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传泉

(北京邮电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875)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宣传思想工作，准确把握意识形态舆论场，深刻揭示了宣传思想工作根本任务之“不变”与舆论环境、媒体格局、传播方式之“变”。面对纷繁复杂的意识形态工作，特别是“失语”“挨骂”的被动局面，习近平强调要加强思想领导和舆论管控，实现静态“意识形态”与动态“话语权”相融合，并作出要增强意识形态领域话语权、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等一系列重要论述。习近平意识形态话语权重要论述有其深刻的生成逻辑和丰富的科学内涵，呈现出鲜明的理论品格。

一、习近平意识形态话语权重要论述的生成逻辑

习近平意识形态话语权重要论述集中体现在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讲话、报告、指示、批示等文献中，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种科学理论，它的生成反映了时代发展要求，蕴含着深刻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

(一)理论逻辑：对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形态话语权理论的继承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坚持抽象与具体相统一，分析了意识和语言、理论和实践、宣传和论战、一般意识形态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等，形成了博大精深的意识形态话语权理论。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4页。，意识一旦产生就有“不得不说”的冲动。意识和语言密不可分，满足了社会交往的需要，“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因而也为我自身而存在的、现实的意识”(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61、173、170、419、280页。。语言用于表达人们的思想观念，既能反映“现实的”意识，又会遮蔽“纯粹的”意识。人是意识和语言的创造者，但这种创造不是抽象的、孤立的，而是受到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的制约。一切词句的产生都有其物质动因。私有制导致阶级分化，不同阶级有着不同的利益诉求，不同的利益诉求会产生不同的阶级意识。意识形态是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意识，语言是意识形态传播的重要载体，语言的内容往往以一定的意识形态为导向。

在考察阶级斗争史的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深刻揭露了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的虚假性，批判了各种反动理论和政治学说。剥削阶级为了谋求和维护统治地位，制造出种种幻想和概念，把阶级私利说成社会共同利益，为阶级意识赋予普遍性的形式。剥削阶级内部分化出善于编织谎言的“意识形态家”，他们以宣扬剥削阶级意识形态为己任，粉饰太平，向人民群众灌输道德主义和禁欲主义，消解人民群众的不满情绪和反抗意识。在资本主义社会，哲学和历史学的学究们关心职位和收入，法学家和经济学家为资产阶级代言，“这种科学的官方代表都变成毫无掩饰的资产阶级的和现存国家的意识形态家”(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13页。。德国青年黑格尔派过于强调哲学思辨，把历史描述成“宗教的和一般理论的斗争”(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61、173、170、419、280页。，鼓吹英雄史观，使得资产阶级更能运用意识形态这种工具，给无产阶级描绘出一个完美但是虚假的社会。“青年黑格尔派的意识形态家们尽管满口讲的都是所谓‘震撼世界的’词句，却是最大的保守派”(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16、542、11页。。他们没有深入到工人运动中，只是以单纯的话语批判代替反对现存制度的政治斗争，对人的解放没有实际意义，反而充当了资产阶级压迫无产阶级的“帮凶”。

基于无产阶级的立场，马克思恩格斯提出“共产主义的意识”(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61、173、170、419、280页。、“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61、173、170、419、280页。等论断，积极维护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话语权。无产阶级具有先进性，“从这个阶级中产生出必须实行彻底革命的意识，即共产主义的意识”(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16、542、11页。。无产阶级构成了全体社会成员的大多数，它是为大多数人谋利益，没有任何私利要维护，在观念上表达真实，拒绝虚假和掩饰，“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6页。。共产主义的意识超越了一切旧的阶级意识，它不是无产阶级凭空产生的，而是在与资产阶级激烈对抗中显露出来，通过共产主义革命得以实现。共产主义的意识不仅限于无产阶级，它还可以灌输到其他社会成员中。在社会革命时期，无产阶级为了更好地凝聚民众力量，需要运用理论武器，加强宣传鼓动。理论犹如思想的闪电，在说服人、塑造人、武装人的过程中具有强大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1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16、542、11页。然而，资产阶级及其意识形态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共产党人必须与之论战，利用党报党刊来引导思想舆论。“首先是组织讨论，论证、阐发和捍卫党的要求，批驳和推翻敌对党提出的各种要求和论断”(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61、173、170、419、280页。。正是在与鲍威尔、蒲鲁东、杜林等人的论战中，马克思恩格斯撰写了《神圣家族》《哲学的贫困》《反杜林论》等经典著作，指导工人运动。列宁认为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提出马克思主义灌输论。十月革命后，列宁又要求抓好各种宣传鼓动和文化教育工作。习近平具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十八大以来多次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看家本领，提出宣传思想工作“两个巩固”的根本任务，强调马克思主义是具有重大国际影响的思想体系和话语体系，只有建设好马克思主义学习、研究、宣传阵地，才能牢牢掌握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显然，习近平意识形态话语权重要论述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我国意识形态工作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形态话语权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二)历史逻辑：对中国共产党宣传思想工作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

