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 莉 莉

(1.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上海 200234；2.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 外国语学院，上海 201600)

西塞罗是古罗马共和晚期最重要的政治家和雄辩家。公元前63年，来自罗马以外的富裕地主家庭，属于罗马政治“新人(Novus home)”[1]的西塞罗达到了他的政治人生巅峰。这年他担任罗马执政官，领导元老院粉碎了破产贵族喀提林领导的动乱计划。喀提林因竞选花销巨大背负上巨额债务，联合了罗马其他同病相怜的上层阶级亡命徒和城中心怀不满的穷人，企图发动暴动，最终败北丧生[2]。从此以后，西塞罗的政治书写欲望持续加强，他不断运用自己的修辞才能，夸耀是自己揭发了喀提林的阴谋，拯救了祖国。西塞罗卸任执政官之后，发表包括反喀提林演讲在内的四篇政治演说词，并用希腊文写成《执政官纪事》(Commentariusconsulatussui，以下简称《纪事》)。公元前58年，西塞罗因没有经过审判而宣判喀提林的同谋者死刑，遭政敌克劳丢斯等弹劾而被流放。公元前57年，元老院召西塞罗返回罗马。公元前56年至公元前53年，恺撒、庞培与克拉苏组成的“前三头”经历了从重新确认政治同盟关系到关系解体的历程。在这一系列的政治斗争中，西塞罗基本上被排除在国家事务之外。炉火纯青的演说技艺是他最为重要的政治资本，而从政治生涯巅峰跌落之后，政治书写则成为他政治表达的延伸，其个人传记也是那个年代罗马政治家的集体记忆组成部分。

在罗马人的概念中，历史是记忆的载体，historia与memoria的关系就像身体与呼吸一样，记忆是历史的产物，反过来又能激活历史，两者之间紧密共生[3]11-15。西塞罗的写作留给后世的是那个时代罗马的记忆遗产，也客观上帮助后世读者获得更多的史料。西塞罗在《演说家》中说，“历史是记忆的生命”(Historia uero……uita memoriae)(Cicero，OntheOrator，Ⅱ.36)。(1)本文所引古典文献除非特别注明皆依据“洛布古典丛书”拉—英双语版，涉及的译文由笔者参考英文版翻译。罗马人早就认识到了集体记忆的概念，他还说历史是“为了保存公共记录”(memoriae publicae retinendae causa)的唯一手段( Cicero,OntheOrator,Ⅱ.52)。诚然，历史赋予记忆以生命，使之永生，反之，没有历史的记录，记忆就会死亡。

当代的记忆研究可以追溯至20世纪20年代。个人记忆、集体记忆与历史记忆的概念都被赋予了更科学的含义。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进行分析，认为集体记忆是一种由当下引起的社会产物，由多面的记忆构成，不是个体记忆简单的总和[4][5]138。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则对集体记忆和历史记忆进行了区分，指出“前者是流动的、可变形的，并且会将一个社会群体的传统包裹起来”，而后者则是“分析性的、批判性的和理性的，是专门的科学方法受到应用的结果”[5]138。帕特里克·J.格里(Patrick J. Geary)一方面肯定所有的记忆，不管是个体的，还是集体的，抑或是历史的，都是深含政治目的的记忆；另一方面他又指出记忆是当下的创造性行为，而历史学的核心则是拒绝用当下的标准来评判过去[5]139-140。本文尝试解读在古罗马共和晚期的历史语境下，西塞罗是如何利用修辞来书写个人记忆并处理与历史写作的关系的，分析他对历史写作原则的态度，以及他如何根据罗马的政治现实在历史的书写中作出选择。

一、西塞罗所处时代的罗马记忆

古罗马的个体记忆留传下来，转化并构建了罗马的集体记忆，一代代传承给那些没有亲身经历过的后代，而罗马官方也激励罗马人要以祖先的英雄行为为榜样，努力去追求个人荣誉。既然记忆深含政治目的，那么在罗马，记忆的政治目的由谁来主导，又会产生什么作用呢？

