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昊辰，杨晓锋

(1.武汉理工大学 发展规划与改革办公室，湖北 武汉 430070；2.武汉纺织大学 会计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0)

创业在加快技术创新、推动成果转移转化、创造就业机会和支撑经济高质量增长等方面有重要促进意义[1-2]。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央政府陆续发布《国务院关于农村个体工商业的若干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关于促进以创业带动就业工作的指导意见》等促进创业为主题的系列文件[3]，先后形成非公主体创业浪潮和互联网创业浪潮，2014年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上升至国家发展方略，各地政府积极响应中央创新创业战略，纷纷出台一系列旨在支持本地创业发展的创业托举政策体系，促成以“双创”为主题的第三次创业浪潮。随着我国加快建设“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大学嵌入国内大循环、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互促机制也已形成，大学创业在优化区域人力资本结构、实现高等教育强国、支撑创业型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日趋凸显。然而，中国创业政策重点支持的创业主体却频频指向企业以及返乡农民工、大学生创业者、海归创业者、科技工作者等为代表的“新四军”[4]。现行创业政策到底在大学创业中发挥怎样的效能？创业政策又是如何影响大学创业绩效？这种影响在中国大学异质性特征下是否存在明显差异？目前基于“双创”升级背景下创业政策影响大学创业绩效的理论和实证研究鲜见。

当前针对创业政策对创业主体的创业意愿、行为及绩效的影响，其研究对象主要以企业为主，而以返乡农民工、大学生创业者为创业主体的研究文献正日渐增多[5]，现已有针对大学创业发展的政策支持体系的研究，但学界则更多地停留在梳理创业政策文本及政策演进脉络、大学教师学术创业管理制度上[6-7]，鲜见关于大学创业绩效政策执行效果的研究。对于实施怎样的创业政策改革方案才能进一步激发大学创业潜力、释放大学创业活力、提升大学创业绩效，学界仍模糊其词。基于此，文章构建了创业政策对大学创业绩效的影响分析框架，并探讨了创业政策、大学创业政策获取能力对大学创业绩效的影响作用机制，利用中国大学创业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找出了创业政策影响大学创业绩效的作用、效果及路径，据此提出了完善大学创业政策支持体系的思路性建议。

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1 创业政策对大学创业绩效的影响

以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等为代表的世界一流创业型大学作为区域创新创业主体，已嵌入全球产业价值链高端，成为引领、刺激、拉动美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引擎[8]。随着社会对大学科学研究成果需求的快速增长，一些教育学家因与企业媾和、转让技术专利成果、追求经济价值而被诟病，“政府-企业-大学”三螺旋创新创业活动日趋频繁[9-10]，成为区域创新创业系统重要内容的源动力和一流大学革新发展模式的有效路径，并为卓越企业孵化组织模式[11]。学术创业、学术资本化、学术资本转化等缘起于洪堡大学功能革命的代名词而逐渐被高等教育当局所接受，大学生创业产生的经济效应也备受各国政府关注[12]。

创业政策在大学创业角色转换、创业意愿、创业行为矫正、构筑创业环境系统等方面较强的直接干预效果，并对大学创业收益预期有一定型塑作用。创业政策通过支持并奖励大学在国家高科技领域创新、新知识创造传播和科研成果转移转化中的贡献来引导大学创业方向，强化大学创业角色转换动机，并借助创业基金引导其嵌入全球产业价值链高端，构筑典型创业模式及创业考评模式，由此提升大学整体创业绩效。一般而言，良好的创业政策环境能够增强大学创业收益预期目标的确定性，强化大学创业动机，优化大学创业管理效率，形成良好的创业回路，从而提升其创业绩效。并且，创业政策制定发布的政府层级越高，意味着大学创业获取正式制度的支持力度越大，对大学增加创业投入、获取更高创业产出的正向促进作用也越大。由此可见，创业政策有利于明确大学创业方向、增强创业收益预期的确定性、强化大学创业动机，形成开放有序的创业回路，从而提升大学创业绩效。据此，文章提出如下假设：

