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 雅

(闽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福建 漳州 363000)

《牡丹亭》是汤显祖以话本《杜丽娘慕色还魂记》为蓝本，结合自己生活经历与文学主张进行的再创作。与蓝本相比，《牡丹亭》曲折的故事情节与丰富的人物形象，成为广为流传的明传奇代表作。《牡丹亭》第二十三出《冥判》，是杜丽娘与柳梦梅再续前缘的关键节点。这一出是汤显祖在原话本的基础上增加的情节，且内容在全剧中属于较为充实的一出。汤显祖花费较大笔力描写阴间的状况，不可不说是别有用意，且意味深长。学界关于《牡丹亭》的研究成果颇多，然探讨其《冥判》一出的专论尚少。本研究试图通过对《冥判》一出的分析，探究汤显祖笔下的阴间、胡判官的人物形象以及文本蕴含的思想内涵。

1 《冥判》中的阴间风气

《冥判》以胡判官和二鬼之间的对话为开篇，讲述阴间的不良风气，进而在发落杜丽娘的问题上引出花神与判官的对话，凸显阴间欺软怕硬的行事作风。

一是残暴无情。汤显祖笔下的阴间阴森恐怖，并未将人当作人来看待，阴间不同情弱者和枉死者，判官大笔一挥便能决定生死。胡判官新官上任，小鬼让其喝彩判笔，判官称其笔架为“肉莲花高耸案前排”[1]131，是由人肉堆积而成；笔管则是“手想骨、脚想骨”[1]131，由手骨、脚骨制成。人的死亡在阴间不过是常事，甚至将人的骨肉作为日常使用的工具。另外，九殿下拷鬼时发出“鼓吹”的声音，而“这时节呵，你便是没关节包待制，‘人厌其笑’。恁风景，谁听的无棺椁颜修文，‘子哭之哀’！”阴森恐怖的氛围下，哭与笑都是对地狱惨状的亵渎。

二是贿赂成风。在汤显祖笔下，阴间存在着一种依靠贿赂来维系的官僚机制。当胡判官身边的小鬼提及“笔干了”怎么办，他答道：“要润笔，十锭金、十贯钞，纸陌钱财。”[1]132即使是判官自己使用的判笔干了，他也要收取贿赂，满足贪欲。可见，阴间是何等的腐败黑暗。胡判官还谈及阴间贪赃致富的等差：“比着阳世那金州判、银府判、铜司判、铁院判”[1]133，说明愈在下级衙门愈有钱的官场潜规则，也暗喻阳世官僚内部的贿赂机制。

2 胡判官的人物形象

徐朔方在其点校本《牡丹亭》前言中说道：“胡判官是最独特的人物，和他同时出现的是阴森凄惨的地府。他和阳世的金州判、银府判、铜司判、铁院判一样贪赃枉法。胡判官对真正爱情的敌意也和阳世的封建统治者一样。他和怜香惜玉的花神正好是两个对立的形象。”[1]胡判官是主导阴间的官员，可谓是阴间的代名词，因此他的脾性自然有与阴间风气相似的地方。然而，《冥判》一出是杜丽娘起死回生的关键节点。若胡判官真如徐先生所说，是个冷血无情、重利轻义的昏官，那么杜丽娘早已与“花间四友”为邻，与人世生活无缘。学者徐燕琳也有相似的看法：“《冥判》一 出里的胡判官, 本是一个“ 正直聪明”的小吏, 刚刚提拔作了判官, 貌恶但心善,也很风趣, 颇讨人喜。他的判案, 既可以说是胡里胡涂, 又可以说是有章有法。”[2]因此，相对于阴间的冷酷残暴，胡判官又有着质的区别，以下将从三个方面论述胡判官复杂的人物形象。

一是滑稽可笑。胡判官自高自大，在剧中呈现滑稽可笑的一面，而这一特点主要通过判官与小鬼的对话得以体现。胡判官对其才学十分自信，且看小鬼和判官的对话：

丑(小鬼)：判爷可上榜来？

净(判官)：俺也曾考神祇，朔望旦名题天榜。

丑(小鬼)：可会书来？

净(判官)：摄星辰，井鬼宿，俺可也文会书斋。

丑(小鬼)：判爷高才[1]132。

两人一唱一和，实则是小鬼有意吹捧判官，而判官得意之色溢于言表，还毫不掩饰地自我吹嘘了一番。尽管胡判官对其丑陋样貌毫不避讳，“啸一声，支兀另汉钟馗其冠不正”，以钟馗自喻。但是对自己的塑像却尤为在意：