一方面，罗马贵族阶级是罗马历史记忆的主导者。 罗马人有着保存记忆的古老传统，并认为历史意味着连续性[6]：古罗马贵族对家族荣耀的记忆传统从罗马葬礼仪式开始。送葬队伍中的演员戴着死者及其祖先的面具，展示死者重要的一生以及死者祖先们曾经的荣耀。与通过葬礼仪式进行历史叙事的方式相一致，罗马历法的大事年表也为过去的记忆提供了一种保存形式，它强调罗马贵族阶级热衷于将世袭身份与公共利益等同起来展示给世人的需求(Cicero,OntheOrator,Ⅱ.52-53)。类似的形式还包括传记式葬礼碑文，这些碑文将个人的生活整合到一个基于个体记忆和集体记忆交叉的共同社会框架中[7]。

另一种罗马贵族阶级保存记忆的形式也在共和国中期开始出现，即罗马政治家在隐退后撰写自传体回忆录，展示自我价值和自我荣誉。自传体回忆录的叙述者往往是所属阶层文化的代言人，他们在讲述自己的英雄事迹中悄然隐藏了很多历史意识，传达出他们所属阶层的意识形态。罗马人一向重视荣誉的追求，写自传体回忆录展示个人价值的做法在罗马政治精英中迅速传播开来，西塞罗的个人纪事始于这样的传记风潮。比西塞罗早几十年出生的斯考鲁斯(Scaurus)、鲁福斯(Rufus)、卡图卢斯(Catulus)、苏拉(Sulla)、马略(Marius)等人都曾为自己立传[8]。罗马共和国的最后150多年处在一个政治规则不断变化的年代，这批政界要人不管是“新人”还是世袭贵族，都曾成功地坐到了执政官的位置，但又有在政治竞选中受挫和遭起诉的经历。不管是因政治派系的成见，抑或是为自我辩解，他们的自传体回忆录无疑都激励着后来者的效仿。西塞罗属于罗马政治上的新人，一直尽量争取各派的政治支持，但后来在罗马共和国内部民众派和贵族派的斗争中，他还是站在了传统贵族派那边。恺撒、庞培和克拉苏前三头掌握罗马政局时，西塞罗个人政治生涯处于低谷，他一边通过记录个人曾经的丰功伟绩来追求个人荣誉并为自己进行政治辩护，另一边又寻求解救罗马政治困局的良方。他当然也渴望像他同时代的历史人物一样，在身前就能见证为自己歌功颂德的传记或史诗问世。

另一方面，罗马人民的集体记忆常被政治家利用来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以西塞罗的第一篇演讲《反喀提林》为例：他控诉喀提林一伙要烧毁的是罗马城，毁灭的是共和国，其性质比格拉古兄弟更为恶劣，他呼吁公众面对喀提林的叛乱应当有所行动，在必要的情况下应当效法前人杀死格拉古的做法，将喀提林及其同伙处死(Cicero,InCatilinam,Ⅰ.29)。格拉古兄弟时期的保民官事件并不应该简单嫁接于喀提林阴谋，但西塞罗却假设从共和早期直至晚期罗马人在政治制度和精神面貌上有着一种连续性，试图从罗马人的集体记忆中找到历史的渊源，寻求听众的共鸣。记忆是一个当下的创造性行为[5]140。各种记忆以罗马人所能接受的方式被有意识地保存下来，罗马人在继承中又会把罗马共和晚期的特征投射其中。西塞罗在朱庇特神庙前向民众发表他的第二篇反喀提林演讲时，最后向朱庇特请愿：“朱庇特，罗慕路斯在建城的同一年建起了你的神庙，我们正确地称您是保护这座城和帝国稳固的神明——您将不让此人和他的同伙染指您和其他神明的庙宇，不让他们踏入城墙和城中的房屋，以及夺走任何罗马公民的生命和财产……。”(Cicero,InCatilinam,Ⅱ.29)[2]西塞罗利用罗马人对罗马城建立的集体记忆来营造他与敌人的身份定位，以此获得自己行动的合法性。若西塞罗是坚守阵地抵御外敌的罗马领袖，喀提林似乎就是失败的萨宾人。西塞罗以把罗马人民和罗马共和国从命运的咽喉里抢救出来的人自居，似乎可与罗慕路斯一样彪炳青史：一位靠神所赐区域来保卫国家的领土，另一位保全了这个国家的房舍与家园(Cicero,InCatilinam,Ⅲ.26)。记忆的政治目的性决定了记忆主体的修辞技艺是经过精心编排而非简单地分享过去的经历。反喀提林演讲第三部选址在新落成的协和神庙前，工程的建设可能被刻意拖延到他演讲前才完工。西塞罗在演讲中特地讲述了新落成的神庙的典故(Cicero，InCatilinam，Ⅲ.18-22)：在科塔和塔克文担任执政官期间，协和神庙遭受雷击，甚至在母狼身下喝奶的罗慕路斯的镀金雕像也被撞坏。据伊特鲁利亚的预言者传言，这是神在暗示各种邪恶的滋生，只有想尽一切办法安抚众神，才能得到他们的力量来改变噩运的发生。其中一项就是竖立朱庇特的巨像，雕像要面向太阳升起的东方，让元老院和罗马人民都能瞻仰，一切见不得光的阴谋就会消失。这样一位老谋深算的政治演讲家利用罗马民众关于早期罗马的集体记忆，向民众暗示反喀提林是神的旨意，但他只提到罗慕路斯一个小孩，关于罗马城的两名奠基者——罗慕路斯和雷慕斯这对双胞胎自相残杀似乎让西塞罗不太舒服。如果西塞罗自诩为新罗慕路斯，喀提林难道不像那个政治上的牺牲品雷慕斯？他们之间不是罗马公民内部的自相残杀吗？西塞罗将自己的个人荣誉与罗马的创始人罗慕路斯比肩似乎暗示是历史的选择，这也为他展示自己的荣耀找到了合适的理由。

