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革

(复旦大学 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上海 200433)

明初重启大运河以来，黄淮运水系逐渐交汇于洪泽湖，经过潘季驯和靳辅治理，高堰使淮水通过清口进入黄河，以清刷黄而治理黄河，同时进入运河形成济运通道，黄淮运水文生态在此合而为一。清口枢纽工程既治黄又济运，是中国古代生态水利智慧一个重要表现。到清中后期，黄河淤高而清口黄水倒灌，官方加高高家堰抬高湖水水位束清刷黄。随着黄河淤高，有各种的工程建设维持清口的清水优势。随着湖底淤高和河身的进一步抬高，整个系统愈加脆弱，淮水刷黄和济运都出现问题。乾隆末年，官方实行了借黄济运，后期又有灌塘济运。乾隆五十年(1785)是一个分界点，这一年淮水无力济运，官方启动了引黄济运。道光七年(1827)以后，随着水环境的进一步恶化，官方启动灌塘济运，自然水流下的刷黄和济运越来越少，自然水利生态的效益愈加减少。潘季驯和靳辅的治黄治运之策，长期以来是清代的官方治理之策。然而，随着淤积形成的变化，刷黄几乎不存在，济运方式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水生态的变化产生了一系列的水利控制变化。研究清代中后期的水环境和济运方式变化，有利于分析黄淮运末期的生态互动以及整个清代决策层的对策变化。

一、长期趋势与乾隆五十年的引黄济运

乾隆五十年，连续大旱，黄河泥沙使清口淤高，漕船搁浅，官方不得不引黄济运。这一年皇帝命大学士阿桂履勘河工。阿桂言：“臣初到此间，询商萨载、李奉翰及河上员弁，多主引黄灌湖之说。本年湖水极小，不但黄绝清弱，至六月以后，竟至清水涓滴无出，又值黄水盛涨，倒灌入运，直达淮、扬。计惟有借已灌之黄水以送回空，蓄积弱之清水以济重运。查本年二进粮艘行入淮河，全藉黄水浮送，方能过淮渡黄，则回空时虽值黄水消落，而空船吃水无多，设法调剂，似可衔尾遄行。”借黄济运“自此始也。”[1]吴璥在嘉庆九年(1804)讲到清口沙淤形成的原因。“黄强淮弱由来已久，每当春令淮水未长，辄致倒漾。溯查历年，皆所常有之事，其最甚者，乾隆五十年间，因久旱水枯(洪)泽湖仅存水二尺二寸。是年秋冬及五十一年春间，自河口中以达淮扬运河，悉系借黄济运，清口淤成平陆。直至夏秋淮水长发，始得畅出敌黄。”[2]439引黄济运，是对长期以来以清刷浑的一个否定，这是长期积累所导致的结果。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官方平常年份尽力蓄清以清水送槽，不得已的年份借黄济运。

陈大文在嘉庆九年提到清口倒灌的历史。“自前明迤今，河口倒灌次数，难以更僕数，而太平河一带清水，得出即通，历来从未淤断。”陈大文提到早期清口与两坝的改移。“查清口未改以前，原只有束水东西坝一道定制，视湖水大小以定口门宽窄。如湖水渐消，亦渐次收束。自乾隆四十一年移改清口后，势远气宽，清水外出无力，束清坝一道，不足以资收束。于五十年前，大学士公阿桂奉命添建御黄坝一道，亦视黄水大小递相拆筑以御黄流，颇为得利。但水势总争高下，各该坝虽能节宣，亦难免倒灌。惟有设法节节收束，使之逼溜，刷沙不致过于宽缓散漫。”[3]改清口发生在乾隆四十年以后。官方为了清口出水的问题新修了陶庄引河，新的黄河河道与新的清水通道平行，不像以前那样处于较为对冲的格局。官方利用原有的黄河河道，使清口出水水流在会黄前的长度达五里，黄水暂时不易倒灌。官方将原有的清口外的黄河故道两边堵塞，东为拦黄坝，西为顺黄坝，入黄处为横拦黄水的御黄坝。这时，有两个束清功能的坝，分别是束清坝和御黄坝，清水进入黄河狭长通道后有两道控制口门。乾隆四十四年和乾隆四十六年，官方移束清坝与运口相齐，运口前收束清口，逼清水入运。束清坝这时有控制清口之水入运的功能。御黄坝除了束水外，还控制刷黄冲沙，这一工程使清口免倒灌达十年。然而，乾隆五十年仍然出现了黄河倒灌清口的现象，这是黄河抬高以后不可避免的危机。这一年湖水甚少，官方不得已引黄济运。[4]从此之后，黄淮运的关系也向一个恶化的方向快速发展。

乾隆四十一年高晋与萨载等叙述了清口区域的黄水倒灌，指出乾隆中后期的变化。“近年黄水时有倒灌，致通湖引河淤垫，引河浅阻，清水不能畅出，清江淮安一带，运道俱有停沙。”黄河上游决口也不断使黄水入湖，乾隆中叶以后，河道与洪泽湖淤浅不断加重。高晋讲了二十年以来的变化：“臣在工二十余年，历经黄流倒灌，河道停沙，由通而淤，由淤而通，或淤在上而下游浅阻，或淤在下而上流壅盛。通塞靡常，疏治亦无良策。惟有将清口以内之通湖引河沙停淤垫，人力可施处所设法挑挖，使清水畅出清口，与黄汇流东注，迸力刷沙，则黄水不浚自深，海口不疏自治。”[5]嘉庆十年左右，铁保阐述了清口淤垫与湖面扩展的历史：“洪泽湖淤垫，前河臣靳辅疏载，彼时湖中止有存小一道，宽十余丈，深五六尺至一二丈不等。今则湖面宽数百里，深至二三丈不等，较靳辅时大不相同，又岂得反诿为淤浅。况清水之敌黄，所争在高下，而不在浅深，此说又可勿论矣。惟河身抬高一说，询之在工员弁兵夫及濒河绅士，佥称嘉庆七八九等年，黄河底淤高八九尺至一丈不等，是以清水不能外出，河口之病，实由于此。”[6]

铁保所说的嘉庆七、八、九年的危机，是因为清水水浅所致。嘉庆八年闰二月时，“清口水浅，粮船起驳渡黄，旋黄水倒灌，即借黄济运。”九月黄水落，淤泥积于清口河滩，挑浚以后仅可通运。嘉庆九年，上游衡工决口已堵合，黄流入海却仍然不畅，倒灌洪泽湖和运河。九月，清口上下清黄相抵，沙淤更甚。官方开祥符和五瑞等坝减黄助清，疏治清口。[7]708-710嘉庆十年，清水仍不敌黄，倒灌清口。官方移束清坝于运口之南以接近清水，将御黄坝移于河辱，在清口西挑引河以过运船。“淮水不出清口，藉黄水以济回空。”黄水进入运河，清江浦运河七月大量受淤。淮水难出清口，洪泽湖异涨时转向山盱五坝，汛期掣开义坝。官方不单致于力高堰，堆砌碎石，还在下游疏导。[7]710-711总之，这时期出现的黄河河身的抬高，引发了这三年都有危机发生。引黄济运后的黄水入淮，是嘉庆七、八年出现河身抬高突变的原因，这意味着长期的以清刷黄的生态治理出现了危机。官方在以后仍在大多数时间内关闭束清坝偃，尽量少地启山盱诸坝以蓄积湖水，抬高清水水位以渡黄，不得已时，借黄济运。

