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红成，张之佐

得志行道：张璁合法共治权力的获得与行使

王红成1，张之佐2

（1. 河西学院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甘肃 张掖 734000；2. 西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甘肃 兰州 730070）

在大礼议当中，张璁不顾身家性命，维护世宗和兴献王的父子关系，与世宗建立了“相遇相保”的君臣关系。世宗接受了张璁提出的“君臣共治”的执政理念，张璁也因此获得了合法的共治权力，扩张阁权，内阁成为当时官僚系统的中枢机构。为确保官僚系统的合理运作，世宗和张璁重新划定了阁权范围，阁权得到提升的同时，仍保持在皇帝制度中的合理范围内，与君权共存而不悖。

明世宗；张璁；君臣；阁权；共治

张璁（1474-1539），字秉用，号罗峰，明温州府永嘉县人。正德十五年（1520）进士，分发礼部观政，历官至少保、少傅、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嘉靖十四年（1535）因病情加剧致仕，家居四年而卒，享年六十五岁。同年，明世宗论其从政时功劳，又取“危身奉上”之义[1]4577，特赐谥文忠，赠太师。张璁的事功在世宗朝最为宏壮，主要原因是他和世宗在大礼议中建立起来的鱼水之交，获取了世宗的礼敬与信任。世宗对张璁始终眷礼，每有敕谕皆称他为“张元辅”“张罗山”“张少师”，而不曾直呼其名。张璁为人刚毅不回，行事又好刚使气，不尽公允，但有卓识真见，又敢于任事，因此在任期间功勋屡筑，明人支大纶称“其殉国之纯臣，震古之人豪”[2]91，当为中肯之论。

目前学界对张璁的人生履历、革新精神、学术素养、政治品格，以及他推行的诸项政治改革措施等都有翔实的研究，代表学者是田澍。他撰写一系列论著，对世宗和张璁等人推行的“嘉靖革新”进行深入的研究[3-5]。他着重探讨张璁入阁后对内阁的改革，认为张璁针对以往内阁权责不明、“执政”能力低下等问题，提出强化内阁职能、提升内阁地位、扩张阁权等措施，这些措施的落实基本上解决了内阁存在的问题，“极大地增强了君主专制体制的活力，奠定了嘉靖以后明代政治发展的新格局”[6]。但在一些方面的讨论略显薄弱，如对世宗和张璁推行改革原因的追溯过于简单、疏略，至于张璁革新思想虽有所讨论，但未能揭示最为关键的因素。本文即拟以世宗和张璁的文字往来为研讨对象，探讨张璁的思想信仰与阁权强化之间的关系，以期更好地理解明嘉靖乃至以后明代政局之走向。

一、建立君臣遇合关系

君臣关系，属于儒家思想“五伦”之一，是促成皇帝制度中各机构良性运行的大关节。在明代的君臣关系中，彼此之间互相期待，人君期望大臣可以对自己忠孝，大臣也期望能够“致君尧舜”。正如明臣王鏊所说：“古之圣君贤臣，共成至治之隆者，盖起于上下之交”[7]337。张璁也说：“君德和于上，群臣和于下，天地之和将应之无穷矣。”[8]109君臣间建立起和谐的秩序，是推动社会变革、国家稳定的先决条件。嘉靖元年（1522）世宗在封敕故礼部尚书刘健的诏谕中，谈论人臣事君之道，曾提及“得志行道”一语[1]78，体现世宗对臣下的理政期待，也是宋明儒在政治上的诉求[9]197，407。在帝制时代，权原属于人君[10]102，儒家士大夫要想践行这一诉求，就必须把人君置于这个理念之下，并得到人君的认可，再由人君来启动这个“机关”。实现“君臣共治”，须以君臣上下的亲近、融通为前提。若君臣悬绝，上下不通，任由谁有何理想，都难以济事。所以，此诉求要在现实政治中落实，最核心的环节就是君臣之间的遇合。

