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晓晴，张 镒，刘 祎

(1.广东金融学院 信用管理学院，广东 广州 510521；2.广东金融学院 工商管理学院，广东 广州 510521；3.浙江理工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

0 引言

新工业革命的爆发和扩散推动通用技术、基础设施和社会制度等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为有效应对组织环境变化带来的挑战，层级企业(hierarchy)向非层级企业(Heterarchy)转变，如海尔集团已从传统的科层组织变革为生态组织[1]。然而，相对于组织变革，企业理论的发展却相对滞后[2]。自从《国富论》发表以来，学界一直将层级企业作为研究对象，探讨其分工与协作、生产要素组合与经济主体间关系协调等问题。古典、新古典和现代企业理论分别从“物与物”、“物与人”和“人与人”的角度理解企业，可以为分析层级企业的性质和边界等问题提供依据，但难以对非层级企业进行合理解释。针对传统企业理论的不足，一些学者试图调整研究假定和方法论[3-4]，提出新的观点或思想[5]，或者将不同理论进行融合[6]。学者们的尝试为企业理论创新提供了指引，但忽略了工业革命与企业理论创新的逻辑关联。事实上，工业革命与企业理论创新都是在特定条件下发生，而且每一次工业革命都会引起组织变革，每一次组织变革都会促使企业理论研究迸发新的火花。因此，在非层级企业对传统企业理论产生冲击的背景下，需要厘清工业革命与企业理论创新的关系。

基于以上思考，本文将前三次工业革命时期的典型企业组织和企业理论作为案例研究对象，通过质性数据的编码，构建工业革命通过组织变革促进企业理论创新的分析框架，探讨工业革命影响企业理论创新的机制和本质，并提出未来组织变革和企业理论创新的思路与方向。

1 文献综述

工业革命推动组织变革，组织变革为企业理论研究提出新的对象和问题。学界对工业革命、组织变革和企业理论创新的关系既存在分歧和争论，也达成了一定的共识。

从工业革命与组织变革关系来看，学者们既认为工业革命推动组织变革，也强调组织变革对工业革命产生影响。首先，有学者将工业革命视为组织变革的首要影响因素。企业史学者发现工业革命经由组织环境变化[7-8]推动企业调整战略与结构[9]。战略管理学者认为工业革命与组织变革在演化方向上存在一致性[10]，而且新工业革命导致企业规模和范围[11]、管理模式[12]、组织结构[13]等发生变化。其次，有学者强调组织变革对工业革命的影响。制度经济学学者将组织变革视为一种微观的制度变迁，认为此种制度变迁导致新技术在交易中产生的交易成本发生变化[14]，从而对工业革命的爆发和扩散产生影响。最后，还有学者认为工业革命与组织变革相互作用。新熊彼特学者将工业革命视为技术创新、支柱部门(Leading Branch)、核心投入和基础设施的共同演化过程，认为上述各领域的变化与通用技术和组织原则的变化存在对应关系[15-16]。与新熊彼特学者的观点相同，演化经济学学者认为工业革命与组织变革相互影响[17-18]。

从组织变革与企业理论创新关系来看，学者们的研究视角存在差异，但基本上都注意到组织变革对企业理论创新的推动作用。首先，企业史学者将企业理论用于解释企业组织的演变时，发现组织变革与企业理论创新存在对应关系。CHANDLER[19]很早就发现，大公司的出现促使新古典企业理论向现代企业理论演变。在CHANDLER之后，一些学者将企业理论引入历史问题的研究之中，发现随着产业(企业)组织从工业区转变为现代公司，经济理论从分工协作理论演变为一般均衡理论[20]。其次，经济思想史学者在探讨企业理论发展史时，发现组织变革催生的异常(Anomaly)推动企业理论的发展。所谓异常是指组织变革催生的，传统企业理论难以进行合理解释的新现象或新问题。在此情形下，学者们对企业理论的研究纲领(Research Programmes)进行调整[21]。研究纲领是一个主导思想经历的各阶段总和的一系列理论，主要由硬核和保护带2个部分构成。研究纲领的变化最终推动企业理论创新[22]。最后，组织经济学学者在探讨企业理论创新的动力时，发现组织变革是企业理论不断发展的驱动因素。部分学者指出，工厂制向公司制的转变促使“过去”的企业理论演变为“现在”的企业理论[23]；企业制度的变迁与企业理论的发展相互影响[24]。

