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超飞

(中国矿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省 徐州市 221116)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中指出，我们党“以伟大的历史主动精神”不断“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1]27。2022年3月初，习近平再次对党员领导干部提出“发扬历史主动精神”坚持“走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的赶考之路，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2]可见，历史主动精神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政治概念。历史主动精神是一个内涵丰富、意义完整的思想体系，需要从理论、历史、实践以及价值四个维度全面系统把握其本真意蕴。

一、理论逻辑：历史主动精神遵循了唯物史观内在原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行动先导

历史主动精神的本质是历史主体能动性的体现，属于社会意识范畴。唯物史观通过确立实践的基础性地位从而超越了历史主客体二分的形上史观，强调历史过程中，作为历史主体的群众的生产实践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起决定作用，这一过程本身就是历史主客体的辩证统一过程。这一思想早在1844年就可以看出萌芽，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肯定了社会存在的物质性之后，就明确指出“理论一经群众掌握，也会变成物质力量。”[3]09理论生产本质是一种主体建构的过程，反映主体对客体的理性认识，对理论这一主观力量向物质力量之实践转换的强调，反映出马克思对物质客观性与主体能动性两者关系的科学认识。在《资本论》序言中，马克思认为：“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但是“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阵痛。”[4]马克思自从意识到经济利益在整个社会结构中的决定性地位之后，就自觉转向对社会经济现象的研究，资本论就是为了阐发其运动规律的。他在承认历史规律的客观性的同时，并没有否定历史主动性。易而言之，尽管社会运动的变化发展规律呈现出“似自然性”的铁的必然性，但是只要认识和把握历史规律，掌握历史主动，人就能够促进和加快历史发展进程。马克思恩格斯为创立和发展唯物史观所做的一切理论探索，充分体现了他们的历史主动精神。中国共产党继承和发扬历史主动精神正是契合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遵循历史规律客观性和发扬历史主动性之间辩证统一关系的理论思想。

继承马克思的历史主动精神，列宁实现了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历史主动精神得到了具体的发展。列宁提出的“帝国主义论”及其“薄弱环节革命论”，在十月革命实践中充分展现了“主体—理论—实践”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关于这种关系，列宁在《怎么办》中明确指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5]311当时的俄国，各种错误思潮甚嚣尘上，这些错误思潮由于符合人们的直观并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人们心理的需要，因而很有蛊惑力和影响力。其中尤为值得重视的是机会主义思潮，他们打着马克思的旗号，采用话语剪裁、断章取义的手法引用马克思的原话来完全否认理论的价值。这些非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在俄国工人阶级造成思想混乱，严重影响党的革命的坚定性。列宁与这些错误思潮做最坚决的理论斗争，从其理论本质上予以批判和揭露，并引述马恩著作原文来恢复被投机分子所歪曲的思想的本来面目，强调先进理论对布尔什维克的重大意义，明确指出“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5]312但理论的先进地位的获得总是与其他理论斗争中赢得的，列宁通过回顾恩格斯关于理论斗争的重要论述证明：只有创新发展理论并与错误理论不断斗争才能保持政党的先进性。作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列宁始终注重把握唯物史观的真正精神特质，充分发扬历史主动精神，探索资本主义发展的新变化和新规律、俄国革命的正确道路，把握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历史大势，使俄国无产阶级政党走在时代前列。

在继承马克思、列宁历史主动精神的基础上，我们党始终坚持以创新性的理论去引领实践行动，注重推进理论创新。任何一种理论总是具体的、现实的和历史性的理论，因而不能超越历史条件的制约。理论与实践的历史具体性要求特定历史主体根据历史实践需要创造出历史性和实践性相结合的先进理论。毛泽东特别强调：我们党要努力实现理论“和革命实践相平行”或“跑到实践的前面去”[6]。在各个历史时期，我们党都注重以“理论主动”来获得“实践主动”。在抗战胜利前夕，我们党前瞻性地提出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理论，为反对国民党一党独裁提供理论依据。在改革开放时期，我们党根据台湾、香港问题的历史与现实提出“一国两制”理论构想，这个崭新理论构想是“在中国实际情况下提出来的”[7]101，为祖国统一实践提出理论指导。在新时代，我们党更加注重把握理论—实践的辩证关系，强调理论研究要生长在祖国大地上，自觉以“中国和世界的联系[8]为着眼点实现理论发展。习近平提出的一系列创新性的思想充分体现我们党在理论上的集成创新，为实现“强国时代”打造了坚实理论根基。在理论—实践关系中，我们党始终强调从“理论供给侧”出发赢得“实践侧”的主动权，充分彰显历史主动精神的内在理论逻辑。