H1创业政策对大学创业绩效有正向促进作用。

1.2 创业政策、政策获取能力对大学创业绩效的影响机制

尽管我国大学推行了去行政化改革，但当前大学发展模式仍是政府主导型，政府对大学创业行为的影响既包括事关大学发展方向的战略性问题，也包括创业经费投入结构、事关大学正常运作的运营性问题。创业政策构成大学创业制度外部资源场域[13]，大学根据创业投入需求，将创业政策转化为创业教育学习机会、创新创业经费支持、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建设、学术创业转化支持、创业管理服务、创业平台供给与维护、创业企业孵化等制度体系来多维改善大学创业主体与创业投入，并由此形成大学创业政策获取能力。从大学创业主体创业投入过程看，大学创业政策获取能力多维改善大学创业主体创业投入，进而提升创业绩效的路径主要有四个方面：①创业经费投入，即创业政策中以创业引导基金、科研经费投入与管理、创业教育专项经费等形式匹配大学创业主体创业投入；②创业管理投入匹配大学创业主体创业投入，即创业政策对大学创业主体资源场域重构有推动作用，通过设立专门的创业管理职能部门，增加创新创业管理人数，优化大学创业主体创业管理并形成直接的创业服务聚焦功能，推动创业主体创业；③以各类国家级创新平台、区域创业平台、属地政府创新创业平台等匹配大学创业主体创业投入；④以知识产权保护政策匹配大学创业主体创业投入。创业主体在创业中形成积极响应政府创业政策导向和大学创业管理制度的双元触发机制，大学创业政策获取能力强化创业投入预期并提升创业投入，从而改善大学创业绩效，由此提出H2。

H2创业政策获取能力越强的大学多维改善创业投入的能力越强，其创业绩效越高。

2 模型设定、变量选取与数据说明

2.1 模型设定

根据以上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借鉴周翼翔和EBERHART等[14-15]有关创业政策与绩效之间关联机理模型的设定经验，采用固定效应面板模型考察创业政策对大学创业绩效的影响，基本计量模型设定如下：

performanceit=α0+β1policyit+β2controlit+

areai+μt+εit

(1)

式中：performance为大学创业绩效；policy为创业政策，用政策力度替代，测算赋值方法见表1；control为控制变量；area为观察因素，不随时间变化的地区，主要用来考察地区固定效应；μ则用来考察时间固定效应；ε为随机扰动项。为进一步考察创业政策影响大学创业绩效的作用路径，在模型(1)基础上引入大学创业政策获取能力变量，那么，大学通过获取创业政策多维改善创业投入进而影响创业绩效的模型可以表示为：

performanceit=α0+β1policyit+β2tieit+β3policyit×

tieit+β4controlit+areai+μt+εit

(2)

式中：tie分别为大学创业政策获取能力，文章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将大学创业资源总投入综合为大学创业政策获取能力指标；policyit×tieit为创业政策与大学创业政策获取能力的交互项，用来考察大学创业政策多维改善创业投入对提升大学创业绩效的影响效应。

2.2 变量选取

根据以上模型设定，文章涉及的变量及定义如表1所示。需要指出的是，影响大学创业绩效的因素较多，结合既有研究结论[16-18]，模型引入了经济发展程度、基础设施水平和大学规模等指标作为控制变量。为消除各变量量纲差异产生的异方差对模型分析的负面影响，实证分析中对所有变量进行对数处理。

表1 变量含义及测算方法

2.3 数据说明

根据大学创业行为的活跃程度，结合数据的可得性和平稳性，文章选取了60所研究型大学，其中包含28所“985工程”高校和32所“211工程”高校。各变量的基础数据主要来源于2016—2021年《高等学校科技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国火炬统计年鉴》，部分数据比对了同期《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知识产权年鉴》《中国高新技术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大学创业相关数据，总样本数为360个。各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3 实证结果与分析