丑(小鬼)：判爷见有地分？

净(判官)：有地分，则合北斗司、阎浮殿，立俺边傍；没衙门，却怎生东岳观、城隍庙，也塑人左侧。

丑(小鬼)：让谁？

净(判官)：便百里城高捧手，让大菩萨，好相庄严乘坐位。

丑(小鬼)：恼谁？

净(判官)：怎三尺土，低分气，对小鬼卒，清奇古怪立基阶。

丑(小鬼)：纱帽古气些。

净(判官)：但站脚，一管笔、一本薄，尘泥轩冕[1]132。

对话中，判官的塑像不是立于“边傍”，就是“塑人左侧”；菩萨“乘坐位”，他则“高捧手”；此外，由于塑像只“三尺土”，衣冠也满是尘土，皆不体面，胡判官对此表示不满。

二是直率真实。权利、金钱和美色，在胡判官看来，都极具吸引力。他对自己塑像的关注，实则是对权力的渴求。而其审案时要求“润笔”，则是对金钱的索取。在美色面前，胡判官也毫不掩饰自己的惊叹，初见杜丽娘时，便觉得“这女鬼到有几分颜色”，丽娘的美艳，让他“猛见了荡地惊天女俊才”[1]134后，垂涎三尺。

胡判官喜怒形于色，正视内心的渴求，展现真实的想法和情感，与阳世间杜宝、陈最良等腐儒的虚伪世故截然不同。

三是通情达理。《冥判》一出，杜丽娘的复生得益于胡判官的赦免，尽管有花神相助，但不得不说胡判官的恻隐之心起到了关键作用。而胡判官善良仁慈的一面，《冥判》一出的众多细节中均有体现。当枉死城的四名男犯感慨卵生“被人宰了”的命运，胡判官连用了两个“也罢”将他们贬作莺、燕、蝶、蜂四虫，“不教阳间宰吃”[1]133他们。而被贬作蜂儿的男犯妄言要“钉肿你个判官脑”时，胡判官还与其玩笑说：“讨打。”男犯一求饶，他也不追究：“罢了。顺风儿放去，快走快走。”[1]134可见，胡判官嘴硬心软。初见杜丽娘，胡判官便痴迷于其倾国倾城的美貌，小鬼悄声劝判官将杜丽娘“收作个后房夫人”，而他则以“擅用囚妇者斩”[1]134的天条相拒。可见，在规矩面前胡判官还是懂得分寸的。当胡判官得知杜丽娘因梦生情、因情而亡的事实时，他质疑：“谎也。世有一梦而亡之理？”[1]135而后在花神有理有力有节的辩护下，胡判官得知杜丽娘为清官杜宝之女，又翻阅婚姻簿知杜丽娘与柳生有未了情缘，最后决定放杜丽娘出枉死城，“随风游戏”，追寻柳梦梅去了。杜丽娘称胡判官为“重生父母”，又提出见爹娘的请求，判官毫不犹豫地回答：“使得。”判官给杜丽娘路引时，还特意交代花神“休坏了他(丽娘)的肉身”[1]137，以上皆能凸显胡判官明白事理、通晓人情的高世之度。

世人常将胡判官视为与杜宝同流之辈，实有偏差。胡判官实乃初入地府，新官上任，身上的官僚习气不重，还保留着人性最初的善念与本真。此时，胡判官的善念战胜了贪欲，他帮助杜丽娘死而复生，重获爱情。

3 《冥判》的思想内涵

明代李贽《焚书·杂说》中论戏曲创作：“且夫世之真能文者，比其初皆非有意于为文也。其胸中有如许无状可怪之事，其喉间有如许欲吐而不敢吐之物，其口头又时时有许多欲语而莫可所以告语之处，蓄极积久，势不能遏。一旦见景生情，触目兴叹，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垒块；诉心中之不平，感数奇于千载。”[3]96-97结合汤显祖的生活经历，正如他本人所云：“弟十七八岁时，喜为韵语，已熟骚赋六朝之文。然亦时为举子业所夺，心散而不精。乡举后乃工韵语。三变而力穷，诗赋外无追逐功。”[4]1353可见，汤显祖年少时重视诗赋与八股文的写作，在遭遇政治的不公与生活的打击后，才投身戏曲创作。《牡丹亭》是汤显祖戏曲的代表作，表达了作者追求个性自由、反对封建礼教的浪漫主义精神，其中《冥判》蕴含着作者对世俗社会的真实感受以及他以戏曲救世、用至情悟人的创作观念。

3.1 对现实社会的控诉

《牡丹亭》是“临川四梦”中的儿女风情剧类型，但不乏蕴含汤显祖对现实社会的控诉。《冥判》是杜丽娘由死到生的转折点。阴间的胡判官，虽不理解因情而亡的奇异之事，在最后还是选择给予杜丽娘再生的机会，再续杜丽娘与柳梦梅的情缘；并且应了杜丽娘的请求，让她见一见自己的父母，充分满足杜丽娘对“情”的渴求。

