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侃，吴华军，黎雪源

伟大建党精神在中国工人运动中的代表性呈现——论安源精神在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中的历史地位

文 侃1，吴华军1，黎雪源2

（1. 萍乡学院 商学院；2. 中共萍乡市委党校，江西 萍乡 337000）

20世纪20年代，在毛泽东、李立三、刘少奇等领导的安源工人运动中生成的安源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工人运动中构建的革命精神，是伟大建党精神在中国工人运动中的最初呈现、模范呈现、独特呈现以及早期传承过程中的一个枢纽呈现，堪称伟大建党精神在中国工人运动中的代表性呈现，理应成为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在中国工人运动革命领域中的“精神代表”。

伟大建党精神；安源精神；中国工人运动；呈现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重要讲话中，首次提出了“伟大建党精神”的重大概念，深刻指出“一百年前，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在长期奋斗中构建起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锤炼出鲜明的政治品格”[1]。在2021年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曾将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征程中形成的系列精神概括为“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红岩精神、抗美援朝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特区精神、抗洪精神、抗震救灾精神、抗疫精神等伟大精神”[2]。

20世纪20年代，在毛泽东、李立三、刘少奇等领导的安源工人运动中生成的安源精神，本质上即属于中国共产党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构建的一种中国共产党的伟大精神，应当包含在上述系列精神概括中的“等伟大精神”之内。中共江西省委在庆祝建党百年专题新闻发布会上，就明确地将安源精神纳入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之中。那么，中国共产党在安源工人运动中是如何通过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构建起安源精神的？安源精神在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演进中又占据什么样的历史地位？本文试就此作一历史考察和学理探讨。

一、安源精神是伟大建党精神在中国工人运动中的最初呈现

安源精神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百年奋斗历程中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构建的最早的中国共产党精神成果之一。

安源精神生成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人运动，工人运动是中共成立后最早开展的革命实践。中共一大将组建产业工会、开展工人运动确立为自己的基本任务，中共的许多领袖也是从领导工人运动起家的。安源工人运动，就是由刚刚诞生的年轻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发动的。中共一大结束后，毛泽东回到湖南即按照一大决议，“大力推动工会的工作”[3]。在经过1921年秋的初步考察后，毛泽东认定“安源工人众多，受到种种残酷剥削，生活特别痛苦，是工人运动可能很快开展的地方”[4]907。随着毛泽东、李立三、刘少奇等中国共产党人的进入，安源便迎来了近十年持续不断的工人运动。而在整个运动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早期制定的纲领、党章、路线也基本上得到了贯彻和落实。这即是说，安源工人运动是中共建党宗旨和使命付诸中国工人运动革命实践的最早的一个革命场域。尤值一提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的毛泽东，正是安源工人运动的直接开创者和核心领导者。可以说，安源精神就是由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播下的伟大建党精神这颗火种直接点燃的，是中国共产党人最早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构建的精神产物。

站在中共领导的整个中国革命的历史视野来考察，笔者认为，中共成立后于20世纪20年代领导的工人运动，是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后闪亮登场、初试锋芒的一次“革命热身”，是中共领导中国革命的“开山之作”，它正式拉开了中共领导的中国革命的帷幕，开始了伟大建党精神在中国革命中的最早弘扬实践，第一次让世人领略和见证了中国共产党人崭新的精神风采。

安源精神的精神内涵长期以来一直被概括表述为“义无反顾，团结奋斗，勇于开拓，敢为人先”。这四个方面的安源精神内涵，不仅准确和全面地反映了安源工人运动的特质和全貌，展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也具体和生动地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安源工人运动中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而表现出来的优秀精神品质。

