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 涛

(东南大学成贤学院 基础部，江苏 南京210088)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爱丽丝·门罗(Alice Hunro)以其精湛的短篇小说创作享誉全球。她的作品是英语国家的研究热点。2013年门罗获诺奖后，学界对其作品的研究更是有增无减。近年来，国外的门罗研究有两个比较明显的特征。一是学者继续从地域、叙事、性别等传统视角进行深入研究[1-3]。二是新的研究视角不断涌现。如《剑桥文学指南：爱丽丝·门罗》(2016)着重于写作风格和典故运用；艾米利亚·德法尔克(Amelia De Falco)等主编的《爱丽丝·门罗小说的道德及影响》(2018)涉及了影响研究、道德评判、老年问题和动物研究；凯特恩·伯恩特(Katrin Berndt)则探讨了门罗作品中的经济困顿、阶级焦虑和社会歧视[4]。

国内对门罗的研究在其获诺奖之后也持续走高。性别研究是主要的研究视角[5]。近年来，研究者们也从多个角度对门罗作品进行了阐释，如黄川、王岚分析了人物主体性对身份建构、关系建构及承担社会责任的作用[6]；刘中望、周凝绮探讨了门罗对中国的仰视、俯视、平视三种态度[7]；黄芙蓉分析了图书馆对国民认同感的建构作用[8]。

这些研究从各个方面体现出门罗作品的丰富内涵，但从母题角度对门罗作品进行诠释的尚属鲜见。门罗作品中一再出现的弃妇一改之前文学作品里怨妇和恶妇的形象，将被抛弃当作探索生存智慧的试炼。从弃妇母题分析门罗作品，既可以丰富门罗研究的理论，又可以凸显门罗作品的社会功用。门罗对弃妇生存策略的思考，其意义已经超出了狭隘的性别范围，为所有身在困境中的人提供生存策略。

文学母题的重要特征是多样再现，正如孙文宪所说，“母题的具体内涵有差异，但有一个基本特点却为一切母题所共有，也是研究者辨识和把握母题的根据所在。那就是母题必以类型化的结构或程式化的研究形态，反复出现于不同的文本之中”[9]。女性被爱人遗弃是人类历史上从未间断过的现象。“实际上，从最古老的时代开始，在所有文献可以保存下来的文化里，弃妇形象一直为人们所闻。她们像苏美尔石碑一样古老，像流行音乐一般崭新。”[10]然而由于文化差异，被弃女子的态度和命运各不相同，因而在文学中的表现也各不相同。

中国文学里最早的弃妇形象来自《诗经》中的《氓》。《氓》诉说了氓之妻在夫家辛苦劳作，却受到氓的虐待和抛弃，语气沉痛悲愤。正如《氓》中的弃妇一样，中国被弃女子往往善良贤惠、勤劳忠贞、隐忍大度，这更加凸显了女子命运的悲剧性。其命运的改变，常借助于外在的道德力量。被弃女子无力也不愿与命运抗衡, 最终成为哀怨命运不公的怨妇，隐忍度过一生。在西方文学里，弃妇同样层出不穷，“西方文化的特点在弃妇形象的特质上也得到了反映，哪里有抛弃哪里就有反抗”[11]。激烈的复仇是弃妇的策略，她们试图奋力一搏以获得心理上的平衡，最终成为无所不用其极的恶妇。欧里庇德斯戏剧里的美狄亚、狄更斯《远大前程》里的郝薇香、福克纳《献给艾米莉的玫瑰》中的艾米莉便是这类弃妇的代表。

