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 文 何雨晴

(复旦大学 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上海 200433)

1921年，在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和俄国十月革命实践经验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共产主义为目的的工人阶级政党，它的诞生为中国革命带来了新的希望，开启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个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牢记初心和使命，团结带领中国人民顽强奋进，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站在“两个一百年”目标的历史交汇点，回顾百年来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推进经济建设的光辉历程，感悟不同历史时期党践行初心使命的伟大创举，探索百年来我国取得经济发展伟大成就的关键因素，可以更加深刻地理解中国共产党在我国经济发展历程中的伟大作用。

一、土地改革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苦难深重，旧中国贫穷落后，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国共产党正是在民族危难之际诞生的。我们党深刻认识到解决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而农民问题的关键就是土地问题。旧中国的封建土地制度导致广大农民长期受到地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要实现人民解放就必须推翻封建土地制度，对土地制度进行彻底改革，因此新民主主义革命在经济领域最重要的内容就是进行土地改革。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土地政策导向由争取土地经济权利、部分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转向彻底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①，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每一阶段的成功都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可以说，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1.土地革命建立农民土地所有制

中国土地革命时期的土地政策是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并在具体实践中不断修改和调整，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建党以来就十分重视农民问题。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由于受到党内右倾机会主义的影响，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中国革命随之陷入低潮。中国共产党吸取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逐渐意识到要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就必须依靠广大农民，而解决农民的土地所有权问题是赢得农民支持的关键。1927年的八七会议纠正了右倾的错误路线，随后毛泽东在井冈山建立了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从此中国进入土地革命时期。1928年，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部土地法——《井冈山土地法》颁布，制定了“没收一切土地”的政策，旨在从根本上瓦解封建土地制度的束缚。随着土地改革的推进，党的六大结合《井冈山土地法》的实践经验，进一步讨论了土地问题并通过了《土地问题议决案》，明确规定中农是巩固的同盟者，不应该故意加紧对富农的斗争，而应使富农中立，由此全党对土地问题的认识有了一次大的跨越。1929年4月颁布的《兴国土地法》将“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区别对待地主和富农，更改了土地没收对象，并且将没收的土地分给无田地及少田地的农民耕种。

经过几年的实践，虽然各根据地在土地革命中曾出现过分打击富农的“左”倾现象，但中国共产党及时纠正了错误，让广大贫苦农民在这场土地革命中获得了土地。一方面，通过立法确立农民土地所有制，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发展了革命根据地的农村经济；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在这场土地革命中赢得了广大农民的支持，为中国革命注入了坚实力量，为进一步扩大革命根据地发挥了重要作用。

2.“减租减息”促进抗日战争胜利

20世纪30年代，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中华民族与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国内的阶级矛盾降到了次要地位。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使命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抵御外族侵略，捍卫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在国家危难之际，为建立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们党对土地政策作出了重大调整，中共陕北洛川会议正式确定以“减租减息”作为抗日战争时期的土地政策。“减租减息”政策一方面削弱了地主对农民的剥削，使农民获得一定的经济利益，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生活；另一方面，在对地主实行“减租减息”后，同时也实行农民“交租交息”，保障地主对土地的所有权和财产权。抗日战争时期“减租减息”政策的推行，既发动了广大农民阶级的抗战热情，又联合了地主阶级，有效地团结了全国的力量，巩固和扩大了抗日统一战线，为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积蓄了革命力量。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土地政策反映出我们党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作出了及时且正确的判断，认识到只有保卫国家领土和主权完整才能为人民谋幸福。在特殊时期，“减租减息”政策虽然放慢了消灭封建土地制度的步伐，但有效地团结了各个阶级的抗日力量，为抗日战争取得胜利奠定了经济基础。

