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冰骢

摘 要：口袋书，作为一种小型开本图书，早在18世纪就开始发展起来，曾是出版史上一项重要的创新，为图书出版业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文章从口袋书在欧美的内容发展、产品形式、书籍装帧与发行渠道等角度，阐释了口袋书的技术发展与美学演变。口袋书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出版世界编辑、复制和发行的整合能力，也促进了出版业一次又一次的革命与进化。在今天，口袋书体现出的更多是其重要的商业价值，其系列化、高销量的市场目标对出版商和编辑都提出了不同的考验与要求。

关键词：口袋书 书籍史 书籍装帧 产业链

口袋书，是指轻巧的小开本图书，通常使用彩色印刷的卡纸封皮与胶合无线装订法装订。大发行量、系列化、规律性的出版方式及低廉的价格是口袋书的几大特征。[1]大多数情况下，口袋书是对原始版本已获成功的作品的重新出版，但目前也有越来越多的口袋书作为首版图书出版。

在手工印刷时代，使用相对于对开的八开页面的小开本图书就已经因其实用性与便携性（“口袋式”）而得到流传。15世纪末，威尼斯阿尔杜斯出版所（Aldine Press）就开始出版小型开本的图书。19世纪轮转印刷机出现后，开本变小的发展趋势更加明显，直至口袋书开本的出现。这种小开本，以不同的装订方式、更柔软的封面、更薄的纸张、页面非缝合而是粘合形式为特点，从而改变了之前的出版形式，扩大了书籍的目标受众。

一、口袋书的前身

简易、廉价的书籍的出现实际上可以追溯到17世纪。在17世纪和18世纪，一些书籍通常由流动的书商或小贩兜售（英文小册子Chapbook、德国的Volksbuch等），内容一般以宗教和通俗文学为主，纸张采用对开、四开、八开大小，印刷粗糙，很少缝制装订，外观其实更接近小册子，但其形式和设计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和现在的平装本类似。

1830年代，比利时革命爆发，布鲁塞尔的一些出版商出于政治和审查的原因，出版了小开本的书（32开和36开大小）。在这些同为法语且更便宜的比利时竞品出版物冲击之下，法国出版商热维斯·夏彭捷（Gervais Charpentier）意识到，“廉价才是出版的所有要义”。因此，他与印刷商尤金·鲁拉克（Eugène Roulhac）一起，研发出了一套更小的版本：11.5cm×18.3cm的开本，单本最多可以达到500页，能够收纳以往16开大小的2本或3本所印的内容，印刷的利润空间因此得到了扩大，书籍价格也从原来的7～7.5法郎，降低到了3.5法郎。他还为丛书的每一册都覆上黄色封面，以便在视觉上更易识别。这套丛书被命名为《夏彭捷图书馆》（Bibliothèque Charpentier），从1838年开始，连续三年出版了当时流行的经典作品（巴尔扎克、雨果、缪塞等的作品）且大获成功，他也因此被称为“口袋本之父”。

1.搭乘铁路的交通便利发行

19世纪初的工业革命时期，铁路在欧洲迅速发展，在经济、军事、商业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改善了人们的出行条件，当然，也促进了整个欧洲大陆图书业的进步。

1842年开始，来自莱比锡的一个德国出版家族陶赫尼茨（Tauchnitz）推出第一卷《陶赫尼茨英国作家丛书》（Collection of British Authors），英文，口袋版，每本售价2法郎。[2]莱比锡是当时欧洲大陆图书贸易的交易中心，地理位置优越，图书因此能够利用迅速扩张的铁路网络发行。近百年间，这套丛书持续出版超过5300种，一些知名的作家如哈代、柯南道尔，以及当时不知名的萧伯纳都在这套丛书中出现过，几乎涵盖了当时所有优秀的英国文学作品，甚至影响了英国文学的发展方向。