“义无反顾”展现的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安源工人运动中坚韧不拔、坚定不移的坚定信念和顽强意志。安源工人运动的一大特质就是极富坚韧性，自1921年秋毛泽东来安源发动工人运动开始，整个运动坚持了近十年之久，即使在“二七”惨案后也能巍然独存、在“九月惨案”后仍不溃散。造就安源工人运动这种坚韧性特质的，主要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安源工人阶级中植入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这个新“义”，为安源精神的生成提供了思想基础和理论指导，不仅唤醒了安源工人的阶级觉悟，使他们从黑暗和沉睡中找到了谋求自身解放的先进理论武器；而且也为安源工人运动指明了奋斗的方向和目标，提供了新的价值和意义支撑。整个安源工人运动也因此涌现了众多在威胁利诱面前大义凛然、不屈不挠，在生死考验面前奋不顾身、视死如归的英雄。这种义无反顾的革命精神，正是伟大建党精神中的“坚持真理、坚守理想”的具体呈现。

“团结奋斗”是中国工人阶级的高度组织性与纪律性的精神写照，也承载了伟大建党精神所要求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政治品质。中国共产党人在安源工人运动中极为重视团结工人群众开展斗争，极为重视培养一种当时称之为“秩序、齐心、勇敢”的“神圣精神”[4]45。安源工人的“团结力亦十分充足”[4]116。中国共产党人在安源工人运动中培养的这种充足的“团结力”，是安源工人运动取得辉煌业绩的重要原因。1922年安源工人大罢工之所以能取得当时全国“绝无仅有”的胜利，靠的就是这种精神。李立三当时就指出“我们这一次罢工的胜利，全在各位的齐心，希望各位将此种精神永远保持着”[4]128。1923年“二七”惨案后安源工会之所以能够在全国“巍然独存”，靠的也是这种精神。刘少奇在1925年总结当时为何唯独安源工会二七失败后“偏偏能打破一切障碍发展自如”的原因时，就认为除了俱乐部工会能够“看清环境取决阶级争斗的手段”外，还在于“安源工人能够齐心、奋斗”[4]447。

“勇于开拓”是对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安源工人运动为谋求整个阶级的解放而表现出来的胸怀全局、开拓进取的革命精神的高度概括。安源工人运动不仅坚韧、坚固；而且极富历史张力，具有开拓性。这种开拓性主要表现为运动能够主动走出安源，积极向外拓展，并较早地由单纯的工人运动转型为与农民运动、军事斗争相结合的革命运动。大罢工胜利后刘少奇就勉励工人说：“我们今后不仅应为我们自己的团体，为我们万余苦朋友努力奋斗，我们更应为我们全国乃至全世界的苦朋友努力奋斗! 我们一面要去唤醒后营的伙伴，一面自己打叠精神收拾器械预备开赴前敌。”[4]138“二七”惨案后，安源工会就“不独强固自己的工会，竭力向前发展；并于援助同阶级的伙伴，和谋全国工人的团结上，尽了很多的力”[4]446。可以说，安源精神的“勇于开拓”，就是伟大建党精神包含的中国共产党人“践行初心、担当使命”的为民情怀和博大胸襟的外在呈现。

“敢为人先”展现的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安源工人运动中敢于创新、勇当先锋的革命首创精神。这种革命首创精神，集中体现在安源工人运动在中共党史和中国工运史上创造出了诸多公认的“历史之最”，诸如建立了中共最早也是最大的产业工人党支部、中共早期人数最多的工会；创办了中共最早的党校、最早的儿童团、最早的工人武装、最早的工人消费合作社；发行了中共历史上最早的红色货币和红色股票；最早领导工人运动走向工农武装斗争的革命轨道；最早尝试领导中国工人阶级自己管理企业；最早领导开展工会经营企业的探索；等等。“敢为人先”的革命首创无疑是伟大建党精神所要求的“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精神外显，同时也最鲜明地呈现了伟大建党精神的创新性特质。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开天辟地创建中国共产党过程中形成的革命精神，伟大建党精神本身就是一种精神的创新，是中国共产党创造的一种崭新的革命精神。

二、安源精神是伟大建党精神在中国工人运动中的模范呈现

中国共产党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构建的安源精神，不仅是伟大建党精神的最初呈现，也是伟大建党精神在中国工人运动中的模范呈现，是中共早期工人运动一面光辉的精神旗帜，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工人运动的发展。

