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艳

(阜阳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健康和管理学院，安徽 阜阳 236000)

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女性对自身的关注及追求独立平等的自我意识不断增强。同时，随着社会分工的多元化和精细化，女性在社会中也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因此，社会各界对女性及其相关问题也日益关注，并从各个视角展开了相关研究。

生态女性主义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伴随着女性主义运动思潮兴起的一种新社会思潮。生态女性主义结合了两种思想风潮的内涵。其一是女性主义，女性主义是追求男女平等、反对男权霸权的思想观念。早期女性主义强调女性的平等社会地位，表现为女性追求区别于男性附属品和物化劳动工具的人权和人格尊严，试图明确女性与男性只是因为生理构造的不同造成了社会分工各有所长但各有贡献。该时期女性主义最直接的表现与影响最深远的运动成果是追求政治上的选举权。此时的女性主义是女性地位被长期打压之下的反抗，更多的是被动式的抗争，争取的是非附属性的平等权。女性主义演变至后期略有矫枉过正的倾向，因为工业化进程的推动，越来越多的体力型工作可以被机械取代，而男性除了在体力上比女性更有优势，在从事精细化工作、沟通协调工作乃至一些研究性的脑力工作中都并无明显优势，同时女性由于有生育能力，越来越多地占据了道德上的主动权。此时的女性主义有和男权主义对立的极端化倾向，追求超越男权乃至消灭男权来实现女权，女性主义的立足点也从追求外在的社会地位、政治平权到追求更高层次的内在的精神平等与认同[1]。随着社会的发展，女性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也不断去粗取精、逐渐完善，逐渐发展成为追求性别平等、女性独立自主的思想观、价值观。

生态女性主义思想风潮的内涵之二是生态主义。生态主义主要兴起于工业革命之后。工业革命为人类发展带来了效率上的飞跃，在初尝工业革命的甜头后，人们一度在物质追求中迷失自我，为了片面的经济效益不惜涸泽而渔，牺牲生态的长远发展换取眼前的短暂利益。长此以往带来了一定程度的生态危机，包括沙漠化、大气污染、温室效应等覆盖海陆空全领域的生态警告。人们由此开始重视生态保护，探索适度开发、保护生态以谋求可持续发展。在保护生态的活动中，不少是由女性主义者牵头发动的，包括在加利福尼亚的“妇女与环境”会议、印度的“抱树运动”等[2]。

女性主义之所以可以和生态主义结合起来，在于两者有共通之处[3]。首先，女性在情感上更为细腻，对环境变化的体察更为敏感，使得女性更有可能察觉到生态环境在过度开发下的衰弱倾向。其次，女性决策通常倾向于保守，使得女性通常会认为生态破坏带来的恶果更快到来且破坏难以逆转，相比之下男性出于冒进决策，可能会倾向于认为高经济收益下生态破坏不足为道。同时，女性通常表达能力更好，更擅长沟通协调的工作，在推进改革运动、带动群众情绪上也有天然的优势。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和生态在人类社会中的地位有异曲同工之妙。在体力上女性不如男性，男性看似是可以通过武力等手段成为领导性的性别；生态系统中的草木、动物、气候相对于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人类而言也更多的是静态的或处于弱势的一方，人类看似也可以通过外力获得对生态的统治权。但实际女性和生态系统都以柔克刚并在社会中具有重要地位，离开女性，人类无法生存繁衍，离开生态系统，人类也只能坐以待毙。因此，尊重不同社会要素的特点并谋求不同分工和特点的社会要素的和谐相处、共同发展，才能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这也是生态女性主义的精神精髓所在，强调的是女性在社会和自然中的独立自主、意识自由、多元发展。