现有研究存在不足：第一，粗线条梳理史实，没有在细致分析典型案例的基础上，探讨工业革命与企业理论创新的关系；第二，片面分析工业革命与组织变革的关系或者组织变革与企业理论创新的关系，没有建立一个整体性的概念模型；第三，描述共同演化现象，没有从学理上深入探讨工业革命影响企业理论创新的机理和本质；第四，没有进一步探讨新工业革命背景下的组织变革与企业理论创新。

据此，以典型企业组织和企业理论的资料为根据，运用案例研究法分析工业革命与企业理论创新的关系，并对未来组织变革和企业理论创新进行探讨，为企业组织转型和企业理论发展提供借鉴和参考。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方法

运用案例研究法，主要理由如下：第一，案例研究法适合于分析“怎么样”的问题[25]。工业革命如何经由组织变革促进企业理论创新是一个“怎么样”的问题。选择案例研究法是合理的；第二，有学者已运用案例研究法对兼具“历史性”和“复杂性”的管理学问题进行了探讨[26]，说明选择案例研究法是恰当的。

2.2 案例选择

根据多案例研究的要求，案例选取规则如下：第一，“理论抽样”[25]。选取的企业组织应有助于厘清工业革命对组织变革的作用机理，选择的企业理论应有助于解释组织变革促进企业理论创新的传导路径；第二，“逐项复制”[27]。选择的企业组织应可以说明工业革命与组织变革的关系；选择的企业理论应可以体现组织变革与企业理论创新的关系；第三，时间限制。选择的企业组织和企业理论应是前三次工业革命时期的典型。在上述原则限定下，选择的案例如下(见表1)。

表1 案例的选择

2.3 数据收集

根据研究的需要，将二手资料作为资料来源。考虑到相关资料非常杂乱，按照以下步骤搜集数据：首先，广泛搜寻体现研究对象发展历程的资料；其次，通过对来自多个渠道的资料进行比较，选取最可靠、最相关的数据；最后，对提取的数据进行纵向筛查，标记出与研究问题相关的信息点。

3 资料分析

3.1 案例内分析

案例内分析是指通过对单一案例的编码分析，得出初步的分析框架。参照刘志成与吴能全[26]的做法，选取资料搜集最全面、在理论上最能代表所有样本的IBM公司和威廉姆森企业理论进行开放式编码、主轴式编码和选择式编码。

3.1.1 开放式编码

根据扎根理论对开放式编码的规定，在对IBM进行开放式编码之后，得到64个概念和36个初始范畴；在对威廉姆森企业理论进行开放式编码之后，得到52个概念和35个初始范畴。

3.1.2 主轴式编码

按照条件—行动—结果的思路，对IBM进行了主轴式编码，得到19个副范畴和7个主范畴(见表2)。

表2 IBM的主轴式编码

在对威廉姆森企业理论进行主轴式编码之后，得到22个副范畴和11个主范畴(见表3)。

表3 威廉姆森企业理论的主轴式编码

3.1.3 选择式编码

在IBM主轴式编码得出的主范畴之中，“技术产生”和“技术应用”可以归入“技术产生和应用”核心范畴中。“内部因素变化”、“市场因素变化”和“制度因素变化”可以归入“内外因素变化”核心范畴中。“结构调整”与“结构新建”可以归入“组织变革”核心范畴中。3个核心范畴存在紧密联系：新技术的产生和应用推动内外因素的变化，导致IBM调整或新建组织结构。据此，可以绘制出IBM的故事线(如图1)。

图1 IBM的选择式编码

在威廉姆森企业理论主轴式编码得出的主范畴中，“结构涌现”和“结构扩散”可以归入“结构涌现和扩散”核心范畴；“保护带修正”、“纲领竞争或融合”和“硬核更改”可以归入“研究纲领变化”核心范畴；“理论发展”和“理论新建”可以归入“企业理论创新”核心范畴；“熟知实践”和“熟知理论”可以归入“研究者洞察力”核心范畴；“实践超前性”和“理论滞后性”可以归入“异常出现”核心范畴中。上述核心范畴存在紧密联系：U型企业向M型企业的转变促使威廉姆森在修正保护带、更改硬核的同时，将不同研究纲领进行融合，导致交易成本理论的形成。据此，可以绘制出威廉姆森企业理论的故事线(如图2)。

