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大勇，王秀艳

（1.吉林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长春 130012；2.吉林师范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长春 130103）

从“智媒元年”至今刚好六年，人类智慧赋予社会强大能量，撬动现代媒介技术狂飙突进，形成技术衍生与媒介整合的多维发展格局。人工智能与社交媒体的耦合，引发媒介向智能维度迁移，这是媒介重塑和新生的时代选择。历经智能化裂变的媒介将人类引向“万物皆媒、人机合一、自我进化”①《智媒来临与人机边界：2016中国新媒体趋势报告》，见腾讯网、企鹅智酷、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新媒体中心。的“智媒时代”，机器人与智能物体向媒介进化，并与人的智慧融合、相生、互推。媒介搭载智能快车颠覆了传媒产业格局，抹平人-机的边界，改变了新闻生产与传播的固有流程，激发了媒介新业态的生成。而“智媒”汹涌而至，必然挑战新闻传播人才培养固有范式，如何应对值得关注。

当前的情况是，机器人可以进行简单的新闻写作；VR 与AR 能够营造新闻发生的逼真现场，正在成为人们感知万物的新方式；算法推荐自动匹配用户的个性化需求。问题的关键是，智能媒体介入新闻的初级生产，正在探索更为复杂、更为高级的形式，算法技术可以实现信息的精准送达。换言之，传统意义的新闻生产与信息匹配的重要流程部分被人工智能替代，未来还有更大的张力。那么，“智媒”留给传媒人的空间到底有多大？面对媒介技术的蝶变，高校新闻传播人才培养需要作出何种调整？这些是当下必须思考的问题。

一、“智媒时代”：技术的解蔽、驯化与挑战

媒介的影响无处不在，无远弗届，人们惯常以各个时期主导媒介来命名“时代”加以区隔，如“纸媒时代”“电媒时代”“网媒时代”“众媒时代”以及“智媒时代”，足见媒介巨大的社会影响。各个历史时期，主导媒介与时代关联的背后是技术驱动。海德格尔强调，技术不仅是一种合乎目的的手段，从根本上来看，“技术乃是一种解蔽方式”。［1］追问技术到底是什么，则是抵达真理层面，形成一种解蔽的状态。审视历史演变的媒介，每一个历史时期都有某种媒介主导信息传播与社会建构的使命。曼纽尔·卡斯特否认“技术决定论”，却强调技术对社会的重要作用，“技术就是社会（技术具化了社会），而且若无技术工具，社会也无法被了解或再现”。［2］作为技术的媒介建构社会，记录时代变迁，而“智媒”推送个性化信息、挑战传播伦理、改变传播规制、替代人工生产、消解传媒产业格局，也必将冲击传媒教育。

技术兴起、创新与扩散同技术被驯化是相伴而生的，“技术的历史，一部分就是它被驯化的历史”。［3］然而，技术驯化还有另一层含义，即技术对人的驯化。媒介进化史还潜藏着媒介对人的驯化，只不过人类置身其中浑然不觉罢了。对一般大众而言，媒介驯化表征为人对技术的关注、接触、习惯和依赖，强调人对媒介的适应，表征为从抵制、徘徊、尝试到接受、不离不弃的过程。从“电媒”“网媒”到“智媒”的过渡中，人都面临技术的驯化。值得一提的是，大数据和算法推荐嫁接社交媒体，构建“信息茧房”，导致人们被自己的兴趣引导，乐此不疲，逐渐被“智媒”驯化为“与世隔绝”的孤立者。对传媒教育来说，“智媒时代”的技术驯化有更加开放的含义，是指聚焦“智媒”的正规性、专业性和系统性的职业训练。

技术在每一个阶段都结成一种体系，“技术体系的每个部分都表征着该技术体系内的各种关系”，［4］它对整个社会体系具有重要影响。新技术的衍生与技术体系改变不断冲击社会体系，“技术体系的转换定期地引起社会体系的动乱，当一个‘新的技术体系促使一种完全不同的活动取代一种现有的活动而获得主导地位时’，它就会彻底打乱社会体系的平衡”。［5］以大数据、人工智能、算法推荐、物联网等为支撑的“智媒”重构媒介技术体系，势必导致原有社会体系的失序，新闻传播教育也不能置身事外。

