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静

一 引 言

海外华人华侨作为沟通中国与世界的重要桥梁，不仅是当今中国和平发展的重要人脉资源，也是中国在国际范围内提升影响力的重要力量基础。习近平在2014年会见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代表时提到，全球化时代跨国合作不断加强，海外中华儿女可以更好地参与中华民族复兴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两项大业。(1)严庆：《国家建设视域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国民族报》，2018年6月8日第5版。2017年，习近平再次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共同努力。2021年1月5日，中共中央印发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新增了海外统一战线工作和侨务工作一章，强调海外统一战线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最大公约数，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央在不同时期强调新形势下要以“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责任共同体”(2)张伟玉、黄德海：《“一带一路”视域下侨务工作的转型路径、合作机制与模式创新》，《东南亚研究》2017年第4期，第132—143页，第156—157页。为目标，促进华人华侨更好地游走在国际舞台上，参与对接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梳理学界研究发现，海外华人华侨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系研究目前主要可以分为功能论和实践论两大视角。功能论侧重强调华人华侨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上发挥重要功能，主要观点有：华人华侨在人力资源和社会资本等方面存在明显优势，(3)曾少聪、李善龙：《华侨华人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用和制约因素》，《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5期，第5—14页。能够在全球经贸合作、文化交流、科技合作及公共外交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4)张玮洁、周云：《海外华侨华人在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中的作用探析》，《福建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1年第1期，第39—47页。也能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过程中扮演关键角色。(5)张冬冬：《华侨华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独特力量》，《人民论坛》2018年第17期，136—137页。实践论侧重强调华人华侨作为实践主体具有主观能动性，主要观点有：华人华侨通过迁徙、适应与融合，与世界各国紧密联系在一起，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动参与者、贡献者。(6)李明欢：《国际移民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以华侨华人为视角的思考》，《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8年第1期，第1—4页。华人华侨一边积极融入所在国社会，一边保持与祖籍国的密切联系，双向促进了中外互利互益。(7)张春旺：《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国际移民、华侨华人的几点思考》，《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8年第1期，第5—7页。华人华侨作为中国沟通世界的重要“纽带”和“桥梁”，与所在国家人民一起为世界发展创造机遇等。(8)李鸿阶、童莹：《海外华侨华人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关系研究》，《八桂侨刊》2020年第3期，第3—9页，第56页。

不论是哪种视角，现有研究都主要从“华人华侨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过程发挥什么作用，怎么发挥作用”等角度展开，将华人华侨参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视为逻辑“应然”，缺乏对其参与“实然”逻辑的必要分析。笔者认为，华人华侨参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主要遵循着经验、学理、实践三方面的潜在逻辑。具体而言，在海外社会居住生活的华人华侨从聚到散，首先能够构成共同体；其次，具有群体凝聚力，可以形塑多样化的共同体形态；最后，通过共同体的形态转换得以实现对中华民族共同体范式的衍化、延伸与超越，对应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思维。就此观点草成此文，就教于大方之家。

二 经验逻辑：华人华侨能否构成共同体？

在不同的时期，相异的地理空间，海外华人华侨与不同的种族、信仰、语言、文化、生活方式等要素并存且博弈，构成了广义的全球华人在地化的社会融入图景，也相应地形塑出海外华人社会或华人社区的共同体形态。实际上，学界针对“华人华侨居住生活的不同社区形态是否构成共同体，构成什么样的共同体”等问题有着不迭论争。总体来看，学者们基本同意将华人华侨传统聚居型社区视为共同体，而对散居形态的华人社群是否构成共同体持有疑议。笔者认为，从滕尼斯对“共同体”的定义来看，不论是聚居华人社区还是散居华人社群，都不能直接等同于昔日理想状态下“亲密、秘密、持久、真正的生活”。不过，从抽象层面来看，构成共同体的本质意志所强调的情感联系、归属感、认同感又处处体现于海外华人社区之中。加上广大海外华人接受并认同他们是ethnic Chinese的说法，同时广大华侨也认同他们是overseas Chinese，因而可以说，华人华侨社区形态呈现出了以Chinese为圆心的共同体取向。不过，根据不同时期、不同地域华人华侨居住格局的差异又可划分为两类共同体：聚居社区的“类共同体”与散居社群的“想象共同体”。

