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丁声俊

一、为什么必须高度重视生物安全问题

迄今，人们对生物安全问题还认知甚少，对其严重危害性也认知甚浅。然而，从全局和深远的视角出发，生物安全对国家安全的影响问题，已不单纯是对人体健康、经济与科技的表面影响问题，而是已提升到攸关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军事安全、科技安全的战略层面上至关重要的大事。当下，必须高度重视生物安全问题，把加强生物安全提升为保障“大国粮安”的重要战略地位。

所谓生物安全，一般是指由现代生物技术开发和应用对生态环境和人体健康造成的各种灾害或潜在威胁，以及对其所采取的一系列有效预防和有力控制的措施。鉴于生物技术发展有可能产生多种负面影响，人们提出了生物安全的概念。由于在一般情况下，人类的生态环境要素和生态系统功能可以维系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安全状态，因而使人们往往忽视生物安全的隐性风险，成为包括经济、军事、生态环境在内的国家安全的一个重大隐患。致使生物安全已成为一个攸关世界安全与发展的基本问题。如今，许多国家和地区都把生物安全纳入经济发展战略，乃至国家整体安全战略。加之生物安全直接关系公共卫生事件的发生和蔓延，关系天下苍生与粮食安全，已成为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一个重大因素，引发广大民众普遍关注。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以及生物技术的进步，生物安全的范围越来越广，其内容主要包括：危险性病原物与人类身体健康安全，外来有害生物与生物多样性减少及转基因生物安全，实验室生物安全和生物防恐等。其中每一项内容都可扩展为一个宏大的课题，如基因技术的安全性、遗传资源的保护与利用、生物武器的控制、外来生物入侵、重大突发性疾病的防控，以及转基因生物的跨国越境转移等，都可能对生物多样性、生态环境和人体健康产生潜在的重大影响。当然生物安全风险首当其冲的是会对农业和粮食产业产生严重的负面效应。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的农业粮食产业，既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和民生产业，也是生态产业和风险产业。这就意味着，农业粮食产业必然更多、更易遭受生物安全风险，防范与化解重大突发性公共生物安全风险，对于保障大国粮食安全和国家总体安全，是一项重之又重的大事。

然而，值得关注的是，我国面临生物安全风险的挑战越来越严峻。在农业领域，口蹄疫、高致病性禽流感、非洲猪瘟等动物烈性传染病频频发生，给畜牧业生产造成严重损失和威胁。目前在我国流行或散发的动物疾病有200余种，各类疫病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每年超过1000亿元。此外，农业有害生物带来的危害也非常严重。广义地说，农业有害生物包括动物、植物、微生物乃至病毒。像危害植物的各种害虫、有害动物（蜗牛、螨类等）、病原微生物（真菌、细菌、放线菌病毒和线虫等）和寄生性种子植物（菟丝子、槲寄生、桑寄生、列当等）。田间杂草因具有对栽培植物的侵害性，往往也包括在内。全世界常年发生农业有害生物1700余种，每年因有害生物给全球农业粮食造成巨大损失。根据FAO的统计，因虫害、病害和杂草危害造成的损失占农业总产值的37%。其中，虫害占14%；病害占12%；杂草占11%。目前，我国农业粮食领域面临的生物安全形势也十分严峻，对农业有害生物亟待加强管控和提高治理能力。我国必须大力加强对包括农业粮食在内的生物安全风险的防范和监管。

二、生物风险给农业粮食产业造成危害的严重教训

生物安全风险是农业粮食产业的重大隐患。它一旦暴发，就必然对农业粮食产业带来毁灭性灾害。一个多世纪以来，在世界范围内发生了数以百计的严重生物安全事件，严重威胁农业粮食产业安全，威胁人类生活、生产和生存，乃至影响人类文明进程，造成了重大历史性灾难。

