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鼐先生是新中国考古工作的主要指导者和组织者，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奠基人之一。1978年，正是夏鼐先生的演讲开启了中华文明起源课题。2002年，时任社科院中国考古研究所所长的王巍与北京大学赵辉教授接过接力棒，领衔启动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

联合20多个学科探寻中华文明

在王巍看来，中国考古界对文明起源研究真正的发端是在1983年。那一年，夏鼐先生发表了6次演讲，这一系列演讲作为研究中华文明起源的著作在国内发表，开启了这一宏大而意义深远的课题。随后，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提出中国文明起源“满天星斗说”和“古文化古城古国”。1996年，随着“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开启，跨学科合作使得考古成果开始突飞猛进。同年，王巍被任命为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夏商周考古研究室的主任，带队到偃师商城发掘商代早期都城内的宫城，发掘结论是偃师商城的兴建应该是夏商分界的界标。这一结论被吸纳进“夏商周断代工程”成果中。偃师商城发掘是王巍第一次领队，整天琢磨城址的布局，为他今后对考古学的总体框架思维进行了一次深度培养，也在他的心中激起了更大的考古热情——中华文明是否有一个漫长的“童年”？

2000年，王巍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文章，对于开展中华文明探源形成了自己的设想。在设想中，王巍提出设置多学科联合研究课题，不仅有考古学、历史文献学、古文字学等人文学科参加，还要联合环境科学、体质人类学、遗传学、物理学的科学测年、化学成分分析、地质学、天文学等。他呼吁让社科研究加入探源工程中，全方位展开考古探源研究。王巍对记者说：“这篇文章大约形成了我对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总体框架思路。”

2002年春天，探源工程启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全称“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是继国家“九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之后，又一项由国家支持的多学科结合，研究中国历史与古代文化的重大科研项目。两年后，在预研究阶段结束时，形成了以都邑性遗址和区域中心性遗址为重点的布局。

到2017年，王巍从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所长任上卸任，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已基本完成了第四阶段。可以说，王巍的考古生涯一直聚焦于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形成，用他的话来说：“一个文明，不可能生下来就是成年阶段，它一定有着孕育时期、童年期、青壮年时期和老年时期，弄明白中华文明的‘童年期’，对了解中华文明的发展和今天的我们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探源工程一开始，王巍等牵头人就面临着定义文明标准的问题，西方学术界通过研究古埃及文明和两河流域文明，提出文明出现三大要素——冶金、文字和城市。但如果教条地引用这三大要素，就会给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造成误导与阻碍。“文明‘三要素’不应该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比如说，玛雅文明，它就没有冶金术，印加文明并没有使用文字。我们就要找出既符合学术普遍价值，又符合中国历史存在的要素。” 由此，探源工程提出了中国文明定义三要素——物质资料生产不断发展、精神生活不断丰富、社会分工和分化加剧。在新的定义下，中华文明探源的广度被打开了，“根据此定义，可以将中华文明探源上推至8000年前，形成于5000多年前。通过研究这个时间跨度，能够全面解释我们是怎么来的”。

  经过多年艰苦卓绝的努力，2018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成果发布，证实了中华文明的起源和早期发展是一个多元一体的过程，在长期交流互动中相互促进、取长补短、兼收并蓄，最终融汇凝聚出以夏代中晚期河南洛阳偃师二里头文化为代表的文明核心，开启了夏商周三代文明。

三赴埃及争取考古走出去

在探源工程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王巍和研究团队还清醒地意识到今后漫长的探索路程。他感叹：“探源这几年，我觉得有一个遗憾，文明比较方面我们还有弱点。通过探源工程，我们大致可以在目标上试图概括中华文明发展的道路和特点，但很难精准定位自身特色。我们以为是自己的文明特质，却很可能是共性的东西，比如等级制、王权，其实世界其他文明都有类似的制度。古埃及文明、玛雅文明都是。所以，我开始意识到，如果你对其他文明不了解，耍概括自身文明也是很难做到非常准确的。”

在寻觅自身“童年”的同时，王巍非常重视扩展视野。他积极探讨中华文明与周边地区文明化进程的互动，進而通过与世界其他古代文明的比较研究，总结早期中华文明的特点及其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地位。

王巍说，探源工程团队一直想对埃及有直接的了解，但遇到了不少困难，“先是埃博拉病毒暴发，然后又是埃及国内形势发生变化。我们一直去不成”。就在王巍一筹莫展的时候，2016年1月，他遇到了好机会，带一支研究阿拉伯语文学的小团队前往开罗大学交流。他希望能利用这个机会，促成中国、埃及两大文明古国在考古挖掘方面的合作。

2016年之前，从未有一支中国考古队参与古埃及文明的遗址挖掘工作。“我到了埃及，就想方设法见到了埃及国家博物馆馆长，但馆长说已经有206支外国的考古队在埃及发掘。”王巍表达了中国考古队的愿望，并详细讲述了中国考古的实力与发展。馆长被王巍的热情打动，表示赞同。

  这一年8月、11月，王巍又两次前往埃及商讨合作。埃及文物部部长问他：“中国考古队来可以，但你们有懂得古埃及象形文字的人才吗？”王巍回忆说：“当时，对方提出这个问题，很可能料到我们没有相关人才，这个合作就免谈了。可对方万万没想到的是，我们中国有20多个研究埃及史的学者，其中不乏懂得埃及象形文字的人才。”

后来，中国考古团队终于如愿来到埃及新王国时期首都卢克索著名的卡尔纳克神庙和战神神庙进行考古挖掘。中国考古队采用的考古技术手段和考古方法不仅不落后，甚至比肩西方考古队，引起了国际学术界和媒体的关注。

2015年，经过王巍的努力，还促成了中国和中美洲国家合作发掘玛雅文明首都科潘遗址项目。通过这些年对世界各地考古的比较研究，王巍和研究团队取得了不少重大发现。“比如，我们发现小麦大约在5000年前传入中华大地。通过对黄牛、绵羊的DNA研究表明，这些动物物种来自西亚；而中国的粟、黍也往西亚传播。”其中，冶金术的传入极具代表性，王巍解释说：“冶金术在公元前1500年左右从西亚传入中国时，大多是体积较小的武器和工具，而由于中华民族的祖先在冶金术传入之前已掌握了烧制陶器的高温技术，所以，在学习吸收了冶金术技术后，将冶炼青铜器工艺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制作出大型青铜器，并用作表现等级的重要礼器。在众多从外传入的技术中，中华文明将青铜文明发挥到了极致，很好地证明了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为我所用、创造发展’的特性。”

2017年，王巍从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所长任上卸任，但他并未停下忙碌的脚步，身为中国考古学会的理事长，仍在考古一线奔波操劳。

退休后这两年，王巍又多了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新身份——唱作人。他将对中国考古的一生热爱写入歌曲中，由他作词、作曲并演唱的《我是中国考古人》和《百年心语》，饱含了他对中国考古的感情与期待：“我是一个父亲，不能常照顾家庭。我是一个丈夫，不能与妻朝夕与共。我是一个儿子，不能常把父母陪伴。舍小家为大家，要为中国考古贡献终生。”这些歌词在王巍的心中极具画面感，每次唱起，他都会想起自己和一代又一代的考古学家，“虽然苦，但值得”。

（摘自《环球人物》刘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