嘉庆十一年，高堰吃重，官方在王营开减坝以掣泄黄水同时加筑高堰石工，开放智礼二坝。五月水涨，风浪掣通信坝。[7]712-713嘉庆十二年，官方第一次启用藉黄济运之法：“是年春，淮水不出清口，藉黄济运。五、六月，河口益淤，攒挑河口淤浅，并挑五引河。又于御黄坝口门及新挑河尾各设草闸，先引清水灌入，移进漕船，然后开河尾闸，启御黄闸出舟。”这是常态之法。“七月，淮水阻涩，运河淤浅，漕船于淮扬截卸。八月，洪湖水长，启放束清、御黄两坝，运舟无滞。十月朔，又启放李家庄，减低黄水，以助清势。”[7]714这时期，清口长期闭御黄坝，难有自然水流的流动。嘉庆十六年三月初八日，铁保和陈凤翔在上奏时言道：“臣等连日查看黄河水势长落靡常，而湖水微弱已极，不但不能敌黄，且不能济运。现在渡江漕艘已过扬关，十四帮湖水不能涨发，而粮艘又不可再迟，是以前擬三月初一启除御黄大坝，俾得儹通北行，惟黄高于清五尺余寸，该坝一经开放，则黄水直灌洪湖。淤河可治，淤湖则难治。现今湖口滩高，皆前此黄水入湖之病。”[8]

这时期也有清水的一时旺盛，因为上游黄水决口入湖助清，形成以清刷黄的局面。官方还在上游减黄缓解清口的黄水之盛。嘉庆十七年，百龄对此对策的正反两面有认识，在上奏时他言道：“为今之计，惟有筹画减黄助清之计，以济回空。查减黄之途，有天然闸、峰山闸、祥符五瑞闸三处，天然、峰山二闸，下游河道久已挑濬，即可启放。”另一方面，他担心徐州以下河道由于减黄分水而致河底停淤。最后他不开天然与峰山二闸，只开放祥符、五瑞二闸。他认为桃汛时黄水涨大，分水可以不影响正河刷黄。“过闸十余里即入洪湖，可期朝发夕应。查嘉庆九年，回空船及十一年办里重运，俱曾开放，见效甚速。所虑者，黄流灌入湖内，不免停淤，然该闸下即近张福口引河之尾，纵有淤淀，亦止在此河之中，来年清水蓄高，即可刷去。”[9]3810-3812官方开虎山腰减坝，效果并不好。包世臣在道光年间评价道：“南河自十八年春，筑圈堰于清江，大溜被遏。二十年春，凿虎山腰减坝于徐州，分泄盛涨，而清黄交病。至道光四年冬，祸发高堰。御黄坝外河泓深不过四五尺。”[10]105

清口附近黄河南岸高家湾至吴城七堡一段堤坝与洪泽湖相邻，黄水常从此泄入湖中，其闸坝大都建于康熙年间。初建时有分洪的作用，可宣泄黄河漫滩的洪水。6-7月汛期，黄水可以通过减黄坝泄出。黄水入湖有大量泥沙淤积，早期这里减黄坝泄水入湖时，尚可“引黄助清”，后期这一区域基本上从清口引黄，对清口形成强烈的淤积和倒灌。黄河改道以前的最后四十年，为保证济运，几乎无年不引黄。从乾隆十八年到道光二十三年，愈到后期，淤高越速。[11]洪泽湖北部淤高越来越严重，官方为蓄水不敢轻启五坝，不得已时才开放五坝泄水，使水泄入高宝诸湖，高堰承受的压力更加严重。

从决口南泛到漫工堵合，黄河回归正河要经过一年多时间，这种长时间的改流，不仅使湖底淤积增强，黄河河道也因失去束水攻沙的功效而淤积加剧。然而，远离清口的决口会形成一时的清水入湖和水流畅通的效果。“邵工亦系南岸漫口，彼时全黄入湖，赖清口通畅，黄河灌湖，出口得以畅达尾闾。”然而，湖底淤高、黄河河道抬高和高堰加高，是整体的趋势。嘉庆十八年黎世序言：“从前湖水出口入黄，河道宽有二百余丈，下游山海河道比今低至丈余，以故湖中不致涨满。自豫省衡工，江境郭家房等处节次漫溢，河底垫高，湖水即不能畅出。运口一带，倒灌日甚，不但下游长河较前高至丈余。即湖口以外清水入黄之处，两岸渐淤高滩，现在河身窄处，仅存宽二三十丈，比旧日河身不及十之二三，是以嘉庆十六年李家楼漫口黄水归湖，清水不能畅出。”[9]3849-3852琦善认为高堰不起作用，应以治黄为重。道光五年他言道：“相石工(高堰)形如壁立，湖面宽广，一遇西北大风，浪若排山，涌高堤顶，迥非人力所能抢护。从前所以保固无虞者，皆由黄河之底低深，故洪湖收水数尺，即可外注。水浅则浪微，堤工自可不致著重。朔查嘉庆七年，洪湖底水仅存二尺五寸，重支尚可畅行。自嘉庆八年至十七年，河口淤高，黄水倒灌，黄运两河漫口多处，以至漕粮艰滞，糜帑殃民。若非十八年豫省睢工失事，全黄澄清入湖，畅出清口一载有余，将河底积淤刷涤深通，弊将不可复救。又焉能至道光元年，洪湖存水八尺一寸，尚高于黄河六尺有余，得以敌黄而济运。虽以上游之失事，藉刷下游之积淤，其言似属不经。而实在情形，则有在工年老之官弁可询。”[12]75

这时期的借黄济运也与高堰系统的崩溃有关。道光四年，孙玉庭提出效法嘉庆年间的借黄济运时，提及当时的借黄济运是在高堰崩溃后不得已的办法。“溯查嘉庆十五年冬间，亦因风暴掣卸石工，塌通各坝过水。至次年春间，湖水耗存数尺，黄水高于清水五尺余寸。彼时重漕至淮，系堵束清坝，借黄济运。”[13]176十一月二十五日孙玉庭等又言：“臣等检查嘉庆十六、十八两年，皆因湖水泄枯，不得不借黄济运。本年湖水消耗情形，与该二年大约相同。现在御黄坝业已堵闭，俟明春开放前，臣等查照该二年办法，添筑钳口等坝，以遏黄水倒灌之势。再于御黄坝上下，接筑纤道，临时相机加筑对头小坝，务将倒灌之水，层层夹送，不使停淤阻浅。”[12]33-34道光四年的汛期，高堰坝河遭到前所未有的危机。智、礼区域内坝掣通三处，周桥一带过水，十三堡出现缺口，高堰和下游都出现险情。[12]30-35正是这种形势，湖蓄被耗，才有借黄济运的实施。

