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轶 方静

（上海交通大学，上海 200240）

1. 高校教材建设与管理的政策演变

高校教材是教学内容、教学方式方法及教学思想的载体，同时也是教师传道授业的重要工具，与高校的教学目标、课程体系、教学质量等密切相关，承担着“教书育人”的重要使命。

1978年之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不断深入推进，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和市场经济全面发展上来。国内主要高校为尽快满足国家与社会对于专业人才的需要，恢复了早先就开设的学科与课程，并在此基础上增设了许多新的门类。然而，课程的不断推陈出新却带来了新的问题：与之相应的教材和工具书难以跟上步伐，造成高校大量新课程效果平平，许多甚至不得不停开。

1995年开始，教育部开始从全国近300多所高校中选拔了近万名校长、著名学者及资深专家组织撰写了一批“面向二十一世纪”专业课程教材，弥补空白。这次轰轰烈烈的教材编写工程开启了我国教学改革的新阶段，对今后的高校教育理念转型、人才培养方式创新、知识和学科体系健全、教学方式优化以及课程与专业结构细分产生了深远影响。

2005年，教育部发布了《关于做好2005年高等学校收费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文件规定“高等学校向学生提供服务，必须坚持学生自愿原则，不得强制服务和强制收费，不得以营利为目的[1]。”自此，高校教材管理部门的职能被极大弱化，时至今日很多高校已不再设立“教材科”这样的部门。同年，教育部正式设立了一批“名师系列”“精品课程”“精品教材”，并将一批重点高校纳入了人才培育的试点计划。由此越来越多的高校在自身使用的教材中引用或者直接收录了大量国外教材的课程内容和教学方式，此前以本土为主的知识体系和教学模式日渐被改变甚至被打破。这些变化除了对教材本身的质量产生了未知的影响外，最大的挑战就是西方思潮的涌入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马克思主义在高校课程体系和教材体系中的指导地位。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明确要求，以学生为根本、以学术为基础、以学科为支撑，形成“三位一体”、协同推进的育人育才新格局。教材是传承民族优秀文化、体现国家意志、反映人类文明，是解决好“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的重要载体，是学校教育教学的根本遵循。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大力提升教材育人功能为目标，以全面提高教材建设质量为重点，切实抓好教材体系建设[2]。”这是新形势下高校教材管理的改革方向，因此，党的十八大以来，从59号文件到“517讲话”，再到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我们可以发现中央对于高校教材管理的思路已经从对重点教材的建设和使用转变为全面提高教材质量，完善各学科教材选用的管理体系。

2. 高校教材建设与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

2.1 教材选用制度不健全

整体来讲，“任课教师想选哪本做教材就选哪本”，甚至“开什么课都是根据老师自身研究方向来定”。从学校层面来说，各院系对于教材选用的把关多流于形式，二级单位基本没有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和特点制定专门的教材选用标准和准入规范，选择教材往往根据教师的个人意志而定，缺乏科学的评价体系，这就造成了不同学院、不同学科、不同课程的教材水平参差不齐，对人才培养的质量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从教师层面来说，由于绝大数高校都重视对教师的绩效考核，各类硬指标压得教师不得不将大部分时间和精力用于应付科研产出，教师中普遍存在“科研第一，教学第二”的认识，甚至认为重视教学科研能力不强的表现，造成教材建设缺乏动力。

2.2 对国外教材和自编讲义缺乏管理

从当前情况看，高校中很多新进教师偏好于选用国外教材和自编讲义，并不重视和介入教材的编写和建设工作。一部分教师为了完成学校国际化相关教学任务不得不开设大量外语课程，教材也只能选择国外原版。由于国外原版教材普遍偏贵，从而导致了上课时只有教师有教材，而学生基本空手来上课的怪状，影响了教学的质量，学生评教结果也不尽如人意。甚至有部分老师单单指定一些外文原版书目给学生，既不要求学生购买，也不作为课程考核的相关资料，从而无法给学生提供本课程的总体框架和基本理论。

