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 烨

（中国人民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872）

国家“十四五”规划明确指出，现阶段城乡发展仍存在严峻问题，“农业基础还不稳固，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较大”［1］。“农业基础更加稳固，城乡区域发展协调性明显增强”［2］，是今后五年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可见，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这一问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乡关系的理论和实践课题。尽管西方城市化理论发展得较为充分，但鉴于中国与西方存在社会发展基础、发展进程、人口结构、文化内核等多方面的差异，故而理论无法照搬到中国。较于西方城市化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城乡关系思想把握了科学的发展规律和基本的价值立场，是把握当代中国城乡问题的重要理论基础。

一 历史唯物主义及其两大线索

在学术生涯的初期，马克思作为黑格尔的拥趸站在唯心主义和革命民主主义的立场，而后受费尔巴哈的影响批判黑格尔法哲学，转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之后在超越费尔巴哈的局限性过程中走向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先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哲学的贫困》中确立唯物史观的基本内核，而后深入政治经济学探究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恩格斯赞誉，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一生中最重要的发现之一。唯物史观体系庞大，但所有内容围绕两条线索，一条沿着物质生产活动探讨社会发展规律，另一条则以人的解放为逻辑主线关切人的发展。把握了这两条线索，也就掌握了唯物史观的丰富内涵。

唯物史观的第一条线索是基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揭示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在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那个年代，多数人的思想被禁锢在神学光环、人类理性光辉和朴素的唯物主义色彩之中，对人类社会尚未有清晰的认识。马克思批判当时主流的德意志思想界，尤其是颇负盛名的鲍威尔、费尔巴哈、施蒂纳和蒲鲁东。他认为，这些人虽批判旧事物，但他们的反抗只停留在哲学的层面，而未真正反对现实世界。马克思批判鲍威尔割裂实体和自我意识，将自我意识上升到世界的本原，脱离了现实的人，从而走向主观唯心主义。费尔巴哈虽以自然和人颠覆神，奠定了唯物主义的基调，但又执迷于“最高的直观和观念上人类的平等化”，以非历史、非实践的分析视野看待人类社会，故而在历史观上倒退回唯心主义。施蒂纳虽揭露了费尔巴哈人本学的弊端，但犯了与费尔巴哈相同的错误。施蒂纳所高举的具有无限创造力的“唯一者”，不过是脱离一切客观制约性、孤立于世界之外的抽象历史主体。他将“唯一者”视作万事万物的标准和判断尺度，把观念的斗争当作批判现实关系的方式，显然充满了唯心主义色彩。“圣桑乔如何通过对一切现实关系的批判，把这些关系宣布为‘圣物’，而把他同这些关系的斗争归结为他同他关于这些关系的神圣观念的斗争”［3］。这样看来，施蒂纳“唯一者”、黑格尔“绝对精神”、鲍威尔“自我意识”和费尔巴哈“人的本质”如出一辙。他们把思辨、抽象的观念颠倒为历史的动力，将历史描述为唯一者、绝对精神、自我意识和人的本质的历史。蒲鲁东是马克思批判的又一对象。马克思非常反对蒲鲁东从抽象的经济范畴理解经济事实，“真正的哲学家蒲鲁东把事物颠倒了，他认为现实关系只是一些原理和范畴的化身”［4］。他认为，原理和范畴不过是从现实的尘世关系中产生出来的，是现实关系的化身。故此，在肃清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的同时，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也彰明较著，即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现实生活是一切观念和意识形态的缘起。

而在社会存在中，最为基本的是物质生产。物质生产是历史的基本条件，是社会活动中最为基础的内容，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物质生产活动既面向自然又面向人与人的关系，因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成为人类社会最为基础的一对关系。为了更好地厘清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内在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引入了分工的概念。生产力决定分工的水平和性质。“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最明显地表现于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5］。生产力的发展促使自然分工转向社会分工,当然，分工的细化也会对机械发明提出新的需求，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与此同时，分工意味着生产资料的分配和所有制的出现。分工是就活动而言的，而所有制是从活动产品的角度来谈论的，二者实际上是同义词。“分工从最初起就包含着劳动条件——劳动工具和材料——的分配，因而也就包含着积累起来的资本在各个私有者之间的劈分，从而也包含着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分裂以及所有制本身的各种不同的形式”［6］。既然生产力决定分工，而分工又意味着所有制，那么生产力必然决定生产关系的性质和内容。而分工既成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的桥梁，自然也就为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奠定了基础。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反之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将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为了不致丧失已经取得的成果，为了不致失掉文明的果实，人们在他们的交往方式不再适合于既得的生产力时，就不得不改变他们继承下来的一切社会形式”［7］。在揭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之后，马克思深入社会结构，指出物质生产是一切实践活动的基础，生产关系是其他社会关系的基础，那么，作为生产关系总和的经济基础是一切上层政治建筑和思想意识形态的基础。“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8］。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过程中，人类社会发生社会形态的更替。

