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金玲， 张 红

(广西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4)

杨东莼是我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五四运动前后，杨东莼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他积极追求思想进步，深入工人群众，组织进步青年，在实践中学习、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大革命失败后，他东渡日本留学三年，潜心修学，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的翻译和研究，先后完成多部重要译著。抗战时期，杨东莼两次到桂林从事教育工作，他先后以广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和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为阵地，巧妙地向青年学生传播马克思主义，播撒革命火种，引导青年学生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投身中国革命事业。

一、 在广西从事教育工作概况

抗战时期，杨东莼先后两次到桂林从事教育工作。第一次是20世纪30年代初任广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以下简称广西师专)校长。1932年初，新桂系为巩固自身统治地位，提出反蒋抗日口号，标榜“开明进步”，决定创办广西师专，聘请杨东莼担任校长。10月12日，杨东莼就任广西师专首任校长。在广西师专任职期间，杨东莼表面上响应新桂系提出的“建设广西，复兴中国”口号，实际上他在蒋桂矛盾的夹缝中巧妙地传播马克思主义、培养革命青年。因“师专办得像马克思主义学院，外面就有人纷纷议论，有些学生也自称师专为‘小莫斯科’”[1]代序4，所以马克思主义在广西师专的传播一直为广西当局所警惕。1934年“福建事变”后，广西当局感到联共反蒋设想破灭，再也容不下广西师专这个“革命据点”。同年4月，杨东莼已预感到形势不好，在他还没来得及发辞职函，报上已登出“杨东莼辞职照准”的新闻。

杨东莼第二次到桂林从事教育工作是20世纪30年代末任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以下简称广西地干校)教育长。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以后，到皖南事变以前，新桂系为集结力量，抵御日军入侵，同时为提防被蒋介石吞并，表现出积极抗日姿态，实行较进步、开明的政策，接纳从各地来桂的进步文化团体和抗日民主人士，同意中国共产党设立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加强与中国共产党仅限于上层的合作。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新桂系急需改革陈旧的训练方法，培养大批新型干部，广西地干校应运而生。1938年底，广州、武汉相继沦陷，杨东莼赴渝任职途经桂林，新桂系多次邀请他承担筹办广西地干校的任务。广西地干校于1939年1月筹建，3月正式开学，到1940年12月结束。当时的广西省政府主席黄旭初兼任校长，杨东莼任教育长，全权主持学校事务。在此期间，杨东莼参照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和陕北公学的经验办学，把地处国统区的广西地干校办成一所传播革命理论、扩大革命力量的基层干部学校，曾被誉为“南方抗大”。由此引起国民党特务和反动分子的密切注意，1940年5月杨东莼已感难以继续办学，便提出辞呈，次月辞呈获批准。同时，广西当局下令地干校于年底停止办学。

二、 在广西青年学生中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贡献

(一)大胆任用进步教师，为马克思主义传播提供师资力量

抗战时期杨东莼两度到桂林从事教育工作，他在担任广西师专校长和全权主持广西地干校事务期间，十分重视教师在传播马克思主义中的作用，善于利用各种机会和条件，引进一批具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或革命斗争实践经验的进步教师，为传播马克思主义提供重要的师资力量。

在广西师专，杨东莼聘请朱笃一(原名朱克靖，大革命时期国民革命军第三军的党代表)讲授世界大势、薛暮桥(大革命时期投身铁路工人运动被反动派逮捕入狱的中共党员)讲授政治经济学和中国农村经济、金奎光(参加过广州起义的朝鲜共产党员)讲授教育概论、杜敬斋(原名汪泽楷，早期中共党员)讲授政治经济学、沈起予(左联成员)讲授文学概论、彭仲文讲授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王伯达讲授社会进化史、廖庶谦讲授自然辩证法等。这些进步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通常不使用统编教材，而是自编讲义讲授课程，引导青年学生活学活用所学的进步理论与思想。