二、修辞学家最适合历史写作

西塞罗是罗马共和晚期最伟大的演说家，他的战场是演讲舞台，修辞是他的利器，他曾用该武器在法庭上建立声誉，在元老院通过演讲“拯救国家”。和他重视演说修辞一样，西塞罗还用文字来记录并展示他的政治荣誉并强调文字书写的修辞润饰。公元前60年，在西塞罗用希腊文写成《执政官纪事》(以下称“《纪事》”)后，曾向希腊博学家波西多尼乌斯(Posidonius)送去一份《纪事》的抄本，以便后者可以将其作为史料来源。西塞罗在给友人阿提库斯的信中写道：

波西多尼乌斯从罗得岛发来感谢信，称他已读完我关于执政官经历的回忆录，我发给他是希望他能对同一主题加以细化润饰。但他并没有因此受到鼓励要写，而是害怕接受这个任务。总之，我完胜希腊人。因此，那些缠着我交出材料好让他们润色的人已不再烦我。如果你喜欢这本书，请替我转发给雅典和其他希腊城市，因为这可以给我的事迹添彩(Cicero,LetterstoAtticus,Ⅰ.21.1)。

从信中我们可以推断出，波西多尼乌斯以这本《纪事》的文笔已很好为由婉拒了写作任务，这个理由可能让西塞罗在被拒绝的失落中找到一丝欣慰，因为这本《纪事》的确是他精心修饰的作品。当然更有可能波西多尼乌斯不愿卷入罗马的政治斗争中，故找借口推辞。西塞罗的好友阿提库斯也曾帮他写过同一主题的编年纪事，西塞罗在同一封信中就提到了他不太满意这样的编年式写法，他更偏好在自己的作品中添加修饰：

六月一日那天，我遇到了你家的仆人，他把你的信转交给我，还有我那本用希腊语写成的我在元老院担任执政官的纪事。很高兴前些日子我请路奇乌斯·克劳希里乌斯(Lucius Crossinius)将我的书带给你。如果我先读你的书，则有剽窃之嫌了。我虽然很喜欢你的写作，但似乎略显琐碎、粗糙，不够谨慎。当然未加修饰也许可以成为这部书的优点，就像不用额外用香却有最好的味道，而我却用尽伊苏克拉底的“香膏”、他的学生及亚里士多德时代的“香氛”(Cicero,LetterstoAtticus,Ⅰ.21.1)。