(一)聚居社区：“类共同体”形态

在滕氏看来，共同体是持久和真正的公共生活，(9)[德]斐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54页。共同体的基本类型以血缘、地缘等自然属性联结的首属群体为主。长久以来，中国人向海外移民拉开了与祖国和家乡的时空距离，但实际上保持着与家乡血缘、地缘等初级群体的密切联系。除了远距离的跨国关联之外，这种联系还体现在早期海外华人华侨在地化生成的五缘关系上。历史显示，早期华人移民在异域的生存状态并不乐观，他们不懂当地语言、文化、法律与社会规范，还时常遭受到当地人的歧视、侮辱甚至陷害。为了抵抗外来压力，他们居住在一起互帮互助，依靠“我群”力量，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不同的华人社区，呈现出“类共同体”形态。

在早期全球华人社区中，东南亚华人社区较具代表性。东南亚是中国早期华人移民向外输出的重要地区。自“下南洋”肇始，到中国近现代出现大规模向外移民，东南沿海一带的男性劳动力向外谋生，散居四方，努力在海外立足并试图维持“家”的根基。为了开发并维系更多资源，定居东南亚之后的华人男性迎娶当地马来族或其他族女性，主动融入当地族群，适应当地文化，逐渐形成后来的土生华人族群“峇峇”“娘惹”。作为土生华人女性的“娘惹”在婚配模式中不被允许与当地其他族群通婚，只能嫁给华人移民或其后裔。在弗里德曼看来，这一现象深刻说明中国重视父系亲属关系的文化偏好已经在异域传承和延续。(10)[美]孔飞力：《他者中的华人：中国近现代移民史》，李明欢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96页。整个族群呈现出以血缘关系、情感联系为基础的共同体特质。父系的血缘认同使他们紧密凝聚在一起，形成与中国有密切关联的特殊族群，呈现出有共在感、认同感的“类共同体”形态。

在欧美社会，海外华人华侨的在地融入是晚近几十年才发生的事。长期以来，“唐人街”作为广大海外华人聚居、工作和生活的场所，为从没去过中国的西方民众提供了认识和了解中国的窗口。不过，对于早期华人移民而言，唐人街的意义远不只是空间化的场所，还为他们提供了身在家乡般的归属感。从美国来看，旅美华人从在唐人街安家到在唐人街谋业，一方面彰显出聚居族裔经济兴衰的逻辑，(11)周敏：《美国社会学与亚美研究学的跨学科构建:一个华裔学者的机缘、挑战和经验》，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13年。另一方面也显示出早期旅美华人抱团取暖、共谋生存的经济共同体取向。从“落叶归根”到“落地生根”，一代又一代中国移民在唐人街式的聚居华人社区中守望相助，共谋发展，使社区呈现出地缘共同体、精神共同体、经济共同体等叠合形态。在聚居社区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海外华人华侨重视地缘、血缘、业缘、神缘与文缘等关系的搭建，内隐地强调群体的共生关系与共同参与，使这类聚居社区迸发出“类共同体”般的倾向与力量。

(二)离散社群：“想象共同体”形态

在国际移民研究领域，“离散社群”(diaspora)最早只用于指代远离故土的犹太人与亚美尼亚人，隐喻地表达他们四散各地的流离失所感。但如今，随着信息科学和交通技术的迅猛发展，全球化进程不断加速，“离散”这一概念已经没有了原初依恋故土和无家可归的悲凉色彩，多用于指代全球移民分散化的新常态。