（一）诱发严重疫病，导致大量农业劳动力丧失

农业劳动力是指能参加农业劳动的人力的数量和质量。农业劳动力是农业粮食产业最活跃、最积极的要素和发展力量的源泉。它的数量和质量因受自然、社会、经济等各种因素影响而处于不断变化中。一个多世纪以来，在欧洲乃至世界历史上疫情致使数以百万计的人口死亡，这意味着农业粮食产业劳动力的严重损失。且不说自古以来，在世界上暴发过一连串的瘟疫，造成无计其数的人口丧生。仅在1347—1353年，被称为“黑死病”的鼠疫大瘟疫，就夺走了2500万欧洲人的性命。无独有偶，肆虐两个世纪之久的黄热病，造成美洲、非洲及欧洲部分地区的人口大量死亡，社会活动趋于瘫痪。19世纪的霍乱肆虐，横扫全球，仅印度就有超过3800万人死亡。1918年暴发的大流感，造成了2000万—4000万人死亡，全球患病人数在5亿以上。大量人口的死亡，不仅是众多家庭的悲剧，而且使农业粮食产业惨遭厄运：大批农业劳动力被瘟疫吞噬和夺走，致使广袤的土地由于无人耕种而沦为不毛之地，农业粮食生产凋敝，社会民众掉进饥荒的深渊。

（二）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直接危害农粮生产

生态环境也是生产力。这一论断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新发展。其精髓在于：一是纠正理论偏颇。强调发展与改善生态环境相辅相成，在统筹协调中培育新产能。这是对以征服与改造自然为主旨，在“斗争”中彰显生产能力的传统生产力理论的纠偏。二是创新发展理念。强调资源、环境、生态并重，意味着将生态环境作为生产要素和内生动力纳入生产力范畴。这是对生产力理论的新发展。三是强调与民生相融合。生态环境状况优良，成为生产力健康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这是对生产力内涵的新拓展。把上述集中到一点就是，生态环境也是重要生产要素。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损害生态环境就是破坏生产力。生态环境优，则农业粮食兴；生态环境劣，则农业粮食衰。进入近代以来，产生的环境污染直接对农业粮食产业发展带来了严重负面后果。

（三）外来入侵物种导致生物多样性减少

外来物种是指那些出现在过去或现在的自然分布范围及扩散潜力以外的物种、亚种或以下的分类单元，包括所有可能存活、继而繁殖的部分、配子或繁殖体。目前，世界上外来物种入侵或传入途径主要有三种：一是人为有意引进。包括人们出于农林牧渔业生产、生态环境建设、生态保护、观赏等目的有意引进某些物种。二是人类无意传播。主要包括随交通工具带入，像豚草随农产品的国际贸易带入；像假高粱随进口粮食夹带传入；随动植物引种带入，像毒麦随进口种子传入等等。三是通过自身繁殖扩散和风力、水流、动物等途径进行的自然扩散。外来入侵物种具有生态适应能力强、繁殖能力强和传播能力强等“三强”特点。与此相对照，被入侵生态系统拥有可供利用的资源但又缺乏自然控制机制，因而形成外来物种入侵频率高现象，对本土生物形成严重威胁，甚至成为公害，人类的农业粮食产业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

在自然界长期的进化过程中，生物与生物之间相互制约、相互协调，并将各自的种群限制在一定的环境和数量范围内，形成了稳定的生态系统。但当一种外来生物侵入并在脱离了人为控制后，就会在当地的气候、土壤、水分及传播条件下野蛮扩散,形成大面积“单优群落”，从而打破原有的生态平衡，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迄今，外来物种的入侵已经成为一大危害。

这里，以世界第二大淡水湖——维多利亚湖失去生态平衡为实例进行简要分析。这座湖地处坦桑尼亚、乌干达和肯尼亚交界处，是这三个非洲人口大国的“母亲湖”，也是非洲土地最肥沃、电力最充足的地区。湖中生长鱼类品种多达600余个，绝大部分属独有品类。后来遭尼罗河罗非鱼和鲈鱼，以及巴西水葫芦（凤眼莲）等两大物种入侵，使维多利亚湖生态链遭到难以挽回的破坏：鱼类减少80%，物种灭绝60%，鸟类灭绝35%。湖水面积从百年前的6.9万平方公里缩小到5.9万平方公里，缩小了1万多平方公里。本土鱼类被灭绝的多达500余种，连甲壳软体类动物和鸟类也难逃一劫。