世宗能甘心接受张璁的辅佐，主要因为他和张璁建立的“相遇相保”的君臣关系，此关系的建立就是始于大礼议。大礼议期间，张璁甘冒生命风险，维护了世宗与兴献王的父子关系，即如世宗所说：“卿（张璁）首议大礼，倡正天伦，及朕任用以来，抱义怀忠，身家弗顾。”[8]119这里的“身家弗顾”绝非虚誉之词，而是张璁在大礼议中境遇的真实写照。当时朝廷官员慑于杨廷和等人的权势，没有人敢公开提出不同见解，唯有张璁敢以一人之躯“冒天下之大不韪”，指出“皇上实入继大统，非为人后，与汉哀帝、宋英宗事体不同”[11]825。一些学者认为，张璁的这种行为不过是“阿谀奉承”之举，以谋取晋升之阶梯[12-13]。但若从张璁当时的处境来看，他不但没有得到晋升的机会，反而招来杨廷和一方的排挤，甚至险遭暗杀。当世宗想召回被杨廷和外贬地方的张璁、桂萼时，以蒋冕、胡瓒等为首的朝臣就曾威胁世宗说：“二人（张璁、桂萼）来，必被扑杀。”[11]839世宗不得已，只得谕告张璁、桂萼“大礼已定”“不必来京”[1]933。但他们仍不顾生命危险，执意入京，与朝臣辩论大礼。他们抵达京师时，朝臣曾密谋在入宫之前把他们杀死，幸而他们有所察觉，躲到武定侯郭勋家逃过一劫。张璁在大礼议中表现出的忠君爱国、不顾生死的勇气，世宗都是看在眼里的。这段经历对世宗和张璁来说，无疑都是惊险万分的，却也正缘于此，彼此建立起的休戚与共、同心同德的君臣关系，与传统意义上的师友关系不同，更多一层患难中的真诚与情谊。

大礼议之后，世宗始真正把精力转移到治国理政上，一心求治向学。在张璁的辅导下，世宗也向往三代治世的君臣关系。此一时期的君臣逸事，都集中在《尚书》中。《尚书》是讨论人君治国之书，所述乃帝王之学。其中不少君臣遇合史例，世宗与张璁也时常引为鉴戒。世宗曾把他和张璁的关系，与《尚书·说命》中殷高宗与傅说作比：“君臣相遇，已见傅说辅高宗之诚，明良所逢。朕未能如高宗副傅说之望，但惟赏功罚罪，尽奉天命德讨罪之心，劝善黜恶，示念民怀善怨恶之意。尔可勉承朕谕祗受厥命，勿得逊避固辞，负我报忠之典。”[14]428殷高宗与傅说绝非简单的君命臣行，而是君臣间相得益彰、“交修启沃”的遇合关系。这是经学史上“引其君以当道”的典型案例[15]352。世宗是借殷高宗与傅说的例子，说明他与张璁也是同他们一样的“明良相遇”。世宗表面称他在治国理政方面不如殷高宗，希望张璁仍可像傅说一样辅佐他；实际上却暗含与殷高宗比肩，并要求张璁也能有传说的辅国之才，共同成就一番中兴之业。