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我们党在遵循历史规律基础上，明确提出历史主动精神概念，体现出对马克思主义实践原则的深刻把握。对于进入新时代的中国而言，发扬历史主动精神就是坚持了唯物史观历史主客体辩证统一内在原则的集中体现。习近平指出：“历史发展有其规律，但人在其中不是完全消极被动的。只要把握住历史发展规律和大势，抓住历史变革时机，顺势而为，奋发有为，我们就能更好前进。”[9]这既是我们党百年历史实践的深刻启示，也是应对前途风险挑战的必然要求。发扬历史主动精神在不同场合得到具体阐述和强调，这表明我们党对于唯物史观内在精神特质认识的又一次深化。关于唯物史观的精神品格问题，我们党建党以来就在探索革命道路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不断认识和领悟，反映在精神领域就是一个从“被动—主动—自为”的发展过程。1949年，毛泽东《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中指出“自从中国人学会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10]1516。这一论述为我们党准确把握先进理论与中国人精神主动之间的内在关联、理解我们何以必须坚持先进理论指导具有重要启示。此后，毛泽东坚持以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破解中国革命道路问题，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大势中把握中国革命的未来走向，因应本国国情创造性地提出不同于“中心城市革命”的以“工农武装割据”[11]50为依托的农村包围城市道路。这一切合中国实际的革命方法论使党把握了中国革命的主动权。1978年，邓小平坚持唯物史观分析世界大势，得出“和平与发展”的国际局势判断，顺应改革开放的发展潮流，使党和国家赢得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主动。历史主动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不断推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发展的伟大精神力量。

今天，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焕发出前所未有的历史主动精神、历史创造精神，正在信心百倍地书写着新时代中国发展的伟大历史。”[1]62这种良好局面产生的原因，从大的方面来讲，主要基于以下两点：第一，我们党的十条历史经验，即“十个坚持”。这十条坚持是相互作用、有机联系的整体，从主体、理论、方法、精神、价值等不同侧面具体“揭示了党始终掌握历史主动的根本原因”[1]89。经验是主体通过实践而获得的关于客体的认识，本身存在正误之分，但这十条经验都是经过我们党实践验证的正确认识；第二，历史成就为历史主动精神奠定物质基础。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坚持物质对精神、社会存在对意识的决定作用。历史主动精神作为一种社会意识，本质上是对历史实践的反映。历史成就是这种历史实践的成果，显现出历史主体对客体的正确把握，对精神发挥一种正向增强作用。因此，“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1]61

“理论的先进性是最大的先进性，理论的主动性是最大的主动性。”[12]马克思的历史规律与主体能动性辩证统一的思想、列宁的理论对革命行动发挥重要反作用的思想是历史主动精神的理论依据。历史主动精神是唯物史观的内在必然要求和核心要义，不断坚持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与各个历史发展阶段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把握社会基本矛盾，充分发挥主体的能动性，因时因势而动，始终在各个阶段、各个时期把握发展的主动权，是推进各项事业的必然要求。而明晰历史主动精神的理论逻辑，才能自觉坚持和正确发挥历史主动性，实现精神对实践的反作用。

二、历史逻辑：历史主动精神赓续了党领导人民创造历史的光荣传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基因