在广西地干校，由于办学时期正处于第二次国共合作新阶段，中国共产党对新桂系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统战工作，八路军桂林办事处于1938年11月正式成立。借助这一有利条件，杨东莼聘请一批中共党员和进步民主人士进入地干校任职任教，有的教员还是杨东莼在广西师专担任校长时培养的学生，他们主要担任地干校的小组指导员。在教学中，这些思想政治觉悟高、工作能力强的教职员紧密结合抗战实际来宣传进步思想，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如肖敏颂在讲授“抗战形势讲话”课程时，认真贯彻毛泽东《论持久战》的精神，宣传团结抗战必胜的思想，积极引导学生分析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形势，增强学生抗战到底的信心；姜君辰在“社会发展史”教学中，通过讲授阶级斗争理论帮助学生认识人民群众在社会变革中的力量；杨东莼在主讲的“三民主义”课程中，根据毛泽东论述的新三民主义思想开展教学活动。

尽管杨东莼在这两个学校的任期都不足两年，但他非常注重培育学生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他曾说过：“我们要有了正确的人生观，得到了良好的学习方法，训练好了向上的生活态度，然后才配谈到干字。”[2]245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杨东莼不仅亲自给学生上课，而且大胆聘用大批进步教师，努力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武装青年学生的头脑。对此，曾经历过桂林抗战文化运动的魏华龄先生评价：“这样有领导、有计划地在青年中传播马列主义，进行革命人生观教育，在当时国统区的高等学校中是绝无仅有的。”[3]进步教师积极占领教学阵地，引导青年学生学习社会科学、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帮助他们逐步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认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了解中国当时的革命形势和历史任务，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为培养青年学生的革命思想、引导青年学生投身革命运动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

(二)采用灵活教学模式，调动学生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积极性

20世纪30年代，广西政治形势十分复杂，国民党新桂系与蒋介石集团既有矛盾又相互勾结，因此马克思主义在广西青年学生中的传播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在这种复杂的背景下，杨东莼积极开动脑筋，团结进步教师，采用灵活教学模式开展马克思主义传播活动。他尤其提倡自由研究，鼓励学生多读书看报、学习先进理论、关注时事政治，引导学生训练批判思维，在众多理论学说的比较研究中，在与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激烈论争中，让青年学生廓清思想迷雾，自觉选择和接受马克思主义。他曾在1932年10月12日广西师专的开校典礼上，明确要求学生在思想上要打破以个人为本位的人生观，改变传统的学习方法和依赖教科书的习惯，学习上侧重自主研究并在自由研究中寻找人生出路的答案。

杨东莼还想方设法为学生开展自主学习和研究活动提供便利条件，专门拨出经费购买大批当时所能买到的进步书刊。如在广西师专时期购入邓初民的《社会进化史纲》，李浩吾的《新教育大纲》，恩格斯的《家庭、私有财产和国家的起源》《自然辩证法》《费尔巴哈论》等。在广西地干校时期，他为学生购置的进步书籍报刊更加丰富，包括《资本论》《联共(布)党史》《政治经济学》《大众哲学》等书籍，以及《新华日报》《救亡日报》《群众》周刊、《世界知识》等重要报刊。

在学生的学习活动安排上，杨东莼注重从学生的具体实际出发，灵活采用多种方式，让学生接受进步思想，接受革命理论的教育。如在广西师专，学生的学习安排是上午上课、下午和晚上自习，以保证学生有充裕的自由研究时间。此外，教师对学生及时的指导和解答也采用了多样化方式。如在广西师专，主要是通过班主任批阅日记、召开班会，校长召开报告会，学校邀请进步学者来校演讲等形式指导学生。其中每日晨会由班主任主持召开，在这半小时的晨会上，学生们运用自己学到的知识，共同讨论学习、生活、思想和社会现状等问题，尝试用批判的眼光认识问题和分析问题。当时，国民党规定学校每周星期一例行两小时集会纪念孙中山，在每次的“纪念周”大会上，杨东莼无论是谈日常生活、行政工作还是谈思想学术，都能以渊博的学识和精辟的分析，亦庄亦谐，使学生真切感受到理论的魅力，自觉接受深刻的思想洗礼。杨东莼还经常邀请进步学者为学生演讲，使学生增长见识、开拓视野。他曾于1933年冬邀请地理学家田曙岚给学生讲述在苏区的见闻，使学生了解苏区人民的情况，增强学生坚持革命胜利的信心。