一般情况下，只有束有攻沙才有水流形势的稳定。嘉庆二十年睢工堵合后，黄流归正河后形成束水攻沙，黄河被刷深，水位下降。“愈至下游，长水愈少，而流行愈驶，自系下游河道及海口通畅之故。外河厅顺黄坝誌椿为南河水势考较最准之处，现存水二丈四尺九寸。”与嘉庆十七年二月李家楼漫口堵合时此处水位三丈三尺，这时水位较低，他认为起到了刷黄的攻效。清口清水水面“计高于黄水数寸，畅出敌黄，清黄交汇之处，直射至彭家马头以下。”黎世序言：“在工官民人等目睹情形，均称近年罕见。积年淤垫，现在已刷去十之三四，从此再能愈刷深，即可全复旧规。”[14]3865-3867束水不外泄仍是正确的办法。然而，因湖河之底淤高，黎世序仍对以清刷黄感到悲观。百龄等言：“自近年河底垫高，虽湖水盛大，亦不能外出，徒有倒灌之害。是以于重运全行渡黄之后，即行堵闭。”[14]3867-3869官方不得不努力地冬春之时蓄清。吴璥曾算着上一年冬季存水判断第二年倒灌水平。“查嘉庆二十年冬底湖水，较高黄水二尺八寸，次年伏汛，黄水倒灌三次，每次不过三四日，黄水见消，清水仍即畅出。二十一年冬底湖水，较高黄水五尺八寸，次年伏汛黄水倒灌一次，仅止二日，黄水见消，清水旋即畅出。兹查二十二年冬底湖水，高存一丈，近日黄水又落数寸，清水较高黄水六尺有余，以此计算，比前两年黄水底又加深，清水势更建瓴。”[14]3902-3903

乾隆五十年引黄渡运把里运河和高宝湖河槽淤高3米，运河水只剩1米，局部只有20厘米。嘉庆十四年，全黄入湖使湖北部淤高，五坝区过水量越来越增加。[15]嘉庆七至九年，清口淤高3米左右，道光年间再淤高4米左右，以致洪泽湖水难以刷黄，更加依赖借黄济运或灌塘济运。漕船经此非常困难，每艘船要七八百人乃至千人牵挽，一天只能过20-30艘。黄河常常沿运河奔腾而下，直达到高邮和宝应城下。[16]139-140里运河不断地被淤高，运河的抬高，进一步加强了运河与黄淮运的危机。嘉庆二十二年，黄河河身快速淤高，高堰也严重吃重。“从前黄河底低，冬间洪湖存水二三尺即足敌黄利运，是以坝工不甚吃重，迨后河底逐渐淤高，湖水亦因之抬高，盛涨之时，高堰誌椿率长至一丈八九尺，即冬令水落，亦必收存一丈外方能敌黄水高溜。”[17]

二、高堰体系与水环境控制

洪泽湖有清口坝堰体系和高堰体系，长期以来，水流控制中心在清口。官方在此通过坝偃控制淮水之入黄和入运。随着黄河河身的抬高，御黄坝常闭，清口体系难以起至控制整体水流的功效，而山盱五坝区过水量增加，官方需要控制泄水以控制湖蓄，控制中心逐步转移到五坝区域。五坝区的控制无法像清口那样直接控制刷黄或济运，更是一种间接控制。

清初的高堰体系相对松散，泄水通道偏北，随着北部湖底淤高，泄水重心偏南。嘉庆八年陈大文奏道：“康熙初年以前，自周桥至翟坝三十里内本无堤。前河臣靳辅始行补筑，仍留减水土坝六处。康熙四十年前，河臣张鹏翮因六坝既经堵塞，起建南、北、中三石坝，其天然、南北两坝仍系土坝。”这时清水旺盛，刷黄得力，五坝基本上不开放。乾隆年间，湖水西南排的倾向加大，五坝排水形成。“乾隆十六年奉高宗纯皇帝谕旨，天然二土坝永禁开放，另建石坝二座，并南、北、中三石坝共为五坝，以仁、义、礼、智、信为之次。仁、义、礼三坝，照康熙年间旧制，高堰志桩长水至八尺五寸及九尺以上，听其由石脊过水。惟智、信二坝，则于石面之上加筑封土，嗣后仁、义、礼三坝，亦一并封土，高不过四尺，宽一二丈，仍照向定章程，长水至九尺以上，以次相机开放。”[18]441

嘉庆年间，五坝开启程度增加，堵合难度也增加。黄河和湖底日益增高，高堰增加，西南排水的力量加强，官方不得不抬高坝基。“考五坝旧制，原系滚水石坝，水涨听其自泄，水落则止。厥后黄河之底日高，必须加蓄湖水，方能畅出敌黄，原设坝基，遂形卑矮。于是将坝基封土，蓄水愈高，一遇开放，建瓴下注，辄将坝底冲坏，而下游之被淹浸，万不可阻遏。”[19]3735-3736嘉庆十三年，湖水盛涨形成各堰坝和危机，铁保等人言道：“如万不得已，即于礼、智等坝内再启一两坝宣泄，以保堤工。查智字坝口门较宽，素为得力，惟一经启放，过水下河，难免淹浸之患。”[19]3740坝基抬高随着湖底淤高，加剧了泄水的建瓴之势，里下河地区越来越容易受淹。嘉庆八年，吴璥上奏时提到了智信二坝的变化。嘉庆五年后，智、信二坝不再加封土，汛期听其过水。“听其水长自过，循序归江，以免猛骤之患。”[18]435蓄湖增加，也可以恢复清口的刷黄能力。嘉庆九年，吴璥上奏时讲出了清口状态的习惯。“清口湖水较大，亦力足敌黄，并未倒漾。惟向来湖水长至一丈二尺以外，即将山盱五坝酌启一两坝减泄。”但这一年却是因“需要清水蓄足以刷河，高堰志桩存水一丈三尺八寸，仍竭力防守收蓄，尚未启坝。”[18]439

随着湖底淤高和黄河抬高，官方只好平时将御黄坝常闭。道光六年，湖水很大程度上已经全部入运而难以入黄了。这时的运河一方面有全湖入运，另一方面有山盱的泄水，平时可以不蓄水。张井等人认为：“运河毋须多水，所有涵洞、闸坝先饬陆续启放，腾空河身，俾湖水下注，得资容纳。只湖水入运，惟由清口一处，泄水分数，总不敌长江之多，伏秋大汛势头续而来，不能不早筹宣泄。”[12]118-119随着各种危机的进一步发展，官方只得将水流控制中心集中在山盱诸坝，除了泄水蓄水控制外，高堰石工投入也是官方经营的重心所在。

