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潇毅，梁传杰，高 慧

(1.武汉理工大学 安全科学与应急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0；2.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湖北 武汉 430062)

一般而言，重大工程是一类复杂的大型公共工程实体，往往耗资巨大、建设周期长、涉及众多公共或私人利益相关者[1]。重大工程的目标是通过建设基础设施从而增进公众或消费者的福利[2]，具有高度的公共性、社会性与服务性。风险问题往往伴随大型公共实体工程全生命周期，其社会责任缺失衍生引致的环境恶化、预算超支、邻避效应、员工福利受损等诸多风险问题，最终容易造成对国家与公众利益的损害，因此重大工程的社会责任风险问题受到广泛关注。重大工程往往涉及相对复杂多变的社会经济环境、多元异质的参与主体、深度的资源整合、高度的工程集成化等[3]，管理者往往难以获知重大工程社会责任风险因素的全貌。对重大工程的关键性风险因素的识别不准确，会大幅降低重大工程社会责任风险预防及应急处置的可操作性。与一般工程风险管理注重成本、工期及质量控制不同，重大工程社会责任风险强调在项目全生命周期中，为利益相关者提供合乎道德的行为规范，使其在经济、社会及环境层面履行好相应责任。作为一种规范性指引，国内外学者普遍认为积极履行重大工程中的社会责任有利于降低风险[4-5]。

在现有研究中，向鹏程等[6]从重大工程的全生命周期角度应用案例推演，以系统内、外部为2个大类，识别出29项风险因素，构建系统动力学模型分析了重大工程的风险耦合机理；王元明等[7]以项目参与者、项目本身性质、项目环境为3个大类，识别出13项风险因素，利用ISM-MICMAC模型分析了重大工程的风险结构；张炜等[8]基于问卷调查法将风险分为经济、政治、社会、生态环境、项目审批阶段、项目实施阶段6个大类，识别出28项风险因素，利用FUZZY-ISM分析了重大工程社会稳定风险关系；江小燕等[9]通过汇总多个大型工程失败案例，识别出20项风险因素，并利用ISM-MICMAC模型分析了重大工程失败的机理。通过文献梳理发现，当前研究在风险因素清单的识别构建过程中，往往先利用案例或文献分析进行单个风险因素的识别、汇总，然后根据风险特征划分类别，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构建方法，风险因素的识别过程缺乏系统性，尚未有研究从社会责任的视角对重大工程风险因素进行分类与识别。在对风险因素影响的分析中，现有研究较多采用ISM-MICMAC模型，ISM模型能将风险因素间复杂的相互关系结构化，从而明晰风险因素间的相互影响；MICMAC方法利用矩阵相乘原理可进一步验证风险因素的关联性与重要性[9]，将二者结合能有效地确定风险的传播途径以及关键风险因素。

鉴于此，笔者从社会责任角度出发，立足于现行主流企业社会责任与工程社会责任标准，设定重大工程社会责任议题，建立风险因素清单并进行合理化分类，构建解释结构模型(ISM)进行风险关系的多级递阶分析，利用交叉矩阵相乘(MICMAC)分析因素间的交互关系，进行对比分析并归纳出风险的影响与传递机理，进而提出相关建议，以期为重大工程社会责任风险因素的识别、防范及处置提供更全面的视野。

1 重大工程社会责任议题与风险因素清单

1.1 社会责任议题设定

社会责任的内涵比较丰富，由于研究对象与选取视角不同，这一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因不同的语境而显现不同的内容，在进行研究时需要结合不同的背景框架[10]。从已有的相关研究来看，社会责任内容一般从责任层级与责任类别两个视角进行划分。责任层级角度下，重大工程社会责任由低到高分为4层，分别是工程基本功能的实现、项目管理的传统目标、狭义的工程社会责任与广义的工程社会责任；在责任类别角度下，可分为经济责任、法律责任、伦理责任与政治责任[11]。可以看出，第一种划分方法将工程实体自身产生的效益纳入责任讨论范畴，第二种划分方法从重大工程的政治影响力出发，将政治责任作为一项独立的责任类型。由于目前鲜有文献基于重大工程社会责任内容对具体议题进行详尽探讨，本研究将结合重大工程社会责任内容，同我国现行的两部社会责任标准GB/T 36000与《中国对外承包工程行业社会责任指引》中的责任议题，将重大工程社会责任划分为组织与资源治理、公平运行、社区参与和发展、劳工权益、环境保护、重大工程效益6项主议题，以此为基础进行风险因素识别。