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宣传思想工作，创新话语表达传播党的理念，开展舆论斗争引领思想潮流。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历来把新闻舆论工作作为进行革命斗争的有力武器”(12)《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38页。。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不同的阶级和群体拥有各自的政治主张，夺取政权就必须夺取革命话语权。1921年，新生的中国共产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指出，党领导一切书籍、日报、标语和传单的出版工作，在工会里灌输阶级斗争的精神，教育工人去践行党的思想。毛泽东强调，要想掌握思想领导权，必须首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说服和教育党外人士，使他们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13)《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42页。。面对大革命的失败，他撰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等文章，驳斥城市中心论和革命悲观论，提出了中国革命新道路；针对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他撰写了《论持久战》等文章，批驳亡国论和速胜论，阐发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战略战术；面对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他撰写了《新民主主义论》等文章，批判“毕其功于一役”和“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描绘了中国革命胜利后的建国方案。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创办《新中华报》《解放日报》《共产党人》等报纸杂志，在国统区公开发行《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积极构筑思想舆论阵地；建立红色中华通讯社、新华广播电台，打破国民党新闻舆论封锁，反击反共叫嚣和妥协声浪；成立抗日军政大学、鲁迅艺术学院、马列学院，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团结并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引导文艺工作者创作人民喜闻乐见的革命歌曲、小说和戏剧；通过斯诺、史沫特莱等国际友好人士，向世界讲述红军故事、中共领袖故事、红色中国故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成为党和国家意识形态，但剥削阶级的腐朽思想和糖衣炮弹不易根除。为此，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一套有效的意识形态工作体系和宣传机构，先后印发《关于中央政府成立后党的文化教育工作问题的指示》《关于在全党建立对人民群众的宣传网的决定》和《关于健全各级宣传机构和加强党的宣传教育工作的指示》，在全国范围内成立马列学院并开办党校，确立干部轮训和学习制度。毛泽东指出：“首先制造舆论，夺取政权，然后解决所有制问题”(14)《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2页。。他提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任务，要求培养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壮大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舆论阵地，把通讯社、报纸刊物、广播电台等宣传工具置于党的统一领导之下。三大改造完成后，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意识形态工作被视为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统帅”，舆论斗争被放在突出位置。对于人民内部矛盾，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对普通民众进行说服教育，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对于敌我矛盾，毛泽东提出运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武器，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进行长期斗争。在1957年整风运动中，中共中央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进攻，反驳把中国共产党领导攻击为“党天下”的有害说法，肃清“轮流坐庄”的煽动性言论。此外，发行《人民中国》《人民画报》和《北京周报》等对外宣传刊物，设立《毛泽东选集》等党的文献翻译机构，主动介绍中国革命历史经验、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和对外援助事迹。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我们党基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需要而强化宣传思想工作。鉴于“四人帮”破坏了宣传体系和党群关系，邓小平重点纠正“左”倾错误，建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修改宪法，取消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提出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保障言论自由。对于人民内部的不同意见，他主张透彻说理、从容讨论，停止空洞的政治运动和宣传运动；对于资产阶级自由化言论，他表示坚决反对，果断提出四项基本原则。邓小平强调：“好人没有勇气讲话，好像自己输了理似的。没有什么输理的。四项基本原则必须讲”(15)《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95页。。1981年，党中央印发《关于当前报刊新闻广播宣传方针的决定》，指示《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文艺报》等主流报刊积极发声，同右倾思想进行坚决而持续的斗争。苏东剧变后，国际舆论格局发生重大变化。针对西方和平演变图谋，中国共产党加强意识形态舆论工作，把为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服务作为宣传思想工作的中心任务，坚决顶住西方舆论压力。