西塞罗之所以不满意罗马早期编年体作家枯燥乏味的叙述，是因为他觉得罗马早期历史作品既没有像希腊历史著作那样给读者带来愉悦，也没有能够教给人们道理，因此是没有人愿意看的(Cicero，OntheLaw,I.8；OntheOrator,Ⅱ.59)。他认为演说家才是最适合写历史的：“而历史，这时代的见证，真理的光辉，记忆的生命，生活的老师，古代社会的信使，除了修辞学家外，还有什么其他声音能使它永存不朽？”[9]

西塞罗所要求的用修辞学的规则来修饰历史，似乎不仅是指要有优美的语言，还指要有经过修饰的内容。公元前55年，西塞罗在给罗马作家卢克雷伊乌斯(L.Luccereius)的请求信中写道：

当然我完全意识到我的行为如此不顾体面：首先已经给你施加这么重大的责任(因为你可以有事要忙而拒绝我)，现在又在要求如何润饰。如果你认为我的成就不足够大书特书该怎么办？但是，一旦体面的底线已经越过，一个人就应该完全不顾颜面了。我请你比你所感觉到的更热情地润饰我的功绩，为此要忘掉历史的法则，不要丢掉那种偏好——你在某篇序言里非常动人地描述过那种偏好，表示你不会抛弃它，就像色诺芬笔下的赫拉克勒斯不会因为享乐而抛弃它——如果它能让你更热情地赞美我，并比事实所允许的稍稍更多考虑些对我的爱(Cicero,LetterstoHisFriends,Ⅴ.12:2-3)。

根据信中的内容，西塞罗要求朋友对他的书写要偏袒徇私、背离真实，在这里他难道不需要历史写作的真实原则吗？但西塞罗也曾赞美好友阿提库斯的编年体历史手册在时间上的精准性(Cicero,Orator,Ⅰ.120)，认可波里比乌斯在时间准确性上特别可靠(Cicero，OnDuties，Ⅲ.113；TheRepublic，Ⅱ.27)。西塞罗还批评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的著作中充斥着无数的虚构内容，强调历史学家应该尊重事实(Cicero，TheRepublic，Ⅰ.4)。西塞罗在《论演说家》的对话中，通过主角安东尼乌斯的口来陈述历史的根基就是真实，根基之上才是由事件和语言构建的大厦(Cicero,OntheOrator,Ⅱ.62-64)。另一人物卡图卢斯在回答安东尼乌斯“您认为什么样的演说家或具有某种演讲技能的人会写历史”时说：“如果像我们罗马人一样，那不需要演说家，只要他不是骗子就足够了。”(Cicero,OntheOrator,Ⅱ.12:51)这些证据显示西塞罗把真实看作是历史写作的基石，润饰的目的是为吸引读者阅读。那他写给卢克伊乌斯的这封信与他所谓“真实”的论调是否背道而驰？布朗特(P. A. Brunt)认为西塞罗的虚荣心和个人利益决定了他牺牲真实性是为了保全自己的政治荣耀，何况他自己也认为自己的请求是“不顾颜面的”“不顾及历史学规则的”[10]。而伍德曼(A. J. Woodman)则认为西塞罗对真实的理解与现代语境下的真实含义不同，他认为西塞罗对真实的定义是指不带偏见的客观性[11]。

西塞罗关于历史真实性相互矛盾的话语，让人觉得他的行动取向要胜于他的文字取向。西塞罗想选择别人为自己写传记的主要原因也是为了体现所谓不带偏见的客观性，但这只能是令作品看上去客观公正而已，真实性原则只是件外衣，修辞却可以帮助他达到目的。昆图斯在《论法律》中问西塞罗马略橡树是真实存在的还是他在诗歌中创造出来的(西塞罗曾创作诗歌《马略》)？西塞罗反问罗慕路斯神化的地点和经过以及雅典公主奥里提娅被北风神劫走的地方是不是真实存在的(Cicero，OntheLaw，Ⅱ.1.1)？西塞罗在这里放弃了为古罗马早期的集体记忆寻求历史依据的努力。在西塞罗所处的时代，历史记忆与个人记忆以及集体记忆的边界是模糊的，或者说它们的区分只存在于我们现代人的语境中。修辞可以帮助西塞罗夺取记忆的支配权，他企图用修辞来再现历史的目的是为说服读者，为自己的政治事业辩护。他想用修辞构建理想的个人历史，甚至是国家历史，但并没有明确修辞学在历史写作中的位置，似乎一切都是为政治目的服务的，这已经与现代历史的真实性、分析性以及批判性相违背了。