历史唯物主义的另一条线索是人的解放，可以说，人的解放作为重要的逻辑主题和价值旨趣贯穿在历史唯物主义之中。马克思恩格斯一生的理论探索和政治实践始终围绕着“改变世界”，变革现有的政治压迫和不平等的经济关系，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围绕人的解放这一主题，马克思恩格斯在唯物史观方面明确了三个关键性问题，即解放的对象、内容和路径。

马克思恩格斯不赞同施蒂纳和费尔巴哈把人视作抽象、先验的、虚幻的、离群索居的人，在阐发唯物史观过程中，他们最先确立的就是作为历史的前提——“现实的个人”。现实的人除了具有生物学特征，还是具有社会属性的人。人们在从事物质生产活动过程中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社会关系规定了人的本质。“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9］。他们所要解放的人不是自然意义上的人，而是生活在不平等社会关系之中的人。明确了什么样的人需要解放之后，他们进一步考察人的解放的具体内容。在他们看来，人的解放就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其中既有能力的提升，又有社会关系的丰富，还有个性上的自由发展。在人类历史初期，自然形成的工具只能为人类提供基本的生活资料，无法创造出丰富的物质财富。人与人之间形成了以自然血缘和统治服从关系作为基础的狭隘的地方性关系。受外部自然力量的支配和统治，人们对自然神秘力量保持敬畏，对自然发生的共同体产生强烈的依赖感。在这样的条件下，人的个性和自由受到压抑。直到人们可以运用自己的创造物从事生产活动时，人的主体性日益得到彰显。然而，现代工厂中机器的运用导致人的能力不断退化。“由于推广机器和分工，无产者的劳动已经失去了任何独立的性质，因而对工人也失去了任何吸引力。工人变成了机器的单纯的附属品，要求他做的只是极其简单的、极其单调和极容易学会的操作”［10］。虽然物质生产形成了普遍的关系，但这种关系是在经济物质中得到联结的，因而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屈从于物。人们看似实现了对自然的独立，但并非得到真正的独立，他们仍然受到外在力量的抽象统治。资本支配着人们的动作和意念，人们仍然处在个性被压抑的地步。“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11］。在未来的社会，物质生产真正成为自主活动，人们之间不存在社会关系的剥削，个性得到充分的自由，能力得到提高。在实现人的解放上，马克思恩格斯既强调尊重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关系这一客观基础，同时也强调阶级的自为性。由于统治阶级始终旨在维护现有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故而寄希望于矛盾的自行消灭，这是无稽之谈，消除私有制必须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在历史上，资产阶级也曾发动革命，推翻了“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12］，但是这场革命并未实现人的解放，“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13］。在他们看来，只有受压迫最深的无产阶级才能代表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只有无产阶级革命才能完成人的解放。

综上，唯物史观一方面客观揭示历史的本质和动力，另一方面以人的解放为价值旨趣彰显马克思主义强大的生命力和对人性的关怀。这两条线索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人的解放，要建立在丰富的物质基础之上。“‘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不是思想活动，‘解放’是由历史的关系，是由工业状况、商业状况、农业状况、交往状况促成的”［14］。若是忽视客观规律，片面高谈人的发展和人的主体性，势必又退回到唯心主义的立场。同时，承认客观规律并不意味着抹杀人有目的的活动。若只强调客观规律，无视人的价值，就会陷入机械唯物主义的漩涡，失去唯物史观的革命性和阶级性。