1996年，党中央印发《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要求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进入新世纪，中国共产党着重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坚持新闻工作的党性原则，在全社会形成了正确而强大的舆论导向；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宣传工作格局，维护了中国独立自主、不信邪、不怕鬼的国际形象。对于中国共产党宣传思想工作的历史经验，习近平强调来之不易、弥足珍贵，要求认真总结、长期坚持，积极维护意识形态安全，重点做好新闻舆论工作。新闻事业与党休戚与共，我们党依靠对新闻舆论工作的有力领导，回答时代之问、人民之问，构建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意识形态话语权。习近平意识形态话语权重要论述与中国共产党宣传思想工作精神一脉相承，结合新时代宣传思想工作的具体特点，在理论应答、话语表达方面推陈出新，引导中华民族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三)实践逻辑：对新时代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实践的理论升华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召开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完善意识形态话语权顶层设计，先后开展“三严三实”“两学一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等学习教育，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党中央整合直属机关党建、教育培训、党史研究等机构设置，组建中央和国家机关工作委员会、新的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深化意识形态和宣传部门体制改革，由中央宣传部统一管理新闻出版工作、电影工作，组建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增强主流媒体整体实力和领导力；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完善舆论监督制度，健全重大舆情引导机制、网络监察体系、网络宣传体系和网络治理体系，提高舆论引导力、公信力和主导权；印发《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加强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改进思想政治理论课，重点开展理想信念教育；坚定文化自信，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画出思想同心圆。特别是近年来，党中央先后召开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总结表彰大会，隆重举行“共和国勋章”“七一勋章”颁授仪式，大力宣传报道历史性成就和先进人物，做大做强正面宣传，管住管好新闻舆论。学习强国等学习平台上线，在全体党员中掀起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学习热潮。从中央到地方，建立健全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把舆论管控作为增强意识形态话语权的重要方式。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地方委员会工作条例》规定，党的地方委员会主要实行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加强对本地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领导，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话语权”(16)《中国共产党地方委员会工作条例》，《人民日报》2016年1月5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国家网信办等部门出台的《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网络安全审查办法》，为整治侮辱英雄言行和网络谣言、纠正低俗媚俗庸俗的歪风邪气、营造风清气正的舆论环境提供了法治保障。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习近平全面部署意识形态工作，紧紧围绕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实践展开论述。正是在分析和解决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现实问题中，习近平意识形态话语权重要论述生成并不断丰富发展，巩固了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新时代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习近平积极开展话语权外交活动，提升国际舆论引导力。他指出：“我每次出访，不论是会谈、交流还是演讲，都要讲中国道路的历史渊源和现实基础，讲中国梦的背景和内涵，讲中国和平发展的理念和主张，……这就是做思想舆论工作”(17)《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210页。。中国高举社会主义旗帜，保持战略定力，实施“一带一路”倡议，举办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北京峰会、二十国集团杭州峰会、金砖国家厦门峰会、上海合作组织青岛峰会，参与制定国际游戏规则，团结广大发展中国家提高国际话语权，对外话语创造力、感召力、公信力进一步增强。义利观、亲诚惠容、新型大国关系等国际表达充分彰显了中国对外话语的包容、开放和自信，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被写入多个联合国决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推动了全球化向着多维度的方向发展。面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霸凌行为，中国积极迎战，坚持外交、外贸和外宣协同发力，对等反制，强硬发声。《人民日报》“十评”美国对华贸易战，让正义之声响彻国际社会。海外中国学和中共学渐成显学，越来越多的国外民众认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盛赞中国为全球经济发展、生态文明建设和新冠疫情防控作出的突出贡献。实践发展推动了理论创新。习近平统筹把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从战略高度审视意识形态话语权。当今世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意识形态的较量发生了有利于社会主义的重大转变，但中国的话语权与国家实力严重不相匹配。正是在抓住机遇和应对挑战的范式中，习近平意识形态话语权重要论述由应然变成实然，成为新时代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行动指南。