杜丽娘复生后，面对的是比阴间更黑暗且无情的阳世。《圆驾》一回，一向以清廉著称的杜宝，见到死而复生的杜丽娘不但没有喜色，还称其为妖：

(外觑旦，作恼介)鬼乜些真个一模二样，大胆，大胆！(作回身跪奏介)臣杜宝谨奏：臣女亡已三年，此女酷似，此必花妖狐媚，假托而成。俺王听启：

【南画眉序】臣女没年多，道理阴阳岂重活？愿吾皇向金阶一打，立见妖魔。

(生作泣)好狠心的父亲[1]302！

在阳世为官的父亲，对女儿的遭遇尚且没有同情，不论真假，便扬言“向金阶一打，立见妖魔”。事实上，杜宝醉心政治，对女儿的关心甚少，只会用封建礼教束缚向往自由与爱情的杜丽娘，这也导致杜丽娘因梦而亡的悲剧。柳梦梅义正词严地指责杜宝：“太守纵女游春，一罪。女死不奔丧，私建庵观，二罪。嫌贫逐婿，刁打钦赐状元，可不三大罪？”[1]301王思任在《批点玉茗堂〈牡丹亭〉叙》评价杜宝：“杜宝抚摇头山屹，强笑何清，一味做官，片言难入。”柳梦梅、杜丽娘与杜宝的矛盾，实质上是自由意志与封建礼教之间的矛盾，因此也显现了礼教社会的冷漠无情。

汤显祖为人正直，不愿与扼杀人性的封建礼教为伍。他所生活的明末，王朝内部已经开始腐烂，上层官员也极力拉拢人才，组建自己的政治队伍。为官期间，汤显祖清廉自守，疾恶如仇，如此孤傲的性格，面对腐败的政局，注定举步维艰。对比《牡丹亭》中描写现实社会的片段，《冥判》一出中的温情，淋漓尽致地展现了汤显祖对吃人礼教与炎凉世态的控诉。

3.2 对女性的关怀

从细处看，《冥判》“报花名”情节，在花神与胡判官的一问一诘中，道尽女子的一生，她们从“桑之未落，其叶沃若”的年轻貌美到“桑之落矣，其黄而陨”的年老色衰，短暂而璀璨。汤显祖深刻体会到女性生活的艰辛，并用细腻的笔触勾画女性的人生轨迹。杨友祥先生在《女人如花花如梦——〈牡丹亭·冥判〉“报花名”浅说》如此说道：“作者用沉重的笔调提醒人们，对女性要给予更多的关照，更多的爱护，让‘女人如花’永远‘留得在’！”[5]

从整体看，《冥判》描述了千金小姐杜丽娘因爱而亡后，在阴间几经波折，为爱而生的经历。明末统治者，利用程朱理学的教条，遏制女性对自由与个性的追求，甚至还通过立贞节牌坊的方式禁锢女性孤独的灵魂。女子若是勇敢追求爱情，便意味着破坏封建礼教，要受到社会以及自己内心的谴责。汤显祖偏要挑战无视情感欲望的程朱理学。为此，他塑造了一个在禁欲主义兴盛的时代，敢于突破自身心理防线、承受社会舆论压力、为情跨越鬼门关的名门千金——杜丽娘。

杜丽娘的形象给予众多女性极大的精神鼓舞。袁行霈的《中国文学史》云：“《牡丹亭》横空出世之后，温暖并开启了多少女性的心胸！”[6]118《牡丹亭》仿佛是一个灯塔，照亮在封建礼教笼罩下艰难前行的女性，并促使她们开始探索出路。

3.3 对“至情”的肯定

在《冥判》中，杜丽娘与花神这类“至情”的拥护者一直被打压，“情”在当时并不是一种必需品，更多是以“合乎常理”来判断是非。因此，胡判官对因情而亡这一现象闻所未闻。在花神的再三劝阻下，胡判官最终还是给了杜丽娘重返人世的机会，进一步表明胡判官绝非无情之人，他宽恕了“至情”而亡的杜丽娘。杜丽娘的复生意味着“至情者”取得了最终的胜利，正如汤显祖本人的题词所云：“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1]1-2

汤显祖对“至情”的肯定，实则是对封建礼教的反抗。在程朱理学的影响下，“存天理，灭人欲”的教条麻痹着人们的情感，禁锢着人们的欲望，人宛如一个没有感情的机器，只知服从礼教。汤显祖在这样的环境中，提出“至情”论，为的就是拯救在封建礼教中迷失的人，鼓舞他们追求精神的自由和个性的解放。汤显祖对“至情”的肯定，充分展示了其戏曲创作蕴含人文关怀。郭英德先生也曾如是说：“杜丽娘所生活的环境的感受，同汤显祖对时代和社会的感受是息息相通的；杜丽娘对爱情的生生死死的追求，是汤显祖对理想的执着追求的象征。这种对至情和人性的强烈呼唤和热烈讴歌，在当时犹如石破天惊，风靡全国，响应四方。”[7]160

4 结语

现代学者郭英德先生在《喧嚣与寂寞——1616年前后剧作家汤显祖的自塑与他塑》中云：“在明代，一位写作者选择撰作戏曲，他的内心中必有难以明言的苦衷，也有不吐不快的骨鲠。”[8]131《牡丹亭·冥判》虽说是阴间的描写，实则是汤显祖对现实社会的批判。汤显祖饱受封建制度的侵害，对程朱理学笼罩的封建社会亦是极度失望。但是，他仍然怀抱理想，试图通过戏曲的力量感化身陷囹圄的世人。在《冥判》中，他怀着强烈的人文关怀精神，肯定女性追求自由和爱情的权利，阐发营造“至情”社会的美好理想。这些足以证明，汤显祖是一个内心温暖、人格独立而又心怀天下的伟大剧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