2.3 教学辅助用书缺乏，难以提升高校自编教材的影响力

目前，大多数高校规定立项教材主要是由教师主编的，且仅用于本科生教学使用，学校一般不单独为翻译教材、教学参考书、习题集等配套资料进行立项。因此，教师编写出版教辅用书的热情不高，这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教材被其他高校广泛选用的概率。

3. 高校教材管理与选用对策建议

习近平同志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座谈会上特别强调指出，学科体系同教材体系密不可分。学科体系建设上不去，教材体系就上不去；反过来，教材体系上不去，学科体系就没有后劲[2]。

高校有重要的育人功能，要面向全体学生，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提高道德修养和精神境界，养成科学思维习惯，促进身心和人格健康发展。培养出好的有用之才，就要有好的教材，要抓好教材体系建设，形成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立足国际学术前沿、门类齐全的教材体系。在教材编写、推广、使用上要注重体制机制创新，调动学者、学校、出版机构等方面的积极性，大家共同来做好这项工作[2]。

综上所述，高校要全面推动教材建设，加强教材选用管理，就要处理好“三个关系”。

第一，要处理好教材政治性和学术性之间的关系。高校目前存在的一个普遍问题就是教师的政治责任意识普遍不强，部分教师把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归结为价值观和制度的差距，在教学过程中不知不觉地就开始“跑题”，甚至是主动借题发挥来宣泄怨气。而在当下，国内的一些关于马克思主义研究显现出理论与实践严重脱节，宣传中存在形式主义和官僚做派，这些都导致了高校的少部分教师“谈虎色变”，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在中国实践中的指导作用产生了疑问，进而在一定程度上排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党和国家的一些主要政策方针。对此，高校管理者既要旗帜鲜明、始终不渝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自觉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贯穿于各类教材编写、使用的全过程[2]，也要在比较、对照、批判、吸收、升华的基础上科学评价和融通世界所有国家在相关领域中取得的积极成果，还要密切联系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际，这是构建中国特色科学教材体系的着力点和着重点。

第二，要处理好教材管理收权与放权的关系。教材管理一定要避免“一统就死、一放就乱、一乱就收”的问题，加强教材管理和选用，并不是说事事都要学校来集中管理，而是需要始终坚持“院为实体”，发挥学科的主观能动性。高校相关教务部门更加应当重在顶层设计和资源配置，对于重点教材要严格审核，加强管理，与此同时要尽可能地将教材的部分选定权、审议权和考核权下放给院系和基层教学团队，促进不同教材之间良性竞争、优胜劣汰，提升质量的同时使其符合高校自身的实际课程情况和整体发展方向。

第三，要处理好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创新的关系。教学的主体是教师，教材编写和使用的主体也是教师，要始终坚持以教师为主的教材开发和课程建设，教材建设的依托是学科的成长，教师编写教材更是需要长期的学习与积累，绝不是简简单单、随随便便把别人的教材拼凑、重组就可以实现的，而是需要教师长期深耕于其所在的学科领域，思考学科发展过程中的问题，需要深度掌握本学科理论流派的演化过程，然后用自己的专业语言陈述出来。教材虽然是本学科领域知识的系统总结和归纳，但同时也会陈述学科发展过程中没有或有待解决的问题，从而激发学生在前人基础上继续探索[3]。从人才培养角度来看，教材是学生汲取专业知识、提升个人素养和情操的重要渠道，其中既涵盖了保证今后得以安身立命的专业技能，也蕴含了可以掌握事物基本规律，训练思维方式的关键技巧，因此，高校在未来教材建设中绝不是要专门拿出一块资源，搞一个什么项目去刺激教师自己编写教材，而要做的是要真正贯彻“以学生为本、以教学为先、以学术为要、以学风为基”，营造出真正把人才培养放在第一位的良好氛围。既要引导和鼓励教师潜心教学，通过选用国内、外高质量的经典教材来科学制定教学大纲，合理安排教学计划，并在教学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尝试创新，让学生在课堂中高效地掌握各项专业知识，在此基础上养成良好的学习思考习惯，在日后的工作和研究中更加具有竞争力；要鼓励教师加强本领域的研究工作，提高科研能力，通过不断积累和掌握新的知识，构建更加全面的专业知识体系，从而有能力编写出更多高质量的教材。