二、习近平意识形态话语权重要论述的科学内涵

习近平意识形态话语权重要论述内涵丰富、逻辑严密，集中回答了什么是意识形态话语权、为什么要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以及如何增强意识形态话语权这三大问题，从本体论、价值论、实践论三个维度，对意识形态话语权进行了深入阐发，形成了一个系统完整的科学体系。

(一)对什么是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回答

在习近平系列重要讲话中，客观上存在一个包含“话语体系”“话语权”“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概念结构。虽然他没有明确给出“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具体定义，但通过分析这一词汇的使用语境，可以厘清其基本内涵。习近平指出：“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18)《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21、45—46页。，守住思想防线，坚定“四个自信”，“不断增强意识形态领域主导权和话语权”(19)《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16页。。他将话语权赋予意识形态工作新的内涵，阐释了意识形态与舆论阵地的内在关联。“阵地是意识形态工作的基本依托。人在哪里，新闻舆论阵地就应该在哪里”(20)《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21、45—46页。。文以载道，以文传声，思想是语言的内核。意识形态话语权本质上是意识形态的传播力和说服力，即说得出、传得开、听得懂、真信服。习近平在总体把握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基础上，重点关注新闻舆论工作、网上舆论工作、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进一步明确了什么是意识形态话语权。

第一，关注新闻舆论工作，提出舆论场主动权和主导权。习近平指出：“任何新闻舆论都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没有什么抽象的绝对的自由”(21)《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215页。。新闻舆论是社会舆论的发射器和放大器，党管媒体不能变，新闻舆论阵地不能动摇。“主流媒体守土有责，更要守土尽责，……牢牢掌握舆论场主动权和主导权”(22)《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319页。，及时传播准确和权威的信息，壮大积极和正确的思想舆论。首先，坚持党性原则，报纸刊物、电视电台、通讯社、新闻网站必须反映党的主张，不能发表同党中央不一致的声音。其次，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严肃报道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坚决抵制西方新闻观的错误观点，高度警惕西方意识形态话语渗透。再次，坚持正确舆论导向，传递真善美，唱响主旋律，增强时政新闻的吸引力和感染力，使人想听爱听、听有所思、听有所得。最后，坚持正面报道为主，关注群众关心的话题，客观分析社会负面消息，通过摆事实、讲道理，澄清模糊认知。

第二，关注网上舆论工作，提出网络意识形态主导权。伴随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网络已经成为信息传播主渠道，越来越多的人在网上获取和发布信息。习近平指出：“做好网上舆论工作是一项长期任务”(23)《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35、36、69、100、38页。，“掌控网络意识形态主导权，就是守护国家的主权和政权”(24)《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35、36、69、100、38页。。他要求既尊重网民交流思想、表达意愿的权利，又打击利用网络宣扬民族分裂思想、鼓吹推翻国家政权的言论。一方面，引领网上正面宣传，运用网络传播规律，把握网上舆论引导的时、度、效；教育引导包括新媒体从业人员、网络“大V”和“意见领袖”在内的网络人士，增进政治认同。另一方面，依托核心技术自主创新和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网络信息采集、处理、传播能力，建立全媒体传播体系；开展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积极回应网民关切，及时化解怨气怨言，净化网络空间，消除生成网上舆论风暴的各种隐患。

第三，关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提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话语权。习近平指出：“没有自己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就没有话语权”(25)《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35、36、69、100、38页。。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显著优势，是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旗帜和灵魂。就国内而言，研究、宣传、阐述马克思主义，要着力传导主流意识形态，“让马克思讲中国话，让大专家讲家常话，让基本原理变成生动道理”(26)《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35、36、69、100、38页。。就国际而言，要努力推动中华优秀文化走出去，推进中国故事全球化表达，增强中华文化感召力、中国故事亲和力、中国理论影响力。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把意识形态话语权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联系起来。这说明，意识形态话语权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权，反映了中国思想的力量。