（四）转基因食品安全性潜存风险

转基因食品指的是利用转基因生物技术获得的转基因生物品系，并以该转基因生物为直接食品或为原料加工生产的食品，均称为转基因食品。根据转基因食品来源的不同，可划分为植物性转基因食品、动物性转基因食品与微生物性转基因食品。目前，世界上涉及转基因食品或转基因食品原料的有：转基因大豆、转基因玉米、转基因番茄、转基因油菜、转基因马铃薯等。如今转基因食品已经逐步进入一些国家民众的日常生活。因为食品与人类健康息息相关，所以人们对于转基因技术在农业粮食生产领域的应用极为关注，尤其是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成为广大消费者关注的热点。

迄今，世界上对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没有定论。支持者推崇转基因食品是解决粮食安全的“突破之路”；但是反对者特别是广大百姓对转基因食品的潜在危险性始终存在疑虑。许多专家学者以事实论证，转基因生物可能对生物多样性、生态环境和人体健康产生负面影响：一是转基因生物既对害虫和病菌发挥抑止作用，也对非目标生物、有益生物等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和危害；二是转基因生物会增强目标害虫的抗性；三是转基因生物可能造成杂草蔓延；四是转基因生物危及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环境；五是转基因生物可能对人体健康造成威胁。2001年7月9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也公开承认，转基因食品可能会破坏生态平衡。有关转基因食品的潜在危险和安全性的许多问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才能下结论。

正是由于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一直没有定论，所以迄今世界上大量国家不接受这种有争议的作物，即采取禁止种植转基因作物。日本民众非常强烈地反对种植转基因食品作物，在日本的国土上至今没有种植转基因的种子。在爱尔兰，所有转基因食用作物都被禁止种植，对含有转基因原料的食品实行标签制度。德国、奥地利、匈牙利、希腊、保加利亚和卢森堡等国禁止转基因食用作物的种植和销售。有一些国家通过禁令，不得种植转基因作物或者饲养转基因动物。有些国家虽然允许种植部分转基因作物，然而公众普遍不信任。更有许多国家法定对转基因食品必须加标识。鉴于上述，我国对转基因食品一定要保持科学态度，要提高消费者知情度和消费自由度。

三、我国农业粮食面临生物风险的严峻挑战

中国在世界上是一个农业粮食生产大国、贸易大国和消费大国。在看到我国具备多种优势条件的同时，还必须清醒认识我国粮食安全隐伏的风险，正视面临的严峻形势，即坚持底线思维。从中长期看，我国作为粮食大国还存在系统性、结构性问题，集中表现出“八大挑战”：一是农业粮食生态环境的压力呈加重态势；二是人均耕地、淡水资源数量趋减，资源承载压力越来越沉重；三是全国人口逐年增长和消费刚性增长的趋势，使中长期的粮食供求呈“紧平衡”态势；四是农业粮食产业处于成本上升期，农产品价格基本上都高出国际市场价格，减弱了在国内外市场上的竞争力；五是粮食比较效益较低，粮食生产和农业收入占农户家庭收入的比例也较低，导致农民生产粮食的意愿不高、生产积极性下降；六是农民组织化程度低，小农生产者占绝大部分，不仅其规模效益低下，而且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薄弱；七是农业粮食科技创新能力弱，尤其是作为农业粮食生产“芯片”的优良品种的培育处于劣势，必须急起直追；八是外来入侵有害生物造成多种危害，威胁农业粮食可持续发展。

关于我国农业粮食面临的主要挑战，已有多种深入的论述。本文着重阐述人们关注不多的生物安全、特别是生态系统退化的挑战。生态系统是指在自然界的一定的空间内，生物与环境构成的统一整体。在这个统一的整体中，生物与环境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并在一定时期内处于相对稳定的动态平衡状态。保持生态系统平衡是攸关农业粮食兴衰的要举。当前，多种干扰压力导致我国农业粮食生态系统严重退化、沙化和盐碱化。与此相伴随，必然带来一系列消极影响：生态功能减弱或丧失；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降低；生物多样性降低；生产力下降；基本结构和功能破坏或丧失，以及“抗逆”能力下降。特别是对农业粮食产业带来严重祸患，包括土地、草原、森林和水域等主要领域的自然生态系统受到多种干扰压力而失衡，构成国家粮食安全的隐患。