世宗还把他与张璁比为周成王与周公的关系。他说：“周公之于成王，王幼。夫成王虽幼，然处彝伦之常，周公易辅之卿之。于朕则甚非周公时也，朕遭群奸变紊之时，朕虽长成王之年，却不如成王之犹在聪明果决之中。朕若睡熟沉醉者，卿（张璁）乃首建正言，力以天伦为不可乱，故朕得从所醒悟。由是观之，则不待辩而知，成王贤于朕，卿（张璁）越周公之功也。”[8]373关于“周公相成王”的典故，见于《尚书·周书》诸篇。周武王崩后，成王年少，“周公恐天下闻武王崩而畔，周公乃践祚，代成王摄行政当国”[16]1518。不久，“三监及淮夷叛”，周公奉成王命，兴师讨伐，“二年而毕定。诸侯咸服宗周”；及成王年长，周公“还政于成王”[16-17]。周公虽然是忠臣形象的代表，但毕竟有“践天子之位”的经历[18]116，因此也成了后世权臣专政甚至篡权的饰词。这之中尤为典型的就是西汉的王莽。西汉末年，王莽极力渲染周公“践祚当国”的历史形象，并将自己与此形象融为一体，依托周公居摄行政，逐渐篡得刘氏天下；东汉立国，惩前代之失，把周公的历史形象从“假为天子”者转变为克己复礼的儒家先圣[19]151-153。及至明初，周公的历史形象又发生了变化，而操纵这个变化的不是别人，正是明成祖朱棣。他在“靖难之役”后，援引周公先例，并将其塑造成“圣王”，并声称自己合道统、治统于一身，得尧、舜、禹三代圣王之传，以论证他所篡之位的合法性[20]154-160。自此而后，很少有人会把某位大臣与周公作比，以免引起时君的猜忌。然而，世宗在这里却自称“聪明果决”不如成王，张璁之功在周公之上，丝毫没有规避此典故可能引起的嫌疑。世宗刚刚经过大礼议的“洗礼”，已经有了权臣擅政专权的遭遇，但在这之后，仍将张璁喻为周公，更可见他对张璁的信赖甚笃，以及两人的关系牢固程度之深。

历史上，君臣遇合难有共患难与富贵的结局，能始终如一者仅是少数。关于这一点，不管世宗还是张璁，都是了于胸心的。世宗曾说：“君臣相遇，自古为难，而始终克全，思礼无替，则尤不易也。”[14]435在他看来，君臣善始善终是极为艰难的事，对双方都是一个不小的考验。为了促进君臣间的交流与融通，世宗在君臣之礼上让张璁不要太过拘谨。他说：“君臣之际，固不可不严，此在朝当慎，他处则犹家礼。”[8]367不仅如此，世宗还邀请张璁等人至“西苑肇农桑事”，并“乘兴而赋之”。张璁事后上疏说：“臣闻《虞书》有曰：‘臣哉邻哉！邻哉臣哉！’邻，近也。臣以分言，邻以情言。皇上赐臣西苑之观，略君臣之严分，而逮臣以父子之至情，此实虞舜待禹‘邻哉’之谓，汉文帝不足比也。”[8]367这里关于“邻”“臣”的讨论，是《古文尚书·益稷》中舜、禹的对话内容。世宗与张璁等人同游西苑，有助于君臣相互亲近，“共与成政道也”[21]165。张璁把世宗此举与太祖提倡的“君臣同游”相况，称这是“君臣上下两成其美”的一代盛典[8]368。

世宗还把他与张璁等人唱和的《西苑赋》录为一帙，请蒋太后阅览，并讲了与朝臣同游之事。蒋太后说：“吾阅此录，心甚悦。夫皇帝务兹，大臣岂有不喜者！观其所作，足为后世法。”[8]370在蒋太后和张璁的支持下，世宗想更进一步效法祖宗，提出要与张璁等人春游禁苑，并命张璁制定宴乐相关仪节。张璁节引朱熹关于“君臣同游”的讨论：“君臣之分，以严为主；朝廷之礼，以敬为主。然一于严敬，则情或不通”，“故制为宴飨之礼，以通上下之情”，“先王以礼使臣之厚，如此见矣”[8]376。张璁引朱熹这段话，意在说明“君臣同游”是世宗维系与大臣亲近关系的关键。“君臣不遇，则政治不兴”[22]925，君臣遇合是政治兴的前提。世宗在与张璁的对话中也说明了“行道”与君臣遇合的关系。他说：“君臣不交，治功安成？”[8]367证明世宗深知其中的关键。接着世宗反问：“朕岂无此志？”[8]367明确他“行道”的志向，这个志向更为世宗和张璁两人所共有。就君臣之分而言，自然要以严、敬为主，若仅以严、敬作为联系君臣的纽带，势必造成君臣之势悬绝，失却相互亲近之意。重要的是，君臣关系的淡漠甚至恶化，必然带来一系列政府机构运行的问题，更不消说要实行古先王之道了。因此，世宗想借助“君臣同游”，拉近他与朝臣间的距离，以成就治道。