三、自传与他转的选择

在依靠祖先荣耀才能获取尊严和荣誉的罗马政治圈，西塞罗总是控制不住地夸耀自己的业绩，同时奢望得到别人的赞美，这显示了他作为一名“新人”的不安全感和虚荣自负的性格特征。西塞罗一直信仰等级和谐的政治理念，反对革命运动的联盟。作为一名以外来新人当选执政官的成功政治家，西塞罗在其政治生涯中对意大利人的支持仅仅流于口头上的空洞赞美，其目的只是为了一己私利[12]。西塞罗的政治理想在政治现实面前需要依靠强权力量才能实现，他极力取悦政坛上的老牌贵族，讨好当时实力强大的庞培，他所追求的认可应该更多是为了加强自己的政治安全和维护自己所信奉的罗马共和政治传统理念。公元前63年西塞罗在执政官任期结束时，正受到护民官梅特勒斯·奈波斯(Metellus Nepos，此人是庞培的旧部)的攻击，被质疑处死喀提林合谋者的合法性。他精心制作了一封致庞培的公开信，这封信现已失传，他曾给友人的信中提到此事，表明这封致庞培的信是为了宣传自己任执政官那年创造的奇迹(Cicero,LetterstoHisFriends,Ⅴ.7)。庞培开始对这封信回应冷淡，置西塞罗于尴尬的境地(Cicero,TheSpeechonBehalfofGnaeus.Planciusθ.85)。但庞培之后又认可了西塞罗自居的成就，这给西塞罗带来了更强的政治安全感(Cicero,LetterstoAtticus,Ⅰ.19.7)。因此被元老认可的荣耀和政治安全成为西塞罗政治写作的动力，西塞罗在往后的演说和友人通信中多次重复提到反喀提林事件，并多次试图用一种以上的体裁来书写他自诩的丰功伟绩。

(一)选择体现客观公正性的书写者

在拉丁文中，“Commentarius”翻译成“纪事”，恺撒的Commentarii de BelloGallico一般译为《高卢战记》。这种文体基本上是作者本人对事实做的记录，而“史体(historia)”可以在前者之上进行艺术剪裁、文学创作[13]。纪事或战记要转换成为史体需等着某个文人来重新创作，西塞罗就在寻找这样的文人。

对于自我写作，西塞罗会担心产生道德层面的问题。西塞罗认为自己的《纪事》虽然文采不输希腊历史学家，但如果作为自传就会有所欠缺，因为自我修饰难免给人不真实的感觉，他对体裁持保留态度：

我可能会不得不做一些往往遭批评的事情：我会写自己(以许多高贵人士为榜样)。 但正如你所知，这种体裁存在一些问题：当受到赞美时，作者必须更为恭谦地(verecundius)写自己，如果有遭批评的地方，作者又不会写。权威和可信度降低。许多人甚至为此抱怨说，就连赛场上的传讯官也更谨慎，因为(尽管他们为其他胜利者大声宣布冠军名次)他们为避免自己宣布自己为胜利者就会唤来另一名传讯官在比赛结束时替自己宣布夺冠(Cicero,LetterstoHisFriends,Ⅴ.12.8)。

自我标榜哪怕是正确的，但过份自我表现总会有强迫读者之嫌。雕像、铭文、凯旋式等罗马荣誉嘉奖需要来自外部的授予和肯定，自我叙述的历史总是不那么令人信服。在这封与友人的通信中，西塞罗认为写作个人生平关乎对写作对象的褒贬，因此写自己就是一种自我吹捧，他认为这种敏感度的缺失会导致可信度的降低。