1.2 风险因素清单构建

以重大工程社会责任的6项主议题：组织与资源治理、公平运行、社区参与和发展、劳工权益、环境保护、重大工程效益作为分类依据，对重大工程社会责任风险因素识别，通过采用文献研究法，将重大工程社会责任议题作为关键词对国内外相关文献检索，识别出14项影响重大工程社会责任的风险因素。构建出的风险因素清单如表1所示。

表1 基于重大工程社会责任议题的风险因素清单

2 ISM模型构建与分析

2.1 确立邻接矩阵

重大工程社会责任风险诸因素间的关系表现为直接相关性或非直接相关性，采取专家访谈方法研究因素间的影响关系，本研究访谈对象包括重大工程企业管理者与领域内研究人员共5人。将风险因素清单以矩阵表格的方式列出，并对14项风险因素进行描述，随后专家进行影响关系判定。综合专家意见，若3人及以上认为某因素为直接影响，则在表格中勾选“1”，若仅有2人及以下认为某因素直接影响，则在表格中勾选“0”，以此为基础确定风险清单中各因素两两之间的相关关系与指向，建立邻接矩阵A如表2所示。

表2 邻接矩阵A

2.2 计算可达矩阵

在Matlab R2021b中对邻接矩阵A与单位矩阵I进行矩阵幂运算，循环直至(A+I)t=(A+I)t+1时终止运算，得到可达矩阵R=(A+I)t。计算所得可达矩阵R如表3所示。

表3 可达矩阵R

2.3 构建ISM模型

首先，在Matlab中利用find函数分别找出可达矩阵R各行、列非零元素位置序号集合，得到可达集R(Si)与先行集A(Si)，利用intersect函数对R(Si)与A(Si)求交集，得到共同集C(Si)，根据R(Si)、A(Si)与C(Si)所包含元素值，可得到解释结构模型集合表示形式，如表4所示。

表4 解释结构模型相关集合

其次，结合表4中集合元素进行层级划分。根据式(1)找出可达集R(Si)与共同集C(Si)相同的系统元素，将其划归为同一层级Lk，依此法可得出该连通域中最高层级要素集合L1={S6、S9、S13、S14}，将第一层级L1内的要素剔除后，同理可得剩余5层系统要素的集合分别为L2={S4、S11}、L3={S8、S10}、L4={S1}、L5={S2、S7、S12}、L6={S3、S5}。

Lk={Si|Si∈P-L0-L1…-

Lk-1,Ck-1(Si)=Rk-1Si,i

L0=∅

(1)

式中：Lk为第k层级；Si为因素；P为当前所有因素集合；C为共同集；R为可达集。

最后，将已划分好的层级关系与表4中先行集的被指向关系结合，绘制出最终风险要素的解释结构模型图，如图1所示。

图1 重大工程社会责任风险因素解释结构模型

由图1可知，重大工程社会责任风险因素的解释结构模型总共有6个层级，依据系统因素间的逻辑关系，将L1层级归纳为表层因素，包括政府信用风险S6、社会稳定性风险S9、成本超支风险S13与重大工程目标实现风险S14，表层因素直接影响重大工程危机的发生。L2、L3、L4层级归纳为中层因素，包括工程现场复杂性风险S1、政府部门内部冲突风险S4、移民安置风险S8、施工安全风险S10与员工权益风险S11，中层因素承上启下，影响其他因素的同时也被其他因素影响。L5、L6归纳为底层因素，包含供应链风险S2、决策机制风险S3、主体合谋风险S5、邻避冲突风险S7与自然与人居环境风险S12，底层风险因素对整个风险系统影响最大。