3.1 单位根稳健性检验

由于样本数据为跨省域、大学层次明显的面板数据，为避免在实证过程中出现伪回归问题，文章共选取了IPS、LLC、Breitung、PP-Fisher、ADF-Fisher五种经典的面板数据单位根检验方法，对文章的面板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如表3所示。结果显示，创业政策与大学创业绩效在1%的显著水平均为不平稳序列，创业政策与大学创业绩效一阶差分处理后均通过了平稳检验，这表明文章选取的变量均为一阶平稳序列，通过单位根检验，可以进一步采用常规计量经济模型进行实证分析。

表3 面板数据单位根检验

3.2 全样本估计结果分析

运用Stata12.0软件对基本模型(1)和(2)进行处理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鉴于模型采用的是固定效应模型，在实证中注意到可能出现的异方差和序列相关性问题，回归结果使用了稳健性标准误。

3.2.1 创业政策、大学创业政策获取能力对大学创业绩效的直接影响

表4中列(1)～(2)显示：①创业政策与大学创业绩效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但这种正面影响较为微弱，创业政策每增加一个单位，大学创业绩效仅提升0.068个百分点，这表明我国创业政策对大学创业有一定导向作用，但创业政策实际支持大学创业的执行效果不尽人意。可能的原因是，大学现行创业管理重点为科研使命，且创业风险补偿机制不完善甚至缺失，大学创业活动往往更热衷于专利申请、产学合作等低风险科研产出[19]，对创办公司、学术创业等高风险创业活动有明显抑制效果。②大学创业政策获取能力对大学创业绩效均有显著提升作用，并且相比创业政策，大学创业政策获取能力对大学创业绩效的提升作用更明显，大学创业政策获取能力每增加一个单位，大学创业绩效提升0.475个单位，而创业政策每增加一个单位，大学创业绩效提升不足0.1个单位，文章认为出现这种结果的原因主要是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期，国家直接投入大学的创业经费较少，呈现“僧多粥少”的窘境，且创业经费到账、创业成果认定与职称评定、薪资待遇等紧密挂钩，大学创业动机往往偏重并止步于职称评审带来的收入效应和社会效应，导致大量科技论文、专著、咨询报告、专利等科技成果并未向企业、政府和社会转化，大量具有产业化前景的科研成果束之高阁，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大学科技成果转化效率的提升。

表4 创业政策对大学创业绩效的影响回归结果(全样本)

3.2.2 创业政策对大学创业绩效的间接影响

表4中列(3)～(5)显示：在引入创业政策与大学创业政策获取能力交互项后，创业政策对大学创业绩效的影响出现了明显提升，创业政策每增加一个单位，大学创业绩效提升0.097个百分点，同时创业政策与大学创业政策获取能力交互项系数显著，且系数高达0.798，这也意味着创业政策制定实施过程中，在创业政策获取能力较强的大学，做到了突出大学教师创业主体地位，明确教师创业资源场域，在创业风险控制、创业收益分配、创业绩效考核、创业服务管理等环节做好了制度设计与安排，不仅注重创业经费投入、知识产权保护、国家创新平台建设、设立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办公室，且注重大学创业主体在整个创业价值链条中的主体地位和主观能动作用，打通了“知识链-学科链-创新链-创业链-价值链”创业价值链，形成教师创业、教师学科团队、教师科研团队创业蔚然成风的良好创业生态，由此形成提升大学创业绩效持续提升的长效机制。

3.2.3 其他影响大学创业绩效的因素

其他控制变量回归结果显示：①大学规模系数显著为正，意味着大学规模越大，形成高水平创业科研团队、教研团队的可能性越大，更有利于实现跨学科链、创新链与价值链对接与融合，对大学创业绩效的提升作用越大；②大学所在地区经济发展程度系数显著为正，意味着经济越发达，越有利于大学创业活动开展实施，进而提升大学创业绩效，这与既有研究结论相一致；③列(1)～(5)中基础设施水平系数显著，且系数较小，这表明当前创业政策制定实施过程中，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对大学创业绩效的支撑和促进作用较小；④地区哑变量显示，相对于二线城市大学，一线城市大学创业绩效相对更高，这与大学地区分布以及综合绩效排名的实际情况相一致。