二、形成“君臣共治”共识

嘉靖七年（1528），张璁在与世宗讨论王宪、王琼应当担任何职时，讲过这样一句话：“臣子事君之道，当先国家之忧，一己好恶不可徇也。”[8]101人臣本当以国家为念，把一己私事放在次要位置。他说：“臣生平之志不在温饱，今以身许国，安复有家。”[23]92又说：“孔子论《大学》之道曰：‘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言君臣上下凡有均平天下之责者，一切自修身始。”[23]170事实上，他在知照世宗，作为士大夫的自己也有资格“以天下为己任”。

“圣主遭遇之殊恩也，果将何修以为报耶？孟轲氏曰：‘乐以天下，忧以天下。’臣等于皇上仰见之矣。宋范仲淹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臣等其敢不相于勖诸！”[23]202能更直白、更主动地显露张璁的心迹，完全可以视作张璁在价值世界中的自我定位。他直抒胸臆要“以天下为己任”，来报答世宗的知遇之恩。张璁并说“于皇上仰见之”，明显是指世宗应当且能够“乐以天下”“忧以天下”。这是关于人君权责的讨论。范仲淹的话实际是张璁为自己划定的规范性定义。这句话与“孟轲氏曰”的意思基本相同，只是所指的对象有异，其不指作为天子的世宗，而指作为士大夫的张璁。意思是说，他自己同样有“以天下为己任”之责。不管这段话是张璁随口说出，还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结果，能在世宗面前公然讲这句话，难能可贵。张璁的这些话呈现出来的理念是，治理天下是人君与士大夫的共同职责，若用另一个词语来替代就是“君臣共治”，也是“以天下为己任”的政治蕴意。

张璁于嘉靖八年（1529）所上的一份奏疏中就谈到了“君臣共治”：“臣窃谓天生斯民，不能以自治而作之君，君不能以独治而责之臣。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23]120张璁的话前半句是讨论天、民与君、臣的关系，直接导源于荀子；后半句是讨论君、臣的职责，及其与民的关系，是引自韩愈的话。如果孤立地看后半句，并不能看出有“君臣共治”的影子，治天下的权力仍为人君独有，人臣不过是人君的施政工具而已，只要君命一出，臣民就必须敬谨如命。但若将前半句与此合看，那意义就大不相同了。既然上天所诞生之万民不能“自治”，需要为万民“作之君”，人君却又不可“独治而责之臣”，治天下之法就只能有“君臣共治”一途。在这个大前提下，再来看后半句，其涵义与性质发生了很大转变。人臣虽然“行君之令”，但在治理国家层面却与人君有着近乎同等的责任。尤当注意的是，这两句话中有一个词语异常显眼，就是“独治”。如果这是人君说给人臣听的，这句话就显得太过稀松平常。但要是人臣说给人君听的，性质就大大不同了。这无疑是张璁向世宗提出的“政治宣言”，要求世宗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然而，更让人意外的是，世宗给出的回应竟是“人君无独理之道”[8]281。这等于说世宗接受了张璁提出“共治天下”的基本原则，且认可了他的“共治”地位。

如果仅“就事论事”，恐怕还难以理解这种精神的可贵，若与清代的政治文化对比，便会有更深层次的体会。清代人君树立的是绝对君威，他们将自身塑造成帝王与圣人的结合体，这时宋明理学就成了这个思路的绊脚石，因此掀起了一股自上而下彻底的反宋学风潮；他们反宋学的武器就是经学，但作为经学思想核心“经世之业”却被他们祛除无遗，儒生的学术被压缩在文本考证一途，已无经世之意[24-25]。清代人君已经无法容忍任何经世意识的存在，比较典型的就是清高宗斥责儒臣黄明懿的例子。黄明懿曾在乾隆时充经筵、日讲官，在一次讲解经训时，援引经典疏陈时事。不想却受到清高宗的斥责，批评他欲“借进讲经书，隐讽时事，甚属奸险诈伪者”[26]889。不仅如此，清高宗还亲自撰文批驳宰相“以天下为己任”是目无君上：“使为宰相者居然以天下之治乱为己任，而目无其君在，此尤大不可也。”[27]402这两个例子并不能理解为仅是清高宗个人的想法，而是代表了清代所有君主共持的态度。在他们那里，治国乃是人君一人之事，与士大夫毫无关系。与此相比，世宗则明确提出“人君无独理之道”，以回应张璁“以天下为己任”的讨论。仅凭这一点，清代皇帝都无法望其肩项。将清高宗与明世宗相比，就可见士大夫在清代已彻底失去了“行道”政治条件。这里之所以做这样的比较，意在彰显“君臣共治”已经成为世宗、张璁所共同秉持的政治理念，这也是落实“行道”理念的政治基础。