嘉庆十四年，徐端在上奏中提到了仁、义、礼三坝的堵合过程。“查三坝猝被风浪掣通，臣督饬先将智坝赶紧堵合，连日催集料物，率同在工各员，将仁坝进占，筑做工程已有五分，约计旬日，即可堵闭。至义坝口门较宽，已无坝底，水深溜急，较仁、智两坝办理，稍为费手。现已盘住裏头，南岸已先出占镶成埽工二十丈。俟仁坝堵合，更可全力注于义坝，一面筹催料物，克期应手。”为了湖蓄，河臣们要求当年冬天将诸坝堵闭及时收蓄清水。“溯查向年洪湖存水，总在一丈以内。嗣因黄河河底垫高，湖水因之抬蓄，如十三年冬，洪湖存水仅一丈三尺，次年漕船仍照常赞运。就现在情形，较十三年水势尚属充余，而先事豫防，自当熟筹储蓄。臣已饬裹河厅将束清坝口门大加收束，俟回空漕船渡黄完竣，即将御黄坝赶紧堵闭，使清水全注运河。黄水不致内漾，庶于漕运河务有益。”[19]3765-3767

嘉庆十七年，湖水盛涨对高堰形成危机，官方维修高堰。六月，礼坝被冲垮，百龄堵闭智坝以控制下游的水量。“高邮、甘泉一带，湖面水势增长，自应速将智坝封闭，既免泄枯湖水，并杜下游水涨。”智坝封堵使湖水蓄水得力，六月份敌黄济运。“计回空粮船，七月内即可抵江南，维时河口黄水，如再消落，清水蓄高，即启放御黄坝，俾得并力外出刷黄，方为正办。”与此同时，他对借黄济运作了评价：“近年每以借黄济运为长策，殊不知河以倒灌而分流，以分流而底垫，南河痼疾，莫甚于此。本年黄水顺轨畅行，已大有起色，若任听泄枯清水，仍以倒灌回空，是经岁筹画，底定之功，废于一掷。”[9]3796-3797泄枯清水，倒灌回空，说明借黄济运时需要清水泄空以引黄。七月份，百龄上奏要求修砌礼坝。“若再不将礼坝速堵，任听湖水久泄，不但下游农田被水，且瞬届开放御坝过船之时，必致黄流拦入清口，诸多窒礙。”修坝是为了蓄清，以此防止回空时的借黄济运。借黄济运，当时已成为官员沿循的痼习。[9]3797-3798皇帝屡屡催促河臣修五坝以蓄清，恢复以清刷黄。七月嘉庆皇帝指出：“全淮汇入洪湖，以清刷黄，为治河良药，惟清水非豫为潴蓄，则力弱不足以敌黄。而蓄清之道，全在保护高堰，则必须修复五坝，使宣泄得宜，操纵在我，方能收湖水之益，而不使为害。今五坝已坏其四，惟余智字一坝，而礼坝跌穿之后，泄水过多，下游高宝一带已受其患。”他支持地方官员修坝以增加湖蓄。[9]3802

这一年，陈凤翔对清水的积蓄条件作了分析。“洪泽湖周围数百余里，容水实多，汪洋浩瀚。引河果能深通，湖水蓄存一丈内外，即能畅入淮河济运。若引河淤垫，即蓄至一丈数尺，其势亦不能刷黄。”他指出湖水与引河的关系也有一个长期的变化。“查自乾隆元年至六十年，湖水蓄至一丈一尺以外，即启放两三坝，乾隆二十五年湖水长至一丈四尺三寸，即将五坝齐放。嗣因引河不畅，而湖水愈蓄愈高，所以(嘉庆)十三年有冲塌运口头、二、三坝之事，而运河之余家坝、平桥、三铺、状元墩各处漫溢。”七月份二十八日，百龄奏称当时洪泽湖仍需蓄水敌黄。“洪水清水自礼坝塌穿石脊之后，泄水较多，不可不亟为堵闭，以期蓄水敌黄。”这是泄水后的蓄水。嘉庆十八年九月，百龄奏称需蓄水，这是以清敌黄所要求的蓄水高度对蓄水的需求。“洪泽湖收蓄清水已有一丈四尺八寸，现在启放御黄坝，并拆展清坝，使水畅出清口。”[18]493-495皇帝强调五坝的作用。“治河之道，要系顺水之性，乃天地自然之利。如清水之于黄水，因势利导，以水攻沙，水行地中，历来胥资其益。因措置失宜，人事不尽，拂其就下之性，始分流旁溢以利人者害人。目下黄河尾闾通畅，大有转机。惟清水总汇，其节宣槖吁，前人妙用，全在五坝启闭得宜。五坝已坏，其四应以次修理完整，亦不必拘定次序，相度形势，何坝扼要先修，何坝务斟酌妥善，全复前人旧规，使湖水启闭由我，可以放心收蓄，永资以清刷黄之利。”[20]这时的五坝启闭得宜，已成为控制湖水收蓄达成以清刷蓄的手段，而在早期，官方是直接在清口收启束清坝即可控制湖水刷黄。嘉庆十八年，百龄等谈到了刷黄的难度。“从前湖水收至八九尺，是以誌椿一丈以外，即须启坝以免偃盱堤著重。近年黄河底渐淤高，湖水即收至一丈四五尺，亦不能畅出御坝，冲刷洪流。迨盛涨长至一丈七八尺，不能不亟为启放，而水而既经抬高，一经放坝，势如悬瀑，猛力下注，坝下河底跌成深塘，跌塘过甚，堵闭遂难操纵。”[9]3828-3830启坝志桩的提高必形成高堰的高危的环境。

孙玉庭曾在上奏中提到道光初年水流控制的惯例，御黄坝常常处于不堵的状态，较晚才堵，再到后期，五、六月便堵御黄坝。“至御黄坝启闭迟速，向视黄水长消情形为度，并无一定期限。每一启闭，动用钱粮数逾百万，倘逢清旺而黄不甚强，即不堵口门，听其清水外注，助黄刷河，既节工费，且可少开山盱坝河，免致下河受淹。”嘉庆年间的惯例有变化，官方开始通过宽窄控制御黄坝，道光年间早早地关闭御黄坝。“黎世序任内，于嘉庆二十一、二等年，重运渡黄后，因清强于黄，即未堵闭，然口门宜宽宜窄，必随时相机收展，操纵由人。近于道光二年伏汛长水较早，即于五月十四日堵闭御黄坝。道光三年，重运渡竣，因清水外出未堵，旋于六月中旬黄水陡长，较高清水二尺余寸，已形倒灌，于六月十八日将御黄坝堵闭断流。”[12]27道光七年尚书文服等提到，道光元年以来，五六月官方即开始为湖蓄而堵御黄坝，道光四年以后成为常态。道光四年运船渡完后，六月中旬清水高于黄，七月十二日黄水高清水一寸，该坝尚存口门十六丈余尺，河督命令赶堵口门，使清水不出清口，湖水非常快地积累。孙玉庭等闰七月十九日奏：“洪湖水势，自御黄坝堵闭后，逐日增长。现在高堰志桩已长存一丈五尺五寸，专由运口一处下注，湖面已开涨满。现饬山盱厅营，将仁字河先行启放。其余各坝河，仍察看情形，得守且守。”十一月份，御黄与束清处于重新开放状态。“高堰志桩现仍存水一丈七尺二寸，束清、御黄两坝口门虽已展宽，而湖水盛大，一时不能消减”。这时,官方启放信坝，稍减湖蓄，湖水消存一丈六尺以内赶紧堵蓄，以备来春敌黄济运。[18]580-584