（一）作为农业粮食基础资源的土地，生态系统趋于退化

土地生态系统，也称陆地生态系统。在这个系统中，耕地是国土中的精华，是农业粮食产业的基本要素。然而令人痛惜的是，严重的环境污染、剧烈的气候变化，以及不合理的耕作方式与田间管理方法，造成我国耕地资源禀赋趋于劣化：土地面源污染蔓延，土壤肥力趋于下降，酸化和盐渍化面积大幅扩展。为片面追求农业粮食高产，过度不合理使用化肥和田间除草剂、杀虫剂等农药。然而，我国化肥肥料利用率低，使用结构不合理，造成巨大浪费。所谓肥料利用率是指当季作物从所施肥料中吸收的某一养分占肥料中该养分总量的比例。肥料利用率是衡量施肥效果的主要指标，目前我国水稻、玉米、小麦三大粮食作物氮肥、磷肥和钾肥当季平均利用率分别为33%、24%、42%。其中，小麦氮肥、磷肥、钾肥利用率分别为32%、19%、44%，水稻氮肥、磷肥、钾肥利用率分别为35%、25%、41%，玉米氮肥、磷肥、钾肥利用率分别为32%、25%、43%。目前我国主要粮食作物肥料利用率水平仍然处于较低的水平。这表明我国在化肥利用领域还有较大提升空间。（《我国当前农业生产中的肥料利用率是多少？》，《微生物肥料圈》，2018年9月9日）。众所周知，我国耕地总量占世界第三位，然而化肥和农药的使用量长期保持世界首位，两者的使用总量占全世界使用总量的30%以上。这不仅造成严重浪费，而且是我国面源污染的主要根源。

由于化肥、农药等化学物的过量使用形成的有害残留物快速积累，加速了农业生态环境破坏与物种灭绝，从而引起食物链断裂和农作物病虫害暴发几率的提高。上述种种危害，不仅使我国耕地资源禀赋退化，而且也使土地面积明显减少。目前全国人均耕地面积已缩减到1.5亩以下，不足世界人均耕地面积的一半。

（二）作为重要国土资源的草原，生态系统普遍退化

草原是重要的国土资源，也是现代畜牧业基础条件。草原生态系统是以各种草本植物为主体的生物群落与草原生态系统环境构成的功能统一体。草原生态系统在其结构、功能过程等方面与森林生态系统相比，具有完全不同的特点。它不仅是我国重要的畜牧业生产基地，而且是重要的生态屏障。长期以来，由于对草地的掠夺式开发，乱开滥垦、过度樵采和长期超载过牧，导致全国草原严重退化。其主要表现包括：一是草原植被疏落，产草量下降；二是牧草质量劣化，可食性牧草减少，毒草和杂草增加，使牧场的使用价值下降；三是草原退化、沙化，导致气候恶化，许多地方的大风日数和沙尘暴次数逐渐增加；四是草原牧区鼠害加剧，使草场惨遭破坏而失去使用价值。鼠害的发生，既是草原生态系统平衡失调的恶果，也是造成草原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的原因之一。草原退化、碱化和沙化，气候恶化，以及严重的鼠害等一系列生态问题，都严重损害了农业粮食产业的生物安全。这是对草原不合理利用所造成的生态恶果。

（三）作为“地球之肺”的森林，生态系统明显退化

森林生态系统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具有以下特征：生物种类丰富，层次结构较多，食物链较复杂，光合生产率较高，所以生物生产能力也较高。森林生态系统分布在较湿润的地区，在陆地生态系统中具有调节气候、涵养水源、保持水土、防风固沙、消除污染等方面的重要功能，被称为“绿色水库”、“地球之肺”。

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我国实施林业发展和生态建设一系列重大工程，取得了显著成效：森林总量持续增长，森林质量不断提高，天然林稳步扩大，人工林快速发展。然而，在一定的自然因素、人为因素或两者的共同干扰下，会发生森林生态系统退化，表现出如下消极现象：服务功能减弱或丧失；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减小；生物多样性降低；生产力下降；基本结构和功能破坏或丧失；稳定性和“抗逆”能力减弱等，导致森林生态功能严重弱化。