图2 威廉姆森企业理论的选择式编码

3.2 跨案例分析

案例内分析得出的分析框架无法达到理论的饱和，因此需要进行跨案例分析。跨案例分析是指通过对企业组织或企业理论编码结果的比较，提炼新范畴或者对各范畴进行修正。

在对韦奇伍德工厂和卡内基钢铁公司的数据进行编码时，尽可能采用IBM数据编码提取的概念和范畴进行编码。当发现无法运用已有概念和范畴进行编码时，则提取新概念和新范畴。经过比较，提取的新副范畴和新主范畴见表4。

表4 企业组织跨案例分析的新范畴

3家企业的数据编码已基本得出所有概念和范畴，但依然不够准确。因此，对得到的概念和范畴进行了修正：一方面，补充IBM编码分析遗漏的主范畴；另一方面，补充IBM编码分析遗漏的副范畴。具体修正过程见表5。

表5 企业组织跨案例分析的范畴修正

与企业组织的跨案例分析基本相同，以威廉姆森企业理论编码分析得出的概念和范畴为依据，分别对穆勒企业理论和马歇尔企业理论的原始资料进行编码分析。当无法运用已有概念和范畴对原始资料进行编码时，则采用新概念和新范畴。最终得到的新副范畴和新主范畴见表6。

表6 企业理论跨案例分析的新范畴

在此之后，也对企业理论数据编码得出的范畴进行了修正见表7。

表7 企业理论跨案例分析的范畴修正

3.3 概念模型构建

在此阶段，根据跨案例分析提炼的新范畴和对范畴的修正，绘制概念模型。就企业组织编码结果而言，将提炼出的新范畴纳入IBM的故事线中，并对其故事线中的各个范畴进行重命名，如将“企业家精神”主范畴纳入IBM的故事线中，将“技术产生和应用”范畴重命名为“工业革命”。

基于对3家企业资料编码的整合，可以对工业革命推动组织变革的过程进行如下描述：新技术的产生和应用导致内部环境、市场环境和制度环境等发生变化。随着组织环境的变化，企业家对交易关系进行重新安排，从而导致传统组织结构的调整或者新型组织结构的构建。根据上述分析，可以构建工业革命与组织变革关系的概念模型(如图3)。

图3 工业革命与组织变革的关系

与前述概念模型的构建过程相同，通过对3种企业理论资料编码结果的比较与整合，也可以对组织变革促进企业理论创新的过程进行如下表述：组织结构的形成与扩散引起“异常”的出现。在此情况下，学者们基于敏锐的洞察力对研究纲领的保护带进行修正，或者对硬核进行更改，加之各研究纲领也在竞争或融合，最终在学者们科研精神的辅助下实现企业理论的创新与发展。根据上述分析，也可以构建组织变革与企业理论创新关系的概念模型(如图4)。

图4 组织变革与企业理论创新的关系

工业革命经由一个复杂的传导路径推动企业理论创新。每次工业革命都推动人类社会各领域发生巨变。作为嵌入在人类社会各领域的，对企业组织产生重大影响的要素集合，组织环境发生相应的变化。在组织环境变化影响下，企业对组织结构进行重构。从科学哲学角度看，组织变革催生一些传统企业理论难以解释的异常。面对企业理论与企业实践之间的张力，研究者修正保护带，或者更改硬核，研究纲领之间也在相互竞争与融合。研究纲领的变化最终导致“常规科学”的发展，或者“科学革命”的发生，最终实现企业理论的创新。根据上述分析，可以构建一个三者横向联系的概念模型(如图5)。

图5 概念模型注：①实线箭头表示主要作用，虚线箭头表示次要作用；②实线方框表示主要关注的对象，虚线方框表示次要关注的对象

4 理论分析

工业革命与企业理论创新不是独立的，而是存在紧密联系。那么，在工业革命与企业理论创新共同演化背后隐藏怎样的机理和本质呢？在资料分析之后，需要对二者关系做进一步的理论分析。

4.1 工业革命对组织变革的作用机理

工业革命是一系列突破性技术的产生与应用，推动人类社会各领域发生协同变革的过程。每次工业革命都产生一系列突破性技术。所谓“突破性”是指新技术的应用促使生产方式发生根本变化。一旦这些技术商业化应用，具有相似生产技术的企业构成支柱部门，某些生产要素成为核心投入，一些交通通讯技术成为关键基础设施。当各领域的变化保持一致时，人类社会便发生一次工业革命。韦奇伍德工厂所处的时期正是蒸汽机推动各领域机械化的时期；卡内基钢铁公司所处的时期正是发电机、电动机和内燃机等促使各领域电气化的时期；IBM所处的时期正是计算机、互联网等推动各领域电气化的时期。