张璁在给世宗的奏疏中说：“程颐《传》曰：‘九五刚中之才而得尊位，当济天下之险难，而坎尚不盈，乃未能平乎险难，是其刚中之道未光大也。险难之时，非君臣协力，其能济乎？五之道未大，以无臣也。’程颐之言最切。今日仰惟皇上备刚中之道，极乎光大，实能平天下之险难者，特未有其臣耳。伏愿自此宜慎选知礼儒臣、诚心爱君者，以储方来之用。庶君臣协力，则凡举事无难矣。”[8]205在程颐看来，人君只有具备“刚中之才”，才能获得天子“尊位”。随即话锋一转，便列举一种状况：人君纵是秉持“刚中之道”，却在天下危难之时“未能平乎险难”。这是为何呢？人君之所以未能“济天下之险难”，主要因为人君没有做到“君臣协力”。张璁引用程颐的话，旨在说明唯有“君臣共治”，方可成就治道。

张璁这次重申“君臣共治”的重要性，在世宗那里也得到了相应的回馈：“朕性不好玩乐，声色最不迩，则有其时。如人生孰不好善远恶，而朕身为人长，奉荷天命，安得自逸不图善治，以光前烈乎！今日之事，实在朕与尔诸贤共图整理，决不可辞。”[8]61世宗交代得很清楚，要想“永底太平”，就必须有大臣“与君共理天工”[8]435。此前不少学者曾试图寻求世宗改革或改制的合理解释，但都不得其要，世宗在这段话中给出了答案。一句“安得自逸不图善治”，将世宗的所有想法和盘托出。在世宗看来，自己奉天命、遵《祖训》而入继大统，“图善治”难道不是人君所当尽之责吗？还需要其他什么理由呢？确实如此，追求国家至治，乃是人君“当为”“当然”之责，并不需要什么特殊的理由。类似君臣“共图”“共成”“共政”等，在世宗与张璁往来的谕奏中，几乎俯拾皆是；且此君臣二人在谈论“君臣共治”的理念时，更是脱口而出，毫无生硬之感。尤其是张璁提出“君令臣行”后，世宗马上给予回馈：“夫制虽君出，欲其行必贤臣也，非阿顺比，道行须君臣共图。”[8]95世宗没有选择绝对尊君的道路，却要坚决落实“君臣共治”的理念，而这个理念在现实制度中的显现之一就是扩张阁权。

三、落实“扩张阁权”

明代中后期阁权扩张的问题，是明史研究中的重要议题之一。但至于阁权扩张始于何时，目前学界存在很大争议，各家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始于杨廷和，有人认为始于严嵩，不一而足。其实，这些看法都是有问题的，确切来说阁权扩张始于张璁，应该是更为客观的看法[6]128-131。至于张璁扩张阁权的缘由，可以说是革新政治的需要，但更深层次的原因还是要追溯到“得志行道”的政治理想。随着张璁的入阁，扩张阁权也被提上日程。张璁说：“我太祖高皇帝惩前代丞相专权，不复设立，而今之内阁，犹其职也。”[23]68其意思是说，内阁虽无丞相之名，却有丞相之实。这是一种避重就轻的做法。明太祖废除丞相，并写入《祖训》命子孙世世遵守，乃是天下人共知的事。要想扩张阁权，就不能冒用丞相之名，只得用迂回的方式，讲出他的政治诉求。就明代而言，这是非常大胆的言论，应当予以重视。“臣所陈次之以专委任者，盖以人君之道所宜法天，分任臣下而总揽其纲焉。诚恐皇上万几过劳，所愿保养圣躬，以成恭己无为之治，非有他也。”[8]157张璁并没有直接提及扩张阁权，而所谓的“专委任”，则明显针对内阁而发。张璁接下来的话，完全袒露他要扩张阁权所至的程度，足与传统政治上的相权匹敌：“人君以论相为职，宰相以正君为功。任用非人，天下治乱兴亡所关也。”[23]108张璁在这里毫不隐讳地将辅臣视为宰相。这两句话是讨论此时阁权扩张的关键证据。