3.“耕者有其田”促进解放战争胜利

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国的社会主要矛盾再次发生变化，国内阶级矛盾取代民族矛盾成为新的主要矛盾。在解放战争时期，农民要求进一步废除封建剥削的土地制度，获得可以耕种的土地。为满足农民对于土地的迫切要求，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即《五四指示》，改变了抗战时期“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推行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土地政策。《五四指示》下达后，各解放区根据指示精神，组织大量干部深入农村，按照各地区实际情况积极开展土地改革，大大激发了农民的革命热情。为进一步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调动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中国共产党于1947年颁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在肯定《五四指示》精神的基础上，明确规定“废除封建半封建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1948年4月，毛泽东完整地提出“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的土地改革总路线，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由此推向高潮。为了巩固土地改革的胜利果实，农民踊跃参军，有力地保障了人民解放战争迅速取得胜利。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政策把广大农民的切身利益与革命事业联系在一起，农民群众为了保卫土地改革的胜利果实，积极支持中国共产党并踊跃参加革命，为促进解放战争的胜利提供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支持。

4.中国共产党始终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

1921年至1949年间的旧中国，战乱频仍，国力贫弱，要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就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人民经过28年的浴血奋战，终于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战胜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取得了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发展壮大，得益于以人民为中心的土地改革深得民心。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我党能根据形势的变化制定相适应的土地政策并在实践中日益完善和发展。无论是土地革命时期“没收一切土地”，还是抗日战争时期“减租减息”，亦或是解放战争时期“耕者有其田”，中国共产党在每一个历史阶段制定的土地政策始终都是为了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因此赢得了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初心和使命阶段性地表现为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新中国。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证明中国共产党没有辜负人民，同时也标志着中华民族从此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开启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为未来的经济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二、恢复国民经济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初步探索

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长期战乱，国民经济受到严重破坏，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是一个一穷二白、百废待兴的中国，领导中华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站起来、改善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是我们党在这一历史阶段的首要任务。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最重要的是发展生产力，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新中国在建国初期逐渐恢复了国民经济。为了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我们党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和苏联的实践经验为指导，团结带领人民创造性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大规模开展社会主义经济、文化建设，实现了从社会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性跨越，用实践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1.恢复国民经济生机活力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建立了新民主主义经济制度，此时新民主主义革命在政治上已经取得了胜利，但是在经济方面还没有完成任务。可以说，从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才开始有计划、有规模地进行国民经济建设。

首先，农村的土地改革在全国范围内尚未完成，封建剥削制度仍有残留，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依然是我们党的工作重点。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明确规定了土地改革的目的是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继承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土地改革的经验，有计划、有组织地在全国开展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土地改革。1952年底，全国土地改革的任务基本完成，彻底摧毁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制度，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目标。将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分给农民所有，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农业生产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农民生活水平有了明显提高，“如以1949年粮食和棉花的总收获量各为100，则三年来增长的百分比为：1950年粮食117，棉花160；1951年粮食128，棉花235；1952年粮食145，棉花291”[1]。

其次，中国共产党在接管城市时，没收以四大家族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国家所有。这些官僚垄断资本于是成为新中国初期的国有经济，由国家统一经营，社会主义经济力量迅速壮大，党和国家掌控了国营经济也就掌握了国民经济的命脉。同时，国家保护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包括保护地主、富农经营的工商业，允许私人经济存在，鼓励和支持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因此，新民主主义社会时期，我国的经济结构是五大经济成分并存，即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分工合作，各得其所。在这一阶段，我国经济得到了迅速恢复和发展，据统计，1952年底，国营经济在国民收入中占19.1%，合作社经济占1.5%，个体经济占71.8%；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占0.7%，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占6.9%；全国工农业产值达810亿元，比1949年增长77.6%；按可比价格计算，1952年的国民收入比1949年增长69.8%②。国民经济重新恢复生机和活力是实现人民生活改善的第一步，也是开始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前提条件。

2.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初步探索

1952年底，个体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优势地位，也是最活跃的经济成分，然而我国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个体经济具有分散落后、劳动生产率低下等特点，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生产关系已经不能适应我国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严重束缚了劳动者生活的改善。为了推动社会主义经济进一步发展，毛泽东于1953年正式提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即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即“一化三改造”。