收蓄清水是有限制的，过此水位，高堰则危。道光六年琦善道：“向来收蓄清水，至一丈以外及一丈三四尺，石工即有遇风掣塌之事。甚有塌至数千丈，并将各坝掣通者。前冬湖水，蓄至一丈七尺，遂掣通两处口门，为从来所未有。今若专为敌黄济运起见，非蓄水二丈不为功。而就石工形势言之，则无论建筑二堤，帮宽大堤，止能御一丈五尺以外之水。均不能蓄至二丈，使之开坝通漕。”[12]114琦善又说：“就近二十年来，经冬存水从无蓄至一丈八九尺者，此皆因石工陡峻，一遇风势猛烈，易致掣塌之故。”道光七年六月，洪泽湖的水位蓄到一丈六七尺仍不能畅出敌黄，以前致一丈三尺即须启坝减泄，说明这时的困境已经危及过运口的水势了。八月二十一日蒋攸銛说：“从前洪泽湖存水一丈二三尺即可济运，今则蓄至一丈六七尺尚不能敌黄。”到九月初三日，他又奏道：“伏查黄河日淤日高，清水未能畅出，自道光四年以来，全漕阻滞，或盘坝，或海归，总不能复河运之旧。”[18]598-603清不敌黄的环境，已严重影响到运河运输，借黄济运难奏效，灌塘济运便产生。

三、灌塘济运与湖蓄控制

高堰的压力使官方难以蓄清，不得不借灌塘济运，灌塘济运基本上试行的时间是在道光六年。道光七年以后的灌塘河称为塘河，用以停泊船只，称太平河。这是一种前现代的船闸之制，有临清和临黄两处坝堰控制，一启一闭，进船出船。[13]618-619灌塘济运的实施实由当清水形势进一步恶化所致。当无法通过蓄清解决问题，只能灌塘，这一切的变化，道光六年是一个分界点。一般情况下，官方努力地蓄清敌黄，然而，湖底的淤高和黄河河身的抬高趋势，使环境恶化到需要灌塘济运的程度。蓄清不及或黄水水位高到一定程度，二水难以相汇，只能灌塘。道光三十年陆建瀛言道：“清黄互有高下，逮至道光六年以后，黄水长高于清，阅今二十余年，清黄不能交泄。是以重空二运粮艘，悉用灌塘放渡，安之已久。”[21]1072道光十三年麟庆奏道：“倘得清高于黄，启坝通漕，不特济船迅速，抑且刷河深通。至倒塘灌运，只一时权宜之计。臣亟思早复旧规，当即随时咨访，佥谓灌塘济运，原非经久善策，但清水之能否敌黄，全在较河湖水面之高低。近年黄河淤垫日高，清水不能畅出，欲济军船，舍此别无良法。”[13]549-550由此可见，道光六年是一个环境恶化的分界点。

琦善等在道光六年提到了戽水通船之法。“潘锡恩前在淮扬道任内，筹议戽水通船之法。拟于里河头坝坚筑拦水大坝一道，再将临黄之钳口坝，改建草闸一道，内可容船一千余号。安设水车，将清水戽入内塘。内水高于黄水一尺，即行启闸放船，以全漕四千余号之船，分作四次，可以全渡。共需银七八万两”。除了戽清水入塘外，还可以戽黄水入塘，即是将黄水澄清再戽水。“查两岸盖黄坝以上，滩面宽阔，宜圈筑水柜，车戽黄水，以高就下，先使澄清，再为启堰宣放入河，较之车戽清水，由下而上，实属事半功倍。”灌塘济运之法在黄高于清时不得已为之，在生态上引起严重的后果，但成本低。当年六月初十日工程完竣以后，七月二十三日顺黄坝存水三丈五尺七寸，高于清水二尺三寸，官方试着进行灌塘济运。琦善等人认为戽水通船法“事属创举，论者咸谓水无来源，难期得力。在未试行以前，臣琦善、张井等亦皆未敢遽信。今以铜铅船如法试行，竟能将清水抬高一尺有余，抵御黄流，不过两三天时间，已将八十余船全行竣渡，并无黄水涓滴内灌。而核计经费，共止银二万五千余两，此直较盘运为省事，而视海运为易行。”他们提出全漕渡运的可能性：“臣等审度情形，设使内塘宽大，水势充盈，虽不能济渡全漕，而万一当时迫势艰，即以尾后二三十邦，藉资浮送，较与借黄济运，所胜实多。”[13]290-291道光七年虽实行灌塘济运，大部分时间仍行清水送运，到后期，清口水环境进一步恶化，灌塘盛行。道光二十二年麟庆奏道：“道光初年，清水送漕。彼时年底顺黄坝只存水二丈余尺。自六年放王家减坝不畅，河底增淤丈余，每年底水总在三丈五六尺，是以湖水常矮于黄。欲济运行，舍灌塘别良法。”[13]869-870在清水低于黄水时，清水灌塘也难行，官方会越来越依赖黄水沉清灌塘。

灌塘济运是借黄济运的升级，通过固定的塘河渡运，黄淮水缺少了以前的自然水流互动。道光七年钱仪吉上奏时指出“查洪泽湖水，向以七分敌黄，三分济运。今河身垫高，清水必须多蓄，而多蓄清水，高堰新工，即难抵御。设遇西风鼓浪，稍有掣动，所关匪细。若将御黄坝堵闭不开，则可不蓄敌黄之水。除仍由运口各坝闸，经行运入江外，其洪湖下流有白马、青荡、宝应、界首、高邮、邵伯等湖，递相灌注，经由扬州瓜口入江。”他说的关闭御黄坝，不是像以前那样地以蓄清敌黄为目的闭坝，而是灌塘的闭坝，清黄水不交流的闭坝。“查漕船由御黄坝渡黄北上，原系经久不易之法。乃自高堰漫决之后，继以借黄济运，而坎口遂日见淤高。”[13]330-331在这种环境下，只有灌塘。

随着湖蓄水位的不断提高，山盱坝偃危机的程度也不断提高。官方在蒋家坝迤下的区域改建仁、义、礼三河，由于地势有偏，宣泄难为得力。“向来尚有拦湖坝一处可以救急，及嘉庆二十四年、道光六年启放之后，跌塘太深，万不敢再议启放。”随着高堰大堤的帮补加高，资金投入甚多。“堰、盱两厅石工后大堤，上年蒙恩发帑一百数十万，均普律帮至十丈，较之往年，已觉宽厚可靠。惟查湖水每遇风暴，辄行陡立，高浪如山，泼过堤顶，以致后戗塌损，石工壁立，至为危险。今若于十丈堤顶之外，再行帮筑十丈，固觉愈形坚巩，即或不能，亦须再帮五丈，则波浪上涌，不能刷及后戗，且于存站兵夫，堆积正杂料物均有余地。虽石工遇风掣卸总不能免，而于保障全湖，实为尚有把握之事。”西风盛时，防守更为吃重。当时十三堡和信坝等地段被风暴撞击塌蛰。[12]157-158

