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 国 林

(许昌学院 文史与传媒学院，河南 许昌461000)

美国既是一个典型的外来移民国家，又是一个国内人口地区迁移十分频繁的国家，外来移民和国内人口迁移与美国社会经济发展密切相关。内战后至20世纪初是美国社会巨变期，美国由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由乡村社会进入城市社会，由后发展资本主义国家一跃而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历史上第二次外来移民高潮和国内规模大、范围广的人口地区间迁移，与美国这一时期社会巨变同频共振。美国社会经济发展成为影响人口迁移的重要推动因素，人口迁移为第二次工业革命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促进了美国国内市场扩大和工商业发展，为美国初步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及西部大开发做出了巨大贡献。

一、内战后至20世纪初美国的外来移民

美国是一个由移民组成的国家，正如美国一位历史学家所说：“移民洪流是美国历史的中心主题。”[1](序言P4)美国从英属13个殖民地到二战后成为超级大国，持续不断地受移民潮的影响，也正是移民塑造了美国，创造了美国历史。内战后至20世纪初是美国在经济上赶超英、法、德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时期，这一时期美国形成新的移民潮。19世纪80年代前的美国移民主要来自当时工业化程度高、教育发达的西欧和北欧地区国家，这部分移民在美国移民史上被称为“老移民”。19世纪80年代后，来自贫穷的东欧、南欧地区国家的移民蜂拥而至，取代先前的西欧、北欧地区国家的移民而占据主导地位，这部分移民在美国移民史上被称为“新移民”。

内战后的半个多世纪，约有3300万移民登上美国海岸，涌向西部富饶的草原各地，把许多城市变成了世界性的大蜂房[2](P131)。19世纪中期之后，移民数总体上呈现快速增长趋势，1850—1860年共有250万移民来到美国，1860—1900年有约1400万移民来到美国，20世纪头30年则超过了1800万[2](P133)。移民高潮形成的原因，一是美国内战后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开展需要大批劳动力，二是一些国家和地区尤其是极端贫穷的东欧和南欧国家人口大量增加，人们面临着生存危机，致使人口大量外迁。这两方面原因实际上起了拉和推的作用，在二者的共同作用下，外来移民大规模涌入美国，形成了美国历史上的第二次移民高潮。

由于经济发展的需要，从美国内战开始至19世纪80年代，美国联邦政府和各州政府采取了一系列鼓励移民的措施。1862年，林肯政府颁布了《宅地法》，该法规定：“凡身为家长，或年满21岁的合众国公民，或决定依照合众国入籍法的规定填写志愿入籍声明书，同时从未持械反抗过合众国政府、支援或教唆合众国的敌人者，应从1863年1月1日起，有权登记1/4平方英里以下尚未分配给私人的公有土地。”在申请登记时，申请人要“陈述这次申请只是为着他或她自己的使用和利益；并陈述此登记是为着实际垦殖的目的而不是直接或间接为着别人或别的人们的使用和利益；在向书记处或接见人员提出该项宣誓并缴纳10美元登记费后，他或她应立即被批准占有一块确定面积的土地”[3](P586-587)。申请人在土地上连续耕种五年后，即可获得政府授予的土地执照并获得土地财产权。该法案实质上是一部极其重要的鼓励移民的法律，它适应了为数众多的小农长期以来对土地的强烈要求，不仅推动了美国中东部普通民众向西部迁徙，同时也吸引着怀揣美国梦的欧洲人移民美国。1864年，美国政府又成立了移民局，通过了《鼓励移民法》。

内战结束后，美国各州尤其是西部州和准州，为开发大片荒地，发展工业，也采取了各种积极有效政策和措施吸引外来移民。加利福尼亚、俄勒冈、华盛顿、科罗拉多等州先后在美国东部和欧洲设立办事处，并同船运公司、铁路公司以及欧洲的移民代理人签订合同，以低廉的土地价格和较高的工资招募移民。至1870年，美国已有30多个州和准州成立了移民局或移民委员会，其共同职责就是通过各自的办事处向移民提供咨询，帮助移民选择旅行线路和地点，介绍各地的就业和工资待遇。1870年，在西部州和准州的倡议下，22个州和准州的代表在华盛顿召开了全国性的移民问题会议，通过决议，呼吁联邦政府成立全国性的移民机构，制定统一的鼓励性移民政策[4](P62-63)。欧洲国家船运公司也开辟了运输移民前往美国的航线。1882年，有不同国家48家船运公司的船只在大西洋上穿梭，这些公司在美国和欧洲设立的移民办事处多达6500家[5](P19)。