由于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工业基础非常薄弱，而苏联的工业化模式能够帮助中国迅速建立起工业化基础，因此党中央决定学习苏联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模式，制定了“一五”计划，确定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目标。我国开始大规模搞经济建设，兴建大批大型工业企业，最大限度地集中力量建设156个苏联援建项目③。为了与社会主义工业化相适应，我们党也加快了对经济领域的社会主义改造。我们党延续了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把民族资产阶级和农民作为革命同盟军的认识，不走其他国家的强制道路，在保护和促进生产力的前提下推进社会主义改造④。首先，对农业和手工业采取合作化方式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将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转变为相互合作的集体经济；其次，对民族资产采用和平赎买的方式，将民族资本主义私有制企业转变为社会主义国营企业。到1956年底，我国基本完成了三大改造，将五大经济成分并存的经济制度转变成单一的公有制经济，这是一次重大的经济制度变革，我国由此建立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

社会主义改造的本意是为了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从而改善人民生活，然而在实施过程中由于操之过急，脱离了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情况，刻意追求“一大二公三纯”⑤的标准，因此导致社会主义经济丧失活力，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国民经济的发展。中共八大明确指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根据主要矛盾的变化，中国共产党在这一阶段的初心和使命就调整为让中国在世界站稳脚跟以及改善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然而后来党内出现了一些“左”的倾向，从而使党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出现偏误，从而背离了党的初心和使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走上曲折的道路。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造成了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为了纠正这一时期的“左”倾错误，党中央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对恢复国民经济起到了积极作用。然而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走了大弯路，导致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的国民经济发展缓慢，人民生活水平基本没有提高。

3.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初步成果与经验教训

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进行了曲折的探索，“尽管犯过一些错误，但我们还是在三十年间取得了旧中国几百年、几千年所没有取得过的进步”[2]。我们国家在这一阶段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推进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自力更生，集中力量办大事，建立起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1952年，我国GDP为679.1亿元，1978年达到3678.7亿元，虽然这期间有些年份的数值有所下降，但从整体来看，1952～1978年我国GDP平均增长率仍高达6.71%⑥。就人均水平来说，1952年我国人均GDP为119元，1978年为385元，是1952年的三倍有余。有研究表明，1961～1978年间，无论是GDP增长速度还是人均GDP增长速度，中国的发展速度均远远高于美、英、法、澳、加等国⑦。从经济结构来看，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我国已经开始了从农业大国向工业大国的转型。1952年，在我国GDP总量中，第一产业占比为50.5%，第二产业占比为20.8%；1978年，第一产业占比下降为27.7%，第二产业的占比上升为47.7%⑧。我国主要工业制成品产出和主要农产品产出在计划经济时期都取得了惊人的增长。1978年，我国粮食产量跃居世界第二，棉花产量跃居世界第三，钢铁产量跃居世界第四，石油产量跃居世界第八⑨，计划经济时期的物质积累和生产力的提高为中国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认真反思和总结历史经验与教训，可以看到，任何时候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只要背离初心和使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就有可能走上曲折的道路。以史为鉴，开辟未来，当我们党能正确认识与把握好各历史阶段的初心和使命，中国就能走上改革发展的正确道路。

三、改革开放与中国经济的伟大成就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会议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这是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的历史上一次意义深远的伟大转折。在邓小平的领导下，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这一阶段，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有了认识上的突破。邓小平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中心任务就是发展社会生产力。我们党在实践中作出了中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重要论断，明确了这个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我国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主线，对所有制结构、分配制度进行了大胆探索和创新，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在改革中不断完善。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⑩。

1.所有制改革

改革首先从农村的土地开始，突破了传统的公有制形式。在过去“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下，农业生产发展缓慢，党中央及时总结经验教训，在土地公有制的基础上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将土地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推动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首次提出个体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必要补充。党的十二大在肯定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精神的基础上提出，在农村和城市，都要鼓励劳动者个体经济在国家规定的范围内和工商行政管理下适当发展，作为公有制经济的必要的、有益的补充。党的十三大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作出了系统阐释，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所有制结构应以公有制为主体，鼓励城乡合作经济、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和外资经济的发展。党的十四大更加明确地提出，在所有制结构上，应以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经济为主体，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为补充，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同发展。这一阶段，我国的非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迅速上升，其地位虽不及公有制经济，但作用已经得到了充分肯定。党的十五大提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强调非公有制经济是重要组成部分，将非公有制经济的地位进一步提升，使其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党的十六大在坚持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基础上，提出两个“毫不动摇”的方针，强调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更加突出了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具有同等的重要性。