中国共产党是以唯物史观为哲学根据的政党，她的诞生本身就是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顺应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大势、把握中国工人阶级运动发展趋势的产物。在各个历史阶段，我们党历代领导集体努力从唯物史观出发，分析把握世界与中国局势发展趋势，充分掌握历史主动，一以贯之地发扬历史主动精神。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历史主动精神体现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唯物史观出发把握革命发生发展规律和大势，制定了符合革命发展情势需要的正确战略战术，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这一胜利取得的关键因素在于：毛泽东坚持从唯物史观原理出发，以中国大地为场域，以党的历史实践为依托，推进理论和实践发展，创立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充分发挥历史主动精神的集中体现，又进一步增强我们党和人民的历史主动性。在革命实践中，毛泽东认识到唯物史观不是教条，不能采取机械的“拿来主义”的方式指导中国革命实践，必须坚持从“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出发，积极探索中国革命的发生发展的各个阶段的主要矛盾，找到其发展演变的规律和趋势，在这一基础上制定政策策略。比如我们党在1923年就认识到革命对象是“帝国主义、军阀、宗法社会”三大势力。毛泽东创造性地将阶级分析方法运用在我们这样一个以农民阶级为主要社会成员构成的国家，从而找到了革命主体力量——农民，发现了革命战争的基本规律，使我们党牢牢掌握革命的历史主动。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历史主动精神体现在我们党探索如何实现向社会主义过渡和怎样建设的规律，从容应对严峻风险挑战，时刻保持历史清醒，并取得的历史成就上。我们党能够战胜前进路上的风险挑战的关键因素是在每个历史的重大转折点上始终保持自觉的历史清醒。在全国解放前夕，毛泽东指出：“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道路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7]1438-1439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从美苏两极对峙的国际政治格局出发，主动选择社会主义阵营，以独立自主的精神，坚决肃清国内各种反动势力，使中国新生政权牢牢站稳了脚跟。在实现向社会主义过渡上，我们党从中国经济现实状况出发，创造性通过让资本家以利润分红的方式和平改造工商业，并有序推进农业和手工业的改造，为建设社会主义提供经济基础支撑。完成三大改造意味着资产阶级在我国已经被消灭，其作为一个阶级退出中国历史舞台。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的现实做出正确分析，提出“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的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之间的矛盾”[13]是社会主要矛盾。在这一基础上，党以推进生产力发展为主要目标，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主要任务以提升国家总体实力。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历史主动精神更加彰显。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问题这一时代命题的新阐述，为中国成功开辟社会主义发展新道路准备了思想前提。他正确做出的时代主题的判断和改革开放决策，使中国牢牢抓住经济技术变革的发展机遇，进入经济发展的增量时期。

十八大以来，历史主动精神更加彰显。习近平同志坚持唯物史观洞察国际局势，以“百年之未有大变局”标注世界发展趋势，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中国发展定向，坚持“问题意识”，提出一系列改革的新思想，为把握发展大势提供根本思想指针。比如，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性思想，为国家间关系和谐发展锚定方向，为世界秩序调整提供应然指向。从实现世界经济合作共赢，促进世界经济资源合理配置的愿景出发，习近平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再比如，从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变的具体国情出发，着眼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提出经济结构转型优化的发展战略，稳步推进绝对贫困问题的解决，建成了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习近平以“四个全面”和“五位一体”为总抓手，不断推进制度、机制、体制变革向纵深发展，以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为既定目标，不断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完善国家治理制度。这一系列重大成就在《决议》得到系统总结和阐释，增强了我们党的历史自信。这些历史成就和宝贵历史经验既彰显了我们党的历史主动精神，又为我们继续发扬这种精神提供了基本遵循。从百年党史的一系列成就的取得来看，发扬历史主动精神是我们党的重要法宝。

从毛泽东独立探寻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邓小平把握世界大势，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到积极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再到习近平同志探索新时代中国特色主义的时代命题，体现出我们一以贯之发扬历史主动精神，始终把握历史主动的自信和能力。

三、实践逻辑：历史主动精神反映出总结经验教训的历史理性，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武器

如果说，理论逻辑启示我们党发扬历史主动精神是唯物史观的内在原则，历史逻辑启示我们党发扬历史主动精神是党的优良传统，那么，实践逻辑则是检验历史主动精神成效的一种必要途径，它证明历史主动精神确实符合实践发展的需要。

