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乐乐，韩伟娜

(郑州市第六人民医院 感染科，河南 郑州 455000)

艾滋病(acquired immune deficiency syndrome，AIDS)是临床上公认的危害性极大的传染性疾病，可导致患者出现不同程度的免疫功能缺陷，且未经治疗的患者在疾病晚期并发各种严重感染和恶性肿瘤的风险较高，生存质量降低[1]。近年来，随着相关政策的逐步实施及医疗水平的提高，AIDS患者的生存周期得以延长，但国内数据显示，AIDS患者的自杀意念风险可达17.5%～34.1%，处于较高水平。高自杀倾向的AIDS患者治疗依从性低，影响AIDS防治工作的开展[2]。病耻感是患者表现的一种负面情绪，是患者因患病而产生的内心耻辱体验，其往往与自我污名化有关。患者病耻感水平越高，其对负性情绪的调节能力越低，抗争疾病的信念感越弱，自杀意念越强烈[3]。反刍思维是患者经历负性事件后，其对负性事件、自身消极情绪状态及其可能产生的原因及后果进行反复、被动思考[4]。反刍思维是影响患者应激结果的重要中间变量，其在病耻感、自杀意念之间具有一定的作用。反刍思维水平较高的患者，其抗争疾病的信心较强，对疾病相关治疗的配合度较高，且调节自身负性情绪的能力较强，利于病情控制。由此，推测反刍沉思在AIDS患者病耻感、自杀意念间有一定的作用。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本研究经郑州市第六人民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核批准。选取2020年1月至2021年12月医院收治的115例AIDS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其中男73例，女42例；年龄20～50(35.41±5.96)岁；病程1～10(5.81±1.63)a；受教育程度初中及以下37例，中专/高中及以上78例；职业状态在职41例，非在职74例；性取向同性75例，异性20例，双性20例。

1.2 选取标准(1)纳入标准：①研究对象符合《中国艾滋病诊疗指南(2018年版)》[5]中诊断标准，且经流行学病史、症状、实验室检查、确诊实验证实为AIDS；②意识清晰，可配合研究；③对本研究内容知情，自愿签署知情同意书。(2)排除标准：①合并恶性肿瘤；②生命体征不平稳；③有精神疾病；④参与研究前6个月经历重大变故。

1.3 调查方法

1.3.1反刍思维 入院后1 h内，采用简体中文版事件相关反刍性沉思问卷(Chinese event related rumination inventory，C-ERRI)[6]评估反刍思维。量表共2个维度即侵入性沉思(10项条目)、目的性沉思(10项条目)，每项条目采用4级评分法(0～3分)，总分60分，评分越高，反刍思维水平越高，该量表的Cronbach’sα系数为0.940。

1.3.2病耻感 入院后1 h内，采用简化艾滋病耻辱量表(simplified Berger HIV stigma scale，SBHSS)[7]评估病耻感，量表共15项条目，总分15分，评分越高，病耻感程度越重，SBHSS量表的Cronbach’sα系数为0.780。

1.3.3自杀意念 入院后1 h内，采用Beck自杀意念量表中文版(Beck scale for suicide ideation-Chinese version，BSICV)[8]评估自杀意念，量表共19条项目，其中1～5条项目评估自杀意念，6～19条项目评估自杀倾向，每项条目采用3级评分法(0～2分)，总分38分，评分越高，自杀意念越强。BSICV量表的Cronbach’sα系数为0.860。

1.3.4量表质量控制 向AIDS患者发放上述量表各115份，量表评估前，告知患者各量表评估的目的、意义、内容、方式方法等，量表均由患者独立填写，完成后护理人员在回收时需检查各量表填写情况，若存在漏填，需交由患者问清原因，指导其填写完整，并现场回收，回收率为100%。

2 结果

2.1 AIDS患者反刍思维、病耻感、自杀意念现状115例AIDS患者中侵入性沉思平均(19.87±4.33)分，目的性沉思平均(20.81±4.29)分，C-ERRI平均(40.78±5.79)分；SBHSS平均(9.17±2.18)分；BSICV平均(26.85±4.77)分。

2.2 AIDS患者反刍思维与病耻感、自杀意念间的相关性经一般双变量Pearson相关性分析证实，AIDS患者侵入性沉思、目的性沉思及C-ERRI总分与病耻感、自杀意念呈负相关(r<0，P<0.05)。见表1。

表1 AIDS患者反刍思维与病耻感、自杀意念间的相关性

2.3 反刍思维的中介效应分析应用因果分析法对反刍思维、病耻感、自杀意念进行标准化处理，X表示病耻感，M表示反刍思维，Y表示自杀意念，中介效应分析显示，a=0.678，b=-0.793，P均<0.001，c’=-0.045，P=0.548，c’不显著，为完全中介效应。且采用因果分析法验证反刍思维在病耻感与自杀意念间的中介效应，均达到显著水平(P<0.05)。见表2。