安源精神在中国工人运动中对伟大建党精神的模范呈现，集中体现在这一精神缔造了一个激励和支撑全国工人运动、享誉中外的中国工会品牌——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以下简称安源工会）。1930年共产国际曾赞扬这是一个“模范工会”[5]。习近平总书记评价说：“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和汉冶萍总工会是当时全国最大的产业工会组织，成为激励全国工人运动的一面旗帜。”[6]安源工会当时“组织之完善，实力之充实，诚为国内劳动团体所仅见”[4]75。在“二七”惨案之前，安源工会就被誉为全国“劳动界的一根柱石”[4]74，“照耀黑暗社会”的一颗“明星”[4]76。而在“二七”惨案发生后，全国各地工会遭到摧残之际，“在此消沉期中，特别出奇的要算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真为‘硕果仅存’”，“安源煤矿，那时即好似工人的‘世外桃源’，工会仍旧巍然独存”[7]109。巍然独存的安源工会，无疑就是当时陷入低潮和沉寂的全国工人运动一种巨大的精神支撑，极大地鼓舞着各地工人阶级的斗志和信心。

安源工会还成就了安源“中国工人运动的摇篮”的历史地位。1925年10月中共湖南区委就认为安源在“五卅”运动前充当了中国工人运动的“领袖地位”[4]542。当时的一份国民党报纸更是将安源称之为中共的“小莫斯科”[4]369。安源这一“工运摇篮”历史地位的成就，主要归功于中国共产党弘扬伟大建党精神，领导安源工会践行安源精神，为当时全国工人运动做出了许多开创性、开拓性的贡献。

安源工会的开创性贡献，主要表现是为当时全国工人运动提供了诸多原创性经验。前述安源工人运动诸多革命首创，使安源占据了当时工人运动的领先地位，进而成为全国工人运动人才、经验的主要供给输出地。当时无论南北，在全国各地的工人罢工斗争中，均能见到安源工会援助的身影。在经验的供给方面，当时便经常有外地的中共领导人和工会组织来安源考察调研、巡视指导以及学习总结，安源一度成为当时全国除广州之外的另一个工人领袖们交流斗争经验、开展大型集会的中心，也是当时中共中央派驻中央委员的两个工运重点区域之一（另一个是唐山）。后来安源工人运动经验还通过李立三、刘少奇等领导人传播和推广到全国各地。李立三曾回忆说：“安源工人运动的一些主要经验是非常重要的。后来一九二四年，我们到上海做工人运动的时候，也就是运用了这些经验。”[4]63

安源工会的开拓性贡献，则主要表现为向外推动了全国工会的联合。如在“二七”惨案之前带头促成了湖南、湖北两地的工团联合会以及汉冶萍总工会和全国铁路总工会筹备委员会，出色完成了粤湘赣三省工团的产业联合和地区联合。二七事件后，“巍然独存”的安源工会在推动全国工会联合方面更是被各地寄予厚望，并作出了大量的开拓性工作。除帮助路矿周围的萍乡、醴陵、湘潭组建工会组织外，还先后主持恢复了“二七”惨案后一度被封闭的全国铁路总工会和汉冶萍总工会（汉冶萍总工会机关还曾一度改驻安源），并最终促成了中华全国总工会于1925年在广州宣告成立。