明代内阁具有职能的双重性，辅臣先是翰林官，翰林官又充任经筵讲官；同时，内阁又拥有较大的行政职权。权力扩张后的内阁，相当于是过去丞相与经筵的联合体。作为内阁辅臣的张璁，不仅负责君德的成就，还是官僚制度的中枢。世宗说：“夫何辅导大臣与他诸臣不同，故曰导之训教，傅以德义，保其身体，此则不可以在朝之制相与明矣。”[8]367这里所说的“辅导大臣”，即指内阁辅臣，严格来说是指张璁。在世宗看来，辅臣与其他朝臣不同，除了其自身所拥有的行政职权之外，尚有一层“训教”皇帝的职责，即经筵的权责。作为辅臣的张璁，其职能具有双重性，他既要总领百官，又要负责成就世宗“君德”。这是明代独有的现象。

在《张璁集》中，有一段讨论内阁权责的话，可以作为张璁扩张阁权最直接的证据：“臣切惟皇上宣德流化，必自近始，近必自内阁始。夫人君用人，固未尝借才于异代者也。今内阁择其人焉，责之以择九卿；九卿择其人焉，各责之以择监司；监司择其人焉，各责之以择守令。守令亲民者也，守令得人，斯匹夫匹妇莫不被其泽矣。不然，则上下交征，掊克在位，皇上虽有忧民之心，而泽民之政率为遏绝。”[23]69他有意重构朝廷机构的层级关系，强化内阁的行政职能，使之成为官僚制度的中枢。世宗只需选贤能担任各级官员，再以上级督责下级，落实朝廷所下发的诏命，便可以将其贯彻于世间。在这个过程中，九卿的地位是平等的，且受到内阁的督责。这就彻底改变了被称为冢宰的吏部为六部之长的态势，最终调整成内阁总领朝廷百官的局面。

为了避免“帝王之权”的下移，世宗有意不轻见大臣，只以“封札”往来左右朝政的运作。“适得卿二辅臣同奏所以者，这等事多被司礼内官忽略了。卿（张璁）、（桂）萼屡屡请朕面商议事。夫君臣相接而后治功成，但不免此辈侍右闻之即外扬，就如此等事，既不进览，便当送内阁票来，故意轻易批出，假称王言，亦且彰主之不明耳，故朕只以封札论事，庶不漏泄事机。”[8]169这里所说的“封札”，即指密疏[28-30]。世宗向张璁解释其“只以封札论事”的目的是，要严防司礼内官“漏泄事机”。世宗这样做，也是为了严防朝臣及内臣对朝廷重事的外泄。然而，这在张璁看来却是弊大于利，会导致世宗决策的过度专断，无法听见不同的声音，增加决策的错误率；又使内阁以及部院诸官成了执行指令的“机器”，逐渐失却了自主性。最关键的是，这种行为与“君臣共治”原则不合，也不益于诸项改革措施的实施。所以，张璁借讨论冕服制度之机，劝诫世宗应当亲近朝臣，且所要下的诏命，应先下内阁详议，待“公同议奏”之后，再于朝堂上宣布执行，以“明出命令而公行之”[31]680，彰显朝廷事体尊严。“伏乞圣明断自渊衷，将臣所进图册发下内阁，公同议奏，上请施行，则制度大同。”[8]171此疏上后，世宗并未予以回应，张璁便再次上奏说：“臣谨因进图册更正进览，并请下内阁详议者，正欲参众论，以同制度也。”[8]172张璁连上的两疏，所论之事也都相同，足见这个议题在他心中分量之重。从结果上看，张璁的建议是奏了效的，在他随后的奏疏中，可以看出这一点：“臣伏读圣谕，仰见庙谟雄断，明见万里，然犹不自满，假畴咨众言，真非尧舜之君不能也。”[8]173这句话里边有不少的虚誉成分，但从“庙谟雄断”与“畴咨众言”两语看，世宗还是采纳了张璁的建议，认可了君臣亲近、融通是“共治天下”的大前提，也接受了内阁在行政机构中的地位与效用。