3 重大工程社会责任风险因素MICMAC验证分析

3.1 绘制MICMAC风险因素归类图

交叉影响矩阵相乘法(MICMAC)是按照矩阵相乘原理，根据各风险因素的驱动力与依赖型数值点的分布，划分为自治簇、独立簇、依赖簇与联动簇四个象限，判断各风险因素在系统内的地位与作用。驱动力表示某要素对其他要素的影响强弱，依赖性表示某要素被其他要素所影响的强弱。在可达矩阵R中进行元素行求和，得到驱动力值Tr，进行列求和得到依赖性值De，计算结果如表5所示。

表5 风险因素驱动力-依赖性

分别以14项风险因素的依赖性与驱动力数值作为横纵坐标，绘制得到MICMAC风险因素归类分析图如图2所示：

图2 MICMAC风险因素归类分析图

由图2可知，象限I为自治簇，包含工程现场复杂性风险S1、政府部门内部冲突风险S4、移民安置风险S8、施工安全风险S10；象限II为依赖簇，包含政府信用风险S6、社会稳定性风险S9、成本超支风险S13、重大工程目标实现风险S14；象限III为联动簇，其无散点分布，表明该系统不存在此风险类因素；象限IV为独立簇，包含决策机制风险S3、主体合谋风险S5、自然与人居环境风险S12。其中员工权益风险S11位于自治簇与依赖簇分界线，供应链风险S2、邻避冲突风险S7位于自治簇与独立簇分界线，为简化分析，将这些风险因素归入分界线两侧区域。

3.2 验证分析

将重大工程社会责任风险因素视作一个独立系统，为明晰各风险因素之间的相互影响，结合ISM模型与MICMAC进行对比分析与验证。

(1)ISM模型中的表层风险因素分布于象限II的依赖簇内，这些风险因素依赖性水平较高、驱动力水平较低，表明政府信用风险S6、社会稳定性风险S9、成本超支风险S13、重大工程目标实现风险S14易受其他相关风险因素影响，应加强对中层与底层的其他相关风险因素的控制，从而对其产生影响。同时，由图1可知，这4个因素具有强关联性，一旦触发其中某一因素，将引起连锁反应，因而需要对其进行密切监控，防止重大工程危机事件的爆发。

(2)ISM模型中的中层风险因素分布于象限I的自治簇内，这些因素的依赖性与驱动力均为较低水平，影响系统的能力较弱。由图1可知，中层风险因素具有承上启下作用，能将底层风险传递到表层，并且风险因素的传导被分为S8→S4与S1→S10→S11两条路径：其中S8→S4路径是关于重大工程项目对各级政府与当地社区等工程外部利益相关者所产生的效应，如移民处置问题往往需要中央与地方政府或地方政府间协同处理，而纵向“府际博弈”困境与横向府际竞合关系问题往往是政府部门内部冲突风险的重要因素所在；S1→S10→S11路径是关于施工现场的环境复杂性对现场施工安全及员工权益的影响，一般而言，通过对施工现场的全方位考察评估，制定合理的施工设计方案及突发事件应对措施，有利于弱化工程现场复杂性风险的影响，进而降低施工安全风险，从而防范员工权益风险的发生。

(3)ISM模型中的底层风险因素分布于象限VI的独立簇内，这些因素的依赖性低不易受其他因素影响，驱动力高影响范围较广。供应链风险S2、决策机制风险S3、主体合谋风险S5可以看作是影响重大工程风险系统的根源性风险因素；邻避冲突风险S7、自然与人居环境风险S12是具有极大影响力的中介性风险因素。根源性风险因素和中介性风险因素不易通过影响其他风险因素进行间接控制，并且一旦触发可能会沿着风险传导链条扩散引发后续一系列风险爆发，因此需要对其高度重视。

