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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校协同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从江苏省无锡市梁溪区高校合作项目谈起

2022-11-24伍红林田莉莉

江苏教育 2022年78期
关键词:实践者研究者变革

伍红林 田莉莉

近年来,江苏省无锡市梁溪区(以下简称“梁溪区”)教师发展中心主动回应国家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政策要求和广大中小学内涵提升的现实需求,积极推进高校支持教师专业发展项目(以下简称“高校合作项目”),在较短时间内形成了区域基础教育改革的一股“风暴”,极大提升了项目学校的发展动力,取得了明显成效。笔者长期从事与中小学校的合作研究,深知此一合作长期开展的不易。作为无锡教育的在地研究者,又得以旁观式地观察此一合作过程。当注目于院校协同的“梁溪样态”时,我们可以深入思考和探究院校协同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一、院校协同的简要回顾

院校协同的前提是“院”与“校”的分裂,即随着教育理论探索与基础教育发展的需求,形成了教育理论研究者与中小学教育实践者两类主体,且分别以高等院校和中小学为组织载体。教育理论研究者关注“教育理论”,且以“理论探索”作为人生的展开方式。亚里士多德把人类活动分为理论(theoria)、实践(praxis)和创制(poiesis),认为“理论”是高贵的,相较“实践”具有优先性和优越性。这种传统直接导致了理论与实践的割裂,也造成了教育理论研究者与教育实践者两类主体间的分离。为打破这种格局,院校协同得以产生。具体地讲,院校协同萌芽于19 世纪上半叶的德国,康德在将教育学作为一门课程引入大学的同时也主张建立实验学校,以在学校中自由地试验教育设想和方法,使教育艺术科学化。他说:“有人以为实验学校是不必办的,我们从理性上可以判断它的好坏,这是大错,经验告诉我们,实验的结果常常是出乎意料的,与我们所期望的完全不合。”[1]后来赫尔巴特将康德的设想变成现实,建立了教学论研究所,强调“为了使教学论研究所能够产生一种真正的教育力量,并且达到适当要求所需要的那种强度,教育学教授必须与一所小型的教育学机构结合起来,这种小型的教育学机构拥有文科中学和高级市民中学里的中级班”[2]。他之所以提到中级班是因为在这些班级里起关键作用的是教育思想及其应用。院校协同的思想虽然最早萌芽于德国,但德国大学学术研究的文化决定了它当时不太可能在德国获得进一步发展,因为“追求真理和为知识而获得知识,作为一项崇高而有价值的职业,在大部分时间里已经成为德国大学中教授与学生共同的毕生工作……”[3]。

院校协同的成形是在19 世纪下半叶的美国。具体而言,美国的院校协同最早可追溯到1861年舍尔顿在奥斯威戈小学教师培训学校设立的示范学校,它专供观察和研究之用。之后,杜威改变了德国重思辨的教育学研究传统,强调教育实践的理论生产意义,于1895 年在芝加哥大学成立了“大学初等学校”,强调“如果没有实验学校,那么教育理论工作就会成为笑话和欺诈”[4]。他坚持在实验学校开展观察和教育实验,对于这所学校,“大学一直是直接的和间接的帮助和支持的源泉。没有专家们的这种指导,教师在他们日常经验中创造性地行使他们的职责时,可能要走更多弯路”[5]。1930年,美国进步教育协会在第十届年会上正式讨论了中学和大学关系的问题,成立了“中学与大学关系委员会”,主导开展了美国教育史上著名的与院校协同直接相关的“八年研究”。之后,院校协同在世界范围内逐步成为教育研究的对象[6]。

在中国,院校协同大概开始于20世纪20年代,当时主要有两种形态:一是大学教育理论研究者将国外教育理论与实践(如设计教学法、道尔顿制等)引入中国的中小学,检验其在中国的有效性;二是在中国本土开展的教育—社会改造实验,如晏阳初、陶行知、梁漱溟等人的教育实践。20世纪50年代开始,大学教育理论研究者主持的教育实验开始出现,较早且具有典型性的是北京师范大学与北京景山学校合作开展的教育教学改革实验[7]。进入20 世纪80 年代,类似实验蓬勃发展,如北京师范大学主持的“少年儿童主体性发展实验”、华东师范大学主持的“小学教育综合整体实验”、华中师范大学主持的“小学整体结构改革实验”、东北师范大学主持的“农村基础教育综合改革实验”等。20 世纪90 年代后,基于院校协同的教育实验呈现两种新形态:其一是引进西方院校协同方式,如1997 年华东师范大学陈桂生教授在无锡扬名中心小学建立“教育研究自愿者组合”,开展教育行动研究;其二是一批教育理论研究者在对过去教育实验及当代中国教育变革审思的基础上,深入中小学校,与教育实践者一同开展教育实践研究,寻求教育改革的中国经验,挖掘中国教育智慧,如华东师范大学叶澜教授从1994 年开始且延续至今的“新基础教育”研究。由此,我们可以知道梁溪区的高校合作项目是20 世纪90 年代以后中国版本院校协同的延续和新型创造。

二、院校协同“梁溪样态”的基本特征

通过上述回顾,我们可以发现,在院校协同的长期发展过程中,康德、赫尔巴特、杜威及中国的各种教育实验虽然关注到了合作学校的发展,但其根本追求在于教育理论的探索,即努力实现教育研究和教育学的“科学化”。这个过程中,教育理论研究者是整个过程的主导者,教育实践者则是合作研究的配合者。但透过院校协同的“梁溪样态”,我们可以发现新时期中国版本院校协同呈现出一些新特征。