改革开放以来，从我国所有制结构的改革历程中可以看到，我国对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之间关系的认识是随着社会主义实践逐渐深化的。改革开放前，我国完全排斥非公有制经济，实行单一的公有制，随着改革的进行，我们党逐渐认识到非公有制经济对于发展国民经济的重要性，逐步摆正非公有制经济的地位，才得出了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同等重要的论断。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不断突破对所有制问题的传统认知，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把“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确立为中国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制度基础。

2.分配制度改革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在正确认识和处理好分配关系的问题上给予了高度重视。一方面，重点打破平均主义。邓小平说：“我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然而平均发展是不可能的。过去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我们就是吃了这个亏。”[3]另一方面，激发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我们党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提出允许一部分人或一部分地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以先富带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1978年5月，国务院发出《关于实行奖励和计件工资制度的通知》，正式恢复已停止实行十多年的奖励制度和计件工资制度，拉开了我国分配制度改革的序幕。在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提出“缴够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这是分配制度的重大改革。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深化分配制度改革，进一步贯彻落实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并作出了若干具体规定。党的十三大第一次提出“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的分配原则，允许合法的非劳动收入，在促进效率的前提下体现社会公平等政策主张。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鼓励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党的十五大对分配制度改革有重要突破，明确提出要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肯定了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的必要性和合法性。党的十六大解决了其他生产要素能否和如何参与收入分配的问题，并提出“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党的十七大进一步强调，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把“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上升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标志着我国分配制度的成熟和定型。

我国的分配制度改革始终是与所有制改革相适应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强调生产决定分配，因此任何分配方式都必须与一定的所有制结构相适应。随着所有制结构从单一公有制转变成“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我国的分配制度也由具有平均主义倾向的按劳分配转向“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形式。改革开放后，分配制度的发展和完善极大地调动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居民收入的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明显缩小，国民收入大大提高，为推动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3.经济体制改革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就是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随着所有制改革的推进，非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大幅上升，引发了人们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之间关系的困惑。1992年，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推动了人们思想大解放，邓小平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4]这是中国共产党对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在认识上的一次重大转变，我们党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认识在改革过程中不断深入，既用理论指导实践，又在实践中校正和丰富理论。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主要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78～1983年)实行“计划为主、市场为辅”的经济体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应该坚决实行按经济规律办事，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党的十二大提出的“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原则，被正式确立为经济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第二阶段(1984～1991年)实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经济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根据这一论断，我们党认识到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具有统一性。从1984年底开始，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并进行了具有明显市场取向的改革。党的十三大强调，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总体上要建立“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经济运行模式。第三阶段(1992年至今)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党的十四大在总结改革开放以来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正式提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标志着我们党对政府与市场关系认识的一次重大突破。党的十五大到党的十七大都强调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市场的作用进行了重新定位，明确提出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升为基本经济制度，充分肯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必须长期坚持的改革方向，这不但标志着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实践中取得了伟大成功，更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认识在理论上的重大突破。

政府与市场的有机融合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最成功的经验之一，坚持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破解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协调难题。正如习近平所说，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创举。我国经济发展获得巨大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我们既发挥了市场经济的长处，又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5]。

4.改革开放的中国经济发展奇迹

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我国从一个积贫积弱的落后农业大国逐渐蜕变为世界第一大工业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第二大经济体。新中国七十多年的发展成就为中国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七十多年的奋斗历程为中国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七十多年的艰辛探索为中国开辟了成功的发展道路。