二 基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对城乡关系历史演变的考察

古往今来，关于城乡问题的探讨有很多。黑格尔从抽象的精神劳动出发以“乡村等同于自然性”和“城市等同于社会性”来说明城乡之间的差别。亚当·斯密从制度本身解读城乡关系。他对长男继承法、断分法、奴隶制度等封建制度分析后指出，政策文化和地理贸易是城乡分离和对立的重要原因。这些解释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然而，唯心主义的立场和孤立的角度导致他们无法揭示城乡分离的真正原因以及城乡关系的发展趋势。事实上，选择何种立场和何种分析方法关系到能否把握城乡关系的本质。而唯物史观的发现恰好为马克思恩格斯系统理解城乡关系提供了一把锁钥。

物质生产是马克思恩格斯分析城乡关系的切入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则为他们提供了历史视野，让他们认识到城乡关系演变的动态过程。人类社会早期，劳动生产率低下，人与人天然地结成共同体，共同使用生产资料、分配生活资料，因而，不足以形成城乡分离。尽管某些地区零星出现了城市的雏形，但并非是相对于乡村的城市，不过是具有防御和交换双重功能的场所，城市是古典社会的主要舞台。“她征服或创立的是城市，她讨伐的是城市，和她订立同盟的是城市，她送移民去的地方也是城市。罗马征服世界的历史就是征服和创建大量城市的历史”［15］。这个阶段的城市是以土地所有制和农业为基础，而我们今日所论及的乡村“在古代意大利是一个几乎不存在的事”［16］。生产力的发展推动人口的增长和大量剩余产品的出现，农业人口中的部分转化为手工业者，手工业日益从农业之中脱离出来。私有制的出现破坏了共同体存在的前提，大量公社瓦解为小农的乡村。“在公社内部，原始的自发的分工被交换排挤得越多，公社成员之间的财产状况就越不平等，旧的土地公有制就被埋葬得越深，公社就越迅速地瓦解为小农的乡村”［17］。城乡无差别的统一在社会分工中中止，人类步入城乡分离的历史。进入中世纪，日渐成熟的农业和手工业分工催生出城乡两大对立的所有制，城市形成了同业公会所有制，乡村则保留了土地所有制，农业在当时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决定了社会以乡村为中心。“居社会优势的成分、社会的管理突然从城市转到乡间。这些便是封建社会胜利的最初的和纯粹是物质方面影响”［18］。封建社会末期，商业从手工业中分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存在。商业的兴起对生产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行会狭隘的生产方式由于无法满足这一要求便日渐没落。乡村则由于封建土地所有制的瓦解获得了发展工场手工业的机会，逐渐城市化。“织布业多半在没有行会组织的乡村和小市镇上经营，这些地方逐渐变为城市，而且很快成为每个国家最繁荣的城市”［19］。机器的发明及其运用淘汰了工场手工业，进而成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大工业对生产资料和劳动人口的巨大需求促使人口和生产资料的聚集，小城镇转变为大城市。乡村则因大量劳动力人口的流失，沦为落后与隔离之地。“城市已经表明了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受和需求的集中这个事实；而在乡村则是完全相反的情况，即隔绝和分散”［20］。城乡旧有的面貌完全被颠覆了，城市确立了对乡村的统治地位。

虽然“城乡之间的对立是随着野蛮向文明的过渡、部落制度向国家的过渡、地域局限性向民族的过渡而开始的，它贯穿着文明的全部历史直至现在”［21］，但是城乡分离和对立只是暂时的，在未来社会城乡必然走向融合。马克思恩格斯这一预测同样也是基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得出的。一方面，生产力的高度发达为城乡融合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要看到那些将消除旧的分工以及城市和乡村的分离、将使全部生产发生变革的革命因素已经以萌芽的形式包含在现代大工业的生产条件中”［22］。现代大工业摆脱了地域的限制，均衡地分布在全国，从而为消灭城乡对立提供了重要条件。科技在农业上的运用大大促进了农业现代化，农业实现了集约化、规模化的生产经营，农业生产的效率大大提高，从而工农业差别、城乡差别不断消除。另一方面，既然“城乡之间的对立只有在私有制的范围内才能存在”［23］，那么，废除私有制和旧式分工就成为实现城乡融合的必然之举。社会对私人资本家所有权的剥夺和有计划的统一生产，不仅消除大工业经营方式的弊端，大大促进农业生产对现有改良成果的利用，实现工农业的结合，还有效地统筹人口的均衡分布，改变工农业发展水平还不够高时乡村农业人口分散和工业城市人口集中的状况。