随着老移民慢慢离开聚居社区，新移民不断涌入海外，华人华侨整体的受教育水平、收入水准、社会融入程度有了明显提升，离散的华人社群也开始走进全球视野。通常意义上来讲，“离散社群”作为跨国群体，他们的生活除了与“家园”“故土”等意象紧密联系在一起，还保留有鲜明的移民社区特征，例如文化多样性、惯习跨国性等。(12)范可：《移民与“离散”：迁徙的政治》，《思想战线》2012年第1期，第14—20页。定居他国或跨国居住的离散华人华侨也不例外，他们在文化与情感等方面保持了与祖籍国或祖籍地密切联系的同时，也呈现出认同与惯习的多元变化。(13)李明欢：《Diaspora:定义、分化、聚合与重构》，《世界民族》2010年第5期，第1—8页。不过，他们更多秉持一种包容开放的心态，试图超越国籍与身份的割裂关系，直至在异国达到“他乡亦是故乡”的深度认同。因此，离散华人华侨的凝聚和认同往往是多维的，其所组成的社群也呈现出多维元素的主导性，如方言社群、宗亲社群、行业社群、商会社群以及晚近出现的网络社群等。虽然这些社群规模不一、维系纽带不同，但各类群体的凝聚却并非虚假意识或幻象，而是真实客观存在的。换言之，离散的华人华侨通过生活实践与社会融入，形塑出地域边界感模糊、群体边界感清晰、具备主观认同意义的“共同体”。这种“共同体”凸显出国别之外的文化或族裔身份，创设出“海外华族”(overseas Chinese/ethnic Chinese)身份的同一性，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广大海外华人华侨的全新身份认同。

“共同体”形态离散社群的形成经历了海外华人华侨从自在到自觉的过程。离散华人的聚合是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所重视的“家”概念的延伸，其所构成的“共同体”是一个有共同记忆、文化、命运、价值目标的整体，是一种有重大价值意义、带有跨国主义色彩的共同体框架。(14)徐杰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论的内涵与学术支撑》，《湖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第77—86页。它不是机械的，而是有机的。在华人华侨分散地适应与融入当地的过程中，他们将文化认同、血缘认同、族群认同叠合为一，在多元认同中将“我群”擢升为“华人文化共同体”(15)李鸿阶、童莹：《海外华侨华人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关系研究》，第3—9页，第56页。，并逐渐形塑出以“华”为“神”，“形散神不散”的“想象共同体”，不断促进着中华文化与价值理念在全球的传播与环流。

三 学理逻辑：华人华侨何以构成共同体？

凝聚力是群体建构共同体的基本要素，也是华人华侨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内在源泉。理解早期华人构成唐人街、飞地(enclave)等聚居社区并非难事，但在全球化加速时代，当同乡、方言等纽带意义渐趋弱化，何以理解晚近新移民群体的聚与散，为何他们仍然能够实现离散背景下的聚合和聚合基础上的认同？当下从学理层面回答这一系列问题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

(一)族群符号的客观性

在移民国家，体质是划分族群的一个重要指标。尤其在欧美社会，根据体质差异而来的种族歧视已经成为严重的政治正确问题。华人作为移民群体中的一支，以身体发肤的形式彰显着鲜明的亚裔属性。从他们定居，获得身份，挣扎在话语权边缘，再到深入主流社会，争取族裔权利，不断提升族裔地位，身份认同不再是一个人、一家人的事，而成为一种集体的行动与实践。

不过，以生物学和人种学分类标准为依据的族群符号并非仅仅体现在体态特征的差异上，还折射在体质与文化的互依关系上。如韦伯所指，族群除了在外貌特征、习俗上具有相似性，也在主观上相信自己拥有共同的祖先或移民记忆。(16)叶江：《当代西方“族群”理论探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第82—88，第124页。也就是说，族群并非仅仅是生物学意义的，也具有鲜明的社会意义。语言、信仰、文化符码等特质可以通过身体展现出来，身体为个体认同提供了载体与条件。虽然伴随人群迁移和种族交叉婚的结合，后代的身体特征可能发生一定的变化，但群体惯习的相似性将在一段时间之内持续蔓延。也就是说，在族群识别的意义上，身体与文化存在着某种重合。这种重合为个体提供了身份边界意义上“我属于这个群体”或“他不属于我们群体”的直觉。在日常生活的不断互动中，“内外有别”的群体意识逐渐生成。虽然现代性的力量在不断强化、弱化甚至改变着族群属性和群体认同，但身体特征与文化惯习黏合的系列特征仍为海外华人华侨提供了客观的、可被“他者”识别的族群符号。