一是森林生态系统面临的挑战巨大。我国总体上仍然是一个缺林少绿、生态脆弱的国家。森林覆盖率远低于全球31%的平均水平，人均森林面积仅为世界人均水平的1/4，森林资源总量不足、质量不高、分布不均的状况仍未根本改变。

二是严守林业生态红线面临的压力巨大。随着城市化、工业化进程的加速，生态建设的空间被不断挤压，严守林业生态红线，维护国家生态安全底线的压力日益加大。

三是森林产品供求矛盾巨大。目前，我国现有用材林中可采面积仅占13%，可采蓄积仅占23%，可利用资源少，木材供需的结构性矛盾很突出。同时，森林生态系统功能脆弱、森林生态产品短缺的状况依然突出，成为制约我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

（四）广阔水域系统功能日益退化

所谓水域生态系统，是指在水域中由生物群落及其环境共同组成的、以水为基质的生态系统。它与人类生活、生产息息相关，是整个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然而，长期以来，在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的干扰下，我国水域生态系统渐失平衡，即逐渐退化。先说前者自然因素，例如湖泊富营养化促使水质变坏，藻类过度生长产生毒素，以及藻类残体分解时消耗大量溶解氧，导致鱼类及其他水生生物死亡。再说后者人为因素，像在鱼类洄游通道上拦河筑坝、使鱼类无法溯河或降海产卵繁殖等。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又往往互相结合、互为因果、共同干扰，导致水域生态系统退化。其主要表现包括：

一是数量萎缩。据第二次湖泊调查，近50年来，我国湖泊数量减少了243个，面积缩减9606平方千米，约占湖泊总面积的12%。最新一次湿地调查结果表明，近10年来，全国湿地面积减少了3.4万平方千米，减水率达8.82%，储水量锐减。湖泊和湿地面积持续缩减，成为我国近期面积丧失速度最快的自然生态系统。

二是水质恶化。我国水污染的广度、深度和频度表明，水域污染属于严重类型。例如，五大淡水湖，除了洞庭湖目前处于中营养水平外，其他鄱阳湖、太湖、洪泽湖和巢湖均处于富营养化状态。在辽阔的西北部的湖泊，普遍呈咸化、碱化，水质趋于劣化。

三是禀赋下降。湖泊和湿地,与森林、海洋并称为世界三大生态系统。与水域生态系统退化相对照，其禀赋也不断减退，湖泊鱼类资源种类减少、数量缩小、生物多样性下降。

（五）大量外来有害生物入侵造成极大危害

中国是幅员辽阔、自然条件复杂的国家，又是农业、粮食、牧业和渔业大国，因而是全球生物物种特别丰富的国家，占世界第八位，在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中举足轻重。我国国土上蕴藏着的丰富生物资源，是大自然的宝贵财富，对生物多样性的开发利用具有极大的经济和科学价值。随着国际贸易和人员往来日益频繁，以及旅游业和物流业的迅速发展，外来物种入侵我国的数量不断增多，范围越来越广。特别是农业粮食有害生物侵入并扩展各地，危害加重。迄今全国34个省（区、市）均有外来入侵生物，可以说已经遍及全国。据生态环境部发布的《2020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全国已发现660多种外来物种入侵我国。其中，有71种对自然生态系统已造成或具有潜在威胁并被列入《中国外来入侵物种名单》。69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已有219种外来入侵物种，其中48种被列入《中国外来入侵物种名单》。

外来物种入侵已经给入侵地区带来严重损害：一是外来入侵物种会改变侵入地的自然生态系统，降低物种多样性，进而对当地社会、文化等产生消极影响。二是外来物种对人类健康可能构成直接威胁。一个典型实例是豚草花粉，成为人类变态反应症（过敏性）的主要致病源之一，所引起的“枯草热”，对许多国家的人体健康产生了极大危害。三是外来入侵动植物直接危害当地农林等产业经济发展。它们会对农田、园艺、草坪、森林、畜牧、水产等造成直接危害。四是外来生物入侵会改变当地生态系统，给当地水土、气候等带来一系列负面影响，还会导致各种间接损失。五是外来入侵物种带来直接和间接的经济危害。《人民日报海外版》的报道显示，在欧洲，每年外来物种的入侵造成至少12亿欧元的损失。而外来入侵物种专家小组(ISSG)的主席皮耶罗说，12亿欧元的数字偏低，因为这个数字不包括外来物种对本地物种生物多样性的破坏。大量事实表明，农业粮食有害生物入侵已成为世界的公害。