马克思恩格斯基于生产力、分工和生产关系客观揭示城乡关系的演变进程，即从无差别的统一到城乡分离和对立再到融合，澄清城市对乡村的优势并非天然的，城市对乡村的统治也非永久的，消灭城乡对立并非空想。这个结论有力驳斥了杜林和米尔伯格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错误观念。

三 基于人的解放对城乡关系与人的发展关系的分析

围绕着人的解放这一主题，马克思恩格斯既从城乡分离看到人畸形发展的现实，又从城乡融合剖释出实现人自由全面发展的必然性。

人的畸形发展是城乡分离的必然结果。第一，城乡分离损害城乡居民的身体。过分集中的工业生产严重污染了城市土地、水和空气，破坏了人与自然物质交换的动态平衡，诱发身体疾病。“由于缺少阳光，骨头的结构和器官变得畸形，孩童得了佝偻病；恶劣的伙食使内分泌功能失调；因为缺少最起码的用水和卫生，皮肤病很多；污物和粪便到处都是，使天花、伤寒、猩红热、化脓性喉炎流行；饮食恶劣，缺少阳光，加上住房拥挤，使肺病蔓延，更不用说各种职业病了”［24］。第二，城乡分工导致人能力的退化。城市工人和乡村农民各自局限在自己的活动范围之内，成为承担一种社会局部职能的局部个人。特别是机器普遍运用于工农业生产之中，人被固定在机器生产中，丧失了自己的技艺，物化为一群没有头脑和意志的生产工具。“机器的采用加剧了社会内部的分工，简化了作坊内部工人的职能，集结了资本，使人进一步被分割”［25］。第三，城乡分立加剧了人们精神世界的贫瘠和道德的沦丧。生存压力迫使工人没有时间、精力和金钱接受基本的文化教育。马克思批判当时的义务教育徒有虚名。工厂主并不履行义务教育的规定，相反总是设法去阻止儿童接受教育，将雇佣儿童的年龄限制一降再降。儿童欠缺未来生活的教育指导，自然在成年时因为自己的无知和粗野而面临淘汰。不只是儿童，绝大多数的成年人不具备简单的读写能力。他们每天只能勤勤恳恳地出卖自己，唯一能让人愉悦的事就是酗酒纵欲和颓废堕落。“除了纵欲和酗酒，他们的一切享乐都被剥夺了，可是他们每天都在工作中弄得筋疲力尽，这就刺激他们经常毫无节制地沉湎于他们唯一能得到的这两种享乐”［26］。农村的劳动力较城市工人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农村人世世代代从事农业劳动，失去了精神发展的基础，沦为蒙昧无知、愚不可及之人。

城乡融合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前提。他们认为，“通过城乡的融合，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的发展”［27］。城市融合存在于生产力高度发展的阶段。物质资料的丰裕为人的需要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质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保障的时候，人们就根本不能获得解放”［28］。消除城市对立，结束一部分人对工业生产资料的占有和另一部分人对农业生产资料的占有，进而实现所有人对生产资料的占有。从事生产活动的不再是两个不同的阶级，而是自由独立平等的个体。人的社会关系实现了自由的发展。城乡对立导致人们长期从事呆板、重复、单调工作的状态，沦为“受局限的城市动物”和“受局限的乡村动物”。城乡对立消除之后，人们不再屈从于自己所从事的活动，可以自由选择劳动内容，因而，人的能力得到了充分发展。城乡生活方式的融合促进个性的全面发展。农村人口摒弃了落后的生活方式，挣脱了“数千年来几乎一成不变地在其中受煎熬的那种与世隔绝的和愚昧无知的状态”［29］，开始拥有文明先进的生活方式。可见，城乡融合是人实现自由全面发展的必要条件。

四 对当代中国城乡融合发展的启示

马克思恩格斯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揭示城乡关系的历史演变，立足于人的解放这一理论主题探讨城乡关系与人的发展的内在关系。正是根植于唯物史观，马克思恩格斯城乡关系思想具有科学性和价值性。这对当代中国实现城乡融合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