(二)文化认同的反身性

由于国籍身份具有非固定性，移民个体主观层面的认知与认同就显得愈发重要。实际上，华人华侨通过与“他群”的互动认识自我、认清自我并坚定“我本如此”的反身性自我认同早已出现了萌芽。(17)朱靖江、高冬娟：《虚拟社区中自我认同的反身性重构——基于移动短视频应用“快手”的人类学研究》，《民族学刊》2019年第4期，第47—53页，第112—114页。

在海外社会，华人华侨与祖籍国的时空关系被切割，传统文化实践的场域也发生了转换。随着华人华侨融入程度、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的不断提高，移民个体对传统聚居社区的依赖性也大幅下降。慢慢地，华人移民逐渐成为脱域的“想象共同体”。从聚居社区到脱域共同体，文化成为联结华人华侨的关键纽带。在很多地方都能发现，海外华人华侨除了致力于将中华传统民俗发扬光大，还力求将中国春节纳入当地公共假期，为所属族群争取权益。他们广泛举办中国日、中华日等特色活动，通过“移植”中华文化传统，“再造”海外华人文化，在跨时空场域中主动找寻心理安全感和文化认同感。通过在地化的民俗实践，海外华人华侨以中华文化为线，编织出一张“华族(ethnic Chinese)之网”。通过特殊的岁时节令和线上、线下的文化活动，广大华人华侨乃至海外中国留学生等群体被紧密地联系起来。他们在当地社会主动铺陈主体化的文化表述，建构内在群体文化时间的共在感，平衡“我群”亚文化与当地主流文化的关系。因此，被异置他国的中华文化事项并非是对中国传统民俗文化的简单复制，也深刻包含了海外华人华侨反身性的文化嵌入与再造。

对于不少海外华人华侨而言，身份认同是其一生都在面对和省思的问题。在他们与当地主流文化互动与博弈的过程中，“他者”与“自我”须臾不可分离。海外华人华侨也在开展文化实践和阐释自身文化的过程中反身性促进了群体文化认同的构建。

(三)集体记忆的指向性

记忆不仅事关人的神经—精神系统，(18)扬·阿斯曼、管小其：《交往记忆与文化记忆》，《学术交流》2017年第1期，第10—15页。也是个体认知过程中一种深刻的自我观照。个体记忆不等同于人本能的记住，而是人有意识选择和筛选的结果，集体记忆亦如此。但当下的社会背景除了“提供结构性失忆滋长的温床外，也往往促成原来没有共同历史的人群，以寻根来发现或创造新的集体记忆，以凝聚新的族群认同”(19)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58页。。

海外华人华侨的日常生活通常是缺乏历史记载的，不同代际的记忆差异更是显著。因此，选择什么样的记忆内容对于华人华侨就显得至为关键。日常生活实践作为华人华侨与当地社会交融的助推剂，也是“家国之外”的海外华人华侨个体记忆的主要内容。在跨时空切换的异国，华人华侨对过往所熟悉的语言、历史、文化等方面的记忆不再是单纯的复制。伴随不同代际的移民有意识地筛选与讲述，记忆不断跨越个体的生命长度。长期以往，经由无数个体累积的集体经验逐渐被嵌套在某个固定维度。记忆也由此获得一种高度凝练的集体意义。于是，超越个体差异的集体性表述得以生成。通过集体有意识的重复阐释与讲述，记忆指向性地作用于不同代际的个体，完成一代又一代的继替，形成群体共同的历史，创造群体归属感。