道光八年，张井提到河身抬高已使清口难以刷黄，灌塘促进了黄河和运河淤积的发展。“御黄坝上下一带黄河，积年淤垫，臣张井于道光六年春间亲自测量，比道光元年高至一丈至一丈四五尺。两年来严守上游闸坝，不任旁分，酌用倒塘，不任倒灌，专力攻刷，虽渐觉深通，而为效甚迟。现在外南厅顺黄坝存水，比之道光元年尚大一丈二尺余寸，是即河底尚未淤垫至此，然重空粮船经行，已无岁无倒灌之害。今以淤高丈余之黄河，而欲常启御坝，使清水外出刷涤，势实有所不能。至于洪湖之水，以黄河现存水势而计，必蓄至一丈七尺以外，仅能与之相敌。蓄至一丈八九尺，始能畅出，而堰、盱两厅石工，风暴堪虞，实不能冒此风险。”蓄水水位非常之高，为的是可以启御坝而通漕。这一年十一月存水达一丈五尺四寸。“较量水面，黄高于清约有一尺余寸，时令虽冬至，而气候太暖，水未大落，向后天寒源枯，黄河自可续消。如再消尺余，即当相机启放御黄坝，然亦仅能通漕，不足刷黄。盖清水必高于黄河水三数尺，又必启御坝时多，闭坝时少，乃能畅出涤刷。”刷黄条件难再，灌塘常行，只能长时期闭御黄坝，这与乾隆早中期的状态完全不同。“从前乾隆年间，湖高于河自七八尺及丈余不等，一交夏令，拆展御坝至一百数十丈，故能大泄清水以刷淤。时及秋冬，虑其泄枯，始收蓄湖潴以济运。后因河底渐垫，至嘉庆年间改御坝为夏闭秋启，已与旧制相反，除上游失事之年，仍未展束、御两坝畅出清水，外其余年份，虽亦时启御坝，而黄河偶涨，即形倒灌。”[12]179-180几十年来湖河的变化使清口刷黄条件难再，官方只好努力地加高高堰以增加湖蓄，同时加强山盱诸坝河的启闭控制，为的是在适当的时机以清送槽。

这时期官方使尽各种办法难以达到合适的湖蓄水平。道光八年八月十五日张井等言：“向来湖水虽秋分节过，常有盛涨之时，本年长水较早，此后似不致大有增长。亟应节蓄湖潴，以济漕运。当地饬将泄水量最多之信坝于十二日堵闭断流，智坝亦接手堵筑。”及早堵坝是为了蓄水。十月，湖涨不断，石工被冲，张井等在抢筑险工险段后，仍加强湖蓄。“如见停长，或渐消落，仍即照旧镶高，以慎湖潴。”为了湖蓄也需及时修好冲毁的山盱坝堰。“信坝石底历年久远，间有残损，本年启放时，湖水盛涨，势若建瓴，冲损形迹大露。该坝泄水最灵，亟须估修完固，以备来年减涨。”[12]171-175官方努力地维持湖蓄，追求济运与防灾的平衡。十月二十三日张井奏道：“查旬余以来，湖水并无长落，高堰志桩仍存水一丈六尺，较向年冬令，存水实属过多。现在黄河尚未大消，即不能由御坝外出刷黄，仅止运口一处殊不足以资分泄，向后风暴时有，在在堪虞。据该管道将禀请暂放智坝前来，当即函商督臣，批令将该坝未塌埽戗，全行拆除，于十七日过水，现已数日，未见消落。”他们根据黄河水情调整高堰坝堰的启闭，黄水消落，马上堵智坝开御坝，清水刷黄。[12]176

官方用各种方法保证湖蓄是为清水灌塘，保证湖蓄的关键在于山盱诸坝的控制，堵闭坝河，可以增加湖蓄，开启则利用泄水。道光十年张井奏道：“近年筹办空、重两运倒塘，总以蓄存湖水一丈五尺内外为度。前于湖水消至一丈五尺一寸之日，即将泄水最灵之信坝堵合。该坝堵后，水又递消，并将仁、义、礼三河以次堵闭。湖水现存一丈四尺五寸，如往后无甚消长，计空运到时，倒塘尚可顺手。设此后秋雨频仍，淮源暴涨，亦向所常有之事，维时数保护石工起见，仍当酌启河坝，以资宣泄。”九月二十三日，他提到空漕渡运的水环境。“外南厅顺黄坝志桩存水总在三丈七尺以外，清黄高下悬殊，未能早为灌放。幸洪泽湖水势，自山盱坝河堵闭后，月余以来长回尺余。现存水一丈五尺七寸，黄高于清，尚有四尺余寸。”[12]193为了维持湖蓄，官员们一年之内都有不同的关注点。以道光十一年为例，正月，官员们担心黄水春天上涨，不敢轻启御黄坝致耗湖潴；二月，官方组织人力帮宽大堤；三月，重运经临，湖水因上源来水上涨，官员们不敢启坝泄水。张井对清黄水情作了估计：“查上年冬底，黄河存水二丈九尺五寸，于近年底水为最小。洪泽湖长存一丈七尺二寸，于近年春水为最大。”他期望以清流自然渡运，不必灌塘。三月清高于黄，四月以来黄水旋消，重运漕船，均系顺流渡送，无须倒塘。四月十四日陶澍奏道：“为清水敌黄，重运漕船，行走顺利，惟洪湖水势浩瀚。”再到以后，汛期到来，高堰石工成为关注的重点。“惟洪泽湖水势，目前长至一丈九尺五寸，溯查案据，自以此湖以来，未有存水如此大者。”张井与陶澍组织堰盱两厅人员搂护高堰。为保护高宝邵伯处运舟畅行，官员们不敢轻启高堰坝河，运船过高宝后，官方才放“上游洪湖之智坝，义、礼二河。”汛期正在重运过黄时，坝堰控制非常重要。[12]203-207愈到后期，官方对山盱诸坝的控制愈加突出。道光十四年八月，由于汛情和高堰险情，官方准备开林家西滚坝。麟庆对林家西坝进行了分析：“林家西滚坝泄水虽灵，堵闭每虞费手，且同时启放，下游吃重，又须急放高邮四坝。查本年下河州县秋成颇稔。现在早稻已收，中稻正在刈获，自应缓启。”[12]291林家西坝不单成为控制湖水水情的重点，也成为下游水情的控制中心。麟庆在《麟庆私档》中提到清口的状态，特别是蓄清敌黄的古今差异。“盖从前所谓蓄者，不过一丈，即可敌黄，今蓄至一丈八尺，而伏初盛涨，重运方行，竟有不能外出之候。一遇风浪，淮扬可危。总以冬间收存一丈五尺，足可灌塘力度。重运尾帮，一过扬粮，先将归江总路畅放，腾让河身，仍俟全数渡后，即将山盱各河坝，酌量减泄。”[13]556