如上所述，基于性别特点的不同，女性在生育上需要投入更大的健康成本及劳动付出，决定了女性在客观上需要婚姻契约维持稳定的伴侣关系，以获得男性的养育投资。因此，女性对婚姻家庭话题也更为敏感和关注，表现在不少文学作品中，对女性的叙事描述及其中所渗透出来的女性性格特点，多数是以婚姻家庭关系为核心的社会关系作为切入点展开的。加拿大作家爱丽丝·门罗于二十一世纪初创作了中短篇小说集《逃离》，讲述了一群时代女性逃离家庭束缚、追求自由、奔赴理想爱人的故事。作品中反映了二战后加拿大女性对婚姻和自由的探索与追求，是较为典型的呼吁自由和平等的西方个人主义世界观、人生观。其中蕴含的婚姻观用生态女性主义解读，更多强调的是其女性主义内涵中对独立平等积极主动的追求。相比之下，东方文化中也有描述特定历史社会环境下普罗大众社会生活的文学作品。如萧红的《呼兰河传》讲述了上世纪二十年代北方小城呼兰里普通群众的生活百态。不同于《逃离》中的勇敢奔放，《呼兰河传》中叙述的情感更为内敛。人们同样有对精彩生活和美好爱情的向往，但其中折射的婚姻观世界观包含了更多的隐忍和等待。用生态女性主义来解读，《呼兰河传》中的婚姻观更多地体现了其生态主义的特点，强调一种以柔克刚的包容性，折射的是隐忍背后的坚韧及其对婚姻关系乃至对社会环境潜移默化的影响。

二、中加婚姻观的外界生态比较

婚姻观实质是人生观、价值观中对最亲密的人际关系的观点与态度。而人生观与价值观由个体外在因素和内在因素共同塑造。其中，外在因素包括传统观念、舆论影响与原生家庭等方面。

(一)中加婚姻观中传统观念的生态女性主义比较

加拿大的婚姻观是比较典型的西方婚姻观。西方婚恋观以生态女性主义的视角解读，更多地指女性在婚姻中的自由与平等，强调生态与自然对女性自我意识和自由意志的唤醒。这里的自由与平等一方面指权利与义务的平等，这种权利与义务可以通过法律和规章来约束，如女性拥有婚姻的自主权利，包括选择伴侣、生育、离异等权利。值得一提的是《逃离》创作的时代与社会背景，《逃离》创作于二十一世纪初期，距离世界大战结束近半世纪，离美苏两国冷战争夺世界霸权也有相当长的年份，社会已基本稳定，经济也得到恢复[4]。因此，在稳定的社会秩序下，各项法律规章也日益完善，更大程度上实现了对平等、自由等基本人权的保障。除了显性的法律规章，另一方面，自由平等的生态女性主义观还可以通过隐性条件予以约束制衡，如道德和不同婚姻关系中各自的约定俗成。诚如上文所述，在较为稳定社会环境下，人们在满足了基本的温饱需要和安全需要后，会对自身所处的关系有更多的审视和更高层次的追求。而女性作为婚姻中不可或缺的主体，不难理解在加拿大社会中盛行的西方婚姻观也包含了生态女性主义所看重的女性自由意志。在《逃离》中，卡拉十八岁时逃离父母追寻理想爱情，在经过生活的打磨后，又决定逃离丈夫和婚姻，两次出走看似离经叛道，实则是卡拉有自己的谋生能力和独立意志，在此基础上她能够对传统观念进行理性的判断和思考。

相比之下，中国的婚姻观是比较典型的东方婚姻观，以生态女性主义的视角解读，更多地表现在女性在婚姻中的地位类似于生态相对于人类的被动地位。究其原因，中国婚姻观受到封建思想和集体主义思想的影响较深，同时，《呼兰河传》的创作背景在抗日战争前夕，军阀割据，社会动荡，人们生活相对闭塞落后，对婚姻的诉求更多是抱团取暖，远谈不上灵魂契合高度的精神追求。此时的社会生态是相对脆弱的，因此，此时的生态女性主义也表现出较为保守的一面，故《呼兰河传》中的婚姻悲剧也多是逆来顺受、隐忍退让下酿造的悲剧。