西塞罗就曾对恺撒的《高卢战记》(CommentariideBelloGallico)褒贬参半。公元前51年到前50年，《高卢战记》以第一人称叙述，恺撒在当中成为第三人称，也被列为文本的受众，形式上力图营造客观性以掩盖其内容的主观性。西塞罗一方面表现出了欣赏，说恺撒的作品“就像裸体人物，挺拔而美丽”，但这样的简洁优美“反而阻碍了头脑清晰的人的写作”[14]。这也许让他联想到了自己当年的《纪事》水平之高是如何让希腊作家们望而却步的。另一方面，西塞罗还是认为恺撒自己讲述历史是不合适的，声誉会因此在当时以及身后引起争议，因为恺撒不仅仅是笔下的人物，还成了历史的代言人，其客观性难以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请注意那些在几个世纪之后会对你进行评判的法官，他们确实比我们更公正；因为他们会在没有爱和贪婪，也没有恨和嫉妒的情况下进行评判。”(Cicero,TheSpeechonBehalfofMarcusClaudiusMarcellus，Ⅸ.29)

西塞罗坚持他人书写要优于自己书写的观点，他认为他人的肯定会给自己带来更大的政治安全。公元前61年和公元前60年，西塞罗分别请两位希腊作家阿奇亚斯(Archias)和波西多尼乌斯为自己写传记，并为此提供《纪事》作为材料，但最终未能实现(Cicero,LetterstoAtticus,Ⅰ.19.10)。公元前60年，西塞罗提供给阿提库斯一份《纪事》副本，供他审查和修改，并催促他广为颁布(Cicero,LetterstoAtticus,Ⅰ.20.6；Ⅱ.1.26)。西塞罗还考虑过完成该回忆录的拉丁文版本(Cicero,LetterstoAtticu,Ⅰ.19.10)，但未能实施(Cicero,LetterstoHisFriends,Ⅴ.12.8)。公元前55年，西塞罗被流放归来，他觉得自己的政治不幸可以为传记加分，于是他又写信给罗马作家卢克伊乌斯(L.Luccereius)，请求并得到他同意为自己撰写传记(Cicero,LetterstoAtticus,Ⅳ.6.4)，但没有相关史书记载卢克伊乌斯完成了这项任务。

西塞罗为何在选择为自己写传记的作家时首先想到的是希腊作家呢？首先，西塞罗从小接受的就是希腊文化的教育，尤其在修辞学教育方面，希腊语的影响力甚至超过了拉丁语。《论演说家》中主要角色克拉苏在任监察官时就曾通过法令关闭拉丁修辞学校，他强调并不是自己不允许用拉丁语讨论这项古老而杰出的智慧，只是因为像演说术这类要求很高的教学，能胜任的拉丁语老师在当时的罗马尚未出现(Cicero,OntheOrator,Ⅲ.93-93)。西塞罗一直推崇希腊的演说术：“在聆听过希腊演说家的讲演，阅读过他们的著作，得到希腊教师的帮助之后，国人们对研究演说术产生了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热情。”(Cicero,OntheOrator,Ⅰ.14)他还受希腊哲学的影响，称柏拉图为自己的神，曾拜希腊的学园派哲学家菲洛为师，斯多葛派的狄奥多图斯是西塞罗的世袭被保护人[15]。《论演说家》中的克拉苏斯和安东尼乌斯都熟悉不同的希腊思想理论，熟知希腊历史学家的经典著作(Cicero,OntheOrator,Ⅱ.14:60-1)。《论演说家》中的另一人物卡图卢斯说：“如果像希腊人那样(历史)写作，这需要最高的技能。”(Cicero,OntheOrator,Ⅱ.12.51)《论法律》中阿提库斯列出罗马著名的历史学家以及他们的风格缺陷(Cicero,OntheLaws,Ⅱ.1.1)，暗示希腊水平应该是罗马历史学学习的榜样。西塞罗请希腊人写作自然是推崇希腊史学家的写作水平。