在广西地干校，在杨东莼的主持下，学校形成一套对学生理论学习能力的训练方法。除了课堂讲授之外，学生个人研究和小组会议占很大比重。学生通过课堂内外的学习，阅读大量书籍，再在小组指导员指导下，通过各种小组会议如学习小组会、政治小组会和工作小组会等，自由发表意见，交流学习心得，提高分析和研究问题的能力。

杨东莼无论是在领导广西师专还是主持广西地干校办学期间，都特别注重利用各种场合向学生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如在广西地干校，针对当时校内特务和托派分子破坏团结抗战的反动言论以及攻击中国共产党的谣言，杨东莼向八路军桂林办事处请示后，利用“每周讲话”予以抨击。在他的讲话中没有出现任何马克思主义术语，却运用唯物辩证法对那些破坏抗战的言行进行了有力批判。他还组织学生围绕坚持团结、坚持抗战的主题，开展广泛、热烈的讨论，逐步加深学生对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理解，从而使不少学生在讨论中主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逐步掌握马克思主义批判武器，调动学生主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积极性。薛暮桥回忆说：“事实证明，这样的教育方法，比单纯灌输马克思主义思想更能启发学生的政治觉悟。”[1]代序3

(三)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增强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实效性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一文中指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种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4]立足现实，面对时代，真正发挥理论的作用，自觉服务于现实，是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要求。毛泽东也说过：“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5]在桂林主持教育工作期间，杨东莼始终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坚持马克思主义传播与挽救民族危亡相结合，增强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力和说服力。1931年杨东莼在撰写的《唯物论的认识论》中阐释了实践是人们是否现实地认识事物的试金石的观点。到广西师专后，杨东莼始终要求青年学生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曾专门撰写短文《理论与实际》对学生进行指导。该文通俗易懂、言简意赅，没有出现“真理”“检验标准”等词，但是深刻地论述了认识和实践的辩证关系，便于青年学生理解和接受。在广西地干校期间，杨东莼把“注重理论与实践的联系”列入六项训练方针的其中一项，提出：“青年是民族的中坚，国家的柱石，但是没有最进步的训练方法，去训练并教育他们，仍旧是有问题的，所以本校决心实施战时教育，运用最进步的方法，把广西的青年锻炼为民族的中坚，国家的柱石。”[2]428-429在训练内容上，为适应抗战需要，他强调要体现“七分政治，三分军事”特点，包括政治训练、军事训练、工作训练和生活训练，全校按军队编列进行教学和管理，依次是总队、大队、中队、分队(小组)、班和基本小组，要求学生在小组指导员指导下把学习、工作和生活统一起来，使理论与实践密切联系。杨东莼倡导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育方针和教育内容，在广西地干校校歌中得到充分体现：“知与行，不可分；文与武，在一身。理论与实践，打成一片；抗战与建国，本是一程。我们以这样的精神，打通教学做；我们以这样的认识，团结军政民。”[6]

为使马克思主义在青年学生中的传播取得更好的效果，杨东莼十分注重对学生的国情教育，他要求青年学生结合中国实际，剖析社会现实问题。1933年夏，广西师专开展了一次大规模的广西农村经济调查活动，活动的具体组织实施由薛暮桥负责。薛暮桥印发了几百张农村经济调查表和一万多张农户调查表，布置学生进行家乡农村经济调查。他还亲自带领刘敦安、陈权等学生深入广西各地实地调查，了解农村土地集中情况和租佃关系。经过调查整理，编成《广西农村经济调查报告》一书出版。广西师专校刊登载了部分调查报告，杨东莼亲自在卷头撰文强调“理论应基于实际，即理论应有根据”的观点，并提出实践是证明理论与实际一致性和统一性的“试金石”[1]74-75。此次调查，对于引导学生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深入农村实际，认识和了解中国国情具有重大意义。