（六）整个自然生态系统功能弱化。

综上所述，自然环境是环绕人们周围的各种自然因素的总和，如大气、水、植物、动物、土壤、岩石矿物等。它们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通常把这些因素划分为大气圈、水圈、生物圈、土壤圈、岩石圈等五个自然圈。自然生态系统是在一定时间和空间范围内，依靠自然调节能力维持的相对稳定的生态系统，如森林生态系统、草原生态系统、海洋生态系统等。自然生态系统可以分为：水生生态系统，即以水为基质的生态系统；陆生生态系统，即以陆地土壤或母质等为基质的生态系统。自然生态系统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它常常趋向于达到一种平衡状态，这是靠自我调节过程来实现的。不过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能力是有限度的。由于人类的强大作用，绝对未受人类干扰的生态系统已经没有了。这意味着生态系统结构遭破坏，功能受阻碍，甚至整个系统崩溃，生态平衡失调。由此产生的危害是广泛而深重的，值得人类高度警惕。

事实敲响了警钟。我国土地生态系统、草原生态系统、森林生态系统和水域生态系统，出现了普遍性退化，加之大量外来有害生物入侵造成的严重危害，致使我国自然生态系统功能严重减弱，造成了系统性、频发性、普发性生态危害和生态灾难：一是危害资源。首当其冲造成农业粮食生产的稀缺资源（如耕地等）或永久性丧失、或禀赋降低。二是破坏森林。森林被乱砍滥伐，林地大面积缩减，致使我国仍然处于“缺树少緑”状态。三是干旱频发。生态系统退化导致干旱灾害频发，土地沙漠半沙漠化现象严重，其面积快速扩展，甚至暴发危害极其严重的沙尘暴。四是水土流失。在水流作用下，特别是人类错误行为严重破坏了坡地植被后，由自然因素引起了地表土壤破坏和土地物质移动，即普遍发生的水土流失。五是大气污染。形成酸雨危害农田，同时有毒气体危害大气，引起人们呼吸道疾病，危害人类生命健康。六是水域污染。江河湖泊水质变劣，甚至江河断流干枯，危害水生物生长等。七是危害生物生长。致使生物多样性减少。八是固体污染物成灾。有害生活垃圾和农业白色垃圾不仅污染生活环境，而且破坏土壤结构和功能。这些不可忽视的问题警示人们：是时候了，必须从战略高度大力加强生物安全建设。

四、加强生物安全系统现代治理和保障能力

面对“两个大变局”和疫情大冲击的严峻形势，当今中国确保“大国粮安”格外艰巨复杂，也格外重要和必要。历史的教训，严峻的挑战，敲响了长鸣的警钟!声声警示人们：在粮食安全有保障、形势好时，要坚持底线思维，化挑战为动力，补短板增实力，切戒放松粮食安全之“弦”，加强实施粮食战略定力，推动生物安全建设，促进生态发展、绿色发展，更高质量、更高水平、更有把握地确保“大国粮安”。另外，从忧患意识、底线思维出发，在客观看到我国是粮食大国、并具有多种优势的同时，还必须正视我国农业粮食“大而不强”、以及存在多种“短板”的状况，尤其是面临严峻的生物安全风险。为保障“大国粮安”，必须从建立和完善制度入手、切实加强农业粮食产业生物安全现代治理和保障能力。