四、黄水入湖与危机加重

道光后期，经常出现全黄入湖，黄淮运危机进一步加重，危机的核心是清水无法刷黄济运，偶然一次河身被暂时刷深，随后又淤浅加重。道光八年，张井等分析了长期以来河底变高和以清刷黄形势的趋势。“在康熙乾隆年间，湖高于河丈许，乃获收效。后此惟清水独行之时，始能攻刷见深。如嘉庆十七年以前，河患最甚。是年外南顺黄坝志桩，存底水二丈六尺五寸。十八年九月，豫省睢工漫溢，至二十年春，始行堵归故道。御坝以下河身，经清水刷涤二年，是年外南顺黄坝，年底存水二丈五尺。至二十一年，仅存底水一丈九尺，比十七年底水，低至七尺五寸。二十二年虽清水外出时多，并无加深。二十三年则因分泄倒灌，河底淤高，所存底水，即与十七年相同。二十四五两年，豫省马营坝仪工先后失事，御坝以下河身又经清水刷涤二年。至道光元年，顺黄坝志桩，存底水二丈零五寸。而道光二年底水，存至二丈八尺，又淤高七尺五寸，此清水独行刷淤之明验。至若常年偶启御坝，或高下无多，或暂开即堵，虽清水泄黄下注，亦未见其能刷深也。”黄河泄水汇湖会有一时刷黄之效，因上游分黄利于黄河河身的淤高，汇黄利于湖底的淤高，终究起到反而的作用。“河底积渐淤高至一丈数尺”。明白事理的官员坚闭上游各闸，不使分流，力守御坝不使倒灌，“使大溜挟沙，并力趋海。”[21]446-447

潘锡恩在道光四年对嘉道时期减黄危机进行了分析。“昔靳辅从毛城铺减黄，水纡折四百余里，入湖后亦淤塞。嘉庆十三年、十六年，两议复毛城铺旧闸，仁宗睿皇帝以黄水入湖，断无不淤，事得中止。今祥符闸直灌洪湖，乃当黄水极盛之时，坝口已灌于下，闸口复灌于上。黄水入湖，俱无出路，湖底安得不垫高乎。此时纵使清水未泄，亦涓滴不能北出，况时值隆冬，堰堤断不能筑，清水断不能蓄，若更引黄入运，阅正、二、三、四月，粮艘衔尾不断，黄水灌入无停。臣见漕船未及渡完，运道且将淤满。而淮、泗一经涨发，不能北出清口，必仍决堰堤东注，下河之贻患无穷。”他所说的正是黄水入湖导致运道被淤的危机。这时有高堰的危机，运道的危机，也有下河的危机。他特别提到嘉庆十五年和十六年的高堰毁坏。“十五年高堰之掣通在十月初三日，今年掣通则较迟四十日。且闻严寒地冻，修筑维艰。十六年三月初一日开御黄坝，其时清水已有所蓄，曾堵束清坝，以防内灌，然且贻害。近年正、月二出运，却须启坝引黄，是蓄清则比昔为迟，引黄则比昔为早。两者相乘，其害必速而更甚，此最下之策，断不可出者也。”[12]45-47包世臣道光四年言道：“南河自凿铜沛南岸之虎山腰为减水坝，宽四十丈以减黄涨，十年以来，至五月辄开放，湖心淤积数丈。”黄水减入湖，湖身淤而水面抬高。“故今年至仲冬而黄水不落者，非水大也，河身淤高而不能落也。下游淤高，则上游著重，明年大汛一至，上自邳宿，下至山海，两岸千里，所在危矣。”[10]74

潘锡恩认为春天船帮应缓行，这时蓄清并维修坝堰。他认为宁可剥运，不可轻易引黄渡运。“剥运必多耗折，但较之贻患全河，劳费无已，此其得失，固自较然。所经画者，不过一年之粮运，遂可以转败为功。因清水之减，而清口得以除壅，运河得以浚深，比至秋汛后启御黄坝，清水蓄足，全力可以刷黄，余力兼以济运，是淮治而运亦治也。”[12]47-48道光五年，文孚等人提出在御黄坝外添坝工三道，在束清、运口和各坝的两岸滩面筑做纤道，纤道内筑做土坝数十道，以此束水逼流。“其御黄坝未启之前，先将束清坝以内至高堰八堡一带引河，赶为估挑，以便清水渐长，导引入运。御黄坝将启之时，即将束清坝严密堵闭，以杜黄水入湖。”这时的难点仍在高堰堰工，堰工投入不多，清水难蓄，济运难行。[13]182-183黄河淤高使清水外注能力大幅度下降，济运难度达到了空前的水平。

道光五年，清口闭坝使山盱泄水危机加重。六月十一日琦善奏道：“各厅所报水势，无不较去岁今日大至四五六尺。而查验情形，溜势并未十分涌激。因将黄河外南厅所属顺黄坝外详细较量，计河底实已较去岁淤高六尺有余。”一次略强的黄淮水情便会令淤垫更加严重。“昔日水行地中，今日水上地上，焉得不险工叠出，此黄河淤垫之实在情形也。运河自借黄济运以来，河底高于上年今日一丈一二三四尺不等。”道光皇帝在这段话旁有朱批：“此借黄济运好处，立竿见影，可恶之极。”当时的借黄济运已使运河的危机更加严重。“两滩积淤，宽而且厚，中泓如线，仅若宽沟。向来河面宽三四十丈者，今只十余丈至五六丈不等。河底深一丈五六尺者，今只存水二三四尺，并有水深不及一尺五寸之处。军民船只，在在胶浅，拥塞满河。进固不能，退亦无策。”[13]224-227

运河河底抬高，使官方必须加强湖蓄，这时的湖蓄难以刷黄，基本上全湖济运。琦善奏道：“向来清水原系三七分入黄，三分入运。今御坝不开，则水势全注运河，里、扬一带两岸堤工卑矮之处，势必着重。”[13]263淮水大多数情况下全注运河，面对汛情，也会引起运河本身和里下河地区的灾害。“御坝久经堵闭，清水全注运水，与历年七分敌黄，三分入运者不同。诚恐运河不能容纳，里河、扬河、扬粮各堤均属吃重。设有疏虞，关系下河七邑田庐，亦匪细故。”张井等人与督臣琦善相商，加强了里河涵洞的泄水。“现在盘运已竣，回空船只，将全行出江，运河毋须多水，所有涵洞、闸坝先饬陆续启放，腾空河身，俾湖水下注，得资容纳。”这时的蓄清敌黄更加危及山盱坝堰。“若论黄河现高清水七尺余寸，似应多蓄清水，以为敌黄之地。惟清水长发，实觉过骤，即使三河两坝，全行启放，核计水方，每日泄水不及一寸中之一分，是现在一日所长之水，须十余日后方能消落，将来湖水不虞短绌。且湖水保障，全恃堰盱石工，而臣等屡次复勘新旧石工，均不足恃。”[12]118