在广西地干校期间，杨东莼积极组织教师对学生开展多种形式的时事形势教育活动。通过采用联系课堂、读报训练、时事报告、时事讨论会、时事问答、时事回忆会、时事活报剧、时事壁报、补充常识和校外指导等多种途径，帮助学生了解生活和实际，运用所学理论深刻、科学地分析实际问题，提高政治觉悟，明确当前的政治任务。他还经常邀请在桂林的中国共产党员和民主进步人士来学校作时事形势及政治报告，为学生及时解答理论学习中遇到的困惑。据统计，仅1939年3月18日至8月1日，广西地干校举行的时事座谈会或报告会达23次，先后邀请了文化名人夏衍、范长江、刘清扬、张铁生、姜君辰、胡愈之、盛成、田汉、黄药眠，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叶剑英、国民党爱国将领方振武、新安旅行团领队徐志贯(中共党员)、日本反战作家鹿地亘等来校作报告。他们或分析国际形势，或讲解战区抗战近况，或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号召学生坚定抗战必胜的信心，积极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中。

不仅如此，杨东莼还积极引导学生投身各种社会实践活动。广西地干校办学期间，正值桂林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之际。在杨东莼的主持下，地干校组织开展了各类社会实践活动，其中包括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如歌咏比赛，学唱革命歌曲，学画漫画，出壁报、油印小报，排演活报剧，组织生活竞进会，参加抗战建国俱乐部、讲演会等。学校还组织发动学生踊跃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包括响应《救亡日报》发起的义卖活动，声援重庆被炸同胞；参加桂林各界讨汪运动，印发讨汪参考资料，举行讨汪演讲比赛，奔赴附近乡村扩大讨汪宣传等。在征募寒衣献金竞赛活动中，杨东莼带头捐款100元，全校捐款额突破一万元。地干校还派出10名指导员和100名学生组成战地工作团，奔赴桂南前线工作近2个月[7]。此外，地干校还成立实习工作指导委员会，加强对学生实习工作的领导，使学生在实习中深化对所学理论知识的理解，提高思想认识，收到很好的效果。

三、在广西青年学生中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启示

20世纪30年代，杨东莼曾两度来到广西从事教育工作，分别担任广西师专校长和广西地干校教育长。尽管他在两校任期不长，且办学环境极其复杂恶劣，但是他“培养一批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革命青年”[1]代序3的办学目标十分明确。他依借蒋桂矛盾和新桂系有限度的开明，始终坚守马克思主义信仰、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方向，克服各种困难，依靠进步力量开展实践斗争，不断扩大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规模，培养了一批具有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的青年学生，为广西革命事业的发展增添了新生力量。

在杨东莼任职期间，仅广西师专共计培养了400多名乡村师资和教育行政人才，其中思想进步的学生毕业后奔赴广西城镇乡村，在教学中自觉担负起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责任。在广西地干校，杨东莼继续推进师专成功的办学经验。地干校主要培训基层建设干部，每期训练时间一般在7～10个月，总的规模比师专大很多。经过广西师专这个革命据点和地干校这座革命熔炉培养出来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中，不少人积极投身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不计得失，不顾生死，展现出巨大的革命实践伟力。1943年12月，广西师专毕业学生刘敦安、麦世法等中共党员在“大别山惨案”中壮烈牺牲。“李宗仁到安徽立煌(现名金寨)检阅第五战区部队，皱紧眉头对其部下说：‘为什么杨东莼训练的干部如此成功，你们训练的干部这样蹩脚呢？’”[8]李宗仁的话语实际上承认了一个事实：杨东莼成功引领了广西青年学生接受马克思主义传播，并在实践斗争中经受考验，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忠诚信奉者、坚定实践者。

抗战时期杨东莼在广西青年学生中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具体实践和经验，对于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在青年学生中的传播具有重要借鉴意义。青年学生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生力军，青年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因此，用马克思主义尤其是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武装青年学生的头脑至关重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不懈传播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抓好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为学生一生成长奠定科学的思想基础。”[9]在向青年学生传播马克思主义过程中，应着力抓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加强高校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教师队伍建设