3.3 创业政策、大学创业政策获取能力对创业绩效的影响：基于大学异质性特征的考察

为进一步考察创业政策对大学异质性特征下创业绩效的影响差异，文章将所选取的样本按照“985工程”大学和“211工程”大学分成两个子样本，采用相同方法对模型(2)进行实证分析如表5所示，结果发现各变量系数的符号与原模型完全相同，且模型F统计量以及R2值较高，这表明样本数据相对平稳、设定的模型与经济现实基本吻合。

表5显示：①创业政策对“985工程”大学创业绩效的影响作用比“211工程”大学强，可能的原因是“985工程”大学相比“211工程”大学办学自主权更大，且政治关联更高、政策制度资源可及性更强，其对接国家层面创业政策并转化为对创业投入、创业产出的支持效果也显著强于“211工程”大学，由于大学发展的双重极化效应，使得一部分“985工程”大学快速成长，而一部分“211工程”大学发展相对缓慢。②“985工程”大学创业政策获取能力对创业绩效的影响强于“211工程”大学，且在相同创业政策下，“985工程”大学创业政策获取能力对创业绩效的促进作用要高于“211工程”大学，这也意味着创业政策应继续增加对“211工程”大学创业的支持力度，同时强化“985工程”大学创业政策获取能力建设。

表5 创业政策、大学创业政策获取能力对“985工程”“211工程”大学创业绩效的影响差异

此外，大学规模对“211工程”大学绩效的提升作用明显小于“985工程”大学，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对“985工程”大学创业绩效的影响并不显著，而“211工程”大学所在地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对创业绩效有显著的提升作用，这可能与“211工程”大学合并发展史带来的多校区分离迟滞跨校区跨学科交叉融合发展进程有关，显然加强“211工程”大学所在地基础设施建设对大学创业投入不足有一定弥补支持作用。

3.4 稳健性检验

面板模型稳健性检验方法较多，包括变量指标替换法、模型变换法、样本改变法、工具变量替换法等方法，大学创业绩效吸纳了投入产出比核算原理思想，用科技成果转化总额与科研经费投入的比值来测度中国大学创业绩效，事实上大学创业受多种因素影响，参照既有文献成果，文章选择使用大学人均科技成果转化总额作为稳健性检验中大学创业绩效的测度方法，采用相同估计方法对原模型进行回归，结果显示，不仅“985工程”“211工程”大学样本和总样本回归主要估计结果稳健，而且各变量系数符号和显著性均未发生实质性变化，这也表明估计结果是可靠的。

4 结论

通过构建创业政策对大学创业绩效的影响分析框架，探讨了创业政策、大学创业政策获取能力对大学创业绩效的影响作用机制，使用中国60所大学的创业面板数据，利用固定效应面板模型实证研究发现：①当前创业政策对大学创业绩效的直接影响较微弱，且创业政策对综合排名靠前的大学创业绩效提升作用明显强于其他大学；②大学创业政策获取能力对创业绩效有显著提振效果，这一结论同样适用于大学其他异质性特征；③“985工程”大学创业政策获取能力对创业绩效的影响强于“211工程”大学；④在相同创业政策下，“985工程”大学创业政策获取能力对创业绩效的促进作用要高于“211工程”大学。

文章的研究表明，当前在“双一流”大学建设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语境下，针对提升大学创业绩效的创业政策执行效果不尽人意，亟需优化大学创业政策顶层设计，突出大学创业主体地位，建立靶向提升大学创业绩效的创业托举政策体系，具体而言，一方面根据高校异质性特征和属地经济发展水平，尽快出台地方性《大学创业管理指导意见》及实施细则，打通“价值链-创新链-学科链”创业回路，改善大学创业绩效；另一方面各高校应以宏观创业政策作为修订大学创业管理制度的基本框架，以提升创业绩效作为优化大学创业管理的落脚点，以促进跨学科链、创新创业链与产业价值链对接与融合为着力点，以加大创业主体创业投入、提升创业产出效率为抓手，科学地将大学创业绩效管理嵌入各类国奖荣誉评定、个人职称晋升、薪资考核、人事任免等人事管理方案，同时强化大学创业服务部门的绩效考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