表2 反刍思维在病耻感、自杀意念中的中介效应检验

图1 AIDS患者反刍思维在病耻感、自杀意念间的中介效应模型

3 讨论

AIDS患者反刍思维、病耻感、自杀意念现状。本研究中AIDS患者自杀意念处于中上水平，与国内部分研究结果一致[9-10]。分析原因，AIDS易合并危重感染、恶性肿瘤等，传染性强，目前临床并无根治AIDS的方法，患者的治疗信心降低，治疗依从性差，致使病情控制不佳，进而患者的心理负担加重[11]。此外，AIDS患者需要终身服药，在承受疾病所产生的生理痛苦时，还要面对社会各界对AIDS患者的歧视与偏见，AIDS患者易产生抑郁、绝望等负性情绪，自杀意念增强。病耻感可反映患者对疾病、社会刻板印象、偏见及歧视的接纳度，病耻感水平越高，患者越易产生负性情绪，且对负性情绪的调节能力更弱[12]。本研究中，AIDS患者病耻感处于中上水平，提示AIDS患者存在负性情绪，难以良好的心态正视自身疾病。本研究中患者反刍思维处于中上水平，提示AIDS患者对AIDS还有一定积极性、意义性的思考，但仍存在一定的消极、不适心理。反刍思维可促进患者对疾病进行正向思考，缓解负性情绪，使患者正视并接纳自身不足，利于病情控制。因此，探究AIDS患者反刍思维、病耻感、自杀意念间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反刍思维、病耻感、自杀意念间的关系。本研究经一般双变量Pearson相关性分析证实，AIDS患者侵入性沉思、目的性沉思及C-ERRI总分与病耻感、自杀意念呈负相关。分析其原因，AIDS患者病耻感水平较高，对AIDS疾病及其产生的相关负性影响的接纳程度较低，加之部分患者因对AIDS认知不足，更易产生焦虑、悲观等负性情绪，从而抗拒治疗，严重时甚至会产生报复社会、自杀意念[13]。且病耻感水平较高的AIDS患者，当其感知到他人的偏见或歧视后，会将他人的偏见及歧视进行内化，产生自我羞辱、贬低、指责、绝望等负性情绪，并将负性情绪转化为实际行动，即退缩、回避等行为，这可能会导致患者长期沉浸在负性情绪中并难以自拔，而退缩、回避等行为也会降低患者的社会支持度，从而降低患者的反刍思维，导致负性情绪持续影响患者，甚至产生强烈的自杀意念[14]。反刍思维水平较低的患者，其对负性事件、自身消极情绪状态及其可能产生的原因及后果的思考较少，这可能会诱发或加重悲观、绝望等负性情绪，在负性情绪的影响下患者感觉自己失去了人生价值，进而产生自杀意念[15]。

本研究中介效应分析显示，AIDS患者反刍思维在病耻感与自杀意念间起到完全中介效应。病耻感较低的AIDS患者可正视AIDS疾病且容易接受AIDS所产生的相关负性事件，利于克服因AIDS疾病产生的歧视及偏见并充分挖掘自身价值，重燃其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且病耻感较低的AIDS患者调节自身情绪的能力较强，思维反刍能力较强，利于在临床治疗中采取积极、乐观的心态，进而其主观能动性及治疗依从性得到提高，当感知到良好的疾病控制效果时，其治疗信心增加，自杀意念减轻。此外，病耻感较低的AIDS患者可避免其心理因感知到病耻感压力源而引发的应激状态，这可缓解患者的负性情绪，利于患者采取积极的应对方式，利于患者得到更多的社会支持。

针对以上几点内容，建议医护人员需在AIDS患者临床治疗中，关注患者病耻感，做好AIDS健康宣教工作，提高患者对AIDS相关知识的认知水平，减轻其对AIDS的恐惧程度，积极引导AIDS患者进行正向情绪排解，告知患者亲属给予患者耐心及关怀，引导其参与社会活动，维持正常的生活状态，帮助其发现个人价值。临床医护人员需指导患者发挥主观能动性，鼓励AIDS患者不要自暴自弃，保持良好的情绪，告知AIDS患者良好的心理状态对疾病控制的积极作用，并通过言语鼓励、榜样效应等不断提高患者的心理适应性。

综上所述，AIDS患者自杀意念处于中上水平，存在较高的病耻感，AIDS患者反刍思维、病耻感、自杀意念两两相关，且反刍思维在病耻感与自杀意念间起完全中介作用，医护人员需关注AIDS患者的心理状态，并积极采取干预措施降低病耻感，提高反刍思维，减轻自杀意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