美国铁路公司为增加铁路运输赚取运费，积极在国外招收劳工。他们在欧洲和美洲设立了代办处，用多种文字编制宣传品和广告吸引移民到美国。他们还为移民提供各种便利条件，如降低运费、设立招待所、预借工资给移民作旅费、提供贷款供移民购买土地等[6](P150)。早在美国内战前的1854年，伊利诺伊铁路公司已实施其招募移民计划，向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派遣了大批代理人，他们通过交易会、教会礼拜和举行会议的方式大做宣传。对于那些有一技之长的移民，他们不仅资助旅费，而且还提供入境后的火车票。移民购买该公司的土地，还能享受分期付款的优惠待遇。在所有的款项付清之前，铁路公司还可以代替土地购买者缴纳赋税[4](P68)。内战后，其他铁路公司亦如法炮制，有的铁路公司承担起所在州移民事务的代理业务，如伯林顿公司是艾奥瓦州移民委员会的代理，北太平洋铁路公司是俄勒冈州移民委员会的代理。伯林顿公司在艾奥瓦和阿拉斯加销售了300多万英亩的土地，并帮助德国裔、英国裔和北欧移民建立民族社区，而北太平洋公司则在明尼苏达、南达科他、北达科他、蒙大拿和其他西部州及准州建立了更大规模的居住区。为了吸引移民，这些铁路公司用英语、瑞典语、挪威语、荷兰语和德语在欧洲发行了《大西洋月刊》和63.5万本小册子[5](P19)。

美国主动吸引外来移民的政策，给西欧和北欧各国那些生活无着者或难以忍受政治和宗教迫害者一个新的出路。一位来自挪威的移民在家书中称：“挪威不能与美国相比，正如一片荒漠不能与繁茂的花园相比一样。”[5](P16)来自西欧和北欧国家的老移民数量在19世纪80年代达到高峰。据统计，1861—1900年，西欧和北欧国家共计10061742人移民美国。但在1891—1900年，来自西欧和北欧的移民显著减少[7](P105-106)。原因是他们本国工业日益发展，对劳动力需要激增，同时西欧国家特别是英德等国开始占领广大的海外殖民地，很多国内过剩人口向殖民地转移。另一资料显示，19世纪80年代，来自北欧和西欧各国的移民占美国入境移民总数的72%，而1901年至1910年仅占21.7%[8](P366)。西欧和北欧各国的老移民到美国后大部分人选择留在城市或港口，进入工厂务工或经营商业，少部分人从事修筑铁路或开凿运河等艰苦的工作。老移民所从事的这些活动大大促进了美国经济的发展，他们为美国社会经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自19世纪80年代起，来自东欧和南欧各国的新移民纷至沓来，成为美国移民的主体。1891—1900年间，几乎52%的移民来自东欧和南欧，1901—1910年，来自东欧、南欧的新移民占到了美国同期外来移民总数的72%[9](P11)。1871—1920年，美国共接收来自东欧和南欧国家的移民10848921人[7](P105-106)。新移民中大多数人原来非常贫穷，无力购买土地或投资于近代农业必须的机械和牲畜，再加上语言、生活习惯和宗教的原因，他们喜欢聚居而不愿离群住在农庄上和小镇里。但当他们大批登陆美国海岸时，恰逢美国工业化和城市化关键时期，美国社会经济发展正需要大量的非熟练工人，因此新移民中大部分人选择留在城市，1900年外来的移民中有2/3住在城镇里，1930年则为3/4[2](P135)。

新移民登陆美国海岸时，美国区域经济结构的基本特点为：东北部新英格兰地区及宾夕法尼亚、新泽西是传统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发达的地区，北中部地区包括俄亥俄、密歇根、印第安纳、伊利诺伊等是在第二次工业革命推动下新兴的工业发达地区，南方以资本主义农业为主，而远西部尚处在大开发过程中。因此，从新移民的区域分布来看，他们主要分散定居东北部和北中部工商业发达的地区，即东北部的新英格兰、宾夕法尼亚和新泽西等州以及北中部的俄亥俄、密歇根、印第安纳、伊利诺伊等州，只有很少的移民去南部各州，因为南部可以提供的土地和就业机会很少。从职业上看，由于新移民非常贫穷，缺乏工业生产技术和技能，大多数人只能到矿山、工厂或铁路上干粗活。19世纪90年代来到美国的意大利人、匈牙利人、斯洛伐克人、犹太人、捷克人、克罗地亚人、波兰人等都在宾夕法尼亚州各钢铁厂、弗吉尼亚州各处煤矿、密歇根州各伐木工厂或铁矿、芝加哥市各牲畜围场、纽约市那些血汗工厂，能找到什么工作就干什么工作[2](P137)。