(二)对为什么要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回答

习近平坚持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从战略地位论、历史教训论、现实挑战论三个层面，深刻阐释了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

第一，战略地位论。意识形态工作和新闻舆论工作有机统一，能否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和民族凝聚力、向心力。“做好党的新闻舆论工作，事关旗帜和道路，事关贯彻落实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事关顺利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事关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凝聚力和向心力，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27)《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35、36、69、100、38页。在这里，习近平用“五个事关”凸显了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战略地位，强调做好意识形态工作关键在于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意识形态话语权与物质实践是对立统一的关系，物质实践决定意识形态话语权，意识形态话语权反作用于物质实践。作为国家软实力的集中体现，意识形态话语权为党的领导提供基本保证，为社会主义建设提供思想舆论保障。作为观念的上层建筑，意识形态话语权对社会成员具有凝聚功能，对社会思潮具有统摄功能。谁掌握了意识形态话语权，谁就能引导思想舆论。习近平把正确健康的思想舆论称之为民意晴雨表、社会黏合剂，视强大的意识形态话语权为赢得民心、引导民众共同奋斗的重要因素。

第二，历史教训论。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有利于社会主义事业取得成功，反之则会误入歧途。苏联解体、苏共垮台是前车之鉴，它固然是历史合力的必然结果，但意识形态话语权弱化直至丧失，影响尤为直接。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敌对势力趁机发难，抹黑斯大林等苏共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推行“改革与新思维”，反对派借机攻击马克思列宁主义，苏联民众失去了精神寄托。正如习近平所言：“ 苏联为什么解体？苏共为什么垮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十分激烈，……搞历史虚无主义，思想搞乱了，……苏联偌大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就分崩离析了”(28)《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13页。。 然而，苏共对此采取了纵容态度，迎合西方政治理念和价值观念，“在所谓‘公开性’‘民主化’的口号下，苏共放弃了民主集中制原则，允许党员公开发表与组织决议不同的意见，……成了传播西方意识形态的大喇叭”(29)《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33—134页。。苏共意识形态工作淡化，新闻舆论阵地失守，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泛滥，西方和平演变大行其道。苏共党员甚至领导干部无原则地后退，在西方舆论裹挟中人云亦云，甚至制造和传播黑色政治笑话，蜕变成乌合之众。历史的教训发人深思，如果我们党放松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放任新闻舆论自由化，就会落入西方和平演变的陷阱。我们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严格排查党员干部的思想风险，坚决反对“左”右倾错误言论，积极构筑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坚强堡垒。

第三，现实挑战论。首先，网络是意识形态斗争的主战场和最前沿，网络舆论直接影响着广大民众特别是年轻人，某些网络“大V”和“意见领袖”的号召力一度超过主流媒体。网络舆论具有自发性、公开性、匿名性的特点，话语空间走向开放，舆情监测难度增大。多种社会思潮借助网络蔓延，有些人在网络论坛上炒作花边新闻、散播虚假消息、挑拨敌对情绪、制造网络舆情，不少领导干部面临本领恐慌。为此，习近平特别指出：“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就过不了长期执政这一关”(30)《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42、33、42页。。其次，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面临意识形态话语权争夺战，马克思主义在一些学科“失语”、教材“失踪”、论坛“失声”。习近平批评国内有些人盲目把西方理论和学术方法奉为圭臬，成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吹鼓手。他们以欧美留学经历自居，鼓吹大学自治、言论自由，追捧西方“三权分立”“宪政民主”，不加分析地以西方标准丈量中国，灌输各类不负责任的言论，误导青年学生。最后，西方发达国家强势输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大肆宣传所谓的普世价值，意在将西方模式包装成全球范本。某些西方媒体对中国进行选择性报道，别有用心地曲解中国各项政策，信口雌黄，把中国梦说成“民粹主义”，把“一带一路”说成“新殖民主义”，甚至诋毁中国疫情防控战取得的重大成就。西方敌对势力固守意识形态偏见和冷战思维，不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试图威逼中国改旗易帜。对此，习近平指出：“如果我们用西方资本主义价值体系来剪裁我们的实践，用西方资本主义评价体系来衡量我国发展，……最后要么就是跟在人家后面亦步亦趋，要么就是只有挨骂的份”(3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327页。。西方国家妄图构建资本主义全球化的世界图景，用资本主义价值体系和评价体系代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我们必须坚决反对和抵制。

