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健（长沙）

何绍基（1799—1873），湖南道州人，字子贞，号东洲居士，晚号蝯叟。道光十六年（1836）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国史馆总纂，历充福建、贵州、广东乡试主考官，咸丰三年至五年任四川学政，晚年主讲济南泺源书院、长沙城南书院，主持苏州书局，主讲浙江孝廉堂。何绍基在晚清经史学、金石学、书法艺术等领域均有很大成就。何绍基平生嗜好金石文字之学，在《东洲草堂金石跋》文中及以金石为题材的诗歌中均有体现。尤其在日记中，大量记录了何绍基日常生活中广泛搜集历代石刻碑帖，进行鉴赏、临摹、考证的经历。包括《法华寺碑》在内的数种珍贵罕见的碑刻，因为原石已经毁损，幸有何绍基精心收藏，其原石拓本得以流传于世，何绍基与《法华寺碑》渊源颇深。

有正书局创办人狄葆贤题记

《法华寺碑》简介

《法华寺碑》全名“秦望山法华寺碑”，李邕撰并书，东海伏灵芝刻石，唐开元廿三年十二月八日建。碑文作者李邕（678—747），字泰和，鄂州江夏人，博学多才，少年成名。唐隆元年（710），召拜左台殿中侍御史，开元三年（715），擢为户部郎中，左迁括州司马，后征为陈州刺史，又累转括、淄、滑三州刺史。天宝初，为汲郡、北海二太守，史称“李北海”“李括州”。李邕精于翰墨，初学王羲之行草书法，既得其妙，又有创新，形成自己的风格，其行书碑文书法风格奇伟倜傥。法华寺的开创者为昙翼和尚，据《高僧传》卷十三记载：释昙翼，余杭人，“初出家，止庐山寺，依慧远修学。疏素苦节，见重门人。晚适关中，复师罗什，经律数论，并皆参涉，又诵《法华》一部。以晋义熙十三年，与同志昙学沙门，俱游会稽，履访山水。至秦望西北，见五岫骈峰，有耆阇之状，乃结草成庵，称曰‘法华精舍’。”李邕撰写的碑文内容叙述寺院建立的缘由，与《高僧传》记载相互吻合。碑文还记叙了开元年间续修法华寺，律师道岸、弟子释俨及豪州刺史王公夫人武氏等人山寺内筑普贤台、立法华社、立碑等相关事迹。

《法华寺碑》旧在浙江绍兴秦望山天衣寺，原石久佚，传世仅何绍基藏一拓本，何氏题为宋拓海内孤本，并双钩重刻一石。该本每页四行，每行六字，廿三开。王壮弘《增补校碑随笔》按：“唐石宋拓必有石泐痕。何氏此本似初刻初拓，全无石泐痕。以刀法验之，也应是宋刻非唐刻。”

