癃,再无医法,断不可留者。”[6]1398有一种桑树的萎缩病叫癃桑,这是一种恶性传染病,一旦发现,只有将桑树连根清除,万万不可留。

在《补农书》之《杨园农书》中，张履祥认为,栽种的桑苗最好自己培育,不仅成活率比买来的桑苗高,而且节省开支。他说：“治地必宜压桑秧。盖桑秧出自己有,则易选择,而根干枝枝相似。随起随种,无不活者,又省一项急银。买来种者,百枝只可活四五十枝。”[6]1414因此，他还详细论述了培育树苗的压条之法：“宜新填地或近水地埂,冬天挑稻秆泥一次,采叶之时,即留所欲压之条,使近乎地,俟叶头向上而新条长,即埋入土中。黄梅浇粪一次,若以羊垃圾铺上更妙。六月浇一次,八月浇一次,可以断其母,而新根自长。每地一分可得桑秧数百枝,叶复不少,得利厚而力又不费。”[6]1414压条法育桑苗,应当选择新填桑地或近水地埂,冬天挑上稻秆泥一次,农历六月里浇一次,八月里再浇一次,这时新根已生,可以断其母株,各自生长。每一分地可培育小桑苗数百株,桑叶不少收,得利多而又不大费力气。

四、桑地经营规划及农具、肥料

(一)经济效益计算

在《补农书》之《沈氏农书》中,沈氏十分重视成本计量核算,认为农业生产决策既然以“厚利”为原则,自然也以追求盈利为目的,因此讲求农业经营管理的精细化很有必要。他说：“长年,每一名工银五两,吃米五石五斗,平均五两五钱,盘费一两,农具三钱,柴酒一两二钱,通计十三两。计管地四亩,包价值四两。种田八亩,除租额外,上好盈米八石,平价算银八两。此外又有田壅、短工之费,以春花、稻草抵之。俗所谓‘条对条’,全无赢息,落得许多起早宴眠,费心劳力。”[6]1403沈氏提出了非常多节约成本的办法,比如,可以采取集约经营,即“作家第一要勤耕,多壅、少种多收；第二要宽恤租户,不敢退佃”[6]1403。除此之外,有些项目收支相抵盈余很少或无盈余,但属家庭生活必需,也不得不经营。如“鸡鸭利极微”,但祭祀、待客必需,故“田家不可无”。对于家庭管理成本的考虑上也不能不精打细算,从多方面考虑。如《沈氏农书·蚕务》中说：“若家有织妇,织与不织,总要吃饭,不算工食,自然有赢,日进分文,亦作家至计。”[6]1405这也就是为了降低生产成本,尽量组织家庭辅助劳力从事家庭手工业,以免求人纺织增加生产成本。《沈氏农书·运田地法》的“做工之法”条还提到了改善食物供应的办法：“旧规,不论忙闲,三人共酒一杓。今宜论生活起,重难生活,每人酒一杓；中等生活,每人酒半杓；轻、省及阴雨留家全无。”[6]1402这就由原来平均分配,改为根据工作轻重按“劳”分配。

(二)桑地规划

蚕桑虽然收益较高,但如何合理规划桑地以达到预期的经济收益,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据说张履祥的友人邬日强去世,留下老母、寡妻与幼子以及田产10亩、池塘1方。由于壮劳力缺乏,加上10亩田地势比较高,若要种植水稻,则不仅力不能胜,而且田地的引灌较为困难。因此张履祥提议将这些水田改为旱田。《补农书》之《杨园农书》的附录《策邬氏生业》说：“盖其田形式俱高,种稻每艰于水。种桑豆之类,则用力既省,可以勉而能,兼无水旱之忧。”“莫若止种桑三亩,种豆三亩,种竹二亩,种果二亩,池畜鱼,畜羊五六头,以为树桑之本。”[7]1427-1428建议十亩田种植桑三亩、豆三亩、竹二亩、果树二亩,水池里养鱼,再养羊五六只,为种桑而积累肥料。冬天时候,桑树下面可以种植蔬菜,桑田间的空地可种豆、芋等农作物,等到豆类收获之后,可以种麦子或种麻,则更为有利，……至于邬家的那一方池塘,可用来养鱼。池塘中所出河泥,可以壅竹地、桑地。张履祥认为,相比于种植水稻对于水的要求,种植桑豆之类,则更加省时省力,邬家妇孺老少能够勉力承担。不仅如此，他还详细计算了如此耕种所产生的收益：“计桑之成,育蚕可二十筐,蚕苟熟,丝绵可得三十斤。虽有不足,补以二蚕可必也。一家衣食已不苦乏。”[7]1428如此一来便能“养生送死,可以无阙”[7]1428。除此之外,张履祥还曾为其好友何汝霖的田地作策划,《杨园农书》的附录《策溇上生业》说：“凿池之土,可以培基。……池中淤泥,每岁起之,以培桑竹,则桑竹茂而池益深矣。筑室五间七架者,二进二过,过各二间,前场圃后竹木,旁树桑,池之北为牧室三小间,圃丁居之,沟之东傍室穿井。”[7]1429他建议其好友开挖一个池塘,池塘里的淤泥每年起出,用于培植桑树和毛竹,然后再建造五间房子,屋前作园圃,屋后种竹木,两旁种桑树。有关桑地的规划,张履祥另外还提道：“百合,根既甘美,花复芳洁。种于桑际,无损于桑。”[7]1417在桑树之间种植百合,不仅对桑树无害,而且能增加收益。他还强调,屋基地与坟墓周围也可以加以利用来栽种桑树：“若墙下,可以树桑,宜种富阳望海等种,每株大者可养蚕一筐,愈老愈茂。”[7]1420