在英国，乔治·劳特利奇出版社（George Routledge&Co.）于1853年推出了一套名为《铁路图书馆》（Railway Library）的廉价重印丛书，并借助在维多利亚时期快速发展的铁路网络，在火车站台上的书摊出售。[3]这一举措启发了法国出版人路易·阿歇特（Louis Hachette），他也在1853年推出了《铁路图书馆丛书》（Bibliothèques des Chemins de fer），专门以便携小开本形式出版文学或实用作品。阿歇特要求“要便携，以方便旅客塞进口袋或是行李中；字体要大，即便是视力不好的读者也可以清晰阅读”。这套平均售价1～2法郎的小开本图书共有500个品种，分为7个系列，封底印有火车造型Logo，不同类型以封面颜色区分：粉色为儿童文学，红色为旅行指南，皮面为法国文学，黄色为外国文学，蓝色为工农业，绿色为旅行故事，橘色为其他类型。这位图书界的商业奇才决定反其道而行之，他并未在传统书店销售那些专为车站设计的书籍，而是在其车站销售网络中售卖专为传统图书流通渠道而设计的图书。然而，鉴于车站和旅客的特殊性，7个系列中只有指南和小说类型市场反应较好，市场也逐渐朝着作者愈加知名、作品愈加通俗的方向发展。而阿歇特拒绝为车站创造一种特殊的文学分类，因此自1863年起，这套丛书便停止了新作品的出版。

1867年，德国人安东·菲利普·雷克拉姆（Anton Philipp Reclam）推出了《雷克兰世界文库》（Reclam Universal-Bibliothek），纸皮小开本，每卷2银格罗申（silver groschen，當时的货币单位）。这套书以欧洲为重点，严选世界各国的文艺、宗教、哲学及其他所有学术领域的优秀古典著作。[4]自1912年开始，除了在书店，文库还曾在多达2000台（截至1917年）自动售货机上销售，特别是在火车站，作为旅行读物售卖，“让每一个爱书的朋友都能在旅途中享受阅读，便宜、方便地与作者展开对话”[5]。

2.内容的多样化探索

以经典文学作品为开端，口袋书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了从内容类型到出版形式的一系列商业化探索。

1856年，米歇尔利维兄弟出版社（Michel Lévy frères）出版了售价1法郎的小开本《米歇尔利维系列》（La collection Michel Lévy），其书目中包括司汤达、乔治·桑、内瓦尔、戈蒂埃等19世纪的伟大作家。[6]每本300～400页，是正常书籍价格的1/4，不仅在价格上颠覆了当时的出版界，也因为和作者签署独家授权合同，而被称为现代出版的发明者。1905年，法国法亚尔出版社（Editions Fayard）推出一套《大众图书》（Popular Book），每本65生丁，小开本，出版通俗小说。1916年，塔兰迪尔出版社（Tallandier）将一套名为《口袋书》（livre de poche）的竞品丛书推入市场，同样是通俗小说，价格更低。1909年开始，英法联合出版《纳尔逊丛书》（La collection Nelson），售价为1.25法郎，11.5cm×16.3cm的尺寸大小、象牙白帆布硬质封面上印着绿色的奖章纹饰，甚至还附有彩色的插图护封。虽然是硬质封面，但正是因为它“半奢侈”的外观，至今仍被全球书籍爱好者广泛收藏。1927年，原法国格拉塞（Grasset）出版社的文学顾问阿尔伯特·皮加斯（Albert Pigasse）推出小开本丛书《假面》（Le Masque），以阿加莎·克里斯蒂（Agatha Christie）的《罗杰·艾克罗伊德谋杀案》（Le Meurtre de Roger Ackroyd）为首，成为法国第一套专业侦探小说丛书。然而，当时的阿加莎尚未在法国出名，且侦探小说由于其叙事手法过于通俗、受众过于小众并不被出版界看好，因此这套黄色封面的侦探丛书，在起步时并未溅起大的水花。

二、口袋书的兴起

口袋书，作为我们现在所熟知的一种商业化的图书类型，其实是在1930年左右才真正起飞。

1.口袋书在欧洲

1931—1932年间，三位德国出版人（其中一位后来改入英国籍）秉着“让更多读者能够读书，以建立一个开明、受过教育的社会”的初心，在德国汉堡创建信天翁图书（Albatross Books）。信天翁成为1930年代欧洲大陆最大的英美文学出版商，也是第一家让欧洲大陆的读者真正接触和买得起顶尖当代英语言文学的出版社。在1932年至1939年的鼎盛时期，信天翁重印了大约450种英美图书，在整个欧洲大陆的6000个场所出售。[7]这被视为现代大众市场平装书的先驱。在平装书的历史中，信天翁作为艾伦·莱恩“企鹅丛书”的先驱，具有更重要的历史地位。创始人霍尔罗伊德-里斯（Holroyd-Reece）聘请了德国印刷大师汉斯·马德斯泰格 （Hans Mardersteig） 来提升平装书的类型与质量，马德斯泰格不仅为书的开本设计出黄金比例，还赋予封面不同的主题色以区分不同的内容类型，丰富了书籍的视觉效果。