门罗说过：“我认为我是一名女性主义者，是因为女性经验是非常重要的。”[12]被抛弃作为常见的女性的痛苦经验之一，也成为门罗小说中的一个母题，特别是“爱人结婚了，新娘不是我”这一情节反复出现。实际上，这一母题有作者的生活原型。门罗在带有自传性质的作品《石城远望》中记述了其祖母“暴风雨般的年轻时代”[13]。她的祖母赛琳娜与一个叫做里尔的男子热恋，这场疯狂的、路人皆知的恋爱却突然急转直下，因为另一名女子怀了里尔的孩子，里尔娶了那名女子，赛琳娜嫁给了里尔的堂兄。门罗一直试图窥探祖母婚后的生活，但她一直守口如瓶。这或许是婚前被弃这一母题在门罗作品中频频出现的原因。门罗关注的并非是弃妇的悲惨命运或内心痛苦，而是如何在厄运里生存下去，因而突破了传统的怨妇和恶妇类型。通过弃妇母题，“门罗表达的是应对生活的智慧，不是一味痛苦，只是她选择静默地思考对策”[14]。她笔下的弃妇在逆境中求生，呈现出别样的精神气质，体现出超越性别的普世意义。

一、 接受流变的弃妇

1968年，门罗出版了她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快乐影子之舞》。其中，小说《明信片》拉开了门罗作品中“爱人结婚了，新娘不是我”系列故事的序幕。在《明信片》中，主人公海伦与克莱尔相恋多年，已经谈婚论嫁，外出旅游的克莱尔给海伦寄来一张明信片。可好友拉玛尔却告诉海伦，她在报纸上看到了克莱尔完婚的照片。克莱尔和新娘一起归来了，伤心的海伦开着克莱尔送的红色小车在夜半时分到了他家，用尽力气摁喇叭，喊他，引出了巡警巴蒂。克莱尔终于出来了，但他只是说着“海伦，回家”[15]144，就像他们 “看了一整晚的电视，现在是回家睡觉的时候了”[15]144那么寻常。

在《明信片》中，门罗作品的弃妇母题首次出现。海伦从热恋的甜蜜到知晓背叛的震惊和狐疑，从心存侥幸地求证到不得不相信事实，虽然悲愤难掩，却还要苦苦追问为什么被抛弃。这是古今中外所有弃妇都有过的经历。然而小说仅仅描写了一两天的事态发展，海伦究竟是成为怨妇幽怨、伤心地度过一生，还是采取报复手段成为传统意义上的恶妇，或是从无情打击中获得新生，这些都不得而知。但巴蒂劝说海伦的话透露出了门罗对弃妇命运的初步看法。他说：“你不会再打扰克莱尔和他的妻子了吧？因为他已经结婚了，这件事已经结束了。但是让我告诉你，这种事情一直在发生，唯一你能做的事就是随它去，并且记住你不是唯一一个。”[15]145巴蒂又说：“做个好姑娘，海伦，就像其他人一样过吧，很快我们就会看到春天。”[15]146巴蒂强调了克莱尔已经结婚的事实，并让海伦接受这个事实。

对于世界的本质特征，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认为，“重要的是变化的过程，而非静止的状态”[16]，“万物皆流，无物永驻”[16]。在《明信片》这部作品里，门罗流露出类似的流变思想：克莱尔结婚已成事实，像流过的河水无法回头，只能随它去，然而希望就像春天一样，终究会到来。同时，门罗提供的弃妇生存策略初见端倪：尊重并且接受被抛弃的事实，认识到生命不可能永远停滞在一个情境里，厄运终会成为过去。

在《明信片》之后，门罗的弃妇故事要复杂得多，表明了“生命不是一条简单的，从生到死的直路，而是一个迷宫，有许多分叉，或者说是一个多点指向不同轨迹的轨道系统”[17]。借着弃妇母题，门罗以一位经典文学作家的智慧和勇气回答了“生命如是，生者何为”的重大命题。