在美国移民史上，对华人移民来说，1848年是一个标志性年份，因为在这一年加利福尼亚的河流里能淘到黄金的消息传到中国，对深受战乱之苦且又极度贫困的人们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他们怀揣黄金梦背井离乡，登陆美国西海岸。《美国华人史》这样记述：“只是为兵燹所迫，再加上加利福尼亚的黄金和美妙的工业发展机会的诱惑，才能使30万人在33年(1848—1882)的自由移民中，离开故土来到太平洋沿岸。”[10](P29)有正式记载的以劳动力身份移民美国的华人在1848年只有3人：两名男子上岸后直奔矿区，1名女子在美国牧师家中当女佣[11](P19)。1849年后移民美国的华人大幅度增加，1849年、1850年、1851年到达美国西海岸的华人分别为325人、450人、2716人[12](P3)。此后便出现了华人移民美国的高潮，1852年猛增到20026人[10](P32)。根据美国移民委员会的统计，从1853年至1865年入美华侨华人共计65679人[7](P108)。1848—1865年入美的华侨华人为加州的开发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美国内战后，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浪潮的到来和西部大开发的快速推进，美国更需要大量的劳动力。美国为了鼓励华人入美，于1868年同清政府签订了《蒲安臣条约》,序言中规定:双方承认，为进行探索了解、从事贸易或永久定居,两国公民和臣民从一国至另一国自由移民、自由往来是符合两国利益的[11](P44)。条约还规定:作为修筑美国铁路重要的劳动力来源，中国劳工进入美国不受限制，且有权居留，但归化问题除外[13](P155)。1870年科罗拉多州议会也通过一项法案，欢迎中国移民，声称：“中国劳工的移居满足了廉价劳动力的要求，加速了该地区的开发，促进了当地的早期繁荣。因此科罗拉多决定用立法手段鼓励这样的移民，保障移民生命财产的安全。”[11](P42)

美国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鼓励华人入美的政策，导致美国内战后华人持续不断地入美，形成了美国《排华法案》出台之前新移民潮。根据美国移民委员会的统计，1866年至1882年共有214689人入境美国[7](P108)。即便1870年后在美国各地相继出现排华暴行，也没有能够阻挡住华人移民美国的脚步，在《排华法案》实施后的1883年，还有8031名华人入境美国。但1884—1888年，入境美国的华人数量呈断崖式下降，分别为279人、22人、40人、10人、26人[7](P108)， 1889年后入境美国的华人人数略有回升，但至1920年多数年份入境美国的华人数量在100余人至200余人之间徘徊，其间华人入境数量最多的1915年也只有2600余人[7](P107-108)。

进入20世纪以后，大量的加拿大人和墨西哥人移民美国。1910年以后的20年间，有150万加拿大人移居美国，将近75万墨西哥人定居美国[2](P138)。

二、内战后至20世纪初美国国内人口迁移

19世纪80、90年代，随着美国第二次工业革命向纵深发展，美国国内人口迁移也出现了高潮，大量的农村人口从农村迁往城市，从农场迁移到工厂，经营农业的农民变成在工厂做工的工人或从事服务业的商贩、店员。

美国第二次工业革命引发的对工业劳动力的大量需求和产业结构的变化，是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根本原因。工业革命既推动了农业的发展，又成为小农经济的掘墓者，为农村人口向工业转移准备了技术条件。从内战结束到20世纪初，不仅美国工业化进程快速推进，同时在工业革命推动下，农业生产也逐步实现机械化和半机械化，农业劳动生产率迅速提高，现代化的资本大农业排挤小农经济的进程加快，导致大批小农破产，农业部门所能容纳的劳动力急剧减少，脱离土地的农民只能进入工厂务工或进入城市从事其他工作。对小农来说，在美国整体向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的过程中，工业和城市越来越显示出其比农业和乡村优越的优势，如就业机会多、抗自然风险的能力强、竞争压力小、收入相对有保障等，这也吸引着大量破产的农民或面临竞争、抗风险能力差的小农离开农村而涌进城市。交通条件的改善极大地便利了人口的迁移流动。在美国第二次工业革命中，铁路扮演了工业革命火车头的角色，美国横贯大陆的几条铁路顺利通车，加上当时汽车制造业的兴起以及具有良好通航条件的自然河道和人工开凿的运河，对美国农村人口迁移前往城市以及长距离迁徙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19世纪末到一战期间，美国国内人口迁移主要是从中西部向西部移动，从农村向城市转移。据统计，从1870年到1900年，由东部向密西西比河以西流动的人口共计1365万，1910年达历史最高记录，一年之间迁移了459万人，到1920年还维持在418万人[14](P650)。