这里既然论及到张璁对阁权的扩张，除了所获取的共治权力之外，还要必须回答一个问题：张璁阁权扩张的边界在于何处。张璁对阁权的扩张，是在“君臣共治”的大前提下进行的，且他这样做的意图是为了“行道”。张璁一再向世宗表示，他在内阁从无“一毫私意干乎其间”[23]104，并引程颐的话阐明心迹：“‘人臣身居大位，危疑之地也，必也诚积于中，动不违理，威福不自己出，人惟知君而已。’臣不敢不勉。”[23]133这句话既是对世宗天子威尊的维护，又有避免世宗猜忌的政治考量。“凡阁中一应事务，各以公平正大之心处之，论公者然后拟旨，间有执私坏法，公论不同者，不许阿从，必请自上裁；阁中所进揭帖，论同者连名，有不同者不许捏名妄奏。至于两房官不许勾引外官，交通贿赂，败坏法度。朱熹曰：‘君臣之分，权不可略重，才重则无君。’杨廷和、蒋冕、毛纪三人复辙为可鉴也。若仍怙终不悛，尧舜之世所不容也，请即加诛罚。”[23]110这段话要分为两部分考虑，前部分在讨论如何规避内阁违法行为，而这种行为正是权臣所为之事。朱熹的话就是针对权臣而发的，张璁征引至此，意在说明人君是监督内阁的大关。张璁在扩张阁权的同时，也严格划定了阁权的范围，表明他所拥有的权力是来自世宗，且随时可以收回。张璁接受了权原在于人君的事实，却仍担下“以天下为己任”的重任，坚持“君臣共治”的大原则，重新划定内阁权责。在世宗和张璁的共同努力下，最终确定世宗总揽乾纲，而张璁则主治权。这样一来，世宗不用疲于朝中细碎事，只需把握政局走向即可，至于某项法令或政策的落实，则交由内阁、部院诸大臣处理。君臣权责划分明确，各司其职，各尽其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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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m Realized and Conception Practed: the Acquisition and Exercise of Zhang Cong’s Legal Co-governance Power

WANG Hong-cheng1, ZHANG Zhi-zuo2

（1. School of History Culture and Tourism, Hexi University, Zhangye 734000, China; 2. College of History and Culture,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Lanzhou 730070, China）

Zhang Cong ignored the life of his family and maintained the father-son relationship between King Sejong and King Xingxian in the big ritual ceremony. This move also enabled him and Sejong to establish a “monitor-to-guarantee” relationship. Under the guidance of Zhang Cong, King Sejong accepted the idea of “monarch and ministerial co-governance” proposed by Zhang Cong, and Zhang Cong gained legal co-governance power. One of the manifestations of this idea in the real system was to expand the cabinet power, and the cabinet became the central institution of the bureaucratic system at that time. In order to ensure the rational operation of the bureaucratic system, Sejong and Zhang Cong redefined the scope of the cabinet power, so that while the cabinet power was promoted, they remained within a reasonable range in the emperor system and coexisted with the monarchy without contradiction.

Ming Shizong, Zhang Cong, monarch and minister, cabinet power, Co-governance

K248

A

1001 - 5124（2022）01 - 0064 – 08

2021-02-03

国家民委民族研究项目“明清时期甘肃书院与民族地区文化教育发展研究”（2019-GMD-042）

王红成（1987-），男，黑龙江巴彦人，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明史。E-mail: wanghongcheng87@126.com

（责任编辑 周 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