其次，自公元前2世纪以来，罗马政治核心层与希腊的知识分子的关系比较紧密，很多希腊世界的知识精英受罗马政治要人的庇护，并常担任罗马青年教育的导师[16]。希腊的知识分子通过寻求政治上的庇护与罗马核心阶层建立紧密联系，借此发挥自己的政治话语权,历史写作可以成为行省的知识精英参与罗马政治的工具，从罗马权贵者角度看也有利于自己的统治。被罗马军事征服了的希腊反过来在文化上征服了罗马人，希腊人在政治上也可以直接或间接关心罗马事务，西塞罗正是看到希腊作家的影响力才请他们为自己写作。另外，在罗马能够接受希腊文化教育的人，主要是罗马显贵家族和富裕的骑士阶层，而非普通大众，西塞罗在准备《纪事》文本语言和挑选书写者时都将希腊语作为首选要素，这和他同时代的恺撒用拉丁文写《战记》，在目标读者的选择上可能有所不同。恺撒作为政治上的民众派，他的阅读对象除元老贵族外，也包括罗马其他可阅读的公民，恺撒的《战记》可以为他参选下一任执政官造势。西塞罗的传记写作首选希腊语不仅是为了宣传自己，同时还是为了在罗马元老院进行自我辩护，以得到罗马权贵阶层的认可，获得政治上的安全，这也是他没有那么迫切选择罗马普通民众作为读者的原因。

再次，西塞罗请希腊作家写传记自然也能扩大自己在地中海世界范围的影响力。在西塞罗之前一个世纪左右，罗马征服的地理空间空前扩大，在这样的征服和统一背景下，希腊历史学家波利比乌斯(Polybius)阐释罗马之所以成功的根本原因在于其混合宪制，进而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提出普世历史观(Polybius,Histories,Ⅲ.4.3)。西塞罗一向高度赞扬希腊历史学家的水平，所以不仅亲自用希腊文写《纪事》，更希望请自己认可的希腊作家来为自己写传记，客观上可以实现政治影响力的最大化，将自己的声誉扩展到更广阔的世界。

西塞罗所请的两位希腊作家在罗马上层社会都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希腊诗人阿奇亚斯曾为他的恩主卢库鲁斯(Lucullus)创作过不少与米特拉达梯战争相关的史诗，因而得罪了庞培。公元前62年阿奇亚斯的公民身份受到了庞培的亲信的指控，西塞罗为他辩护。西塞罗在演讲中强调，阿奇亚斯是希腊的优秀诗人，罗马演说家非常受益于他，西塞罗在演讲中还将听众的目光引向了何为真正的爱国主义，那是超越罗马的更广阔的世界公民意识(Cicero,TheSpeechonBehalfofArchiasthePoet,1923)。西塞罗想从阿奇亚斯处获得史诗的回报是有把握的，但至于阿奇亚斯为何没有为他写，西塞罗自己的猜测是阿奇亚斯当时可能正在忙着写喜剧(Cicero,LetterstoAtticus,Ⅰ.16.15)。另一位希腊作家波西多尼乌斯是当时希腊文化的领袖人物，斯多葛哲学的导师[17]。波西多尼乌斯和阿奇亚斯的拒绝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希腊知识分子是有一定的独立性和选择权的。西塞罗在反喀提林事件及其后的经历可能根本不是当时的政治重点，只不过是他个人夸大的经历，同时代作家们的选择自有他们自己对时局的敏锐性判断。在多方努力无果的情况下，西塞罗最终决定自己来书写自己的个人传记。