尼葛洛庞蒂曾描述了“后信息时代”的智能社会，“信息变得极端个人化”，“机器对人的了解程度和人与人之间的默契不相上下，它甚至连你的一些怪癖以及生命中的偶发事件，都了如指掌”。［6］显然，早在“智媒时代”这一提法之前，他已经预见这种智能化的人机协同，以及通过今天的算法技术方可实现的个性化推送任务。大数据、人工智能、算法推荐与新媒介的连接，挑战现有的社会规制，消解传统的新闻传播教育模式。面对智能媒介的强势登场，我们是跟风、追赶还是等待、观望？需要理性判断。但必须清楚的是，“每一种技术都带有独特的纲要、议程和理论”，“每一种技术都需要我们去细察、批评和控制”。［7］“智媒时代”的来临，必将刮起一股“智媒”旋风，什么要坚守，什么需改变，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可以肯定的是，人文价值和技术理性需要坚守，而人才培养的范式需要改变。

二、理念转变：“跨专业”与“通识”教育的回归

回顾新闻传播史，“抛开其他缘由，媒介技术演变是引发新闻传播教育理念革新、目标转变和模式更替的直接因素”，［8］这种影响随着媒介技术的高阶进化越来越明显。从“纸媒”到“网媒”，我们看到新闻传播教育理念的转变。如今“智媒”登场，传媒教育该怎么办？如何驾驭“智媒”？这一追问使我们想起1948 年梁思成在清华大学关于“半个人的时代”讲座，探讨“大学教育的文、理结合问题”［9］，批评学科划分造成“文不懂理，理不懂文”，培养的都不是完人，而是半人。再看我们大学的学科划分，一向不分家的“文史哲”三分已久，而后细分还在继续，理工科同样如此，将热门学科提出来独立，如人工智能硬是从计算机学科中分走。功利诉求和热门凸显导致大学专业过于细化，其结果是塑造了知识与能力过于狭窄的“单向度的人”，这种“单向度的人”踏入社会，捉襟见肘，弊端立现。我们呼唤培育“一个整体的人”，但首先需要变革教育理念。

面对“智媒时代”的挑战，无论是“复合型”“交叉型”“融合型”还是“全媒型”“专家型”人才培养目标的设定，都反映了传媒教育必须走出“专业”理念的限制，向“跨专业”努力。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革命的冲击，既然不考虑大刀阔斧合并专业，那么人才培养不得不由“专”向“通”转向。2021年全面推进“新文科”建设，是对技术大变革、产业大变革的一种积极回应。它引导哲学社会科学的交叉、融合、跨界发展，推动人才培养走出“专业”理念的瓶颈。而“新文科”建设也是“通识”教育理念回归的集中体现。

进入“智媒时代”，新兴的媒介形态嫁接智慧平台，颠覆现有的运行模式，“基于高速移动互联网的传媒正在系统性地建构人类社会，其社会身份正在发生重大转变，其作用于社会、个体的力量已进入大膨胀时期”。［10］由“智媒”搅动的激荡时代，新闻生产与流转领域也将发生根本性变化，“掌握着数据资源、算法优势的技术公司，逐渐从新闻的分发向新闻生产的核心技术领地渗透”。［11］社会变革、新兴业态纷呈、传媒产业重构，必然倒逼传媒教育的范式转变。理念的转变需要教育者站在时代的前沿，要高瞻远瞩、审慎对待，因为我们清楚，社会与行业对人才的需求绝非高校日益细分的专业设定所能吻合。正是基于这一点考虑，“厚基础”与“宽口径”人才培养成为传媒教育的共识和取向。万物互联的大千世界越来越需要知识的交叉与能力的互通。“新文科”建设为传媒人才培养打开新的思路，“新文科”倡导“三跨”，即跨专业、跨学科、跨学院，不是一般意义的“融合”，而是一种“大融合”“大跨越”，不仅人文社科之间要交叉融合，还要打通文科与理工科的边界，确保人才培养的“厚度”“广度”和“硬度”。人工智能、大数据、算法、5G等技术介入传媒领域，将位列人文或社科范畴的新闻传播与计算机科学、通信工程等工科紧密融合，拓宽人才培养的思路，向跨学科和“文-工”交叉迈进。在大变革、大转型的时代，交叉、复合、跨界的人才需求，意味着新闻传播人才必然回归“通识”理念。

三、目标跃升：复合型、融合性与专家型的人才取向

社会变革与媒介技术演变直接影响高校培养什么样的新闻传播人才。回望历史，无论是建国初期的“记者或编辑人才”还是20 世纪90 年前的“新闻工作者”，都将“专门”人才作为培养目标。实际上，这一目标能够长时间存在有一定道理，作为一门实践性较强的学科，受到“纸媒”和“电媒”媒介属性的制约，很难逾越“专门”的定位。进入21世纪，互联网的连接触角无处不在，“互联网+”模式渗透到社会各个角落，“专门”目标设定对传媒教育来说，明显不合时宜了，它必须为“复合型”人才的培养目标做出合理让渡。数字技术全面介入社会，推动传播教育要培养“既懂新闻业务、又懂传播技术的复合型人才”［12］。