（一）提高思想认识是先导

思想决定行动，行动决定结果。强化农业粮食产业生物安全建设要以“思想建设”为先导和保证。面对“两个大变局”和蔓延全球的新冠疫情的严峻挑战，建立并完善农业粮食生态系统现代治理和保障体系是重要新举措，也是一项重大新任务。为此，必须“提高思想，强化认识”，即提高对保障农业粮食生态安全重要战略意义的认识。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以及生物技术的进步，生物安全已成为一个攸关世界安全与发展的基本问题，涉及政治、军事、经济、科技、文化和社会等多领域。我国是一个有着14亿多人口的大国，防范化解重大疫情和重大突发公共卫生风险，始终是一刻也不可放松的大事。保障生物安全对于保障国家总体安全而言，占有重要战略地位和作用。要站在保障“大国粮安”、保护人民健康、维护国家安全和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进一步深化对保障农业粮食生态安全系统战略意义的认识，并有针对性地采取必要措施，坚持农业粮食高质量发展，坚持生态发展、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归根结底，要把粮食安全新战略“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科技支撑，扩大产能，适度进口”，以及新举措“党政同责”贯彻落实好。

（二）制定顶层设计和规划是关键

从国家总体安全的角度出发，制定好农业粮食生物安全风险防控和治理顶层设计和规划，是重要关键。这就要求整体统筹，综合运用新技术、新理念和新模式，特别是要着力加强数字化治理和能力，形成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智能感知、精细管理、科学决策、高效服务的数字化治理能力和便捷化服务能力，支撑生物安全建设。

鉴于农业粮食生物安全风险的来源多、时空广、频谱全，必须多管齐下应对挑战。包括从国家战略高度进行整体谋划，全盘考虑，全域防御，进行系统性、全谱性的农业粮食生物安全风险防控和治理的战略设计和战略规划。对其方向性、根本性、全局性问题进行战略部署，明确维护农业粮食生物安全的路线图，为其风险防控和治理提供行动指南。同时，整合国家各方面的力量，加强对农业粮食生物安全的统筹协调和布局，建立科学高效的风险应对计划和应急机制；坚持平时和战时结合、预防和应急结合、科研和防控结合，提高体系化对抗能力和水平。加强战略谋划和前瞻布局，完善生物安全防控预警、预测机制以及应对举措。

（三）创新体制机制是根本

为实现农业粮食生态安全体系的目标，必须采取重要措施，创新体制机制：第一，加强国家集中统一领导。鉴于健全和完善农业粮食生态安全体系防控和治理，涉及部门多、领域广，攸关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科技安全等多个方面，具有多学科、多领域交叉的特点，所以必须加强集中统一领导。第二，加强农业粮食生物安全制度建设。包括决策咨询制度、应急预演和救援制度、生物及其制品进出口的安全风险防范与控制制度、生物安全的国家报告制度等。第三，建立健全预警监管机制。完善的农业粮食生物安全风险预防、评估和预警机制，能降低和减少生物安全事件发生的突然性。为此建立预警监管机制是必要措施，主要内容包括：预防预警生物事件的发生、发展与成灾等态势分析，预测预警措施以及筛选优化应对策略；健全农业粮食生物安全的审查和监管机制，从源头上预防和化解农业粮食生物安全风险。第四，健全完善防控和监管体系。重点包括两方面：一方面要加强农业粮食生物安全风险防控和治理的装备技术体系。当前要大力提高科技在维护粮食生物安全中的作用，为农业粮食生物安全风险防控和治理提供强大的技术支撑。另一方面要健全完善农业粮食生物安全管控体系。主要包括建立生物安全防控管理组织结构，完善生物安全管理制度，提高生物安全防范支撑条件，提供生物安全设施装备和配套设备，加强生物安全监督，以及建立和加强突发事件应对能力。总之，要积极创新制度、创新体制和创新机制，并充分发挥其优势，从根本上确保农业粮食生物安全。