从学理层面来看，客观的族群符号、反身的文化认同和指向性的集体记忆作为逻辑主线，将有聚有散的海外华人华侨串联起来。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海外延伸，他们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起与不同群体有层次、有重点、可利用的互动和情感网络，构建出多样化的共同体形态。

四 实践逻辑：华人华侨何以对接人类命运共同体

近年来，共同体不再停留在学术语境对昔日自然而然、亲密、和睦、单纯小圈子生活的唏嘘与追思，(20)[英]齐格蒙特·鲍曼：《共同体》，欧阳景根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5—6页。而成为了现代社会对未来的价值追求与实践愿景。从共同体特性来看，华人华侨长期保持的松散聚合关系，愈发呈现出族群共同体、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生命共同体的多元范式切换，不仅实现了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衍化、延伸与超越，还恰好对应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思维，有助于促进全球价值的共通共融。

(一)象征性范畴：族群共同体

陈志明认为，华人华侨虽然生活在不同地域，受不同政治制度与文化因素的影响，但群体本身仍有相当的同质性与独特性。他认为，中国文化符号及其象征通过延续、变迁和转型，使海外华人华侨在民族学意义上构成“华人文化圈”(Chinese ethnological field)。(21)陈志明：《迁徙、家乡与认同——文化比较视野下的海外华人研究》，段颖、巫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11—13页。杜维明所界定的“文化中国”与陈志明所提出的“文化圈”在一定意义上有相通之处，但他的“圈层观”已远远超过了华人华侨本身。在杜维明看来，“文化中国”有三个圈层，第一层由中国大陆、港澳台和东南亚等国家或地区构成；第二层为遍布于全球的离散族裔所构成的华人社会；第三层为国际视野中从事中文或中国研究的个体。(22)杜维明：《杜维明文集(第五卷)》，武汉：武汉出版社，2002年，第391—411页。在第三层中，杜维明将与中国相关的学者、知识分子甚至喜爱中国文化的受众广泛囊括进来，极大地模糊了族群与文化的边界。但不论是“华人文化圈”还是“文化中国”的说法都显示中华文化在全球维度存在巨大吸引力，能够形成以“中华文化”为圆心，层层相连、向外拓延的“文化圈层”。从象征性范畴来看，这种文化圈的本质就是以文化为牵引，将喜欢、认同中华文化的不同族群广泛联系、凝聚在一起。

在全球化和现代性的背景下，共同体的基本结构总是相对松散的。华人华侨的政治身份虽然有所不同，但通过跨地域、跨族群、跨文化建构有效的“中华文化网”，不仅能够最低限度实现“海外华族”的凝聚，也能突破群体边界，极大地促进友华人士的聚合。

总之，从象征性范畴来看，海外华人华侨并非把我群文化建设停留在纯粹而浪漫的传统依恋，还通过广泛吸收对中华文化感兴趣的多元群体，增强群际关系的黏合度与聚合力。从这一维度而言，华人华侨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在海外的衍化与延续，通过跨地域的文化展演与文化表述，促进中国走向世界的同时，也推动世界感知中国。

(二)功能性范畴：利益共同体

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看来，人类所努力争取的一切，往往都与他们的利益直接相关。(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82页。在当今世界范围内不同主体的合作关系中，如若一方秉持过于狭隘的义利观和零和博弈思维，结局势必是矛盾与冲突的交织。只有秉承互惠互利的合作观，从共同利益视角出发，相互协作、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合作关系才能够长久。