1.区域政府和学校主动出击构建院校协同机制

当我们提起院校协同时,首先会想起各师范大学在开展教师教育改革过程中,为加强师范生职前培养的实践性而构建的各种以教师教育为主题的院校协同模式或范型,其落脚点在于中小学配合师范大学做好师范生的见习、实习和研习工作,而非解决学校自身发展和职后教师的专业发展问题。梁溪区的高校合作项目则是在新时代教育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以“办人民满意的教育”为旨归,努力促进区域基础教育优质资源持续生成与辐射,为实现区域基础教育高位优质均衡发展提供强大动力,而主动与高校合作引智入区、入校,并为此建立了“高校—区域—学校”“教育理论研究者团队(个体)—合作学校教师团队(个体)”“教育变革理论—教育变革实践”等多重多类关系间沟通转化的系列专门机制。

2.教育研究过程与教育变革过程努力实现内在融通

合作研究一方面强调理论适度先行,通过系统的理论学习提高实践者的理论素养,以理论之镜关照自身实践;另一方面高校教育理论研究者坚持高频度地具身性“深度介入”学校教育教学一线,在教育中研究教育,通过与实践者的面对面交流,与实践者一同发现实践中的创造、独特、差异、问题和生成的可能。这两方面共同构成了“以理论武装实践者形成新认识,基于新认识形成新方案,基于新方案开展新行动,基于新行动生成新问题,基于新问题产生新需求,基于新需求寻求新理论,基于新理论创生新实践……”的循环。在这一循环中,理论与实践不再是“两张皮”,理论研究者与教育实践者不再是“两类人”,理论研究与实践变革也不再是“两件事”。

3.院校协同的旨归落在成变革之事和成师生之人的内在统一

区域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牛鼻子”是教师队伍建设。一直以来,人们将区域教师队伍整体质量提升的重心放在各层各类教师培训项目的研发和实施上。然而各种职后教师培训并未能真正有效改进教师专业发展现状,更别提改变教育实践现状。如何将教师专业发展与学校教育教学变革融合,或者说如何在学校教育教学变革实践的锤炼中实现区域(学校)教师队伍整体提升是梁溪区高校合作项目的根本目标。为此,此一合作将重心放在了基于高校合作的教师实践共同体建设上,注重在真实的教育教学变革实践情境之中,依托各类项目研究、各个学科组与备课组的专题研究及各种教研活动,教育理论研究者与教师成为合作伙伴,持续发现实践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并一起解决这些问题。在对“除了这样,还能怎样”的不断追问中,教育实践者的内生力和内动力得到激发,教育教学实践的样态得到改变。

三、院校协同的未来展望

与国外相比,中国的院校协同已经有了自己的样貌;与国内相比,梁溪区的院校协同已初具新型,但并未成型,还有许多问题需要我们深入研究。

1.院校协同的区域系统构建问题

目前的院校协同多为高校与不同学校间的协同,但学校与学校之间还难以做到互通有无。区域基础教育的高质量发展固然离不开每一所学校的高质量发展,但更需要区域学校间的良性沟通。因此,如何借助高校合作项目建立校际共同体应成为区域院校协同的重要发展路向,由此才能确保不同学校优质教育资源的持续生成与校际的交叉辐射。这种探索也许能为区域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提供新方向。

2.基于院校协同的学校整体转型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学校已经基本实现从近代型向现代型的转变。进入新时代后,为培养符合时代需求的有理想、有担当、有本领的时代新人,学校迫切需要在传统分科教学、时空限制、技术融合以及与自然、社会融通等方面实现新突破。这对院校协同提出了新要求:一方面要主动应对时代挑战,高校教育理论研究者应不断为合作学校提供新的理论引领;另一方面则不能局限于学科教学或德育工作等某一领域甚至某一层次的局部变革,而是要努力探求学校的整体转型。面向未来,学校在整体意义上变什么、怎么变将成为院校协同面临的新挑战。

3.基于院校协同的本土研究力量培养问题

天下未有不散之宴席,任何合作最终都会走向结束。当教育理论研究者离开合作的这片教育土地,合作时提供的新理论、努力尝试的新实践、积极变革的新动力是否还能延续?会不会人一走茶就凉,由新返旧?因此,本土研究性骨干教师的培养非常重要。那么,骨干教师从哪里来?如何培养?成长的标准是什么?在教育理论研究者离开后骨干教师的作用如何发挥?他们如何实现自主成长?骨干教师们如何形成合力共同致力于本土变革,并在变革中从“我—你”关系向“我们”关系的共同体转变?这些应成为院校协同开展时自始至终关注的问题。

4.院校协同的发展初心保持问题

真正决定院校协同走多远、研多深的是参与合作的各类主体的价值取向,因此我们要不断反问自己:究竟为什么开展合作?价值取向是一面照妖镜,只有真正葆有发展初心、聚焦于成长而非功利的人与学校才能让院校协同项目持续下去。在这一意义上,“知难而上,执着追求;滴水穿石,持之以恒;团队合作,共同创造;实践反思,自我更新”对于任何一个院校协同项目来说均具有永恒意义。但是这种价值取向不能仅靠合作者的个人情怀,还需要和谐的区域研究氛围、良好的变革文化的保障。那么,这种氛围和文化如何形成?这也将成为未来院校协同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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