(三)农具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张履祥有多处直接提到农具相关事宜,农具的使用对于打理桑树至关重要。张履祥对农具十分重视,他指出农具不仅需要保存完好,而且还要有备用,以便农忙时节发生损坏可以替换。《杨园农书》之《总论》说：“凡农具不可不完好,不可不多备,以防忙时意外之需。粪桶尤甚诸项,绳索及蓑箬、斧锯、竹木之类,田家一阙,废工失时,往往因小害大。”[7]1422一些农具,如粪桶尤其要紧,而且绳索、蓑衣、箬帽、斧头、锯子及竹子、木头等东西必须齐备,一旦缺少就浪费工夫,耽误农时,因小失大。张履祥还曾举了一个例子来论证农具的重要性：“崇祯庚辰五月十三日,水没田畴,十二以前种者,水退无患,十三以后则全荒矣。有一人以蓑箬未具,不克种田,以致饥困。”[7]1422明崇祯十三年(1640)大水,有人就曾因蓑衣、箬帽未曾准备好而不能及时插秧,以致饥饿贫困,可见农具非常重要。

(四)肥料

张履祥认为,桑地施肥对于桑树的生长至关重要,而且将人、畜之粪等无用之物施到田地里,不仅能够变废为宝,还能使桑地更加肥沃。《杨园农书》之《总论》说：“种田地利最薄,然能化无用为有用。不种田地力最省,然必至化有用为无用。何以言之？人畜之粪与灶灰、脚泥无用也。一入田地,便将化为布、帛、菽、粟。即细而桑钉、稻稳,无非家所必需之物。残羹、剩饭,以至米汁、酒脚,上以食人,下以食畜,莫不各有生息。”[7]1424这就是说,种田地获利虽然最薄,然而却能将无用之物化为有用之物；但是如果不种田则会相反。比如人、畜的粪便与灶肚里的灰、脚踏的泥土都是无用之物,可是一旦施到田地里,就能肥沃了庄稼,收获之后便能变成棉布、丝绸、豆蔬、玉米。因此,就算是残羹、剩饭、淘米水、酒脚,也会因大有用途而产生不同的生息。

五、张履祥《补农书》所论蚕桑之意义

作为明之遗民儒者,张履祥始终提倡“耕读相兼”,认为读书和耕种不可偏废：“然耕与读又不可偏废,读而废耕,饥寒交至；耕而废读,礼义遂亡。”[3]1353不耕种,则人无以为生,不读书,则丧失人伦道德。此外,张履祥还认为,任何一样事情总有成法,但要把事情办好的关键还是在人,农桑事务也是一样,用一分心力就有一分成效,失一时栽培就有一片荒落。因此《杨园农书》之《总论》说：“农桑之务,用天之道,资人之力,兴地之利,最是至诚无伪。百谷草木,用一分心力,辄有一分成效,失一时栽培,即一见荒落。”[7]1426正是凭着这种精勤立事的精神,张履祥留下了农业史上宝贵的遗产。

张履祥以及沈氏的《补农书》详细记述了明清之际浙西地区的蚕桑产业,反映了浙西地区农业生产的宝贵经验和当时的农村经济状况,具有多方面的价值。明清之际浙西一带蚕桑业在区域经济中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农桑生产要与诸多自然灾害打交道,有时还会面临巨大的市场风险。《补农书》中记载的关于育桑栽桑、灾害防治以及桑地规划等内容,不仅展现了明清之际浙西地区蚕桑业的真实面貌,也形成了一整套具有科学性、针对性和实效性的栽培技术和病虫草害防治措施。这给当地的蚕桑业生产提供了技术指导,帮助农民提高了农桑产量,影响了浙西一带的蚕桑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明清之际浙西一代的经济发展。至于桐乡及其周边的农业(包括蚕业、牧业等)生产则受到《补农书》的影响尤为深刻，直到现在还有相当一部分的生产方式方法,比如养蚕、养羊等,依然沿袭着《补农书》记载的方法。

蚕桑业的经营项目以“厚利”为原则,自然也以盈利为目的,因此农业经营需要精细化管理。《补农书》中有许多关于桑地规划以及桑地经济效益计算的记载,详细记录了农桑生产过程当中的各项成本,以及普通农家从事农桑生产的总体经济效益,不仅真实地反映了明末清初浙西地区的蚕桑业发展状况以及当地经济状况,同时也为经营决策提供了可靠的依据,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当时栽桑养蚕和畜禽养殖的经济效益,使我们得以根据记载推知当时的桑地产量水平。这对当下的蚕桑产业的发展也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此外,通过对《补农书》所记载的一整套栽桑育蚕、病虫防治等经验和方法的重新审视,不仅有助于我们深刻了解浙西一代蚕桑产业的真实状况,还能进一步认识当时农民的生产和生存实态,认识儒家思想对于农业的发展亦有多方面的启示。张履祥的相关论述，不仅有着农业生产技术方面记载、传承，而且还蕴涵着儒家人格养成的内在深意，故而曾国藩评价道：“述生理之艰难,导民风于淳厚,……张杨园之《农书》,用意至为深远”[8]3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