从经济总量上来看，1978～2012年，我国GDP连上新台阶。1978年，我国GDP为3678.7亿元，1986年突破1万亿元，2000年突破10万亿元，2012年突破50万亿元。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经济总量一路赶超欧洲发达国家，继2005年超过法国、2006年超过英国、2007年超过德国、2010年超过日本之后，稳居世界第二。1979～2012年，我国GDP年均增长9.8%，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2.8%左右的年均增速，我国GDP占世界生产总值的比重从改革开放之初的1.8%上升至2012年的11.5%，2008～2012年我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超过20%。同时，我国外汇储备随着对外经济的发展而大幅增长，实现了从外汇短缺国到世界第一外汇储备国的巨大转变。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我国人民生活水平极大提高，实现了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的跨越。我国人均GDP从1978年的381元提高到2012年的3.8万元，实际年均增长8.7%，已经进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随着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深入，城乡居民收入显著提高，1978～2012年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年均增长率分别达到7.4%与7.5%，人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得到极大改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践行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我国综合国力大幅提升，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到强起来的飞跃。在党的领导下，这场新的伟大革命极大地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与创造性，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再到实现全面小康，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大踏步追赶时代的步伐，用70多年的时间走过了西方发达国家200多年的现代化历程，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以及人民生活水平均跃上了新的台阶，创造了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2012年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6]。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带领下，我们解决了多年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很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党和国家的事业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也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

1.开启现代化新征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逐渐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党中央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经济形势作出科学判断，对经济工作作出正确决策，成功驾驭了我国经济发展大局。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引领下，中国经济实现了年均7%以上的增长速度，远高于同期美国、欧元区和日本这三大发达经济体的年均增速，也明显高于世界经济平均增速。中国经济实现了量变到质变，2019年人均GDP首次突破1万美元大关，形成了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中等收入群体。2020年，全球经济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重大冲击，在世界大部分国家出现负增长的情况下，中国成为全球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并且经济总量首次突破100万亿元大关，比上年增长2.3%，中国持续成为全球经济复苏和世界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

为适应“五位一体”新的总体布局，就要使经济增长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转变发展方式首先需要树立新的发展理念，而将理念转化为实践需要实现机制，因此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既是贯彻新发展理念的途径和方式，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具体来说，就是要“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着力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着力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不断增强我国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6]。我国的现代化经济体系不同于西方，强调“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不单纯追求经济增长，更注重科技引领发展的能力、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经济体制的改革完善、高水平的开放格局以及发展成果的共享，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现代化经济体系吻合并服务于中国现代化进程，是跨越发展关口的迫切要求。

2.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经过改革开放的探索，我国的社会生产力水平已经得到了显著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改善，脱贫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已经实现了全面小康。贫困问题是历史性难题，截至2014年底，中国仍有7000多万农村贫困人口，这些都是脱贫攻坚难啃的硬骨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脱贫攻坚工作，在十八大召开后不久就拉开了新时代脱贫攻坚的序幕。2015年，习近平在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提出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强调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党的重要使命。

中国曾经是世界上贫困人口较多的国家之一，改革开放后的减贫实践让中国8亿多人摆脱了贫困，尤其是十八大以来，每年平均有1000多万人脱贫，创造了人类减贫历史上的“中国奇迹”。2021年，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之际，习近平庄严宣告：“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7]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中国人民历史性地摆脱了绝对贫困问题，中国的扶贫实践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成就，中国人民从此迈入全面小康社会。中国辉煌的减贫成就不仅是中国的伟大光荣，同时也是对全球减贫事业的巨大贡献。二战以来，全世界除中国以外的绝对贫困人口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有所增加，也就是说，世界上除中国以外的其他地区，贫困和不平等的局势仍然在持续恶化。据国务院发布的《人类减贫的中国实践》白皮书显示，按照世界银行国际贫困标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减贫人口占同期全球减贫人口的70%以上。

中国能够解决这样的历史性难题，最关键的一点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下，我们党始终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开辟了一条中国特色的扶贫开发道路，为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攻克了一个又一个难关，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创造了脱贫攻坚的奇迹。