(三)对如何增强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回答

习近平着眼于党的宣传思想工作全局，从解决问题、化解矛盾入手，抓住主流思想舆论，因势利导，提出了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和增强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基本原则。

第一，全党动手与部门负责同步。坚持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党管媒体的根本原则，将其贯彻到网上舆论工作、新闻舆论工作、哲学社会科学工作之中。一方面，各级党委担负领导责任，要把意识形态工作放在突出位置，主动谋划本地区本部门的新闻舆论工作。各级党委书记是第一责任人，“带头阅看本地区本部门主要媒体的内容，带头把住本地区本部门媒体的导向，带头批评错误观点和错误倾向”(32)《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42、33、42页。。各级宣传思想部门要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强化党报党刊党网的权威性，从思想上、理论上提升意识形态的掌控能力，决不能语焉不详。另一方面，树立大宣传的工作理念，“把宣传思想工作同各个领域的行政管理、行业管理、社会管理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33)《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156页。。坚持政治家办报、办刊、办新闻网站，选配一批思想过硬、能力突出、群众喜爱的媒体人，构筑新闻工作战线；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融合发展，创新宣传模式，“管好用好互联网，是新形势下掌控新闻舆论阵地的关键”(34)《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42、33、42页。；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等机构是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宣传的重要阵地，要确保“党校姓党”“马院姓马”。

第二，正面宣传与舆论斗争并重。增强意识形态话语权，重在教育群众、争夺人心。一方面，“坚持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35)《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27、27、45页。，以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为导向、以增进人民团结为导向、以推动改革发展为导向、以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为导向。积极宣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重大工作部署和重大形势判断、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大力宣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梦、新时代美好生活，增强中国人的社会主义自豪感和归属感。把政治话语、学术话语与生活话语结合起来，使其可敬可信可爱，进一步增强话语权。另一方面，“坚持正面宣传为主，绝不意味着放弃舆论斗争”(36)《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27、27、45页。。党政干部是党的政策主张的捍卫者，面对错误思潮和言论，“宣传思想战线的同志要当战士、不当绅士”(37)《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27、27、45页。，要敢抓敢管，敢于“亮剑”。党报党刊党网作为舆论“喉舌”，要时刻绷紧意识形态这根弦，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舆论斗争中，不断取消黑色地带、转变灰色地带、扩大红色地带，挤压敌对话语的生存空间，营造积极向上的舆论氛围，端正民众对重大政治和理论问题的看法。掌握舆论场的主动权和主导权，有理有利有节地开展舆论斗争，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正本清源，净化“噪音”“杂音”。

第三，中国特色与国际比较结合。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国际国内舆论的界限愈发模糊，意识形态话语权有必要放到国内外发展的大环境中去审视。一方面，“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提出具有自主性、独创性的理论观点”(38)《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325、320页。。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推动意识形态话语表达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占领思想舆论制高点。哲学社会科学要发思想之先声，把“四个自信”转化为“话语自信”，破除崇洋媚外心理，构建中国话语体系和叙事体系，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用学术讲政治，重点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另一方面，“坚持不懈讲好中国故事，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相适应的国际话语权”(39)《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325、320页。。推动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外宣媒体，宣传中国和平发展道路，争取各国人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解和支持。响亮提出中国主张，展示中国推进“一带一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疫情防控援助等实实在在的成果，以事实支撑雄辩。发挥高层次专家作用，利用国际会议论坛、外国主流媒体发声，鲜明展现中国思想，提高中国学术的国际话语权。开展对外思想文化交流，扩大官方渠道，引导民间渠道，办好海外孔子学院，培养来华留学生，造就新时代“斯诺”。坚持陈情和说理相结合，坚持自己说和别人讲相结合，坚持内宣和外宣相结合，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塑造文明大国、东方大国、社会主义大国的形象。