美国内战的结束不仅为工业革命的开展创造了社会条件，而且也使黑人获得自由。19世纪末，南方种族关系日益恶化，同时北方种族关系有所改善，南方由于棉铃虫蔓延出现经济萧条，以及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时动员而使就业机会增多，加上战争使外国外来移民来美人数急剧下降，从而减少了就业竞争[15](P219)。因此，美国内战后黑人地区流动持续升温，19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形成高潮，到20世纪40年代仍持续不断。黑人人口地区迁移的主要方向是由南部迁往东北部和中西部，从农村迁往城市尤其是工业城市。从黑人人口地区迁移的增长率看，19世纪90年代黑人迁徙到东北部和中西部地区的数量，是19世纪80年代的两倍多，且在20世纪初的数年间持续增长。20世纪20年代共有75万以上的黑人离开了南方[15](P219)。据另一资料，1890—1900年，南卡罗来纳州的黑人迁出65000人，弗吉尼亚州的黑人迁出71000人，此后十年内上述两州又分别搬走72000人、49000人。1910年，黑人加快迁离南方，他们大半迁往纽约、宾夕法尼亚、伊利诺斯和俄亥俄各州，这4个州的黑人分别增加了63000人、82000人、69000人和69000人[8](P590)。

三、外来移民和国内人口迁移推动了美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

人口迁移通常包括国际人口迁移和国内地区间人口迁移。美国内战后至20世纪初，外来移民和美国国内地区间人口迁移，为美国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发生、发展和完成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有力地推动了美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使美国一跃而成为世界经济强国。

(一)外来移民和国内人口迁移为美国第二次工业革命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

美国内战后至20世纪初的外来移民和国内地区间人口迁移，为第二次工业革命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促进了工业化的完成。

19世纪后期的外来移民和国内大规模流入城市或工厂、矿山的农民、农业工人为美国工矿企业和交通运输业提供了充足的、源源不断的劳动力。统计表明，外来移民多为青壮年人，1895—1898年移民美国的外国人中，15—40岁的人约占移民总数的75%，1905—1909年的比例更高[8](P372)。外来移民大多数从事修筑铁路、采矿、纺织、冶炼钢铁等艰苦而收入较少的工作。1870年，移民工人在一些重要工业中占比为：采矿业占53.3%，纺织业占37.6%，钢铁工业占43.4%；到1890年，移民工人在上述工业中所占比重分别为49.1%、42.8%和37.9%[16](P183-184)。1907年，卡内基各钢铁厂共有工人23337人，其中15858人是外来移民。1909年，宾夕法尼亚州各烟煤矿有76%的工人原属外籍，其中92%来自南欧和东欧[2](P137)。这些情况反映出外来移民为美国第二次工业革命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起到劳动主力军的作用。国内地区之间的移民为美国工业化做出的贡献也功不可没。1860年，美国农业工人在全国工人总数中所占的比重超过60%，而到1910年已降低至31%左右。与农业工人人数急剧下降形成鲜明对比的是，1860—1910年美国工人总数从1050万增长到3770万[8](P368)，其中主要是外来移民和从农村流入城市及矿山的农民、农业工人。

规模宏大的外来移民和国内地区间人口迁移及其他有利因素一起推动了美国的工业化进程，使美国不仅在19世纪末初步实现了工业化，而且迅速成为世界工业强国。从1850年至1900年，美国人口增加了3倍，农产品价值从16亿美元增加到47.1707亿美元，增长近两倍，而制造业的价值同期从从近10.2亿美元增加到近114.07亿元，增加了10倍[17](P38)。1890年，美国工业生产总值超过农业生产总值，工业在国民经济中已居于主导地位，这标志着美国工业化的初步实现。1894年，美国的工业制成品价值已居于世界第一位，等于英国的两倍，相当于欧洲各国总和的一半[17](P38)。1910年，美国工业生产总值占世界工业生产总值的35%，1912年上升为45%[18](P158)。据美国1909年发布的《制造业调查》显示，1909年美国工业制成品价值在200亿美元以上。同一时期的前后，1907年英国工业制成品价值才88亿美元，1913年德国工业制成品价值在110亿—120亿美元之间[17](P38)，这标志着美国已经确立了在世界上的工业强国地位。