1934年，出版人艾伦·莱恩（Allen Lane）去英国的德文郡拜访阿加莎，拜访结束后，他在火车站等车回伦敦，顺便在站台上转了一圈，想买本书在回程的火车上阅读，可惜那些书摊上卖的不是流行杂志就是再版的维多利亚小说。他萌生了出版质量上乘、价格合理的当代小说的想法。因此第一套企鹅（Penguin）平装书于1935年夏天问世，其中涵盖了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安德烈·莫洛亚（André Maurois）、阿加莎·克莉斯蒂（Agatha Christie）的作品。这套书显然延续了信天翁的格式：无插图的封面，统一的开本、排版方式和Logo，使用颜色编码（橘色代表小说，蓝色代表传记，绿色代表侦探小说），售价只有6便士，不仅仅在传统书店销售，同时也供货给火车站、烟草店和其他连锁店。和“一包烟一样价格”的平装本开始登上历史舞台。这套丛书12个月内就销售了300万册。1936年，“企鹅丛书”开始独立，1937年开始扩张。1940年代，企鵝图书达到辉煌。非小说类的“鹈鹕鸟丛书”（Pelican Books）、针对儿童的海雀图画书系列（Puffin Picture Books）、“企鹅经典系列”（Penguin Classics）先后创办。1946年，随着《奥德赛》（The Odyssey）的出版，经典作品走入大众成为现实。即使在战争中，企鹅出版的特别丛书如《飞行器图鉴》（Aircraft Recognition），也是“二战”期间销量最好的书之一。除内容的丰富多元之外，企鹅聘请德国印刷师和意大利极简主义设计师对书籍进行视觉设计与改造，让“黑色经典”流传至今。发源并借助口袋书的出版，企鹅一步步建立了在英国出版业和大众生活的主导地位，发展成为今天全球领先的出版集团。

1940年代开始，口袋书开始了更为大胆和丰富的内容类型探索。1941年，法国大学出版社（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推出了《我知道什么？》（Que sais-je？）丛书。这套内容精练、价格低廉的普及性百科全书在创建六十多年后，以大约四十种语言在全球出版。1949年，同样是在企鹅的成功的影响下，比利时马拉布出版社（Marabout）出版《塑料书丛书》（Livre Plastic），以廉价再版经典书目和英译本小说为开端，衍生出多个垂直化子品牌：百科全书系列（Marabout University）、原创为主的少年系列（Marabout Junior）、漫画和侦探小说系列（Marabout Géant）、一些方形小开本的实用系列（DIY、家庭、烹饪、健康等），1980年被阿歇特收购。

1953年，法国阿歇特书店（当时的Hachette Librairie）的出版人亨利（Henri Filipacchi）成功说服他的出版朋友阿尔宾·米歇尔（Albin Michel）、卡尔曼-列维（Calmann-Lévy）、格拉塞（Grasset）和伽利马（Gallimard）等加入，并整合了多家出版社的目录，于1953年2月创建了大名鼎鼎的“口袋书”丛书（Le Livre de Poche）。丛书以大众文学为主，一本的价格是大开本图书价格的六分之一，吸引了一大批年轻读者，真正地在法国开创了口袋本的先河。丛书的前三本书一经推出，首印6万册便销售一空。1957—1958年，共计销售800万册，到了1969年，这个数字超过了2800万册。随后，法国其他出版商相继效仿，纷纷推出自己的口袋本丛书：1958年《我读过》（J'ai lu），1962年《口袋》（Pocket），1970年《观点》（Points），1972年《对开》（Folio）。这些丛书延续至今，逐渐形成了口袋书如今重要的市场规模和地位。

2.口袋书在美国

从19世纪开始，美国开始步入平装书时代。现代图书馆出版社（Modern Library）由阿尔伯特·博尼（Albert Boni）和霍瑞斯·利弗赖特（Horace Liveright）于1917年在美国创立，是1920年代初期最重要的出版社之一。自1917年开始，他们尝试为美国读者提供廉价的欧洲现代主义书籍重印本，以及一些当代美国人的作品。60美分一本，其他出版社类似的书籍价格在2美元左右。尽管书籍本身大获成功，出版社却因债务原因出售给了兰登书屋（Random House）的创始人，这套丛书间接地成了兰登书屋发轫的内容与市场奠基石。