(二)中加婚姻观中舆论观念的生态女性主义比较

在《逃离》中，主人公受到舆论观念的影响较少。《逃离》中的女性在作出重大生活决策时，往往不会过多顾及周围人的观点和议论，在行为表现上更多地像“随心所欲”。究其原因，生态女性主义对加拿大所处的西方婚姻观的启发与影响在于，生态与自然的原始性和自由度。加拿大婚姻观中的故土情结并不严重，在《逃离》中有多个背井离乡的场景叙述。可见相比自由和精神追求，加拿大婚姻观中并不强调家族聚居发展，也并没有太深入的“落叶归根”的情结。在加拿大婚姻观中，更多的是强调夫妻关系为家庭的核心纽带，根据两人的发展情况选择合适的地点安家立业。因此加拿大婚姻中对地域的选择受到的局限更小，加上加拿大地处的北美洲的主要语言为世界通用程度最高的语言英语，随着地域跨度的加大，舆论可以影响的社会圈范围缩小。同时，由于地域可选范围广，总体信息量大、更新快，舆论更替周期短、关注点分散，不会长时间集中于议论某个人的婚姻状态，因此《逃离》中的主人公较少根据舆论影响来作出婚姻决策，反而出于自由的生态精神作出反其道而行的选择。

如果说加拿大婚姻观中的社会生态强调的是自由的原始森林式的，那《呼兰河传》中的社会生态则体现的是园林生态，更多地受到社会舆论的约束和影响。究其原因，在中国的社会活动形态以群聚为主，女性独立与自由意志长期受到压抑，男尊女卑观念根深蒂固，封建等级秩序森严，女性难以作出独立决策。迫不得已要作出选择时，非常依赖周围的人际系统。中国女性在婚姻中的依赖性导致了其在做婚恋决策时倾向于求助“有经验”的女性同胞或家族长辈，因而中国婚姻观实则是深受舆论影响的集体式婚姻观，讲究门当户对，对社会地位、家庭背景、经济水平等条件都有潜移默化约定俗成的标准与条框[5]。在《呼兰河传》中，团圆小媳妇本“走起路来，走得风快”，这本是农村妇女踏实勤恳的表现，但是却被村里的舆论议论为不像童养媳的样子，团圆小媳妇为此感到无所适从，为了免受舆论的恶意议论，她对自己的自我形象乃至自我价值都产生了怀疑，足以见在中国婚姻观乃至人生观中，人们对外界舆论的看重程度和受影响程度之深。

(三)中加婚姻观中原生家庭的生态女性主义比较

父母至亲的婚姻关系是人们接触最早、了解最深入的婚姻关系，因此人们的婚姻观常常受到父母婚姻观的影响，并在自己的婚姻观中试图延续父母婚姻的成功之处、规避父母婚姻的失败与不足之处。这就是在成立新的核心家庭之前的原生家庭对个人婚姻观的影响。

在加拿大婚姻观中，人们往往希望选择和原生家庭不同的婚姻关系。在《逃离》中也有如此的表现。卡拉从父母家离家出走，正是不想过按部就班的被安排好的生活，最后又逃离丈夫和婚姻，正是面对婚姻的症结和问题不为沉没成本所困，有推倒重来的勇气。从生态女性主义的视角上看，展现的正是女性思想中和生态发展颇为相通且值得追求的多样性和多元化[6]。加拿大婚姻观中认为婚姻并没有固定的模式和特定的发展阶段，只要两人能够在相处和磨合中取得平衡即可。因此，在《逃离》小说中对婚姻关系的产生、续存和分离结束等不同阶段都持有更为开放的叙述视角。在婚姻的结合中，并没有故事完结人生尘埃落定的捆绑；在婚姻的完结和分离中，也没有非此不可的执着和歇斯底里的挽留。

但在中国的婚姻观中，人们往往不追求多样性和多元化，而是试图按照习得观念中认为稳固的模式维持婚姻。因此，人们虽然在内心深处对婚姻有更高层次的精神追求而不满足于搭伙过日子，但在实际中并没有太大的勇气去与陈规陋习划清界限、突破自我。因为在中国的婚姻观里大家族观念明显，亲子关系往往凌驾于夫妻关系之上，人们并不强调核心小家庭的感情纽带，反而提倡为了以父系枝干为主的大家族牺牲小家庭的利益。突破原生家庭的婚姻模式，不按照父母的传统观念经营婚姻、延续子嗣，意味着“不守孝道”，是会被社会道德所谴责的。在《呼兰河传》中，作为童养媳的团圆媳妇并非感觉不到被婆家欺辱的痛苦，而是受到原生家庭的教育与影响，不敢突破童养媳的身份界限，认为自己应该逆来顺受。