可以说，中国共产党最初构建的革命精神中，感召力、影响力最大的可能是安源工人运动生成的安源精神。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刘少奇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安源工人大罢工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领导并取得完全胜利的工人斗争”，它在当时“提高了党组织在工人群众中的威信”[6]。事实上，安源精神在当时就引起了人们的高度关注，获得了广泛的好评和赞许。如1922年9月安源工人大罢工显示的安源工人万众一心的团结威力，就令人刮目相看，“斯时国人闻之，均以为民气发扬，引为美谈”[4]1364。当时路矿当局和社会各界人士也都无不为之惊奇。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纪念安源工人大罢工一周年时，称赞安源工人“诸君奋斗的精神，已增了中国劳动运动历史的光芒不少”[4]70。1924年10月林育南视察安源后在给团中央的汇报信中曾写道：安源现有团员“二百人，气势正是蓬勃，同学精神极好，均为极可造就之才”[4]276。而在秋收起义过程中，安源工人阶级身上表现出的安源精神，还得到了当时湖南党组织和中共中央的高度评价。时任湖南省委书记彭公达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就特别指出：“在秋收暴动经过中，湖南的无产阶级、安源工人、铁路工人等的奋斗精神特别表现得十分坚固和勇敢，确是革命的先锋队。”[4]636对此“秋暴的事实”，中共中央的回复予以认可：“秋暴的事实已告诉我们，攻打萍乡醴陵浏阳血战几百里的领导者和先锋，就是素有训练的安源工人。可以说，秋暴颇有声色，还是安源工人的作用”[4]657。

三、安源精神是伟大建党精神在中国工人运动中的独特呈现

安源工人运动不仅是一个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典范，也是一个政治革命与工业文明相融合的样本，还是一个政党与资本、技术、产业彼此纠缠杯葛又相互交织互动的典型场域。这场运动造就了安源精神的一种特质——融政治革命与工业文明一体，是一种中国共产党领导工人阶级谋求阶级解放与人民幸福、追求国家富强和民族复兴的革命精神。中国共产党人在安源工人运动这个特殊革命场域中，成功践行着伟大建党精神所蕴藏的中国共产党建党的初心和使命——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

中共在安源工人运动中建立的安源工会，在创建之初就确定了它的宗旨是“保护工人的利益，减除工人的压迫和痛苦”，此后该工会又将“提倡工人自治，促进实业进步”[4]136确立为另一项宗旨和主要任务。从实际效果来看，安源工人运动也将中共建党的这一初心和使命成功付诸实践。例如，在为人民谋幸福方面，运动就使“从前是牛马”的安源工人，第一次感受到了自己经济地位与人格尊严的改善，“工人的工作、生活的大改善，地位大为提高，人皆称工人为‘万岁’”[4]769。在为民族谋复兴方面，安源精神还饱含着中国共产党人对国家工业化的追求，凝结了安源工人阶级对中国近代工业文明的贡献。这集中体现在整个运动对现代产业和工业文明的维护和开拓方面。

这里需要澄清的一点是，安源精神不能定性为一种工人阶级的“罢工精神”。虽然罢工斗争尤其是1922年9月的安源工人大罢工的胜利，对于安源精神的形成和展现起了一定作用；但是，罢工斗争不是生成安源精神的主要实践，更不是安源工人运动的全部内容。刘少奇当时就要求安源工人认识到，罢工只是一种“利用群众的利害心理划清资本家与工人之界限使工人阶级自觉的团结起来”的手段，而“并不是我们工人的目的”。他还曾专门批评指出：“遇事就罢工”是一种“幼稚病的表现”[4]91。“吃饭不做工是我们社会主义最反对的”[4]100。

事实上，有赖于毛泽东、李立三、刘少奇等人坚持从实际出发、“看清环境取决阶级争斗的手段”的务实、灵活的领导和策略，安源工人运动当时并没有实行脱离国情的打倒资本主义、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激进劳资政策，整个运动在与资本家的斗争方面，更多表现出的是在始终恪守保护工人阶级的利益的前提下，与资方有一定程度的斗争，更多表现出的是对萍矿产业和汉冶萍实业的尊重和维护。即使是影响最大的1922年大罢工，当时组织得也极为文明，“秩序极好……未伤一人，未败一事”[4]129，罢工也没有损坏安源路矿产业。而在大罢工胜利后，尽管安源工会已经成长为安源地区力量格局中的重要一极，但为维护产业发展，该工会也没有动辄以罢工相威胁，而是尽其可能地与包括矿局资方在内的地方各种势力进行谈判和合作。有研究表明，在1922年到1924年上半年期间，也就是安源工人运动的鼎盛时期，萍矿的生产稳步提高，产量一直维持在较高的水平上[8]。而至后来因借款无着、办理不善等原因，汉冶萍公司面临停工破产和主权旁落的经营危机时，刘少奇还专门公开发表文章，为企业当局出谋划策，要求工人顾全大局，与企业共渡难关，“尽责救护”汉冶萍公司这个“关系国民生死、国家兴亡之中国最大基础实业”[4]288。这无不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维持现代产业的诚意。