企鹅出版社在英国的成功刺激了罗伯特·德·格拉夫（Robert de Graff），他与当时同样准备投入口袋书生产线的西蒙&舒斯特出版社（Simon & Schuster）一拍即合，于1939年推出“口袋书”，并将其推向美国市场，售价25美分，主要在报摊上销售。这些带有塑封的小平装书先是风靡纽约，然后扩展到全美国。为了与市场上已经成熟的同类产品相竞争，“口袋书”采用袋鼠作为logo，内容为再版轻文学、流行非虚构和玄幻类作品，每一本都被标记“完整且未删节”。其小开本（17cm×11cm）、胶订的装帧形式，高于企鹅口袋本十倍的印量，配以在传统分销渠道之外销售图书的策略，实现了口袋书出版的实践创新。首批十种图书每种印量1万册，到1939年底，销量就已超过150万套。

在随后的几年里，许多出版社都加入了口袋书出版领域，包括艾斯图书（Ace Books）、戴尔出版社（Dell Publishing）、班坦图书公司（Bantam）、埃文图书（Avon）和其他数十家出版商。在战争期间，许多士兵阅读口袋书。从1943年到1946年，由军方和出版界合作而诞生的“武装部队版”（Armed Service Edition）计划，让口袋书可以塞进士兵的制服，以便随身携带。战争结束后，口袋本逐渐大众化。出版社在他们的书籍中加入广告，提高价格，推出口袋本期刊，对流行的品类格外关注，封面越来越露骨，甚至开始带有醒目的标语和暗示性插图。1950年，美国销售了2亿册口袋书，书店、超市、报摊和杂货店大约10万个销售点都可以找到口袋本的身影。到了1980年代，口袋书达到了美国图书出版总量的1/3。[8]

三、口袋书的价值

1700年，天主教欧洲国家和新教国家的成人阅读率分别为20%～30%和35%～45%，而到1900年，这两个数字都达到了90%。[9]在18世纪到20世纪初的泛读时期，口袋书等印刷品和其他媒介一起，为当时的大众阅读者提供了充分的读物。通过大量复制、生产，口袋书将文学、知识、思想大范围地传播、共享，从而形成新的影响力，定义与重新定义了不同的社会层次，加快了大众公共文化的形成与流动。

口袋书也让书籍真正地成为一种大众媒体。在物质匮乏、民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的时代，书是昂贵而稀缺的物品，内容主要专注于宗教读物，装帧以手工锁线装订方式为主，工艺繁琐，费时费力，成本居高不下。在这种情况下，书籍的大众化无从谈起。然而，随着印刷轮转机的使用、合成胶的发明，书籍的装订成本逐渐降低；搭乘铁路交通的运输便利，以及庞大且成熟的新闻体分销网络，使经营成本大幅下降。“以最实惠的价格让所有读者都能接触到当代文学的杰作”，口袋书成为和报纸、杂志一样的大众媒介。剧作家马瑟·巴纽（Marcel Pagnol）就曾提出，“口袋书是一种文化现象，其文化重要性可以和广播、电视相抗衡”[10]。

口袋书还延续了经典作品的生命力。口袋书在设计之初就肩负出版“被时间神圣化的伟大作品”的责任，让诸多经典作家走向了大众读者。2013年，口袋书占法国图书市场的1/3，在书店购买的书籍中，有1/4是这种形式，而2003年，这个比例仅为1/5。如同作品授权给广播、电影一样，原始版本以1/3的價格再次出版为口袋本，新的形式使得一些沉寂许久的作品重新走入市场，也成为出版商对已有目录的二次利用，补充挖掘了潜在读者。同时，大部头书通常在书店上架一年就需要“出让”其空间，而口袋书体积小，在书店的展示时间更长，可以经常加印，因此也赋予了作者和书籍更长久的生命力。