中国人移居海外的时间与原因虽然各有不同，但是，近代以来持续和大规模人口外流往往都与经济交流和发展的需求紧密关联。庄国土曾深度剖析早期海外华人华侨主导的东亚经贸圈，指出华商与中国构建出致密的经贸网络，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东南亚华人华侨与中国仍在一个文化圈的范围内，交流与交易的成本较低；二是中国经济发展及华人华侨参与构建世界贸易网络的需求使然。(24)庄国土、刘文正：《东亚华人社会的形成和发展——华商网络、移民与一体化趋势》，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页。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深度融入全球化，与各国经贸合作的范围进一步扩大，甚至与西方国家在金融资本、技术创新等领域形成激烈的竞争关系。华人华侨与中国的合作规模再度变大，合作领域也随之变宽。尽管双边合作共赢关系的达成受政治、经济、军事等多重因素的叠加影响，但是，只要符合各自的核心利益诉求，能够达成集体利益共识，往往就可以建立稳定的合作关系。近年来，华人华侨与中国持续深化互动与合作引发了全世界的关注。尤其自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不少华人华侨充分发挥自身熟悉所在国家语言、文化、政策、法律的比较优势，积极寻求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利益结合点，深度参与中资合作项目，不仅为所在国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还深化了中外的互联互通，实现了与中国的互惠共赢，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还影响着整个亚太地区乃至全球经济格局的构建。

因此，从功能性范畴看，华人华侨的凝聚已然实现了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范式超越。他们除了与中华民族共同体保持文化共通的属性之外，还通过探索合作途径，拓宽合作领域，提高合作水平，谋求利益共识，形成互利互惠的利益共同体，促进全球多边合作实现互惠共赢。

(三)伦理性范畴：责任共同体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西方发达国家长期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逐渐暴露出弊端与不足。一些治理难题的不断涌现使西方治理模式与治理能力遭遇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在充满不确定性的情况下，为了充分维护自身利益，西方发达国家霸权主义、贸易保护主义、反建制主义、民粹主义等思潮开始抬头，引发逆全球化趋势。百年未有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下，我们留意到，海外华人华侨在与祖(籍)国、所在国家保持密切联系的同时，还存在多国的生活实践。(25)潮龙起：《移民史研究中的跨国主义理论》，《史学理论研究》2007年第3期，第52—63页，第160页。跨国主义视角下的华人华侨深度关注国际社会面临的紧迫、严峻的新问题，充分展现了参与全球治理的责任担当。

例如，2020年新冠疫情在中国武汉爆发初期，海外华人华侨第一时间组织捐物、捐款，不断征集口罩、防护服、护目镜等抗疫物资支援国内重点疫区的抗疫实践。后来，疫情在全球范围迅速蔓延成为“大流行病”(pandemic)，华人华侨又积极投身所在国家的抗疫一线，为社会公益事业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以实际行动为全球疫情防控付出“双线程”或“多线程”的努力与贡献。(26)曾少聪、陈慧萍：《海外华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举措及贡献》，《世界民族》2020年第6期，第77—85页。后来，西方社会故意炒作“中国病毒”“武汉病毒”等谬论，将全球疫情问题归咎于中国和华人，还结合其舆论场长期散布的“中国威胁论”，刻意扭曲放大西方社会民众的恐惧心理。在极具种族主义色彩的舆论攻击下，全球多国出现对海外华人华侨乃至亚裔的社会歧视，甚至出现了种族暴力等犯罪行为，直接或间接影响到华人华侨在海外社会的正常生活。随后，除了主动参与抗击全球疫情，华人华侨还积极参与应对欧美国家的种族歧视与排外行为。在美华人华侨还通过“街站”、游行示威等活动大力支持非裔维护生命尊严并保护群体权益，打破沉默“哑裔”的刻板印象，挺身反对西方白人至上的种族优越论。

从伦理性范畴看，华人华侨不仅主动参与、协同、衔接中外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等多方面的交流，还以全球治理主体的角色出场，致力于破解全球冲突与合作的难题，形塑出群体的责任共同体取向。通过跨种族、跨国界、跨文化的民心相通与情感共融，华人华侨奏响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前奏”，对接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旋律。

(四)价值性范畴：生命共同体

除了全球政治经济局势的演变与挑战之外，资源、气候、环境等方面的变化也给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带来严峻挑战。自然灾难来临时，不区分个体的年龄、性别、族群、国籍等身份，直接作用于全部生命。因此，不论个体栖居何处，在群体的聚散之间构成何种形态的共同体，其前提和基础都是人类的共生与生命的存续。