中国共产党人在安源工人运动中领导工人阶级开拓和建设工业文明的贡献，则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是组织“工人自治”参与企业管理，开展了工人阶级管理工厂的最早尝试。无论是出于维护工人的利益，还是出于维护产业的发展，当时安源工人运动的领导者们都非常重视引导和组织工人参与企业管理。在工人教育活动中，就有意识地灌输了许多工人应当管理产业的道理。在实际斗争实践中则是安源工会大力推行“工人自治”，专门制定和实施了严格的工人自治条规，还先后创设组建各种工人自治机构。如1922年的劳动介绍所、1923年的裁判委员会，以及1924年的出产整理委员会等。对于这场“工人自治”运动，当时有评论说：“安源四个月来，现状颇好，工人颇能在工会指挥之下，练习自治生活，地方军警均失去作用”[4]224。由此甚至使“工人对俱乐部之信仰既如此之坚，萍矿之命脉，已操之俱乐部之手”[4]866。李维汉后来回忆说：“俱乐部通过了工人自治条规，建立了安源矿区从未有过的社会秩序”[4]912。

1925年“九月惨案”安源工会被查封后，萍矿工人完全失业，“然工友之革命精神仍未稍杀”，1926年趁北伐军入萍，俱乐部恢复改名成立了萍矿总工会，“从此萍矿工友重新团结在整个组织之下，将按着以往的经验与教训，加倍努力，向前奋斗了”[4]598。这次奋斗的一项重大事件便是于1926年9月至1927年7月近一年时间内，萍矿总工会与当时萍矿下级职员组织的“萍矿同仁协会”等其他团体合力管理萍矿，成功组织了一场维持萍矿生产的“开工运动”。这件事被一些学者称为“中国工人阶级管理企业的最初尝试”。[9]286这场工人自己直接管理企业的运动，虽然遭遇到诸多困难，但仍然取得了较大成功。不仅工人的生活有所改善，而且煤产量也大幅提高，这对于当时“团结工人进行革命斗争，缓解武汉国民政府面临的煤荒和财政困难，支援革命战争都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9]286。

其二是创办经营了中共第一家“红色店铺”——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开展了中共领导工会经营企业的最早探索。虽然属于第一次，但仅仅从企业经营的角度看，这家“红色店铺”也应当说获得了成功，取得了良好的经营效益。它从一百元起家，在短短不到三年的时间内迅速成长壮大，到1925年被军方封闭洗劫时，合作社的资产已达“股本四万余，每年营业额达四五十万元”[4]1205。期间合作社的经营规模和范围也不断扩充，不仅销售生活消费品，而且大胆尝试涉足金融领域，发行了自己的货币和股票，俨然成为一个集消费合作社、粮食合作社、信用合作社多种业务的综合性的股份制经济体。对此李维汉当时曾评价道：“虽则没有经验，经过许多困难，但终究没有失败，且得着相当的胜利”，并认为“这是安源工人建设能力的表现”，这样的建设能力，不仅全国其他“各地工人未曾表现过”，也是一种“使资本家害怕，由害怕而妒忌而想方设法要来摧残的”的建设能力[4]876-877。邓中夏也将这家“红色店铺”视作是安源工人运动时期最大的成绩之一，“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当时确有很多的成绩，最大的为消费合作社、工人教育等”[7]109。