第一，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的制度保障。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只有在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和公有制的条件下，也就是在共产主义社会才能消除城乡差距。社会主义制度的公有属性和“人民至上”，能有效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保障城市居民和农民的主体性地位，维护城乡公平正义，推动城乡一体化。中国加大力度支持农业发展的技术研发和运用，增加农业发展和农民收入的补贴，完善农村医疗、教育、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保障。此外，社会主义能最大限度协调各方面力量。例如新冠肺炎疫情爆发期间，中国各地大量农贸市场关停，农村道路阻断，农民工进城受限，农产品滞销堆积，种粮大户雇不到人工。中央和各地政府在第一时间出台复工复产政策，如减免农业信贷担保相关费用、拨付农业生产救灾资金、加大农产品冷藏保鲜支持力度，有效缓解了疫情对农业农村的冲击，稳定了中国农业生产和农村社会生活。

第二，发展生产力是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的根本动力。马克思恩格斯强调，生产力的发展是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的物质前提，城市和乡村都要关注生产力的发展和技术的升级。当下城市要谋求发展必须完成新一轮产业结构升级，发展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顺应信息化和数字化大趋势。换言之，要进一步推进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在更广领域的运用，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的融合，从而打造一个更为智能、高效和便捷的城市，促进生产力的巨大飞跃。乡村则要强化农业科技支撑和培养农业人才。可以说，农业技术现代化是农业发展的重要技术力量。农业发展要实现农业生产机械化、自动化、专业化和精准化，提升农业作业水平。在农业领域中推进科技研发创新，攻克农业发展中的核心技术问题，推动科技成果在农业领域的转化运用，扩大农业生产规模，提升农业发展的竞争力。高素质农业人才的培养是农业发展的人才保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人才是经济发展的第一生产力。同样，农业发展依托于一支有文化、懂技术、会管理的农业人才。而产教研综合培养模式的健全、专业化的农场经理人和农民教育培训工作的开展成为夯实农业人才基础的重要举措。

第三，调整生产关系是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的基本内容。马克思恩格斯始终强调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事实上，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必然要求农村体制的改革。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是农村体制改革的重要方面。当代中国由于农业人口大量向城市流动，导致农村年轻劳动力的人口不断减少，大量土地荒芜，阻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故而，要在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和农民家庭承包制的基础上，放宽土地经营权，放开土地流转的限制，培育家庭农场、种植大户、农民合作社和农业龙头企业多元经营主体的力量，从而提高农业生产的质量和促进农民增收。应当加快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可以说，产权归属模糊不仅直接损害了农民的权益，还扭曲了集体所有制的本质。因而，应当开展集体资产的清算和核查工作，健全集体资产管理和监督制度，明确集体产权的归属关系，摸清农村集体资产，让农民能从中获利。同时，健全集体经济组织注册登记制度，凸显集体经济作为经济市场主体的地位，壮大集体经济的力量，刺激集体经济的活力。

第四，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的核心要旨。新型城镇化之路与乡村振兴，始终是以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以创造人民美好生活为奋斗目标。在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时代，城市是以资本为核心的工业城市，这样畸形的城市恰恰是当代中国要摒弃的模式。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要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这一提法明确了以人民为中心是城镇化建设的根本宗旨，人民是城镇化发展的根本受益者，人民是城镇化建设的决定性力量。“城市是人民的城市，人民城市为人民”［30］。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首先，要保持城市的历史文脉。文化是历史记忆的符号，是人民的精神食粮。切断了城市的文脉，城市就只是经济发展的载体，而非栖息之地。其次，合理布局生产、生活和生态空间。城市“生产优先消费和生活”的旧逻辑已经无法适应当代发展的需要，生产空间的无限制扩张对生活空间和生态空间的挤占势必扭曲人的主体地位，导致人民生活质量无法得到根本提高。城市发展要以建设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宜居城市为目标。再次，要促进农业人口的市民化。农业人口非市民化是城镇发展的关键性问题。大量农业人口迁入城市之后无法得到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他们在城市中被孤立，成为新型城市中的“乡村人”。推进农业人口的市民化，意味着要接纳他们成为真正的城市人。最后，在城市治理中发挥市民的主体性，尊重市民对城市发展决策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鼓励市民参与城市管理和建设，真正实现共建共享。乡村振兴始终务必坚持以农民利益为根本出发点。不管是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保障饮水供电和通车，或是整治生态环境，营造干净整洁卫生的人居环境，亦或是加快完善医疗服务，提升农村公共教育服务水平，建设乡风文明建设，都是在切实解决与农民生活相关的问题，改善农民生活。乡村治理体系更是将村民纳入乡村治理之中，发挥村民的主体性和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