当然，口袋书也引起过一系列争议。首先是书籍文化属性的改变。口袋书让书籍从一个具有强大文化属性的物品，逐渐转变成为一个文化工业消费品。在传统书店的销售渠道之外，“企鹅丛书”在伍尔沃斯超市（Woolworths）上架发行，首发的十本“高级”读物两天内销售一空；在美国，德格拉夫与梅西百货（Macy's）、利格特百货公司（Liggett's Department Stores）合作出售口袋本，不到24小时就售罄；从1950年代末开始，阿歇特的口袋书在超市、加油站、药店、报刊亭等处分发，口袋本不仅像罐头一样被生产复制，更像可乐一样风靡全世界。因此，最初关于其作品经典性、权威性所带来的文化合法性的争论，开始逐渐演变为关于消费主义和过度市场化所带来的大众合法性的探讨。让·保罗·萨特在1965年的《当代》杂志（Temps Modern）上公然批评：“口袋书是真的书籍么？口袋书的读者能被称作读者么？”同样，书籍的装帧，曾是个性化、有身份的象征，“耐用的质量”和“整洁的着装”曾是一本书的基本要求。1830年以后，随着大规模商业装帧的出现，采用廉价的蓝色纸张出版大众书籍（短篇小说、宗教作品、戏剧等），以及使用特定颜色封面来区分内容体裁（亮绿色包装的德国口袋本、黄色封面的意大利犯罪小说），装帧材料、装饰方式和书籍封面的潜在意义开始发生变化。这种有目的性地根据主题、类型、时代或其他原则来区分书籍的方式，划分出不同的读者群体，导致其文本也不再具有特定的价值。

四、口袋本的今天

在今天，口袋书体现的更多的是其重要的商业价值。以口袋书作为重要市场的法国图书业为例，2018年，法国各大丛书中口袋书占图书市场销售册数整体的25%，但由于其定价较低，销售额仅占16%。近65%的当代文学作品都是以口袋书的形式出版的。在各直销渠道中，书店的表现相对较弱，大型超市、文具店、报刊亭为主的三大主要渠道的口袋书销售占册数销量的40%和销售额的20%，而在其他渠道，这两个数字一般为27%和15%。

在法国，口袋书中经典文学作品在每年开学季的销售，就占据了全年口袋书销售册数的8%和销售额的5%。如果是公版作品，回报则更为可观。三类内容占口袋书整体市场表现的4/5：排名第一的是文学类作品，占品种和销量的一半，册数的61%，远高于其余类型口袋书之和；排名第二的是儿童读物；第三是漫画。

对于出版商来说，口袋书是一块大蛋糕。在欧洲，口袋书平均零售价为6.2欧元，相较于平均售价17.9欧元的大开本文学书，口袋书的目标必然是向系列化、高销量发展。因此，这充分考验了出版商对全产业链的操作能力。在法国，5家大型出版集团掌控了市场上大约15个口袋书品牌，几近垄断。版权的获取、第一版本（大开本）的首发、口袋本的出版以及下游发行的渠道，如何掌控以上成本，决定了口袋本出版的利润空间。因此，口袋书通常是在大型出版集团内部运作，因为他们更能够保证其打入市场、获得定价权，甚至决定了和商超、独立书店、各类大型商业空间等地面销售渠道谈判的主动权。

口袋书的出版更是一种对编辑工作的考验。作为一种再版活动，其编辑范围同样涉及图书出版、衍生出版品以及其他权利。尽管大开本的原始版本为口袋本提供了市场参考，编辑可以根据原版的市场反映来判断其口袋本的销售潜力、受众与出版规模，但鉴于口袋书所涵盖的范围广泛，能否准确评判一本口袋书的商业价值、快速击中读者受众、更好地优化内容、赋予作者更多的可能性成为考量编辑能力的重要标准。同时，各种事件的发生，如作者出了大开本的新书、同系列作品的推出、改编为影视作品，甚至一些和书本身相关性不强的场合，比如相关纪念日、主题性活动、新闻时事或社会热点等，均可以多次撬动一本书的销售机遇，更加考验了编辑的运作能力。

不论如何，口袋书的历史比我们所熟知的都更为久远。从最初的再版经典文学作品，到后期的实用主义、百科知识的内容扩展，口袋书完成了其普及阅读、娱乐大众、传播知识的使命；口袋书的产品形式，也经历了更为商业性的出版进化，由最初的粗糙制作，变得更耐磨、更美观、更丰富，逐渐可与大开本的书籍相媲美；同时，伴随着印刷工业的进步、分发渠道的发展，口袋书可以迅速触达各个销售点，到达读者手中。口袋书的技术发展与美学演变，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出版界编辑、复制和发行的整合能力，也促进了出版工业的一次又一次的革命与进化。

（作者单位系中原大地传媒股份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