五、中国经济取得伟大成就的密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多次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和最大的优势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能取得现在这样的辉煌成就，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如果没有我们党这一百年来对经济建设的领导，中国经济发展不可能有如此伟大的成就。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在不损害他国的前提下实现了对自身的超越，是一种和平的崛起。可以说，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够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才能更顺利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第一，坚持中国共产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保障了国家长远利益的实现。我们党从长远角度出发，对国家经济发展的重大节点作出判断，对不同经济发展时期的社会主要矛盾有深刻的认识，并立足于中国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发展远景，全面统筹协调经济发展的战略方向和整体节奏。党的十三大提出分“三步走”实现现代化的战略部署：第一步，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让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让人民过上比较富裕的生活。现如今，前两步战略目标已经实现。党的十五大提出了“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我国已经顺利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目标，现在正朝着“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目标奋勇前行。实际上，“三步走”战略的第三步与第二个百年目标是一致的。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长远目标，党的十九大提出“两步走”战略：从2020年到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才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一直朝着正确的方向砥砺前行。

第二，中国共产党在领导经济发展的实践中探索形成了党、政府、市场的“三维谱系”稳定结构。马克思曾说：“一个单独的提琴手是自己指挥自己，一个乐队就需要一个乐队指挥。”[8]中国共产党在这个“三维谱系”中，就承担着“指挥”的角色，起着领导全局的作用。如何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长期以来经济学理论研究的重要命题，也是经济发展中的重大实践命题。从国内外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来看，仅仅依靠市场的放任自由模式和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是行不通的，必须将政府调控和市场配置有机结合起来，共同作用于经济发展，才能推动经济长期向好、稳中有进。在认识和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时，我们党发挥着至关重要的引领作用：一方面，可以推动政府主动维护市场的有效性、完善市场监管、开展有效市场建设，发挥“看得见的手”的作用；另一方面，可以克服市场的自发性、盲目性、不确定性等弊端，做到既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又能让政府更好地发挥作用。党、政府、市场的稳定结构是我们党对经济建设理论和实践的双重突破，这种“三维谱系”的结构既有利于发挥市场经济的生机与活力，保证经济发展的效率，又能够在面临外部冲击时减小宏观经济的波动，维护宏观经济结构平衡，使市场经济平稳运行。

第三，坚持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保障了党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和使命。中国共产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在领导我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新中国的成立、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以及改革开放的成就都离不开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因此我们党始终坚持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保经济发展成果能够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我国经济工作的过程中，首先推翻了“三座大山”，紧接着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而后建立起公有制为主的计划经济体制，再到确立“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都是为了促进生产力发展、保障人民最大程度享有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分配方式从具有平均主义倾向的按劳分配发展到“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使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最终也是为了更好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保障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前进。反观苏联这个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上个世纪曾取得过非常辉煌的成就，但由于苏联共产党在发展社会主义的过程中脱离了人民，成为一个只维护自身利益的特权官僚集团，从而导致苏联解体。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发展历程中，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充分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也必将在人民的支持下走得更稳更远。

注释：

①参见俞明轩、谷雨佳、李睿哲：《党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土地政策：百年沿革与发展》(《管理世界》，2021年第4期)。

②参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共党史出版社，2016年版)。

③这156个项目是苏联在我国“一五”计划期间(1953～1957年)对新中国工业领域的援助项目。在最后投入施工的150个项目中，包括民用企业106个、国防企业44个，实际完成投资196．1亿元。这一系列项目帮助了中国的工业经济发展，奠定了新中国的工业基础。

④参见洪银兴：《中国共产党百年经济思想述评》(《东南学术》，2021年第3期)。

⑤所谓“大”，就是基层组织(如人民公社)的规模越大越好；所谓“公”，就是公有化的程度越高越好；所谓“纯”，就是社会主义的经济成分越纯越好。

⑥参见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相关数据(https：//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

⑦参见陈波：《应客观评价社会主义前30年的经济成就》(《海派经济学》，2019年第3期)。

⑧同⑥

⑨参见江宇：《大国新路：中国道路的历史和未来》(中信出版集团，2019年版)。

⑩参见《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人民日报》，2018年12月19日，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