高校是向青年学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习近平总书记曾指示高校“要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必修课，成为马克思主义学习、研究、宣传的重要阵地”[10]。而在对青年学生传播马克思主义过程中，教师的作用不可忽视。加强高校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教师队伍建设，是做好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基础性工程。抗战时期杨东莼在桂林从事教育工作期间，高度重视教师在马克思主义传播中的作用，充分调动教师对青年学生思想引领、人生指导的积极性，使马克思主义在广西青年学生中的传播取得显著成效。如今，我国发展正处于新的历史方位，国际国内形势发生深刻变化，青年学生要答好“四个正确认识”的时代之问，旗帜鲜明地坚持真理，立场坚定地批驳谬误，离不开教师的正确引导。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对教师提出了明确要求，强调教师要“努力成为先进思想文化的传播者、党执政的坚定支持者，更好担当起学生健康成长指导者和引路人的责任”[9]。而要使教师能够担当起向青年学生传播马克思主义、引导学生健康成长的重任，必须在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上下功夫，这就要求除了扩大马克思主义传播队伍规模、完善体制和机制之外，还需要通过采取诸如学术交流、理论研修、国内外调研等各种措施，努力提高教师的综合素质，使教师能够真正做到理想信念坚定、政治素质过硬，能够把学深、悟透、用好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看家本领，能够做到师德高尚，“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9]，使教师能够以扎实的理论功底，在向青年学生传播马克思主义过程中取得好的效果，实现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青年学生的头脑，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的育人目标。

(二)创新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方式方法

抗战时期，无论在广西师专还是广西地干校，面对复杂的政治形势，杨东莼不是局限于单纯灌输式地传播马克思主义，而是提倡自由研究，注重师生双向互动，通过各种灵活多样的方式引导学生接受教师的指导，有效地调动了学生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积极性、主动性。当前，我国经济社会正发生深刻变革，人们的思想观念日趋多样多元多变，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差异性显著，这迫切需要进一步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来引领多样化的社会思潮，凝聚思想共识。尤其在互联网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以网络为载体的新媒体逐渐成为媒体形态的主流，以巨大的优势深刻地影响着青年学生的学习和生活。新媒体具有传播速度快、互动性强、资源可共享、表现形式多样等特点，深受思想活跃的青年学生青睐。而在互联网上，各种社会思潮相互激荡，各种思想观念相互碰撞，各种价值取向相互交汇，互联网已成为舆论斗争的主战场。因此，必须根据青年学生需求多样、参与意识增强、思想观念多元等新情况新特点，灵活采用适应新时代发展要求的多种方式，与时俱进，在青年学生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既要充分利用报纸、广播、电视、杂志等传统传播媒介，又要高度重视和有效运用移动客户端、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充分发挥青年学生的主体作用，在加大对青年学生认知规律和接受特点研究的基础上，“运用新媒体新技术使工作活起来，推动思想政治工作传统优势同信息技术高度融合，增强时代感和吸引力”[9]，采取启发式、互动式、探究式、体验式等教育方式，构建双向互动模式，增强思想性、理论性、针对性和亲和力，激发青年学生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积极性，才能使马克思主义在青年学生中的传播收到好的效果。

(三)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

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推动马克思主义传播和发展的题中之义。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实践的理论，是人民在追求解放的具体实践中形成、丰富和发展的。发展着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人们在新的实践中不断深化对理论的认识，更加坚定对经受住实践考验之理论的信仰。毛泽东在《实践论》中辩证地论述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指出：“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11]284他说：“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11]296-297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不断发展往前推进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要用马克思主义能动地认识世界并改造世界，而不是把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认识仅仅停留在不自觉的感性认识层面。

抗战时期，杨东莼在传播马克思主义过程中始终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在青年学生中培养了大批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他们成为中国革命事业的重要力量。如今，世界正经历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帮助青年学生学会“坚持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解读时代、引领时代”[12]，有助于青年学生积极应对现实挑战，有效解决实际问题。为此，必须努力用不断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武装青年学生，提高青年学生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的主动性，积极引导青年学生在勤工俭学、走访调研、志愿服务、暑期“三下乡”、毕业实习、就业创业等社会实践中，正确认识世情、国情和党情，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增强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投身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接力跑中，用奋斗描绘青春最亮丽的底色。

四、结语

抗战时期杨东莼以广西师专和广西地干校为阵地，在广西青年学生中传播马克思主义，培养了一批坚定的青年马克思主义者，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的发展。杨东莼在广西青年学生中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经验，是留给后人宝贵的精神财富。在当今世界形势风云变幻的复杂历史条件下，在青年学生中传播马克思主义，对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