21 世纪初的10 年之后，基于组织、资本和传播方式三个层面的媒介融合在行业领域形成迅猛态势。媒介融合伴随着技术衍生与创新，重构传媒产业，传递到传媒教育领域，人才培养目标兼顾“融合”与“复合”，如华中科技大学本科培养方案（2019年）设定“适应媒介融合时代的应用复合型高级人才”的目标。社交媒体与人工智能、算法技术的融合，挑战传统范式的规制，传导至传媒教育领域，促使人才培养又增加“创新型”“专家型”的限制。这种目标设定在近年高校新闻传播本科培养方案上皆有体现，如厦门大学（2019 年）聚焦“专家型新闻传播后备人才”，再如中国人民大学（2020年）指向“融合、创新型新闻传播人才”。应对智能媒体汹涌而来的挑战，“创新型、专家型、融合型人才培养是未来新闻传播教育的新指向”，［13］未来还会添加新的指标。反观之，传媒教育目标的不断跃升，是社会变革、制度创新和时代变迁使然，也是媒介技术进化的结果。

四、模式创新：“部校共建”引导下的“跨界融合”

中国新闻传播人才培养模式不断演化，早年曾借用“密苏里模式”和“苏联模式”，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采用“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模式。进入21世纪，互联网和通信技术合力催生新媒介形态，消解传统的媒介生态，缔造新的媒介版图。传媒教育呼应时代变局，回归“通识”，培养“通才”，如中国人民大学横跨文、理、工超过10 个学科的“通识教育”模式，又如复旦大学“2+2”跨学科模式，率先确立人才培养“厚”与“广”的模式。值得一提的是，“部校共建”新闻学院打造人才培养的创新模式，从创立、首批10 所院校试点到推广历经20多年的时间，形成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指导的培养体系，确立了中国特色的人才培养范式。“智媒时代”的不期而至，令传媒教育措手不及，到底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模式？见解众多、不一而同。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在“部校共建”模式的延展和引领下，建立“跨界融合”模式，打通学界与业界的壁垒。曾几何时，业界被学界作为分析和研究的对象，学界也被业界视为“重理论轻实践”的场域，未来传媒教育必须实现学界与业界交叉、互动和深度融合。

跨越学科、行业、技术等边界的人才培养模式必须匹配相应的课程体系。技术取向是“智媒时代”传媒教育的一个特点，这是延续媒介技术纳入课程的传统，同时也是一种创新，要知道，人工智能、数据技术并非人文社科范畴，而是工科领地。换言之，这种课程牵扯“跨学院”，是“大跨界”，从师资引入到学生接受都有一定难度。从这一点来看，高校“文-工”跨越必须改变高中文理分科的模式，如若不然，传媒教育本科招生有必要瞄准理科背景的学生。大数据、人工智能、算法等技术的登场，引发传媒教育嵌入对应的技术课程，本科方案嵌入“智媒”特征的课程日益增多，如华中科技大学（2019）的“人工智能与数据科学”“数据挖掘”，中国传媒大学（2019）的“智能媒体导论”，上海大学（2019）的“数据挖掘与分析”“智能媒体创新与设计”，中国人民大学（2020）的“大数据与舆情分析”“数据新闻可视化”等等。迎接“智媒”课程体系的技术范式已经形成，表明传媒人才培养模式发生变化。

五、结语

媒介作为一种技术本质是解蔽，技术与人的双向驯化关系影响传媒教育的转向。集多种技术于一身的智能媒体横空出世，卓尔不凡。具有智能潜质的媒介正以个性化方式构建社会，生成新的传媒业态，引发新闻传播人才培养的范式转向。必须清楚，人才培养的范式转变并非一蹴而就，要历经一个过程，其周期长短受制于办学主体的战略眼光、创新意识和变通性以及能够提供的软硬件条件。无可否认，基于通识教育理念，倘若创新型、专家型等人才目标以及“跨界融合”这一范式不打折扣地运行，必然抬高新闻传播教育的门槛，增强这一学科的竞争力，因为这一范式标准更高，除了专业之外，既拥有“文史哲”的知识底蕴，又具备数据挖掘、人工智能等工科技能。必须强调的是，“智媒”不可避免地冲击现有的伦理、道德，因此，“智媒时代”新闻传播人才培养，在范式转变的过程中还必须坚守技术理性与人文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