(二)自我书写个人史诗

公元前63年3月，西塞罗提到过自己创作的史诗《论执政官生涯》(deConsulatoSuo)，同年12月，西塞罗引用过它的第三卷(Cicero，LetterstoAtticus,II.3.4)。这首已失传的诗描绘了一场由朱庇特为他召集的诸神会议，他在会上就应该如何处理喀提林阴谋的问题与奥林波斯山上的神明元老院讨论，密涅瓦为他传授各种技艺，智慧女神米涅瓦(Minerva)是他的庇护神，他还借助缪斯女神卡利俄铂(Muse Calliope)告诫自己应该追求什么道路，充满了贵族式的宣言(Quintilianus,TheInstitutioOratoria,Ⅺ.1.24)。西塞罗对话的众神灵中唯独缺少战神马尔斯，他对军事荣誉明显不恰当的否定冒犯了像庞培这样的罗马英雄，他的冒犯遭到了元老院的指控，但西塞罗置之不顾(Cicero,TheSpeechagainstLuciusCalpurniusPiso，72-75)。直到公元前44年,西塞罗还在批评声中继续引用这首诗(Cicero,OnDuties,Ⅰ.77)。公元前56年末，西塞罗开始创作他的第二部自传体史诗《论岁月》(DeTemporibusSuis)，该诗主要讲述他的流放和回归经历。这部史诗最终完成了三卷本，于公元前54年相继发行。该史诗也已失传，但西塞罗自己的参考资料表明他再次运用了史诗中历史与神话结合的常规方式，在史诗中赞扬了他的支持者的忠诚和帮助，并揭示了他的敌人的背信弃义(Cicero,LetterstoHisFriends,Ⅰ.9.23)。彼时，前三头控制罗马政坛，西塞罗很在乎他们对自己作品的评价。庞培的态度如何，已无从考证，不过西塞罗的归来正是得益于他的帮助。他大胆向恺撒征求对第一本书的反应，其中部分内容得到称赞，部分内容被认为平淡无奇，西塞罗敦促他的兄弟去弄清楚恺撒的不赞同是源于作品的风格还是内容(Cicero,LetterstoHisBrotherQuintus,Ⅱ.16.5)。西塞罗也许有一些担心，因为皮索(Piso)是恺撒的岳父，也是西塞罗的宿敌。作为克洛迪乌斯的盟友，皮索在策划西塞罗的流放中发挥了不可否认的作用。西塞罗不可能轻易谅解他，但他显然又不想破坏与恺撒不断改善的关系。西塞罗用鲜明的史诗风格将自己描述为罗马的和平救世主，并把自己置于与罗马的创始人一样的高度。在罗马史诗中，临时性地将历史事件和神的行动结合起来并不稀奇。然而，西塞罗不仅将这一惯例应用于一个活生生的人物，甚至还应用于他自己，这种书写手法对当代读者来说，也是史无前例的[18]。

四、结论

当代西方史学理论掀起以叙事主义为主导的潮流，强调历史认识的想象性和历史表现的故事性，史学史就是历史学家语言进化的历史，历史学家的语言特征不在于字面的真实性而在于历史话语的建构性[19]。历史解释更多取决于认识主体如何通过交流沟通来达成共识。

西塞罗所创作的与个人经历相关的作品以及相关书信往来，都揭示了他在政治风云中的自我标榜和辩护。他的个人记忆书写形式是在政治局势的压迫之下通过选择策略生成的结果，他的修辞技艺也是他希望实现留给后人关于个人记忆的最有效的写作方法。后现代历史叙事论注重能否给大众认可的历史情节、结构以及文本的能力，这也给我们提供了另一视角去重新解读西塞罗关于历史书写的经历。

另外，在“历史”叙事中使用这种“文学”元素可能有不成文的规则：古代传记，包括自传和他传，越来越多地被理解为某种根据说话人的意图而采取的几乎包括任何文学形式的记录[18]。佩林(Pelling)甚至提出古代就没有自传这一体裁，他指出罗马共和国的自传中缺少个人生活的记录，与现代传记的标准完全不一样[20]。罗马人概念中的“historia”与其说是一种体裁，不如说是一种主题的定义，因此不仅适用于“历史学”或“历史写作”，而且更是记忆的载体。我们可以理解无论是自己的纪事和史诗，还是他人替自己写的传记，都是西塞罗在当时对历史进行记录的尝试。如果说historia的形式不完全是散文或历史学本身，那么它的目的也同样不是准确或“真实”地记录过去，而是保存甚至创造记忆。在这个意义上说，高威强调罗马人认为想象和记忆是可以互换的观点符合我们对西塞罗时代历史写作的理解,他举例后来的罗马史学家塔西佗的著作里，historia也只出现过一次，而他最常用的动词是memorare[3]12。

我们跨越两千多年的历史维度，仿佛与时间和解，重新研读西塞罗的历史叙述，更能理解彼时历史记忆的处理方式，探寻西塞罗历史书写中的修辞思想与当代叙事主义史学理论非常相近的认同与契合，这也是本文再研究西塞罗的历史书写与修辞理论试图寻找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