三、习近平意识形态话语权重要论述的理论品格

习近平从担负历史重任、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巩固社会主义事业的战略高度，对意识形态话语权进行了深刻剖析。习近平意识形态话语权重要论述在理论演进中守正创新，彰显了人民主体的价值立场、直面问题的求是精神和面向未来的国际视野。

(一)人民主体的价值立场

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是体现中国共产党根本宗旨的必然要求，是习近平意识形态话语权重要论述的价值立场。习近平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反对空喊政治口号的套话和八股文风，善用喜闻乐见的百姓话语，提炼新鲜独特的中国话语。他多次谈到，意识形态舆论场是“没有硝烟的战场”，充斥着“噪音”“杂音”，“失语就要挨骂”(40)习近平：《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求是》2016年第9期。；不好的舆论是民众的“迷魂汤”、杀人的“软刀子”，西方普世价值是“挂羊头卖狗肉”，如果听任这些言论大行其道，势必搞乱党心民心；必须“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斗”，不做“骑墙派”“看风派”，不能吃饭砸锅；网络时代“人人都有麦克风”，“老百姓上了网，民意也就上了网”(4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336页。；领导干部需要上上网、潜潜水，聊聊天、发发声，宣传思想工作者必须增强“脚力”“眼力”“脑力”“笔力”，讲群众喜欢听的话，写群众喜欢看的文章。习近平意识形态话语权重要论述通俗易懂、掷地有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现了理论创新与话语建设的统一。

习近平反复强调：“做好宣传思想工作，必须解决好‘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这个根本问题”(42)《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26、24页。。首先，宣传思想工作为了人民，把人民作为精神文化的鉴赏家和评判者，把满足人民的思想文化需求作为“指挥棒”，把服务群众同教育群众结合起来。用理论解答民众疑惑，用舆论反映人民心声，用文艺讴歌人民群众。推广生动鲜活的文艺作品，推动党和国家大政方针向大众意识的转化。其次，宣传思想工作依靠人民，人民群众是剧中人和剧作者。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本质上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思想观念，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代表了党和人民的话语权。习近平提出大宣传的工作理念，既要全党动手，又要全社会参与，走好宣传思想工作的群众路线。将党的主张与人民心声结合起来，汇聚广大人民的智慧和声音，实现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最后，宣传思想工作是说服人的工作，表现为主流意识形态被民众接受的程度。无论是理论普及、政策宣讲，还是文艺推广、思想教育，都不可能保持价值中立，必须站在党的立场、反映人民意愿。坚持以德服人与以理服人并重，着眼于团结和争取大多数，增强人民对党和国家的信任、对社会主义的认同，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

(二)直面问题的求是精神

习近平客观分析意识形态舆论现状，揭示了意识形态话语权的症结所在，破立并举，重点突出。一方面，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四大危险”之首是精神懈怠，有些领导干部重视经济建设，相对忽视宣传思想工作，致使意识形态舆论在一定程度上放任自流，错误言论甚嚣尘上。习近平审时度势，坚持针对性与务实性相统一，压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紧紧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坚决维护党的声誉和党中央权威，成为意识形态舆论管控的行家能手。另一方面，针对有的党员丧失党性原则甚至质疑和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现象，习近平批评道：“有的对党的政治纪律、宣传纪律置若罔闻，……有的还专门挑那些党已经明确规定的政治原则来说事”(43)《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26、24页。。他从意识形态舆论乱象中抓本质，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宣传纪律，推动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