党的革命和建设实践得出一个真理——必须发扬历史主动精神。从党的创立到新中国成立、从改革开放到进入新时代，取得的一系列伟大成就表明中国历史命运已经得到根本扭转。然而，党带领人民取得伟大成就的历史中也曾遭遇过重大挫折。从1927年因国民党背叛革命和残酷杀害共产党人致使大革命失败后，到1935年遵义会议上重新确立党的正确思想路线指导之前，我们党也一度存在领导路线上的错误。1927年大革命失败的主要精神因素是右倾机会主义思想在党内的蔓延。这种思想认为，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已经完成，当下任务是发展资本主义，无产阶级革命则需要等待资本主义进入发达阶段，条件成熟之后才可能进行，所以目前应该只进行所谓的合法斗争。这种思想在精神状态上表现为消极被动等待，在理论上片面强调物质因素的决定作用，在行动上主张避免流血冲突和放弃武装暴动。八七会议后，在右倾主义被纠正后，“左”倾情绪又开始抬头，导致了后来革命运动中的冒险主义和命令主义抬头。从右倾主义和“左”倾主义这两种主观主义出发判断中国的革命形势和制定斗争策略，革命运动遭到失败就不是令人意外的了。事实上，在党的第一次历史决议中，已经深刻省察了在1927年到1935年这8年间存在着的“左”倾错误路线的产生原因、理论本质及其消极影响。对这些历史教训，我们党提出要“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教育，彻底地克服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宗派主义、山头主义等项倾向之目的”[14]。这从反面表明不发挥主体能动性，不脚踏实地做调查，不把握革命大势，就不能赢得中国革命的主动和胜利。而及时总结反思党的挫折教训，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正是我们充分发扬历史主动精神的体现。不断地修正错误，我们就能不断完善和发展，充分掌握历史主动。

尽管在党的奋斗进程中也存在挫折，但取得伟大成就和历史功绩、不断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两个结合”，充分发扬历史主动精神才是我们党的历史的主流和本质。这充分体现在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的三次历史转折点上，我们党勇于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积极把握发展大势，努力掌握历史主动，使党能够化险为夷。第一次是在1927年。由于蒋介石发动“清党”运动，残酷屠杀共产党人，使得共产党员人数锐减，革命运动陷入低潮，加之党在革命起义中受挫，更加重了危机。在这种情况下，党紧急召开八七会议，毛泽东正确认清革命形势，提出“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15]的正确思想，为我党开展革命斗争提供理论依据，充分彰显了历史主动精神。第二次是在长征期间。由于错误路线的影响，反围剿的失利和前期不当的军事指挥，我党在长征初期与国民党的军事战争中始终处于战略被动的不利地位，一度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机关头，中国红军遭遇严重损失，党内怀疑情绪和不满情绪悄然滋生。而在遵义会议上重新确立起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思想路线的领导，使我们党在精神上重新变被动为主动，从而顺利突破敌人的封锁包围，实现成功会师，成功保存了党的有生力量。第三次，是在文革结束后，中国面临走什么样的道路的关键历史抉择。邓小平审时度势，以坚定的历史自信探索发展道路，以改革开放破解发展难题，以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深化突破思想桎梏，明确提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7]364的重要思想，为我国赢得历史发展的主动权，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准备了思想前提。

从党带领人民创造历史的实践来看，不充分发扬历史主动精神，推动“两个结合”，我们就不能掌握历史主动，就会遭遇挫折。相反，只要我们坚持守正创新，以历史规律为行动依托，以历史大势为前进方向，坚持历史主动精神，就能始终在历史中居于主动地位，不断创造新的历史伟业。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深刻变革，国内经济发展面临结构性调整、政治改革走向深化、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亟待完善和提升，党执政面临“四大考验”“四大风险”，都要求继续发扬历史主动精神。我们党由此找到了一条既能实现经济增长又能保持社会发展长期稳定的现代化发展新道路，取得了世所罕见的历史奇迹。虽然我们解决了很多老问题和大问题，但也产生了许多新问题。比如，一个时期内存在的管党治党宽松软，国家制度不够成熟、不够定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还是总体性的、不平衡的；中国经济结构面临转型问题与由于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以及粗放型经济和低附加值的经济带来的生态环境破坏问题。总而言之，十八大以来党面临十分艰巨和繁重的任务，要求必须充分发扬历史主动精神，以人民利益需要为中心，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才能应对一切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始终占据历史主动。

百年党史实践证明：以历史主动精神为精神武器破解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发展难题、应对困难挑战，推进唯物史观中国化发展，以党史学习涵养历史理性，把握发展大势，就是历史主动精神的实践逻辑。中共百年党史的宝贵经验和挫折教训为新时代发扬历史主动精神提供镜鉴。

四、价值逻辑：历史主动精神彰显为人民创造幸福生活的目标指向，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旨归