为了更加行之有效地解决高校在教材选用与管理中长期存在的一些问题，提出几点具体对策。

3.1 加强对于教材的系统研究

建议高校教材管理部门牵头组织开展教材研究、评审和评价工作，为教材研究课题提供研究经费、支持教师参加各类教材会议、由各院系根据学科发展需要定期举办教材研究讨论会、针对国内外高校课程的设置与内容，逐门立项开展课程内容与体系改革的研究，重点解决课程内容新旧关系问题。另外，还要根据社会对人才的要求，研究课程的设置、课程的分工、以及相关学科教材内容的衔接等问题，以便解决教材的配套和一系列问题。通过以上活动拓展教师的研究视野使其及时掌握国内外最新的教材发展现状，避免在教材编写中出现各类低级错误和同质化现象。

3.2 建立严格的教材选用制度

凡进入教学过程中的教材都应该是精品，由高校管理体制中相关职能部门（如教务处、教师工作处、科研处等）共同制订科学、规范、合理的教材选用制度，并与各学院一同严格执行。在此基础上，定期组织校内外专家对现行教材选用政策进行评估，对现有教材进行考核，优胜劣汰，特别是对自编教材的管理和更新要从严管理，建立使用外国原版教材的评估机制，规范对自编讲义的管理。此外，对于“教材专著化”倾向也要予以杜绝。教材和专著的性质不一样，教材是为教学服务的，其作用在于给学生提供本课程的总体框架和基本理论，内容涵盖各相关方面的知识和技术；专著是研究成果的集中展示，围绕某一专门问题进行比较深入的探讨。严格来讲，“教材专著化”是不合适的，需要高校有关部门在教材选用制度上加以约束，在具体遴选操作上加强甄别。

3.3 探索实行“双主编制”，鼓励更多青年教师投入教材编写工作

学科是大学的支撑，而学科发展离不开高水平的师资队伍，而青年教师队伍是大学学科发展的希望所在，青年教师不应该在进入高校之初就选择走“精科研，粗教学”或者“亲教学，疏科研”的极端，要懂得“教学与科研相长”才是合格学者的关键评判标准，要将最新、最前沿的科研成果纳入日常教学中去，在教学中指导更多优秀人才走上科研道路。

近年来，实施人才强校战略已成为各大高校的发展主战略。新进青年教师多数具有国内外著名高校的博士学位，他们普遍受到过良好的科研训练，但在教书育人方面还需要一个较长的成长过程。这些新进教师在上课时往往比较偏好使用国外教材或自编讲义，甚至有少数老师在本科生课堂上采取文献解读方式进行授课，这与本科生教学的理念还有一定的差距。与此同时，不少青年教师在入校后没有人告诉他们该怎么上好课，他们的主要压力就是科研考核，教学方面只要不碰底线，不出事故即可。一些普遍的举措，包括教学方法讨论“午餐会”、新老教师“传帮带”模式、导师制等做法虽然可行，但往往覆盖面过窄或流于形式。因此，可以尝试创新、以建设团队的形式扩充教材编写队伍，改变以往“单打独斗”的做法，鼓励学术领军人带头组建以中青年骨干教师为主的“教材研编团队”，采用“双主编制”的做法引导更多青年教师在做好科学研究的同时乐于编教材、善于编教材。

3.4 加强学校、教师与出版社之间的协同机制

教材是人才培养的根本，教育出版是教材体系建设的重要阵地，也是一项需要学者、学校、出版社等方面的共同参与和努力的系统工程。因此，教育出版从业者要以教材的编写、出版、推广和使用为工作主线积极服务学校和教师，在教材的出版中尽职履责，加强自身业务能力的提升，将出版具有影响力和权威性的高水平教材作为根本任务。通过学校、教师和出版社协同合作，共同来促进教材研发、推广和使用的创新，有力推进具有中国特色的高校教材体系建设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