近百年来，世界格局的调整与全球极端天气的频发推动包括海外华人华侨在内的全人类开始思考“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中国提出的国际环境治理方案不仅得到了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支持，也受到广大海外民众的关注。不少人对中国所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表示认可，也渐渐意识到，构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和谐共处关系的“生命共同体”已经成为人类文明不可阻挡的趋势。(27)周琦：《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的时代价值》，《人民论坛》2022年第2期，第61—63页。事实证明，于中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西方国家现代化的进程不可复制。中国作为后发展国家的“探路者”，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总体布局中，强调并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系统保护的举措得到了他们的支持与呼应。

习近平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领导人峰会发表主旨讲话后，不少华人华侨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他们深度赞同人类应敬畏、尊重、顺应、保护自然，各国应携手以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为引领，以转型绿色发展为驱动，以国际法为合作基础，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不少海外侨领也表示，愿意号召全球人民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促进实现双边互惠和多方共赢。(28)海外华人华人热议：共同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携手开启人类高质量发展新征程，中央广播电视网海峡飞虹(2021-10-03)[2022-03-01]http://big5.cri.cn/gate/big5/taiwan.cri.cn/2021-10-13/38b6ee8a-ddd8-da9a-210c-5417c7d81a4f.html.

面对生命的不确定性，华人华侨立足于生命价值，对接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强调人类命运与共，呈现出突破族群和国家边界、关怀全人类命运的系统性思维。从这一维度来看，华人华侨所联结的群体亦远远超越中华民族共同体，在价值性范畴呈现出对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命共同体形态。在未来持续而漫长的人类命运共享、共建、共生的构建之旅中，华人华侨及接纳中国方案的海外民众能够在跨国行动中秉承平等、互动、开放、合作、共享的生命共同体理念，促进全球价值的共通共融。

综上，海外华人华侨在全球范围内通过共同体范式的多元切换，不仅实现了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衍化、延伸与超越，还恰好对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思维。

结 语

华人华侨“应然”和“必然”参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潜在地遵循着“实然”维度三方面的逻辑：一、在经验逻辑上，华人华侨从聚到散，能够构成共同体并维系共同体的基本形态。二、在学理逻辑上，族群符号、文化认同和集体记忆使华人华侨保持了共同体般“形散神不散”的不朽凝聚力，也使其能够在全球范围内与不同群体建立起家园认同、民族认同、人类认同，进而在差序化认同中形成多元的重叠共识，构建出多样化的共同体形态。(29)纳日碧力戈：《灵魂激情与万象共生:差序认同中的重叠共识》，《中国音乐》2018年第1期，第42—45页，第86页。三、在实践逻辑上，华人华侨凝聚而成的共同体并非处于静态，而是在不断的发展和变迁之中，通过人类命运的价值延展，促成群体跨地域、跨文明、跨文化的认同共生。

尽管生活在海外的华人华侨并非铁板一块，有着明显的差异，但站在中华民族海外延续和人类命运与共的双重维度，华人与华侨显示出深刻的关联性与共通性。于华人，是以认同为桥梁，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价值引领，促进中西文化与价值的互鉴与交融；于华侨，是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不断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争取国际友好环境。整体而言，生活在跨时空、跨族群、跨文化、跨地域视角下的海外华人华侨与全人类命运始终深度融合、相连相通。他们作为沟通中国与世界的桥梁，推动全球的交流互动，促进全人类“认同体、共有体、共同体”(30)纳日碧力戈、特日乐：《构筑中华文化共同体》，《广西民族研究》2019年第1期，第8—15页。的构建。

不过，我们也应当认识到，鼓励广大海外华人华侨参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并非意在强化对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而削弱其他身份认同，而是期望他们能够通过平衡多元认同的关系，在国际舞台中发挥作用与力量，促进中外交流与理解，(31)丁和根：《海外华语传播与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建构——兼论华文媒体的特殊作用与发展进路》，《新闻界》2017年第9期，第73—80页。推动全球与地方的互通互动，促进全球价值的共通共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