(二)外来移民和国内人口西迁促进了美国西部大开发

内战后至19世纪末是美国远西部大开发和西进运动完成时期，外来移民为此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一位美国经济史学家说：美国19世纪后期最重要的经济发展动向之一是移民占据并定居于大平原和落基山区[8](P374)。1860年时，蕴藏着丰富的农业、矿产、水力和森林资源的密苏里州和加利福尼亚州之间的广袤之地绝大部分还没有开发，但在内战后，以移民为主体的人们以惊人的速度占据广大的远西部地区，以致美国国情普查局在1890年的报告中宣布，美国西部的边疆界线已经不复存在了。美国内战后30年内拓展的土地，比1607年至1860年美国从殖民地以来整个历史时期开拓的土地面积还要大[8](P374)。在移民向远西部进发时期，大北铁路的负责人詹姆斯·希尔千方百计鼓励移民西迁。他制定和实施了一些具有远见的计划和措施，使大北铁路经过的西部各州都密布宅基地，使所有的可耕地都由有能力的农场主加以耕种，提供一切设施帮助他们增加庄稼和牲畜的生产，在欧洲和东方发展市场为他们的货物寻找出路[19](P997)。希尔此举目的是希望移民西迁后，能够安居乐业，长期稳定。希尔的举措吸引了好几万人来到大北铁路沿线地区寻求发展机会，同时希尔的代理人向移民提供客车和货车，把移居者的牲畜和家用物品运往目的地。移居者到达目的地后，希尔持续关注铁路沿线的每一社区的福利——他们的耕种、挖渠、筑路、贷款、设施和生产方法的改进[19](P998)。

在西部其他地区，由于移民的到来焕发出同样的活力。从1860年至1890年，堪萨斯州的人口从10余万增加至近150万，内布拉斯加州从29000人增加至100万人以上，成千上万的人涌入南达科他、北达科他、蒙大拿、爱达荷、华盛顿、怀俄明、科罗拉多、犹他、新墨西哥、亚利桑那、加利福尼亚和俄勒冈等州[8](P374)。1887年，美国国会通过《道斯法案》，试图分解印第安人保留地，法案规定给每个印第安人家庭“分配”一个单独拥有的农场，把其余的保留地出售给殖民者[20](P107)。通过该法案，联邦政府从印第安人手里购买了被称为俄克拉荷马的一大片地区，并于1889年向移民大军开放。结果在宣布开放24小时内，殖民区就在格恩里和俄克拉荷马城兴起；在10天之内，房屋的框架已经出现；在一年之内，就有了教堂、学校、银行、报纸以及与之俱来的酒馆、“坏人”和什么都不在乎的女人。1890年，俄克拉荷马成为准州，并开始要求得到州地位的运动[19](P1002)。《道斯法案》于1887年获得通过时，印第安人还支配着1.38亿英亩的土地。到了1900年，他们只剩下7800万英亩的土地[20](P107)。

华人移民也为美国西部大开发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自《蒲安臣条约》签订后，大批前往美国的华工适应了美国修筑铁路和开发西部的需要。有一个时期，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雇用的25000名工人中有16000名是华工[8](P589)，华工承担了大量繁重复杂的筑路工程。另外，华工还参加修筑了北太平洋铁路线，他们也是南太平洋铁路工程的主要劳动力，把该铁路的支线建到了西南部。

大量华人移民还在美国西部从事采矿工作。根据1870年美国人口普查，在西部各州采矿工人中，华人占有很高的比例，详见表1[21](P59)。

表1 1870年美国西部华人矿工人数表 (单位：人)

华工还对加州的农业开发做出了贡献。华工不仅勤劳可靠，而且多数都比白人农业工人有更加熟练的耕作经验，所以当时加州各地农场主都大批雇用华工来充当农场的劳动力。1870年，加州1/10的农业劳动力来自华人，1880年增至1/3，1884年半数农业工人是华人[11](P33)。

正是在外来移民潮和国内地区间人口迁移潮的共同作用下，密西西比河大平原以西地区得到迅速的开发，在农业领域出现了极具地域产业特色的农业种植区和畜牧养殖区，在工业领域开发了极具产业特色的各种矿藏，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大批各具特色的城镇，推进了美国铁路网的形成。