4 结论

4.1 结论与建议

为探索重大工程社会责任风险因素间的递阶关系与影响程度，提升对重大工程的风险管理能力，本研究结合重大工程社会责任相关理论及现行的行业标准，确定了重大工程社会责任的6项重要议题，在此基础上通过查阅国内外相关文献与专家调研，识别出14项主要风险因素。采用ISM构建风险因素的递阶模型，将这14项风险因素分为6个层级，并进一步归纳为表层、中层、底层3个层次，发现重大工程社会责任风险因素间具有较强关联性，在重大工程的风险防控中不应将各个风险因素割裂管理。为验证模型合理性，借助MICMAC将风险因素分块，划分为自治簇、依赖簇和独立簇，对比分析发现其区块划分与递阶模型的3个层次的划分结果一致，进一步证明了构建的ISM模型的科学合理性。研究结果表明：政府信用风险、社会稳定性风险、成本超支风险、重大工程目标实现风险具有较高的依赖性，依赖着中层与底层风险因素；政府部门内部冲突风险、员工权益风险、移民安置风险、施工安全风险、工程现场复杂性风险同时具有一定的依赖性与驱动力，具有风险的传递作用；供应链风险、邻避冲突风险、自然与人居环境风险、决策机制风险、主体合谋风险具有较大驱动力，一旦发生可能会形成“风险链”。根据本研究的结论，为重大工程社会责任风险管理提出如下建议：

(1)宏观层面，持续优化重大工程社会责任顶层设计。重大工程社会责任履行涉及到环境保护、工程质量控制、劳工权益保障、工程腐败防控等多个维度，为应对这些问题，我国已有现行的环境保护法、劳动法及招投标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进行约束。针对重大工程项目，2019年国务院推出《重大行政决策暂行条例》，从公共服务、市场监管、环境保护、社会管理等方面出发，以社会公众利益为根本，规范了关于重大工程项目的行政决策程序。在现有法律框架下，需针对社会责任相关问题，进一步拓展法律法规覆盖范围，细化相关法律条文，明确重大工程社会责任缺失的主体责任，提升法规威慑力。同时依托法律法规完善工程的全流程决策机制，从公众诉求与国家战略出发，遵循工程本身建设原则与逻辑进行项目规划与资源分配，防止地方政府因“府际博弈”问题造成资源浪费与政府信用危机。

(2)中观层面，持续完善重大工程社会责任共治体系。以“政府-企业-社会”为框架，坚持服务型政府导向，在保障重大工程质量、进度与成本管控的同时，树立提升公共福祉为根本的社会责任意识，以保护环境、维护公民利益、确保工程项目的公平运行为落脚点，推进重大工程的顺利实施。开创高效的政企沟通机制，由政府部门高规格领导及各职能局代表人员牵头，联合工程参与企业高管共同成立专班小组，实现关键信息的资源共享，集中协调解决重大工程社会责任履行中的关键问题，尤其是工程的移民安置善后事宜、员工福利及施工安全等。搭建重大工程社会责任履行情况对接社会公众的信息反馈与沟通平台，广泛收集社会面意见，提升公众在重大工程社会责任治理中的参与度，实现多主体协同，降低社会责任缺失引发的风险发生率。

(3)微观层面，充分调动重大工程利益相关者积极性。畅通微信公众号、短视频、微博等新媒体信息传播渠道，以民众乐于接受的方式对重大工程所在地社区公众进行社会责任意识宣传教育，提升当地居民参与度，增强社会面对重大工程社会责任的监督。邀请社会媒体、非政府组织代表等定期深入重大工程决策与实施现场实地调研，利用这类专业化社会组织对重大工程社会责任履行情况进行积极宣传，消除群众因误解而产生的负面情绪，防止邻避问题造成的社会稳定风险。

4.2 研究展望

笔者基于社会责任讨论了重大工程风险问题，为相关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但仍存在一定局限性，例如风险因素数量选取较少，未引入重大工程责任主体。后续研究者可从利益相关者理论出发，探讨履行主体责任对风险的影响，同时利用质性研究方法分析相关工程案例，进一步扩充风险因素清单，为重大工程社会责任风险问题提供更为全面与深入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