自从党成立以来，始终以满足人民根本利益和为人民创造幸福生活作为党不变的奋斗目标，始终坚持人民史观、从人民中汲取力量，为了人民创造历史。习近平指出：“我们党从诞生那一天起”就“始终不渝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6]5-6。正因为这种与人民同命运、共呼吸的群众观，使党在百年奋斗中始终掌握历史主动。

为人民群众创造幸福生活是历史主动精神的目标指向。中国共产党百年的历史奋斗是与人民群众的幸福实现同向而行的。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党通过浴血奋斗使人民摆脱压迫和奴役，人民的幸福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带领人民快速完成了经济改造和国民经济恢复工作，赢得抗美援朝胜利，为中国和平发展奠定重要外部条件，完成了中国人民站起来的伟大历史任务，创造人民幸福生活获得了一个全新的历史起点。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党带领人民探索中国发展道路，实现经济快速增长和物质生活条件的极大改善，推进了富起来的历史任务。进入新时代，党在管党治党、国家安全、社会治理等方面取得的一系列伟大成就，为绝对贫困这一人类社会建设史上的难题提供的系统性解决方案，成功实现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转变，为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提供了更加坚实的基础。中国共产党百年的历史奋斗背后所映现是一以贯之的以人民为中心的精神旨归。

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品格决定着其核心价值追求。党始终将实现人民幸福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以此规定历史主动精神的作用方向，体现出高度历史担当和使命意识。从1921年到2021年的一百年时间里，历史主动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取得新历史成就的重要法宝，其根本目标指向就是为实现人民幸福。“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6]03习近平在不同场合对党的初心使命地强调和阐释，目的就是要使全体党员牢记我们是谁、以及为了谁。之所以不断强调，源于党和人民的共生共荣、福祸相依。我们党是坚持唯物史观的政党，人民是历史创造主体是其基本观点。百年来，党紧紧依靠人民并为了人民进行历史创造，从弱小走向强大，创造人类政党发展史上的奇迹。在《决议》当中关于百年来党取得伟大成就的历史经验中，“坚持人民至上”赫然在列。《决议》指出，“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1]66。在新的征程上，必须为实现人民幸福继续发扬历史主动精神，不断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物质和精神需要。

推进美好生活的实践必然要求历史主体的主动精神。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与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发展休戚相关。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不断变化，社会主义发展也就进入到不同的发展阶段。回顾建国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的历程，社会主义主要矛盾已经发生了深刻变革，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日益凸显。新时代满足和实现人民美好生活的各种需要，必须继续坚持从唯物史观出发，把握社会发展规律和趋势，面对前进路上的风险挑战发扬敢于斗争、勇于担当的历史主动精神。要以“人民是阅卷人”立场，充分发挥人民在创造历史中的主体作用，把握时代的出卷逻辑，答好新“赶考”之路的“考卷”。

把握新“赶考”之路的历史主动要求发扬历史主动精神。前进路上始终是挑战与机遇并存，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取得的历史成就并不等于未来能不断成功。今天，不断深化改革，充分依靠人民赢得历史主动，以革命精神开辟未来是我们继续赢得胜利的坚强保证。历史是人民的历史，只有秉持人民理念，才能永远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保证历史主动精神不变质、不褪色。

历史主动精神内在蕴含着党与群众两者的内在价值关联。群众路线是人民史观的重要方法论，坚持以党的历史主动精神焕发人民群众的历史主动精神，从人民中汲取前进力量，忠实履行“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历史承诺，把不断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作为发挥历史主动精神的起点和归宿，为历史主动精神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实践逻辑确立目标指向。

总而言之，历史主动精神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实践逻辑、价值逻辑是一个有机整体：理论逻辑为唯物史观的内在原则，它回答了为什么要发扬历史主动精神的理论依据；历史逻辑为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赓续，它回答了掌握历史主动必须发扬历史主动精神；实践逻辑为中国百年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证明，它回答了党取得历史成就的精神密码；价值逻辑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回答了历史主动精神的目的指向。历史主动精神植根于我们党的历史实践，在党的各个时期创造的伟大成就中得以彰显。新时代要想完整准确把握历史主动精神的逻辑理路，应当坚持唯物史观和大历史观，把握历史发展规律，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在与风险挑战斗争中和初心使命践履中不断增强历史主动性，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如期实现不懈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