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宪章

我国民间传统以九为阳数，盖农历九月初九，双九重叠，日月并应，故称之为“重阳”。

东晋时期，孟嘉“龙山落帽”的典故，就发生在重阳节这一天。孟嘉是当时的江州名士，还是陶渊明的外祖父。征西大将军桓温继任江州刺史，很是看重孟嘉，便任命他为参军。有一年重阳节，桓温带着一众官员登龙山赏菊，饮酒赋诗。举杯推盏间，一阵风把孟嘉的帽子吹落，但他没有察觉。桓温见状便想与他开个玩笑，趁孟嘉如厕离席时，让人把孟嘉的帽子捡回来，并让另一位文人孙盛写了一篇文章来嘲弄孟嘉。孟嘉回来看到后，非常镇定地把帽子戴正，随即不假思索，一气呵成写成一篇文章为自己落帽失礼辩护。在座之人读了他的文章，都连声叹服，一时传为美谈。此后，人们就用“孟嘉落帽”来称扬人风雅洒脱、才思敏捷。

重阳是一年中的大节之一，唐代诗人王维诗云：“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可见重阳登高的习俗由来已久。宋时，自宋太祖起就以孝治天下，开创了劝孝之风，宋代民间对重阳节格外重视。《梦粱录》记载：“今世人以菊花、茱萸，浮于酒饮之，盖茱萸名‘辟邪翁’，菊花为‘延寿客’，故假此两物服之，以消阳九之厄。”南宋时，重阳节这一天，老百姓都要用菊花、茱萸泡制药酒来喝，因为茱萸有“辟邪翁”之盛誉，可温中祛寒，菊花有“延寿客”之美名，可明目养肝。《易经》中认为，“九”是最大的阳数，从易数来说，九月九是一年里最阳的日子，所以人们用菊花和茱萸泡酒来辟邪祈福。

这一天，繁华的临安城(杭州)市肆的各种食品店，都要做糖面蒸糕应市，在糕上点缀猪、羊、鸭的肉丁和肉丝，插上小彩旗，称之为“重阳糕”。都城服务行业“四司六局”中的蜜煎局(蜜饯糕团厂)，则生产一种制作极为精巧的“狮蛮栗糕”。这种糕点以煮熟的栗泥为馅，和以蜂蜜、麝香、白糖，印花脱饼(以模子印花，犹如今日中秋广东月饼之做法)，还在糕上用五色米粉捏塑出蛮王骑狮子的造型，实为高档点心。西湖四周众多的寺院庵堂，也按传统习俗由斋堂精制各种净素栗糕，供佛和供僧尼、香客食用。

《武林旧事》中记载：“又以苏子微渍梅卤，杂和蔗霜、梨、橙、玉榴小颗，名曰：‘春兰秋菊’。”在杭州人举办的重九家宴上，“春兰秋菊”是主要食物之一。“春兰秋菊”一词取自于屈原的《九歌》，“春兰兮秋菊，长无绝兮终古”。不过，“春兰秋菊”并非真由兰花和菊花作为原材料，而是用中药苏子蘸上青梅汁液，再拌以小颗粒的石榴、雪梨、橙子这三种秋季水果制成。味道酸甜可口，对于现代人来说，其实就是一盘醒胃的水果沙拉。

重阳节时已到初秋，在南宋时，市肆上到处有小贩叫卖“炒银杏(即白果)”“炒梧桐子”，吸引来往的市民和游人。让我记忆犹新的是，20世纪50年代时，杭城中秋节、重阳节前后，大街小巷都有带柴锅叫卖“现炒白果”的，价格为两分钱八颗。那白果，大如小杏，色呈肉白，剥去硬壳，撕去果衣，果肉呈现淡绿色，软糯可口，是润肺养阴之佳果，但多食有副作用，容易中毒。一般店家做豆沙油包，馅子都会放入白果。而“炒梧桐子”则早已绝迹，可见沧桑之变一斑。

“岁岁重阳，今又重阳”，时至今日，作为南宋古都的杭州，饮药酒的习俗已经不流行了，吃栗糕却仍被杭州人所喜爱，特别是老人和小孩对新栗制成的甜糕尤为喜爱。杭城重阳糕做得好的有百年老店知味观、采芝斋、颐香斋等，只是现在各店制作的各色栗糕，没有南宋时的插着小彩旗的“狮蛮栗糕”那样独特别致，让重阳栗糕的历史风采有所减色，期待这道有八百多年历史的糕团美食能重现杭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