二、 唯变所适的弃妇

《忘情》是门罗作品中弃妇母题的再一次展现。图书管理员路易莎接到一封海外来信，写信人名叫杰克，在服兵役。路易莎对于杰克并无印象，可杰克却在信中表达了爱意。战争结束了，但路易莎已经很久没有收到杰克的来信。她本以为杰克已经战死，却在报纸上看到他已经在回家的路上。她在图书馆等着他，他却没来。她几近疯狂地想：“写过那样的信后，他怎能不接近，联系自己？在那番表白之后，他怎会不跨进这道门槛？”[18]21然而就在这样的折磨中，在上架的报纸上，路易莎看到了他结婚的简讯。后来，有一个晚上，路易莎发现他留下的纸条，“我去海外前就订婚了”[18]21。事情如此急转直下，路易莎掉进了深渊，她目光呆滞，问一个并不熟悉的人，发出“男人都是这么刻薄吗”[18]22的疑问和慨叹。

赫拉克利特的“万物皆流”思想散见于柏拉图(Plato)《克拉底鲁篇》及《泰阿泰德》等著作中。柏拉图是西方文化里第一个探讨世界变易性质的哲学家。无独有偶，中国古代哲学也有类似的“生生之谓易”的变易观点，认为事情永远在发展变化，世间唯一不变的就是变易。“变, 贯穿于世间一切事物之中。”[19]那么在永恒变化的世界里，该采取怎样的生存策略？《系辞下》认为，处于这个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的世界, 人们行动的最高原则是唯变所适[19]，即去适应已经变化了的环境。

门罗的另一名作《我是怎样遇见我丈夫的》亦展现了“万物皆变，唯变所适”的生存策略。这部作品有助于读者更好地理解《忘情》。故事的主人公艾迪在年仅十五岁时便邂逅了飞行员克里斯，并与之产生了暧昧关系，克里斯要去别的地方教飞行课，让她等着他的来信。涉世未深的小姑娘信以为真，日日守在邮箱旁边。终于有一天，艾迪在等待中发现叶子变黄已是秋天，她突然顿悟到信是不会再来了。在认清事实之后，艾迪选择了放弃，“如果有终其一生等待的女子，那么也就有繁忙的、不去等待的女子。尽管第二种女子也许要经历一些不可知的事情，依然要好很多”[20]。故事的结局似乎有些出乎预料，来送信的邮差爱上了艾迪的笑容，于是开始与艾迪约会，最终他们水到渠成地结婚了。

自然环境的变化让艾迪顿悟了爱情也会发生变化，她坦然接受了这种变化。这显示了作者门罗对易变性的洞见。所谓易变性，“是指人类经验的稍纵即逝的，变化的，受其他因素影响的一面”[21]。易变性导致了这样的事实：变数之外还会有变数，逆境之后可能会有转机。基于这样的视角，门罗认为，命运是一直变化的，被抛弃只是生命中的一段，并非生命的全部；命运的变化会带来更为奇特的经历，可能更好，也可能更坏；或者不能说好，也不能说坏，只是生命依然在流动，并不是那样一味地腐朽下去。

《忘情》中路易莎的命运正是如此。杰克婚后在工厂工作的时候，因为操作不慎，头颅被机器瞬间削下。受其遗孀委托，工厂主阿瑟去图书馆还他生前借的书，由此便爱上了路易莎。路易莎也开始改变，虽然她一直好奇杰克的模样，但她渐渐接受了杰克死去的事实，从巨大的困惑、忧伤和自责中渐渐解脱，也适应了阿瑟的陪伴，后来他们结婚了。老年的路易莎在回首往事的时候说道：“阿瑟过去常来泡图书馆，刚开始他让我很恼火，我常常盯着他的后颈，心想，哼，有东西砸中那儿才好。最终这完全变成我想要的另一件事。我想嫁给他，拥有正常的人生。”[18]52从沉溺于杰克带来的伤痛到和阿瑟开始新的恋情，路易莎做到了唯变所适。