工业革命引起组织环境的变化。当新一轮工业革命爆发时，人类社会各领域处于与前一次工业革命相适应的状态。新一轮工业革命与人类社会各领域的变化发生脱耦(Decoupling)[16]。当不匹配达到一定临界值时，人们对先前的模式、规范和标准等进行调整，导致各领域的变化。作为对企业产生影响的要素集合，组织环境发生相应的变化，具体表现在：第一，工业革命促使企业内部环境发生变化。此种情况在3家企业中均有体现，如蒸汽机的使用促使韦奇伍德对车间布局(a1)(1)此为原始资料编码的标记，下同。、竞争战略(a13)、企业与社会关系(a15)、研发合作(a19)等进行了创新；第二，工业革命推动市场环境发生变化。例如，第一次工业革命使得英国统一的国内市场形成(a20)、国际贸易增加(a21)、人口结构发生变化(a22)、人均收入提高(a23)、奢侈消费兴起(a24)和市场竞争加剧(a25)等；第三，工业革命引起制度环境发生变化。在第一次工业革命爆发以后，卫理公会与新教伦理在韦奇伍德工厂所在的斯塔福德郡兴起(a3)。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爆发和扩散，美国《谢尔曼反托拉斯法》(b12)和《控股公司法》(b13)陆续颁布。在第三次工业革命爆发以后，美国政府加强了对计算机行业的反垄断监管(c7；c8)。

组织环境的变化导致企业面临的不确定性日益凸显，具体表现在：一方面，信息难以获取。当组织环境动荡、复杂时，企业可能难以获得充分的信息用于战略决策。在此情况下，企业对缓冲(Buffering)机制进行调整[28]，从而导致组织结构的变革。例如，在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随着环境不确定性的增加，卡内基钢铁公司通过一体化战略降低获取信息的成本；另一方面，资源难以获取。当组织环境动荡、复杂时，企业可能难以获得必需的资源，导致企业不得不增强对资源的控制力，或者调整控制资源配置的权力格局，从而引起组织结构的变革。在案例中，组织环境的不断变化迫使IBM进行两次组织变革。一次是20世纪50年代以后，小沃森建立M型结构(c64)；另一次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郭士纳构建矩阵型结构(c59)。根据上述分析，可以得出：

命题1：一系列突破性技术的产生和应用催生的工业革命经由“创造性破坏”机制引起组织环境的变化，组织环境的变化经由“不确定性”机制引起组织变革。

4.2 组织变革对企业理论创新的作用机理

组织变革是在组织环境变化促使内外交易成本发生变化的条件下，对交易组织形式进行调整的过程。一方面，组织环境的变化对市场上交易主体的理性程度、机会主义行为、交易资产的专用性程度、主体对收益与成本的确知程度、交易发生的频率等产生影响，从而导致外部交易成本的变化。另一方面，组织环境的变化推动企业内部主体之间的交易关系发生变化，从而导致内部交易成本的变化。在内外交易成本变化的条件下，企业对各维度进行调整，从而导致组织结构的变化。在案例中，韦奇伍德建立L型结构、卡内基建立F型结构以及小沃森建立M型结构的过程都是在组织环境变化导致内外交易成本变化的条件下，企业家对组织结构各维度进行调整的过程。

组织变革促使异常的出现。在异常中，一些是可以消解的异常。可以消解的异常是指研究者只需对研究纲领保护带进行修正就可以将异常纳入可解释的范围之中。当遇到这样的异常时，研究者通常选择修正保护带，以防止研究纲领的硬核被证伪。在案例中，穆勒等学者提出了理性、自利等基本假定，确立了西方主流经济理论的硬核，但没有对硬核引申出的保护带进行说明。第二次工业革命爆发以后，市场结构的变化和企业规模的扩大，使得新古典经济学家添加了一系列保护带，如马歇尔运用静态的局部均衡分析方法揭示经济规律(e6)，实际上隐含地提出产品同质性、大量的买者和卖者、自由进入和退出市场等辅助性假说。除了可以消解的异常，还有一些是无法消解的异常。无法消解的异常是指组织变革催生一些即使修正保护带也无法进行合理解释的异常。在此情况下，学术界只能选择偏离或突破传统的基本假定。新古典企业理论将企业视为处在完美信息系统中的，具有完全信息处理能力的，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主体。二战以后，F型企业变革为M型企业的事实说明新古典企业理论的基本假定是不切实际的，迫使学者们对新古典企业理论的硬核进行调整，如威廉姆森提出不确定性(f22)、有限理性(f21)、机会主义(f20)等概念，突破了新古典企业理论确定性、完全理性和自利等假定。当然，在面对异常时，研究者也可以提出与传统研究纲领相对立的研究纲领，或者将不同研究纲领进行融合。在现代公司产生以后，旧制度经济学者对新古典研究纲领进行了抨击。随着现代公司转变为大公司，WILLIAMSON[29]等将新古典经济学与旧制度经济学等进行融合，创立了组织经济学的研究纲领。