（四）推进科技创新是强大动力

21世纪是生物学的世纪。方兴未艾的生命科学、生物科技等领域发展迅猛，但离不开强大的科技实力的支撑。同样，筑牢农业粮食生物安全防线，科技创新手段必不可少。也就是说，推进科技创新，筑牢包括农业粮食在内的国家生物安全防线具有极大必要性和迫切性。当前，首先要优化科技创新模式。通过政府引导投资、各类型企业融合等方式加大对农业粮食生物安全领域的投入，引进高新技术人才，开展战略前瞻性研究，培育壮大生物安全科技企业，提升其核心竞争力，抢占国际生物技术制高点。其次要培育专业科技人才队伍。要从基础教育入手，培养、储备一批生物安全领域的人才，并广纳海内外英才，造就一支高素质队伍，让中国成为生物技术人才培养的新高地。再次要加强科研攻关。农业粮食生物安全重大科技成果，是确保农业粮食生态安全体系之重器。从加强能力建设入手，大力进行科研攻关。与此相应，要加强农业粮食生态安全科研攻关体系和能力建设，完善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创新型体制和机制，加快推进生物安全领域科研力量布局，整合相关领域国家重点科研体系；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以科技创新为动力，筑牢农业粮食生物安全防线。总之，要从保护人民健康、保障国家整体安全、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全局高度，有力加强农业粮食生物安全现代治理能力的科技支撑。

（五）建立健全法律法规体系保障

从保护人民健康、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高度出发，必须尽快制定出台生物安全法，加快构建包括农业粮食在内的国家生物安全法律法规体系、制度保障体系。要立足于国内和国际“两个实际”，明确立法目的、主要内容和适用范围；加强体制协调、确立基本原则；构建法律制度体系、创新法律机制，设计法律责任，以及公众参与和社会监督，促进国际生物安全的交流和合作、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促进人类与自然和谐共生等。当前需要加快构建国家生物安全法律法规体系和制度保障体系，

从国家粮食安全的战略高度，加强粮食的科学、规范、高效的生物安全法律防线。第一，加快生物安全法立法进程，构建农业粮食生态安全的完备的法律法规体系。第二，建立农业粮食生态安全的管理制度体系，包括监测预警体系、标准体系、名录清单管理体系、信息共享体系、风险评估体系、应急体系以及决策技术咨询体系等。第三，加强保障农业粮食生态安全能力，加大人、财、物的投入力度和政策扶持力度。第四，强化源头管控，严防外来有害生物“偷渡”入境。要按照底线思维、源头预防、综合治理、全民参与的原则，抓好防控工作。强化源头管控，把好外来物种引入、国门防控、国内调运检疫三大关口。第五，在全社会普及生物安全及农业粮食生态安全体系基础知识，培养公众维护生物安全、要从自身做起的意识，养成良好、科学的工作和生活习惯。还要时刻关注外来生物对我国经济、社会、文化和公众健康所带来的巨大影响。第六，强化法治保障，全面提高依法防控、依法治理能力，严格依法管理，堵塞漏洞，防止生物技术被滥用，将生物安全风险降至最低。

五、结论

面对“两个大变局”和疫情大冲击的严峻形势，当今中国确保“大国粮安”格外艰巨复杂，也格外重要和必要。它紧紧关系国家经济安全、乃至国家整体安全。然而在历史进入到21世纪的今天，包括社会、经济、科技与大自然在内的客观环境发生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需要站在新时代的高度，把生物安全建设提上重要日程。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生物安全建设取得了历史性成就。然而，包括农业粮食的生态体系在多种干扰压力下趋于退化，以及多种外来有害物种入侵，使得保障“大国粮安”也面临着新风险和新挑战。当前，传统生物安全问题和新型生物安全风险相互叠加，境外生物威胁和内部生物风险交织并存，致使生物安全风险呈现出许多新情况和新特点。新时代在呼唤，生物安全关乎“大国粮安”，关乎国家长治久安，关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它已成为国家总体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必须把加强生物安全建设摆上更加突出的位置，健全其现代治理体系，提高其现代治理能力，以牢牢稳住我国粮食安全“压舱石”。

面向未来，我国必须大兴生态革命，促进绿色发展和持续发展；大力加强国家生物安全风险防控和治理体系建设，提高国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筑牢包括农业粮食产业在内的国家生物安全屏障。具体包括：尽快制定和实施生物安全法；确立保障生物安全的体制机制；建立风险监测预警、风险调查评估、信息共享等基本制度，构建起生物安全风险防控的“四梁八柱”。同时，要大力推动科技创新和科技攻关，系统提升保障我国生物安全的科技支撑能力。采取这些重要措施，将会有力推动我国提高农业粮食生态系统的现代治理能力，对于立足现阶段、贯彻新理念、构建发展新格局，以及确保“大国粮安”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