在传统的弃妇文学中，女人一旦被抛弃，她的生命也就停滞了，她们拒绝变化，死守着已经破灭的爱情幻影，因而她们的人生是死寂的。《氓》里的弃妇在抱怨中度过残生，美狄亚在被抛弃后悲叹生命完全没有了乐趣，她宁愿死掉。在《远大前程》中，郝薇香家中的钟表永远定格在其未婚夫失约的八点四十分。艾米莉则拒绝镇子上的所有变化，将自己尘封在大宅里，成为一个活死人。门罗凭着对世界本质的洞见，让路易莎采取了不同的生存策略，让她顺应着生命的流变，唯变所适地对待一连串猝不及防的变化，“一旦随顺了生命，故事主角就会经历第一次幸福和平静的感觉”[22], 从而过上了流动的正常人生。门罗还看到了由易变性带来的可能性。在评论路易莎的时候，门罗如此说道，“从一开始，我就知道路易莎会失去这个男人。事实是你不可能总是得到你想要的男人……但是路易莎遇见了几个对于她的未来提供可能性的几件事。我们的生命就是这样混杂在一起的”[23]。路易莎并未成为怨妇或者恶妇，因为她接受了生命的可能性，纵然被抛弃，生命仍有转机。正如门罗在《忘情》的结尾中写的那样，“她很高兴能有全新的开始，这平和了她的心情，让她心怀感激”[18]55。

门罗说：“作家们的确是有责任的——所有的严肃作家都持续不断地，孜孜以求地，并且不断发展地去努力，去接近他们所能看到的真实——那不断变化的人类生命经验的现实。”[24]路易莎几经周折的命运，实际上是人类生命经验的缩影，在不断变化的生命历程中，随顺命运的安排，看到生命的可能性，是门罗给出的另一种生存策略。

三、 主动变通的弃妇

门罗将路易莎与阿瑟的相遇设定为命中注定，女主人公虽然可以发挥主动性，但更大程度上需要接受和顺应命运的变化，是《我是怎样遇到我丈夫的》主人公艾迪所说的第二种女子：因为懂得了生命的流动性，知道去随顺变化，就算要经历一些不可知的事情，依然比停滞不前要好很多。幸运的是，命运是善待路易莎的。但是，大多数女子在被抛弃之后会面临命运更多的艰难和残酷，也正是在这种艰难和残酷中，生存策略的重要性才凸显出来。门罗赋予笔下弃妇以强大的自主性，她们的主动变通是比随顺命运更为高级的生存策略，她们以其自身的力量突破了命运的限制，因而具有巨大的启发意义。

《我年轻时候的朋友》中的主人公弗洛拉正是这种弃妇。弗洛拉经营着一家农场，已经和帮工罗伯特订婚。因为父亲死去，他们的婚礼推迟到下一个秋季。然而还没有到秋季，一场婚礼不可避免地举行了，却是罗伯特和弗洛拉妹妹艾莉的婚礼——因为艾莉已经怀了罗伯特的孩子。弗洛拉被抛弃，弃妇母题再次出现。弃妇弗洛拉将家中的房产分成两份，一份给妹妹和罗伯特作为婚房，另一份留给自己。弗洛拉在此变故之后依然能干如故、美丽如昔，优雅挺拔地像个女王：她站在罗伯特驾驶的马车上去卖羊毛，换回生活必需品；她悉心照顾卧床不起的妹妹；她将家里清扫得干干净净；她还能自得其乐地教房客下加拿大棋。她的快乐与艾莉居住的前院散发出来的阴郁和病气形成了鲜明对比。弗洛拉在此时表现出对命运平静的随顺，无论艾莉如何无理取闹，弗洛拉依然能耐心、宽容地善待甚至宠溺她。然而在被抛弃后，命运对弗洛拉的不公和残酷并未停止，而是变本加厉。在艾莉患上癌症后，弗洛拉请了一位护工奥黛丽照顾艾莉。艾莉终究故去，正当人们以为弗洛拉终于可以和罗伯特结婚的时候，罗伯特却娶了奥黛丽。弗洛拉第二次被抛弃，失去了原本属于她们家的部分财产，自己也遭受到奥黛丽的讥讽和羞辱。人们为她愤愤不平，然而弗洛拉却如此回应，“发生在弗洛拉家里的事情与别人无关，没有人有必要替她难过或者愤恨”[25]19。她说自己“对生活很满意，并且快乐，就像她一直以来的那样，她不干涉别人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因为那与她没有关系”[25]19。门罗记述了她最后一次出现的样子，“她穿着干净的围裙，戴着印花头巾，在黄昏的微光中，站在黑墙房子边绿色斜坡上，频频挥手，样子孤独却精力十足”[25]19，人们认为她“庄严而神秘”[25]19。