研究纲领的变化推动科学研究的进步，表现在：一是“常规科学”的发展。“常规科学”(Normal Science)的发展是指后来者对前人研究的不足进行弥补。在案例中，穆勒提出了分工受市场广狭(d8)和工作性质(d10)限制，股份公司在有限责任、公开信息披露(d11)等条件下依然具有相对优势，企业内部分工(d9)和协作提高劳动生产率(d7)等观点，推动古典企业理论的基本形成；马歇尔在将古典企业理论、边际学说、演化观点等进行综合基础上，提出了企业是不断演化的有机体(e7)、企业内分工受市场需求和技术进步的限制(e8)、股份公司的股东和经理存在信息不对称(e10)、企业可以获得内外部经济(e9)等见解，使得新古典企业理论逐渐形成；二是“科学革命”的发生。“科学革命”(Scientific Revolution)的发生是指提出划时代的新观点和新思想。新古典企业理论从生产函数角度理解企业。这种观点难以对大公司进行合理解释，迫使现代企业理论从新的角度对企业进行理解，如威廉姆森将企业视为能够节约市场交易成本的治理结构，不仅超越了传统的“黑箱”观点，而且为新的企业理论流派的产生奠定了基础。根据上述分析，可以得出：

命题2：企业内外交易成本变化催生的组织变革经由“异常”的出现引起研究纲领的变化，研究纲领的变化经由“科学的进步”促进企业理论创新。

4.3 逻辑关联的本质

工业革命经由复杂的传导路径推动组织变革和企业理论创新。随着工业革命的发生，组织环境发生变化，导致企业面临的不确定性不断提高。组织环境与组织变革产生不匹配，促使企业决策者对组织结构进行调整。当组织结构变革发生时，企业理论依然处在传统研究纲领的统治之下。组织变革与企业理论创新产生不匹配，促使研究者对研究纲领进行调整。研究纲领的变化促进“常规科学”的发展和“科学革命”的发生，从而实现企业理论创新。当三者重新实现匹配时，三者之间形成相互依赖、彼此强化的关系。根据上述分析，可以得出：

命题3：在工业革命、组织环境变化、组织变革、研究纲领变化等共同作用下，工业革命与企业理论创新的逻辑关联本质上是不匹配到重新匹配的过程。

5 结语

立足于新工业革命背景下非层级企业对传统企业理论的冲击，采用多案例研究法探讨了工业革命对企业理论创新的作用机理。一系列新技术产生和应用催生的工业革命经由“创造性破坏”机制引起组织环境的变化，组织环境的变化经由“不确定性”机制引起组织变革；企业组织变革经由“异常”的出现引起研究者对研究纲领进行调整，研究纲领的变化经由“科学的进步”促进企业理论创新；新一轮工业革命的发生使得工业革命与企业理论创新再次出现不匹配，不匹配的产生促使研究者对企业理论进行完善和发展，最终实现二者的重新匹配。上述结论对未来组织变革与企业理论创新具有重要启示：第一，在新工业革命背景下，组织环境发生变化，企业应在采用新型环境分析工具的同时，明确组织环境是量变还是质变，从而对组织结构的变革方向做出准确的判断。第二，在企业发生重大变革条件下，信息不对称、机会主义、资产专用性等假说已难以体现客观实际，研究者应在辨明“异常”对研究纲领哪个部分提出挑战的基础上，在常规科学的发展与科学革命的发生之间进行恰当的选择。第三，企业决策者和研究者应在复杂条件下探讨组织变革与企业理论创新的新思路和新方向。一方面，新工业革命的爆发导致组织环境呈现高度的复杂性，企业可以按照组织复杂性与环境复杂性相一致性的原则[30]，创建兼具“层级”与“网络”特征的混合型组织结构[31]；另一方面，随着机械、封闭的简单企业转变为有机、开放的复杂企业[32]，学者们可以在整合交易成本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和产权理论基础上，吸收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为企业理论的基本问题贡献新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