三、中加婚姻观的内在生态比较

(一)中加婚姻观中女性自身精神生态比较

性格决定命运。一个人内在的人格是相对稳定的，并由此表现出一定的性格特点，影响着人的行为习惯和决策风格。而不同的性格又决定了不同婚姻观。

从生态女性主义的视角，女性精神可表现为发展性的生态和固守性的生态。前者是指外部环境友善或自身能力强大足以应对身边的挑战和挫折时，女性的精神状态表现为更乐观积极，并表现出更外向、更上进努力的发展势头。究其原因，女性群体情感较为细腻，又长期受到更为严苛的社会舆论环境等因素的影响，更容易自卑，更需要得到肯定，因此，友善的环境和鼓励的暗示或行动比贬低式的鞭笞更能对女性起到正向作用。在《逃离》中，女主人公之所以有勇气告别原有的生活，不惜叛离父母与故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她们想奔赴的爱人或新生活给了她们肯定，让她们认识到自我价值，并由此焕发出自信的光彩。也可以说，较为开明的社会环境和包容的、视野开阔的伴侣塑造和激发了她们乐观积极、敢于突破的性格，而这种性格又给了她们魄力和能力，不断谋求自身的发展和自我价值的实现，在她们遇到困难险阻的时候，乐观开放的性格所培养的能力足以让她们给自身最有力的支持，由此带来了良性的生态循环。

相比之下，中国的婚姻观下女性的精神生态更倾向于固守型。在《呼兰河传》中，悲剧的主角其实有很多机会可以摆脱命运的捉弄，但由于保守的性格使然，她们往往选择安于现状、逆来顺受。究其原因，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婚姻观中女性长期处于附属地位，乃至今日“男主外、女主内”仍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当代人的婚姻观，更无论抗日战争前的年代。在生存状态都难以得到保障的环境下，女性的婚姻观更多是悲观而保守的，又受到视野的局限，女性会认为社会大环境如此，逃离当下的生活可能更加居无定所食不果腹，并非一个更好的选择。又加上《呼兰河传》中的女性多为没有接受过教育的农村妇女，能力不强，没有改变的能力和勇气。

(二)中加婚姻观中面对冲突的生态女性主义比较

婚姻中难免会遇到矛盾和冲突，不同的婚姻观决定了女性对待和伴侣间的矛盾冲突时不同的态度和行为取向。

加拿大婚姻观中，在面对矛盾冲突时更容易采取回避的态度。《逃离》中的女主角即使在付出了较大的沉没成本，离开家乡和父母投奔爱人，仍然在婚姻进入倦怠期和平淡期后面对爱人暴露出的缺点和婚姻中的瑕疵选择了再次逃避。究其原因，加拿大自由的婚姻观念减少了对女性的束缚，更多的自由选择也让女性更容易逃避婚姻问题而非尝试解决。而中国婚姻观中，在面对矛盾冲突时更容易采取一方无条件退让、委屈求全的解决方式，而且退让的一方通常是女性。究其原因，中国婚姻观中为女性赋予了更包容、体贴的形象，女性独立意识和自我意识常被忽略。在《呼兰河传》的创作背景中，社会环境并不支持女性外出务工，女性更多是在家中操持家务和农务，由于缺乏经济来源，在面对婚姻冲突中更缺乏勇气和能力反抗。

中加两种婚姻观中，在面对婚姻矛盾与冲突时都有不尽完善之处。加拿大的婚姻观女性意志自由，自主性强，但责任感稍显欠缺；中国婚姻观中女性包容有余，果敢不足。以生态女性主义的视角，理性的婚姻观在应对矛盾冲突中应该是两性处于平等地位共同探讨解决之道，参照生态发展中的可持续发展理念，以双方的共同利益为先，探索可行性解决路径，而非逃避或一方盲目退让。

总的来说，中加婚姻观均有可圈可点之处。在生态女性主义视角下，通过反思中加两部经典文学作品的婚姻爱情故事，女性自由意志、独立意识、理性发展应该得到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