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雪莉

（青海师范大学，青海西宁 810000）

陈州位于今河南省中部，明朝时隶属开封府。明初，领商水、西华、项城三县，弘治十一年，又领沈丘县， 共统四县。 其辖境大体为今河南省周口市淮阳区，这里处在黄河冲积平原的南缘，地势自西北向东南倾斜，属于暖温带季风气候，气候温和，以种植大小麦、各种豆类为主。 受到明清小冰期的影响，明中后期自然灾害发生频率明显增强。 受大的气候背景影响，陈州地区也是水灾、旱灾、蝗灾等一系列自然灾害频繁而至。 目前学界对该时段河南地区的自然灾害研究已有一些相关成果。在总体研究方面，王静《明末河南蝗灾和基层社会》一文对明末河南蝗灾的特点、 赈救以及基层社会状况进行了针对性研究[1]。在灾害应对研究方面，邢方明的《晚明河南的灾荒救治（1573-1644）》一文分析了河南灾荒的情况，并探讨各种政治力量在灾荒救治中所发挥的作用[2]。

1 崇祯年间陈州的主要自然灾害类型

根据地方志记载，崇祯年间陈州地区发生水灾、旱灾及蝗灾的频率最高，故统计如下。

1.1 水灾

崇祯年间陈州地区水灾发生频率非常高， 这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密切相关，“陈州洪武初， 以州治宛丘县省入。南有颍水。又西有沙水，亦曰小黄河，至颍岐口，与颍水合，下流分为二。崇祯间，屡决於西南之苑家埠口。 又南有故黄河，嘉靖时，黄河南出之道也。 西北距府二百六十五里”[3]。 陈州地区附近水域众多，并靠近黄河，水灾频繁发生，故陈州地区出现水灾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是黄河决溢引发的水灾。 黄河孕育了中华文明，但其桀骜难驯不断决口、改道，在历史时期也给沿河各地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河南黄河南决夺颍、涡、濉等入淮,使这些河流泥沙淤积严重,河床明显升高,常漫溢成灾,造成更大危害[4]。崇祯五年六月壬申，河决孟津口，横浸数百里。这次河决引发了周边地区的水灾，淹没范围极大，陈州受灾严重。“六月二十四日，洪水泛涨，自襄、郾至陈，漂没室卢，淹伤人口，沙河一带，自上流而下，尸骸无数。其水北抵州城，西决苑家口，患延沈、颍三百余里。”[5]西华县“夏六月大水成灾，水不知来自何方须臾已深一丈，乡民争趋高岗避之，而高岗之水亦深于洼地，城西一望五十里皆洪涛也”[6]。 黄河决溢造成陈州附近水域泛涨引发了大规模的水灾，并祸及西华县。

二是气候突变引发的水灾， 主要有： 崇祯五年夏，商水县“五月淫雨至八月止，河水泛滥，舟航遍地，庐舍倾頽，压死男女无数，民始饥”[7]。 沈丘县“夏六月，大雨如注，经数旬不止，河水泛涨，平地浪高丈余，渔舟游树梢之上，直抵城门，半月不退，城半倾，四乡、房屋禾黍尽为污泥，人畜淹死大半”，“崇祯十五年夏六月，大雨连绵不止。七八月，俱大雨”[8]。长时间的暴雨引发河水泛涨，进一步引发水灾，水灾涉及的区域大，陈州及其属县均受到水灾的影响，人民流离失所，社会经济受到了严重的打击。崇祯五年五月至八月的时间，为公历的六月至九月。由此可以看出陈州地区暴雨引发的水灾具有明显的季节性， 多发生在夏季与秋季，时间持续长，破坏性强。

1.2 旱灾与蝗灾

旱灾会给农业造成巨大的威胁， 常导致粮食大幅度减产，甚至颗粒无收。 蝗灾，是蝗虫引起的一种自然灾害。 蝗虫蚕食农田，破坏农产品，导致粮食产量减少甚至颗粒无存，粮食短缺造成饥荒问题。民间有“旱必蝗”的说法，干旱的环境有利于蝗虫的生长，往往旱灾和蝗灾并行发生。“崇祯八年七月，河南蝗”“十年六月山东、河南蝗”“十一年六月，两京、山东、河南大旱蝗”“十三年五月，两京、山东、河南、山西、陕西大旱蝗”“十四年六月，两京、山东、河南、浙江大旱蝗”。 崇祯年间河南全省都发生过蝗灾，且发生的频率高。从而也导致陈州地区频繁受到蝗灾的影响，陈州“崇祯六年蝗蝻遍野”“七年蝗”“八年至十三年不食于蝗，则苦于旱连岁灾侵，人啖草子木屑，析骨爨骸，御人于路，而食买死尸于狱而饲之，甚而室人相为鼎镬。 父子夫妻惨不忍言者也”。 陈州从崇祯六年一直到十三年都有蝗虫出现， 并且干旱与蝗灾并行发生，导致粮食缺乏，引发饥荒，粮食的缺乏导致灾民食用树皮、草籽等，甚至购买死尸以解决温饱问题。 商水县“十年蝗”“十一年蝗”“十二年春大旱蝗”“十三年大饥，人相食”。商水县从崇祯十年一直到十二年都出现蝗虫，由于蝗虫和干旱的出现，在崇祯十三年，双重灾难的影响下，引发饥荒，又出现人相食的惨景。 通过以上可以看出崇祯年间陈州地区蝗灾具有连年性的特点， 连续的旱灾引发蝗灾， 两者并行，对陈州地区造成了极大的危害。