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解决了“挨打”“挨饿”的问题，但仍面临着“挨骂”的问题，意识形态舆论场一度出现敌攻我守的态势。一方面，多种社会思潮暗流涌动，各种诉求竞相发声。有些人打着“反思历史”的旗号“重新评价”党史国史，编造莫须有的情节来抹黑英雄人物。对此，习近平一针见血地指出：“国内外敌对势力往往就是拿中国革命史、新中国历史来做文章，竭尽攻击、丑化、污蔑之能事，根本目的就是要搞乱人心”(44)《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13页。。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是民族的精神纽带。习近平多次到红色圣地和革命老区考察，勾勒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让延安精神、井冈山精神、西柏坡精神等放射出新时代光芒。他提出伟大建党精神，号召党员干部学习“四史”，树立唯物史观、正确党史观和大历史观，坚定历史自信，走好新的赶考之路。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环境下人们的思想观念呈现多元化，各种奇谈怪论层出不穷。有些人侈谈“市场万能论”，主张“彻底市场化”，把“市场化”等同于“西化”和“自由化”，散布“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中国现在搞的不是马克思主义”等错误论调，炒作“党大还是法大”话语陷阱，借口现实中的某些问题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对此，习近平深刻揭示了思想舆论斗争的实质，指出其“要害就是企图让我们丢掉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丢掉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信念”(45)《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327页。。他要求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思想文化建设，构建网上网下一体化的主流舆论格局，落实互联网企业信息管理主体责任，任何媒体都不能为攻击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歪曲党史国史的有害言论提供话语空间和传播渠道。

(三)面向未来的国际视野

国际话语权之争蕴含着意识形态话语权之争，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凭借强大的宣传工具，把西方文化和基督教价值观夸大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价值，一度垄断了何为自由、民主、平等的话语权。习近平意识形态话语权重要论述以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为立足点，深刻地揭露了西方双重标准的伎俩。习近平鲜明地指出：“如果世界其他地方特别是同西方意识形态不同的地方发生街头抗议事件，甚至发生暴力恐怖活动，西方媒体就会将其描绘为争取‘民主’、‘自由’、‘人权’、‘反抗暴政’的行动”(46)《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215页。。有些西方媒体戴着灰黑滤镜歪曲事实，制造和传播虚假新闻，兜售中国威胁论，企图误导民众。有些西方政客甚至别有用心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指称为资本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新官僚资本主义，妄图使中国发生苏联那样的演变。对此，习近平旗帜鲜明地指出，不论怎么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不是别的什么主义”(47)《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09页。。中国坚决反对西方中心主义，不以西方强权规则为国际规则，不以西方话语为国际话语，绝不接受颐指气使的说教。

新时代中国国际话语权虽然有了极大提升，但国际舆论格局总体呈现为西强我弱，中国形象在一定程度上是“他塑”而非“自塑”。对此，习近平强调，要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把握国际传播领域移动化、社交化、可视化的趋势，在构建对外传播话语体系上下功夫，在乐于接受和易于理解上下功夫”(48)《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319—320页。。他把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纳入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要求培养新时代国际传播专门人才，有效开展国际舆论引导和舆论斗争。在分别给北京科技大学全体巴基斯坦留学生和北京大学留学生们的回信中，习近平期望在华留学生能够客观地向世界讲述他们眼中的中国。他身体力行，在众多国际场合发表演讲，提出“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全人类共同价值等国际表达，扩大了知华友华的国际舆论朋友圈。习近平还在海外主流媒体发表署名文章，向世界传递中国声音，吸引和说服各国人民自愿加入我们的行列。《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第二、第三卷的英文、俄文、日文等多语种版本在世界各地广泛热销，极大地提升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魅力，让各国人民更系统地听到中国故事、中国共产党故事，有力地消解了西方意识形态话语霸权。

四、结语

在习近平意识形态话语权重要论述指导下，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党的领导弱化特别是“失语”“挨骂”的被动局面已得以根本扭转，新闻舆论工作、网上舆论工作、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等各个方面取得重大成绩，意识形态发声能力明显提升，国内舆情总体积极向上，国际话语权西降东升成为大势所趋。然而，意识形态话语权不会凭空产生，不会一蹴而就，也决不会一劳永逸。我们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意识形态话语权重要论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增强综合国力，以坚实的物质基础支撑意识形态话语权；坚持和创新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和话语体系，以科学的思想理论支撑意识形态话语权；加强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党管媒体，锻造宣传思想工作队伍，以坚强的组织力量捍卫意识形态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