四、安源精神是伟大建党精神早期弘扬传承过程的枢纽呈现

直接承接伟大建党精神的安源精神，还是贯通伟大建党精神与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精神的一个枢纽，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演进的一个重要环节。安源精神就像萍乡煤矿的“煤炭”一样，由伟大建党精神挖掘和点燃出来，然后发光发热，给后来形成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诸如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等提供了能量。

笔者认为，安源工人运动最大的历史贡献，莫过于为中共及其领导的中国革命锻炼、培养、保护和储备了一大批干部，成功教育和训练了后来成为湘鄂赣革命主力军的万余产业工人。当时共产国际称安源工会为“模范工会”，就是因为她“为现在湘赣地区的工会和布尔什维克党培养了大批干部”[5]。安源不仅诞生了中共最早的党校，而且本身就可以算是一所大学校。王光美回忆刘少奇在安源的工作时曾说：“在这里，他倾注了大量的精力和深刻的感情，更主要的是他从这里学到了极为可贵的知识，总结出很多的经验。这些知识和经验，对于党和少奇同志以后的革命斗争，有很大的影响和意义”[10]。后来成为解放军海军首任司令员的萧劲光也谈到从苏联归国后参加安源工作对自己革命成长的影响：“在斗争中，（安源）工人阶级团结一致的高度组织性和坚定不移的革命彻底性，无时不在教育着我们这些初次参加革命实践的青年人。”[4]919这些在安源工人运动中成长成熟的中共领袖和干部，不仅是安源精神的缔造者、践行者，也是安源精神的弘扬者、传播者。随着他们奔赴全国各地的革命战场，伟大建党精神的种子也就播撒到了中国革命的土壤中。

进一步考察上述中共干部以及受到安源精神洗礼和哺育的安源工人后来的历史走向，可以更清晰地展示安源精神在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早期演进中的枢纽地位。如前所述，安源工人运动极具历史的张力，较早开始了中共早期工人运动的历史转型。

一个是向与农民运动相结合的转型。主要是与湖南、江西等赣湘边界地区的农民运动相结合。比如湖南的农民运动就是这期间由安源工人最早搞起来的。1928年国民党一份报告谈到“1926—1927年湖南全省各县农协的主要分子，几乎无处不是安源的工人”[4]1369。湖南最早的农民革命团体（岳北农工会，1923）和农村党支部（韶山八迭乡，1924）都是安源出去的干部领导建立的。江西的农民运动也是在安源最早兴起的，1925年4月周怀德等就在安源附近的农村，组建了江西最早的农民团体之一的安源园艺工会。

一个是向武装斗争的转型。“中国共产党武装工农最早的实践，发轫于安源。”[11]当时安源工会组建的安源工人纠察队，是中共领导的第一支由产业工人组成的军事武装力量。运动期间，还有不少安源工人直接参加了北伐战争，“从1925年底到1926年上半年，安源党组织先后派了2000多名工人去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其中许多人后来参加了北伐军”[12]。大革命失败后，安源工人又积极投身中共领导的赣湘边界的秋收暴动。由于中共在安源经营多年打下了良好的革命基础，安源成为了秋收起义的策源地和主要爆发地。在秋收起义过程中，安源工人更是成为了起义部队的骨干力量。1928年那份国民党报告就提到“去年秋收暴动，今年的醴陵大暴动，都有安源的工人从中指挥”[4]1369。

安源精神随着安源工人运动历史转型展开的上述历史流向，可以说为伟大建党精神传承贯通到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准备好了红军的种子，准备好了红军的领导者即共产党，又准备好了参加过一次革命的群众”。