法华寺碑局部1

法华寺碑局部2

法华寺碑局部3

法华寺碑局部4

法华寺碑局部5

寻碑经历

何绍基在日记中记录他寻觅、考证《法华寺碑》的经历，该拓本因何绍基收藏而流传下来。

咸丰八年八月廿三日，忌辰。客来止王子梅一晤，说有《法华寺碑》残本，或者是原刻耶。

八月廿九日，王子梅来。子梅《法华》残本不知何日来也？

十月初七日，自昨日起接钩《法华寺碑》，手生矣。

十月初十，问子梅索来《法华寺碑》，佳山堂冯氏故物，非原石，而较我处翻本为胜，可资对勘也。

十月十二日，《法华碑》补钩竣事，尚有数十字须补耳。

十一月初八日，闻栩斋有《法华寺碑》，索钩来，不知可得否。

十二月初十日，补钩《法华碑》字完，因遍检《萃编》及《两浙金石》《越中金石志》《复初斋集》考之。

十二月廿二日，重订《法华寺碑跋》，草一通竟。

咸丰九年五月初三日，王子梅来话。桂桂买来栩斋所收《法华碑》，即子梅本，一样木板气颇重。

咸丰九年七月初十日，夜收拾《法华碑跋》，千六百字改成八百余字，好不费力。

七月十一日，下午写《法华跋》，书丹于石。

八月廿八日，陈芝刻《法华碑跋》竣，殊精采可喜。

咸丰十年四月十三日，《法华寺碑》拓寄都友二十部，长沙十部。

从日记中可知，何绍基从王子梅处得知有《法华寺碑》残本，王子梅即为王鸿（1806—？），字子梅，号天全，官聊城县丞。善作诗词，其诗稿《行吟草》被盗，在当时文人间颇有流传。何绍基开始以为王子梅藏《法华寺碑》是原石拓本，经鉴定，才认定是佳山堂冯氏故物，非原石拓本，不过仍然有一定价值，于是对《法华寺碑》残本进行考证、补钩，并撰写《法华寺碑跋》。何绍基在《东洲草堂金石跋》卷五《跋重刻李北海书法华寺碑》中说：“去春在吴门，韩履卿丈崇以此宋拓本见诒，携至济南，手自钩摹，令老仆陈芝勒石，虽于神理未能微肖，然规模粗具矣。”该跋作于咸丰九年正月，此时何绍基主讲山东泺源书院。何绍基从韩履卿处获得宋拓本《法华寺碑》是在咸丰八年春，这是何绍基见到的最佳的《法华寺碑》拓本，亦即流传至今我们所能见到的《法华寺碑》拓本。谭泽闿摘抄的《何蝯叟日记钞》中记载此事，咸丰八年正月廿日，“赴韩崇席，得见李北海书《秦望山法华寺碑》原石拓，借归。” 韩崇（1783-1860），字符芝、元之，一字履卿，别称南阳学子，苏州元和县人。韩崇性嗜金石，诗文书法俱佳，编著有《江左石刻文编》《江右石刻文编》《书画题跋》《宝铁斋诗录》《义门先生集》等。韩崇是收藏家，家有宝鼎山房、宝铁斋，金石图书收藏丰富，所藏秘本甚多。

谭泽闿摘录何绍基日记

法华寺碑重刻

题跋与考证

宋以后，《法华寺碑》翻本迭出，然质量粗劣，多有讹误。自咸丰八年正月，何绍基从韩履卿处获得《法华寺碑》宋拓本，为所见最佳版本，于是数易其稿改定《跋重刻李北海书法华寺碑》。何绍基认为李邕书写的各种碑文各具奇妙，“而纯任天机，浑脱充沛，则以《法华寺碑》为最胜。”何绍基以宋拓本与各翻本相互校勘，并参考相关金石文献，发现翻本错误比比皆是，翻本不仅笔势全非，而且文字亦多臆改。如“括州”误作“栝州”,“慧举十微”误作“十征”,“慧基”避唐玄宗李隆基讳，“基”字有缺笔，或误不缺。“陈州邑吏随国檀施”误作“陈随国施州邑吏檀”,“伛偻萎花”误作“优坛异花”,“有耿投竿”误作“有取扳竿”,“像光发瑞”误接“台压龙首”,“刻石人东海伏灵芝”误作“东海伏灵芝刻石”。其中疵谬最严重者，莫过于碑文末题“开元二十三年十二月八日建”，翻本误作“十三年二月廿八日”，或作“十一年”。《新唐书·李邕传》载，邕以开元二十三年起为括州刺史，此碑正是李邕于开元二十三年书写。故赵明诚《金石录》、王象之《舆地碑目》俱作“二十三年”，何绍基认为据此足证翻本之误。诸如此类错误不少，原因在于所据本有漫漶、脱落、颠倒之处，而制作者不加严谨考证，随意增改，因此翻本谬误连篇。此外，后世数种金石学经典著作未加甄别，据翻本收录《法华寺碑》全文，导致其中错误流传广泛。除王昶《金石萃编》未录入外，阮元《两浙金石志》、孙星衍《寰宇访碑录》、杜春生《越中金石志》等均据翻本收录《法华寺碑》，作者未见原石拓本，文中错误难免以讹传讹。

何绍基日记局部1

何绍基日记局部2

何绍基日记局部3

何绍基欣赏李邕书法，更崇敬其为人，认为北海书法及人格，可与同时期的书法大家颜真卿并驾齐驱。“北海书于唐初诸家外，自树一帜，与鲁公同时并驱，所撰书多方外之文，以刚烈不获令终，大略俱与鲁公同。”何绍基对碑学的研究达到痴迷的程度，数十年如一日地关注珍稀石刻碑帖。正因为如此，李北海书《法华寺碑》这一艺术瑰宝在何绍基的保存下才得以流传至今。赏碑、访碑、拓碑、收藏、临摹碑帖是何绍基的最大爱好，这种高雅的兴趣成为何绍基学术生活中极其重要的一部分，他的书法艺术，亦从金石文字之中获益良多。在何绍基周围，聚集了同时代一批学术涵养精深的知识分子，探讨、鉴赏、收藏金石碑刻是他们日常交流沟通的共同旨趣，有利于促进金石学与书法艺术的交融，同时也客观反映了晚清书坛发展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