“门罗的作品，生存主题非常重要，为了存活下去，她的主人公必须经历各种各样的试炼。她的故事描述了女主人公的自我肯定。”[26]在命运猝不及防又出乎预料的残酷中，弗洛拉不仅表现出唯变所适的智慧，接受并且适应婚变的事实，而且还表现出了“变通”的智慧，在命运待之以残酷的时候“变而通以尽利”。故事的女主人公失去爱人，失去亲人，失去部分财产，并被人耻笑嘲讽，命运好像已经堵死了她的幸福之路，然而她主动求变，使自己的生命之路变得通畅。与《氓》中的弃妇不同，弗洛拉并没有沉溺于抱怨和愤恨，也没有像美狄亚、郝薇香与艾米莉那样寻找外在的复仇，以期改变已经发生的事实，而是在“真正了解自己，理智和坦诚地看待自己生活中所发生的变化”[27]7后，实现了“最后一层的改造，那就是内心深处的改造”[27]7，并且“控制自己的欲望和情绪以达到智慧和精神上的自由”[28]。实际上，弗洛拉的生存策略表现为她的自我赋权，即她的幸福不依赖于爱情、婚姻和外界的看法，她自己就拥有可以赋予自己幸福和满足的权力。这种权力并非是外在的父权式的权力，而是“女性人物作为个体寻找她们作为精神的、负责任的存在的权力”[29]71，它“来自于内心的力量”[29]72。弗洛拉在两次被抛弃后，通过改变自己的内心，自我变通，自我赋权，以内在的确定性来消弭或者超越外在的不确定性，创建了有意义的生活，这样的生存策略不仅“颠覆了传统的性别权力关系，是对女性管理能力的庆祝”[30]，更体现了“尽管世界是偶然的，是变化的，人类依然有选择和自我改变的自由”[28]，以及“通过主动参与变化，我们能够改变自我世界中人际关系变化的自然进程，并且自我维持下去”[28]的理念。从这个意义上讲，弃妇弗洛拉的故事已经超越了弃妇范围并因此具有了普世意义。

四、 结语

母题是“能够持续在传统中的成分。要如此它就必须具有某种不寻常的和动人的力量”[31]。弃妇显然是具有这种力量的母题。门罗以一个经典作家的技巧和创造力，创造了一个个具有独立个性的弃妇形象，她们经历了种种试炼，并采取了智慧的生存策略，将生命悲剧改写、淡化或者超越。弃妇母题浓缩了门罗对生命的看法。门罗曾谈及她七岁读《海的女儿》时非常伤心于残酷的结局，因为人鱼公主为了王子做了那么多，应该得到幸福，因而她将这个故事换成了大团圆的结局。后来随着自己的成长，门罗发现生存的真相可能就是残酷，这也影响了她的写作。门罗说：“我想不一定要有大团圆的结局，这个故事会以此种方式打动读者：当你读完以后，你会成为一个不同的人。”[12]门罗的弃妇故事探讨了以何种生存策略去面对生之残酷的方式，反映了人生无常的真相，蕴含着巨大的精神力量，让人们了悟：虽然生命艰辛，但“因为智慧，人类可以通过有意识的努力和行动带来变化和变通”[28]，从而彰显了一位诺贝尔获奖作家对生命的悲悯、关怀及生存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