就“准备好了红军的种子”来说，“据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9月至1930年10月，参加红军的安源工人共达5400余人次”[13]。这些来自安源工人的红军战士，毛泽东曾称赞道：“有办法，能挖煤，能打敌人，又是好工兵”[4]1101。这些战士大多是安源工人运动中的第二代，其中不少人后来成为新中国我军的高级将领，如：杨得志、吴运铎、王耀南、吴烈、吴化之、韩伟等。就共产党干部的准备来说，当时安源的党员团员队伍发展就曾走在全国前列，数量在当时全国党团员总数中长期占有较大比重。如到1924年12月时，安源就有200名党员，占全国党员总数比20%强[14]。同时作为能公开合法存在的中共领导下的工会组织，安源工会还是当时中共干部的重要集散地与中转站，是中共保存实力的堡垒，保护了一大批“二七”惨案后遭到敌人追捕的重要干部，同时还吸纳了诸如萧劲光、伍岳、林育英、胡士廉等不下30人的干部来安源工作。再就“准备好了参加过一次革命的群众”来说，作为中国革命枢纽地带的湘赣边，如前所述，正是当时安源工人运动曾大力拓展的区域，也是安源精神的主要流布区域。这无疑为伟大建党精神通过安源精神传承贯通到早期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打下了良好的群众基础。

五、结语

中国工人运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在这一领域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所形成的中国工人运动革命精神，如安源精神、“二七”精神等，理应在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中占有一席之地，不应也不能被其他领域的革命精神所吸纳和涵盖。然而遗憾的是，在当前关于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叙事框架中，却鲜见代表中国工人运动革命精神的标志性精神。而长期以来，安源精神也一直未引起足够的关注和重视，尤其是其历史地位未能得到全面、深入和充分的揭示和伸张，导致这一精神应有的价值和意义一直被遮蔽、被轻估，几乎只被看成一种纯粹意义上的“城市精神”——只在江西省萍乡市具有地域性的影响而得到尊重与传承。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作为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工人运动中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构建的安源精神，堪称是伟大建党精神在中国工人运动中的代表性呈现，理应充当这一领域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代表”。

[1] 习近平.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8．

[2] 习近平. 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19．

[3] 吴黎平. 毛泽东1936年同斯诺的谈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9: 143.

[4] 中共萍乡市委编. 安源路矿工人运动（上、下）[M]. 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

[5] 中共萍乡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编. 毛泽东在萍乡[M]. 1993：32.

[6] 习近平. 在纪念刘少奇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3.

[7] 邓中夏.. 中国职工运动简史[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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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刘善文. 安源路矿工人运动史[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286．

[10] 萍乡市中共党史学会. 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研究[M].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3:325.

[11] 刘源. 不忘初心卫中华了却军民天下事(上篇)[J]. 北京：党史博览，2017（7）：9–16.

[12] 李康平. 江西红色资源开发与教育研究——江西红色历史文化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25．

[13] 黄爱国. 安源路矿工人运动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贡献[M]∥安源路矿工人运动史研究文汇．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2：75．

[14] 郏颖丽. 中共第一个产业工人支部的创建与发展[J]. 江西社会科学，2015（4）：153–159．

The Representative Presentation of the Great Party-Founding Spirit in Chinese Workers’ Movement——On the Historical Position of Anyuan Spirit in the Spiritual Genealog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WEN Kan1, WU Hua-jun1, LI Xue-yuan2

（1. School of Business, Pingxiang University; 2. CPC Party School of Pingxiang, Pingxiang Jiangxi 337000, China）

Generated in Anyuan workers’ movement led by Mao Zedong, Li Lisan and Liu Shaoqi in the 1920s, Anyuan Spirit was the revolutionary spirit built by the Chinese Communists in the workers’ movement to carry forward the great Party-founding spirit, which initially, exemplarily and uniquely presents the great Party-founding spirit in the workers’ movement. Anyuan Spirit is a pivotal presentation in the early inheritance process, which can be called the representative presentation of the great Party-founding spirit in Chinese workers’ movement, and it should be the “representative spirit” of the spiritual genealog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Chinese workers’ movement revolution.

the great Party-founding spirit; Anyuan Spirit; Chinese workers’ movement; presentation

2021-10-31

文侃（1966—），男，江西萍乡人，教授，研究方向：中共党史。

D64

A

2095-9249（2022）01-0001-06

〔责任编校：王中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