(三)外来移民和人口地区流动推进了美国城市化进程

美国内战后至20世纪初，工业化、城市化与人口迁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外来移民和美国国内人口地区迁移共同作用下，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

外来移民在美国城市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是移民直接参与了美国城市的兴建，甚至直接创建了移民城市。这些新城市不同于共和国早期那些在森林中开辟或建于贸易和交通线交汇处的城市。移民城市是美国工业扩张的直接产物，大量的新来者依托他们在新的铁矿或新的钢厂形成的新的移民群体而建立起了城市。这些新城镇是新工业扩展的边疆。这样的新城镇在宾夕法尼亚、西弗吉尼亚、亚拉巴马和伊利诺伊的煤矿附近脱颖而出，在明尼苏达州的铁矿周围和密歇根的铜矿开采处也悄然兴起，如1910年，伊利诺伊的匈牙利好罗镇有1.5万保加利亚人在钢厂里工作，而宾夕法尼亚州的沙勒罗瓦和俄亥俄的福特城也都是典型的移民城市。距布法罗不远的西塞内加也是典型的移民城镇，1910年时该镇2万人口中有4/5是移民[22](P48)。二是移民在城市人口中的比例不断提升。据统计，1860年至1900年间，美国增加的城市人口中，一半以上是外来移民[23](P327)。由于移民到达美国后一部分进入东部城市，而大部分迁往中西部并分散居住在城镇中，因此，在美国中西部城市中，移民及其子女所占城市人口比例更高。在19世纪70、80年代，在芝加哥、圣路易斯、克利夫兰、底特律和密尔沃基等中西部大城市中，70%以上的居民是移民及其子女[24](P40)。进入城市的移民也是城市建设的生力军。例如，1911年纽约的意大利男性移民45%在建筑行业当壮工，还有15%在建筑行业当工匠。我国美国移民问题研究专家邓蜀生曾对意大利移民在纽约城市建设中的作用给予了高度评价：“纽约地下铁道和20世纪初开始的市政管道工程建设，如果没有意大利移民，很难按计划进行。”[25](P142)

美国国内农村人口的迁移在美国城市化进程中的作用不可低估。据统计，1910年全国4200万城市居民中约有1100万是1880年后由农村迁入城市的[26](P136)。1880年至1890年间老西北地区五个州至少有一半以上的乡村人口流失[27](P58)。在美国从乡村迁往城市的人口中，黑人是一个特殊和重要的群体。1900至1910年有19.4万黑人移居城市，1910至1920年有55.5万黑人迁入城市。1920年居住在非南方地区的黑人中大约有85%在城市中生活。20世纪初期的20年间，南方城市黑人居民增加了48.9万人，进入20年代又增加了39.7万人[22](P219)，同期该地区农村人口减少数是47.9万人[28](P38)。另有资料记载，1890—1910年，芝加哥的黑人从44000人增加到109000人，纽约市从91000人增加到152000人。南部城市黑人人口占南部黑人总人口的比例也明显提升，1900年为21%，1920年已增加到近30%[8](P590-591)。

内战后外来移民的涌入和国内人口的地区迁移使美国城市数量爆炸式增长，城市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例迅速增加。1850年，全国城市总数236座，1870年增加到663座，到1890年和1910年，又分别增加到1348座和2262座。1850、1870、1890和1910年这四年城市人口数分别占全国总人数的15.3%、25.7%、35.1%和45.7%[29](P58)。至1920年，美国城市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51.4%，农村人口占48.6%[17](P37-38)。这标志着美国已初步实现城市化。

此外，外来移民潮和国内大规模人口地区迁移也促进了美国国内市场的扩大。外来移民及国内迁徙到城市和西部的人们，既是美国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又是消费者，他们在为美国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也极大地推动了美国消费市场扩张，促进了第三产业如交通运输业和服务业的快速发展。

四、结语

人口迁移与社会经济发展密不可分，两者相互影响、相互促进、互为因果。内战后至20世纪初是美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的关键时期，也是西部大开发迅猛发展和完成时期。内战后美国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开展和西部大开发为大规模外来移民来美寻找发展机会和国内人口的地区迁移提供了前提条件，而大规模外来移民和国内人口迁移也有力地推动了美国社会经济发展，促进美国快速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使美国东中西部浑然成为一个整体，对后世美国各方面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