2 崇祯年间陈州自然灾害的影响

2.1 冲击农业生产

陈州地区种植大小麦和各种豆类， 是农业相对发达地区。 但是各类自然灾害对农业生产造成了冲击，引发了粮价上涨的问题。

明初白米一石应为500～600 文， 明中后期应为800 文，与唐朝、宋朝的实际粮价差不多。 在自然灾害的影响下，陈州地区粮食价格上涨，如陈州“崇祯十二年是冬人相食麦以秤称， 麦一斤钱百二十文”。沈丘县“十四年，是年大荒，斗粟钱千五百文，民食树皮草子，多饿死”。 从上述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到“麦一斤钱百二十文”“斗粟钱千五百文” 这种粮食价格的飞速上涨对农业生产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百姓由于买不起粮食，只能食用树皮、草籽等，后来又开始出现了人相食的惨景。在各类自然灾害的影响下，农民的田地被毁坏，农作物歉收甚至颗粒无收，粮食价格一路上涨，百姓生活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同时也对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冲击。

2.2 人口损失

受长期自然灾害的影响，人口锐减是必然趋势。崇祯年间，陈州地区受自然灾害的影响，人口急剧减少。水灾的发生造成人口的溺亡并引起饥荒，人口大量死亡。 例如，崇祯五年的水灾，陈州“六月二十四日，大水自西北来沙河两岸，水高丈许。伤人，漂房水面，漂樑檩器皿，人畜无数”。 商水县“夏五月淫雨至八月止，河水泛滥，舟航遍地，庐舍倾頽，压死男女无数，民始饥”。 沈丘县“夏六月，大雨如注，经数旬不止，河水泛涨，平地浪高丈余，渔舟游树梢之上，直抵城门，半月不退，城半倾，四乡、房屋禾黍尽为污泥，人畜淹死大半”。 另一方面旱灾与蝗灾并行造成饥荒，进一步造成人口的大量减少。 如陈州“八年至十三年不食于蝗，则苦于旱连岁灾侵，人啖草子木屑，析骨爨骸，御人于路，而食买死尸于狱而饲之，甚而室人相为鼎镬”“崇祯十二年是冬人相食”。由于史料的缺乏，具体死亡人口无法统计，但从相关记载我们可以看出自然灾害造成了人口的大量死亡。 除此之外，灾害造成饥荒，导致粮食的歉收甚至停产，灾民食草子、树皮甚至发展到食人的地步，进一步加重了社会灾难，人口死亡率提高。

从户口数来看，“洪武二十四年， 西华县户五千三口三万七百六十六， 永乐十年西华县户二千九百八十二口，四万九千六百一十三，成化十八年西华县户三千三十二口， 五万二千一十， 男三万四千九百三，女一万七千一百七”。“崇祯十三年西华大饥死者相枕藉，又经流寇之乱，末年逃亡止余三千七百五十六丁。 ”由此可知，崇祯年间的灾害、饥荒、战乱导致了陈州地区社会动荡，人口大量减少。

3 崇祯年间陈州地区的救灾措施

有明一代，自然灾害频繁发生，为了应对自然灾害带来的影响，稳固统治，明代政府便应运而生了一整套的救灾制度。明前期荒政推行较为顺畅，效果较好；而中、后期，财政状况、吏治状况都趋向恶化，荒政的实行既无财力的支持，又无人事的保障，其效果就可想而知了[9]。 明廷虽然积极救灾，但政府救灾能力与明前中期相比却大不如前， 往往地方官府和普通民众的救济起到主要作用， 成为当时社会救济的重要部分。在自然灾害比较严重的河南地区，地方官府和普通民众的救济显得尤为关键。