道光十二年，全黄入湖当时已达三个月，湖底和河身甚高，湖缘也形成淤积，黄水转在清口以上的近处决口入湖，泥沙含量甚高的黄水入湖达不到助清的效果，反而使湖底淤积。潘锡恩奏道：“近年河身中满之处，以桃南、北外、南北、海防、山安六厅为甚。今河决在桃南下汛，自决口以下，外南北受淤更厚。自此清水无外出之期，此增垫河身之为害一也。徐州以上之天然闸、虎山腰，徐州以下之峰山四闸，遇黄涨则启放以减之。诚以各闸去洪湖远逾千里，到此已成清流。至祥符、五瑞两闸，去清口一百余里，即不敢轻启，为其直入洪湖，易致停垫。”面对近处黄河决口之水入湖产生的淤垫，高堰的危机更为脆弱，湖水“稍为多蓄，则高堰危险。”灌塘区域也产生危机。潘言道：“自清水不能送漕，不得已为倒塘灌放之法，固非善策，犹可暂济目前。今御黄坝正向日灌塘之处。现虽启放，系出黄水，而非出清水。出清水可愈刷愈深，行黄溜必且日停日浅。将来河身仍高，御坝虽堵，塘已填平，从何复灌。”他提出的救急办法是在人为地在黄河较上游河段形成决口分流，使近清口处的黄河决流得以制止，远处的黄水入湖可以达到清水入湖的效果。“夫今日之大患在于全黄入湖，是要著莫重于救湖，欲救湖莫过于急掣黄流之一法。盖大溜掣则清黄分，清黄分则百病去。臣请于萧南厅择长堤土性较坚之处，照道光六年减坝之例，奏请启放，以掣全河。上游既已掣流，则下游之决口立涸，使河由萧南堤外荡漾而下，至洪湖历千里之远，汇成清水。然后大辟束御两坝，俾全湖畅出清口。凡外南北积年中梗之病，藉此可以刷涤深通。”从远地开堤引黄入湖，入湖成为有刷涤能力的清水。[12]246-249

从道光十六年到道光二十年，清口危机日益明显。道光十九年，吏科掌印给事中汪报原奏：“窃惟黄河入海不畅，上游河底渐淤，黄既淤则水面较高，清虽蓄而势终不敌。如清黄太不相敌，则漕船必难灌放，即当灌放之际，其中实多可虞。盖黄河旧制，多借清水以刷沙，沙既刷则黄河深，而清水亦因以宣泄，此前人之良法也。近年清不入黄，无可刷沙，以致沙停底淤，入海尾闾之地不能畅达。每当盛涨，水面即高于清数尺，黄水既高，还将能不蓄清以济运？至清愈蓄愈高，则漕船仍不能遄行。而高堰山盱，巨浪拍岸，一遇西风，淮扬险极。迨万不得已，甫开下河闸坝，淮即幸免，而扬属之田已成巨浸。”[21]778道光末年，清口愈加难以刷黄，而官方又不得不蓄湖济运，在这种环境下，淮水上涨会给山盱诸坝增加崩溃的压力。道光己酉年(1849)立冬时节。包世臣也对从嘉庆年间到道光年间的环境变迁作了一番对比。“仆以嘉庆辛未(1811)年秋初游袁浦，至癸酉春仲而去，阅今三十有七年。中间唯春明舍舟登陆一过而已。河事岁异月不同，其更显而甚者，从顺黄坝志桩，大汛报存水至二丈八尺余，已为异涨。今年夏杪，重游袁浦，顺黄坝盛涨至四丈四尺余。今已霜后，犹存水三丈八尺余，是为黄身积淤丈五六尺之明证也。仆以道光丁亥(1827)春季在扬州，离袁浦亦已十四年，所以目巧遥度而成此文。”接着他说：“灌塘法行二十余年，仆未尝目寓其事，今年始得见第四塘灌放之艰险。”[10]124

黄河铜瓦厢决口后，黄河河身已抬高到非常的程度，以至“淮水不能自复故道。礼河不闭，淮水由之，山盱滚坝悉废。”淮水归江之途成为自然不断流的河道。[12]386-387黄河北徙之前的清口渡黄，更加困难。道光三十年陆建瀛在上奏时言道：“自乾隆嘉庆年间，江豫两省，屡经旁溢，长河节受淤垫。始而清黄互有高下。逮至道光六年以后，黄水长高于清，阅今二十余年，清黄不能交汇。是以重空二运粮艘，悉用灌塘放渡，安之已久。挟河下注。从前各督河诸臣，何尝不亟图落低黄水。既使湖水畅出，借资刷黄，更免高堰吃重。下河受灾。”这一年“洪湖各道引河，亦增多挑挖深通。重运灌塘畅行无滞。节经奏报在案。现查高堰湖水蓄成一丈七尺五寸，已不为小，而黄河水面仍高湖面三尺九寸。随后大汛长水之际，更难望清高于黄。”[21]1071-1072

五、小 结

借黄济运和灌塘济运使高宝一带的里运河的河底淤成板沙，运船受阻。道光年间，运河已经淤高三米多，自清江浦至高邮二百余里，粮船经常衔尾停泊，陷入泥土之中。官方建坝拦断运河，层层蓄水，甚至用人工车戽的办法将水翻入运河以养船。[16]124随着黄河河道的淤积抬高，北徙的危险越来越高。其实，北徙的自然形势早已形成，只是各样人为的措施使北徙推迟了。乾隆二年，孙护孙即提到上游黄河逐段有淤，下游黄河不能南徙射阳湖的入海通道，黄河北徙的可能性大增。[22]国家对运河和对黄淮运水流的控制能力，延缓了这种自然变迁。就洪泽湖本身而言，清口区域的黄河倒灌，使北部湖底淤积严重，多年的平均淤积速度大约为每年一厘米左右。[23]北部淤高，湖水通过南部五坝进入入江通道的水流大增。黄河淤高和洪泽湖淤积产生的变化，使清口束清刷黄能力大减，长期以来治黄与治运生态一体化的功能大大减弱，随着洪泽湖北部淤积和南向引流，官方开始在道光年间组织海运。随着湖北部不断因淤积抬高，淮水不断地从山盱五坝下高宝诸湖，进入入江通道。官方通过高堰通道控制湖蓄济运和泄水。早期河身与湖底不高时，清口的水流尚处于活水流动的控制状态，随着河身与湖底抬高，高堰不得不筑高，清口不得不在大多数的情况下堵坝封闭，闭坝和河身抬高所伴随的是借黄济运和灌塘济运，而借黄济运和灌塘济运，只能进一步淤高运河，使运河的功能大受影响。这时期，整个淮水只能通过下游的入江通道更多地进入长江，黄河北徙后，淮水几乎完全入江，成为长江的一个支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