3.1 中央救济

明崇祯年间，针对河南地区自然灾害状况，当灾害发生时，政府一般实行蠲免政策。“洪武元年，令水旱去处，不拘时限，从实踏勘。实灾，税粮即与蠲免。”[10]明朝崇祯年间的蠲免一般会免去田赋、租税等。例如崇祯“十二年九月，免唐县等四十州县去年田租十之五，禹州等十州县十之二，光州等八州县十年之五，去年之二”[11]。 从朝廷的救济措施来看，以蠲免的方式救助灾民，表面上来看对救助有积极的意义，实际上救灾措施却具有很大的局限性。 明朝官员腐败问题严重， 崇祯年间官员的办事效率与贪污腐败都影响着救灾的实施力度，显然国家的救助能力减弱。

3.2 地方和民间救济

由于中央的救济能力减弱， 地方官府和民间的救济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崇祯年间陈州地方官府的救济有两种方式。第一，兴修水利。陈州“明崇祯五年六月二十四日，洪水泛涨，自襄、郾至陈，漂没室盧，淹伤人口，沙河一带，自上流而下，尸骸无数。 其水北抵州城，西决苑家口，患延沈、颍三百余里。兵宪委百户李恭全修堤堵塞者”。崇祯五年黄河决溢引发的水灾祸及陈州， 地方政府修筑堤防来制约洪水的泛滥，用以保护人民的生命安全。 第二，立请蠲赈与对抗蝗灾。“沈丘县五年夏六月，大雨如注，经数旬不止，河水泛涨，平地浪高丈余，渔舟游树梢之上，直抵城门，半月不退，城半倾，四乡、房屋禾黍尽为污泥，人畜淹死大半。 知县柴懋抡绘图作歌立请蠲赈遗黎得苏。 ”崇祯年间河南地区赋税繁重，再加上自然灾害的影响，百姓生活贫困，地方官府为使百姓恢复生产生活，向朝廷申请免除田租、赋税，以此减轻人民的负担。 崇祯十三年，陈州遭遇蝗灾与旱灾的侵扰，农作物被破坏，粮食歉收，又出现人相食现象。“公讳永杰，登崇祯辛未科进士陕西巩昌府人。 家世簪缨，为百户侯公。初任开封司理，丁银回籍，补司理，行取兵部主事。 崇祯十三年，升睢陈兵备佥事。 莅任。 即值旱蝗频仍，贼寇交讧，公躬诣阡陌，率民捕蝗，亲临矢石，跃马格贼。”地方官员发动灾民捕捉蝗虫，以期减少蝗灾带来的危害。

除了地方官府的救灾外， 地方乡绅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部分地方乡绅因为侠义与同情心对灾民进行救助。其救济方式如下：其一为赈济粮食，例如，“王易元，群庠生。生恬淡，直方，学行推重一时，或称为葵室先生。值岁饥，被邻人李悦、李乐盗窃粟米，获之，怜其饥饿所迫，竟不置以法，仍留数斗以济之家奉”；其二为捐资赈济，如“宋朝银，字镇溪，孝义乡人，银虽白衣而侠义过人，为乡中排难解纷，未易屈指。 值岁饥，银捐己资三百金以济困之，赖其存活者多。 有李氏鬻女得银六两，临别母女哭牵不能舍，银出囊金赎回，其父母感报，每遇银节寿向门叩百首以去”。可以看出地方乡绅的救济方式一般为捐赠粮食与钱财，帮助灾民解决温饱。崇祯年间发生的灾害造成陈州地区粮食歉收、 人民饥荒以及人口大量死亡等惨象，面对如此凄惨的景象，地方乡绅出于侠义与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为救助灾民伸出援助之手， 弥补了朝廷和地方官府救助的不足， 对抗灾减灾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4 结语

崇祯年间陈州地区灾害频发，水灾、旱灾以及蝗灾等各类自然灾害层出不穷，其中尤以旱灾、蝗灾发生的频率最高，这些灾害往往导致饥荒的发生，进而造成人相食等次生灾害的惨象。 自然灾害的发生时间有典型的季节性，多发生在春、夏、秋三季，并且都有持续时间长、破坏性强等特点。在自然灾害的影响下，陈州地区又遭遇流寇侵袭和农民战争，给人民的生产与生活带来了极大的破坏。 陈州地区是当时明末社会的一个真实写照，面对严重的灾情，明代政府无力组织有效的救灾行动， 地方官府和民间救济的力量虽小但却足以弥补明廷救灾力量的不足， 通过捐钱捐粮等一系列蠲免措施，环环相扣，相辅相成，抗灾减灾行动已初具规模， 并朝着制度化的方向发展，为当代的抗灾减灾提供了有益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