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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罗三部曲”中的文化记忆与民族身份认同*

2022-11-22李美芹

北方工业大学学报 2022年2期
关键词:纪念日埃及身份

李美芹

(东南大学外国语学院,211189,南京)

纳吉布·马哈福兹(Naguib Mahfouz,1911—2006)是埃及唯一诺奖作家,有“埃及的巴尔扎克”和现代最杰出的“阿拉伯小说之父”“阿拉伯小说泰斗”之美誉。他“融汇贯通阿拉伯古典文学传统、欧洲文学的灵感和个人艺术才能”(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是埃及独特而富有文化底蕴的法老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的见证者与创新性书写者,也是本民族文学和文化的继承者和弘扬者。他的小说往往紧跟时代步伐,在时代的沧桑巨变中体现在传统与反传统之间挣扎着的人物文化身份的迷茫与变换,以及文化记忆对民族文化身份的型塑,其中贯穿着作者对文化抵抗和本土情结的思考。

马哈福兹于1930年代初涉文坛,到2006年逝世时,出版了37部中长篇小说和100多篇短篇小说,其中近20部被搬上银幕,可谓著作等身,必将不废江河。但在埃及,直到1940年代,其作品才受到关注;其巨著“开罗三部曲”于1950年代面世后,虽有一些报纸和访谈出现,但学术意义上的评论寥寥。直到1960年代,真正意义上的马哈福兹研究才呈蓄势待发之势,其作品被译成英语、德语、瑞典语、法语等文字,广受阿拉伯评论界和欧美文学史家的重视,但至1988年他获奖前,对其评论一直不温不火,直至获奖后,才呈井喷之势,至21世纪则平稳推进。我国的马哈福兹译介和研究态势则相对较线性,改革开放前对其译介和研究非常单薄;改革开放初期,对其作品译介虽不成规模,但从1984年单译本《平民史诗》发行后,《梅达格胡同》、“开罗三部曲”等作品陆续出版;在其获诺奖后,对其作品译介和研究则如雨后春笋,至今对其研究性评论著述远逾百篇,硕博论文也逾10篇,内容涉及综述、女性形象、知识分子形象、民族主义、神秘主义、政治文学等;研究作品集中在“开罗三部曲”、《我们街区的孩子们》《平民史诗》和部分短篇小说;视角囊括文学伦理学及跨学科、文学史、文化、比较(与鲁迅、巴金等作家)、写作手法等,可谓东西合壁、琳琅满目,其中不乏争议纷呈,但至今没有从文化记忆视角进行研究的论著。

“开罗三部曲”是纳吉布·马哈福兹在1940—1950年代发表的长篇现实主义家族小说代表作,由三部小说《两宫间》《思慕宫》和《怡心园》组成,描写了1917—1944年间两次战祸及1919年革命等社会动荡和风云变幻洗礼中嘉瓦德家族三代人的人生境遇,折射了埃及人民在争取民族独立和自决的过程中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和埃及社会转型时期的历史图景:以艾哈迈德为代表的老一代人害怕革命、固守旧思想;以法米赫和小艾哈迈德为代表的新一代觉醒和奋起的新型知识分子楷模提倡革命、追求新思想;以凯马勒为代表的“迷惘的一代”知识分子在新旧思想徘徊犹豫。这三部家族小说通过一个家庭中几代人个体和社会生活的沧桑忧患,围绕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以及公民的平等和自由这两个核心,以民族史诗的形式,用家族的繁衍浓缩隐喻民族发展,追忆历史、记录现实并启示未来,形象地表现了埃及社会从1919年寻求民族独立到1952年七·二三革命前夕的历史变迁和时代趋势,被认为是“一部杰出的历史学文献”及埃及现实主义的最高峰。在三部曲中,马哈福兹用大量笔墨刻画小说人物在错综复杂的社会文化氛围下对于民族身份认同的纠结与追寻。作品中文化记忆的回忆和遗忘表现了作家对于埃及文化记忆的反思:处于社会巨变中的埃及人民如何巩固文化记忆?他们是否存在文化记忆危机?他们对文化记忆的回忆和遗忘与其身份认同构建有何关系?在三部作品中,民族情感是文化记忆的“增强剂”,爱国纪念日则是文化记忆的重要媒介,而对文化传统的遗忘则导致文化记忆之殇,这些因素相互作用影响了民族身份认同的建构。

1 民族情感:文化记忆和身份认同的“增强剂”

德国学者、文化记忆理论创始人扬·阿斯曼(Jan Assmann,1938—)认为记忆已逐渐成为了“文化研究的一种新范式”。其夫人阿莱达·阿斯曼(Aleida Assmann)在《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与变迁》中进一步提出:“‘被回忆的过去’并不等同于我们称之为‘历史’的、关于过去的冷冰冰的知识。被回忆的过去永远夹杂着对身份认同的设计,对当下的阐释,以及对有效性的诉求。”[1]记忆与身份认同之间的交互关系也在开罗三部曲中有所体现,形成了独特的记忆话语。三部曲小说中强烈的民族情感,尤其是反抗英国殖民以寻求独立的民族情感贯穿于不同人物的记忆中,在他们的文化记忆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三部曲中的主人公,一家之主艾哈迈德是民族情感这种情绪记忆的最典型体现。情绪记忆作为记忆的重要类型之一,与个体成长、行为、信念、自我概念及心理健康等方面息息相关。[2]艾哈迈德本是一个迷恋声色且喜好逗趣的商人,民族情感深刻有力,深入肌肤。他有关民族独立奋斗历史的记忆总是与强烈的民族情感联结在一起。民族情感充当了回忆发条,使他产生了与国家命运相关的个体和集体记忆闪回。例如,他在国家独立签名活动中激发的强烈情感使他回忆起与这种情感相通的过去,艾哈迈德脑海里闪现出三个记忆,分别是儿时听闻民族英雄故事的记忆、宣扬爱国情怀的报刊阅读记忆和因英雄逝世痛哭的记忆,且“这种民族情感不是凭空产生的”。[3]在埃及历史上,穆斯塔法·卡米勒(Mustafa Kamil Pasha,1874—1908)确有其人,他是埃及民族主义领袖。他从1894年起投入政治斗争,为埃及独立与自治组织集会、游行和签名运动,并在全国掀起了反英高潮,但于1907年10月成立民族党并任主席数月后便去世了。他代表着埃及人争取民族独立和自决的文化记忆。“记忆点来源于感觉,生存于感觉”,[4]因而有情感倾向性。在艾哈迈德的记忆历史中,强烈的情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艾哈迈德的民族情感既是这三个记忆存储一以贯之的标记,也是这三个记忆被串联在一起并被回忆起的关键,而关于历史的记忆往往激发个体民族认同的思考。

作为“记忆增强剂”,强烈的情感是触发记忆重现的“扳机”,是引发回忆的内核。个体悲伤和愤怒的情感与民族集体记忆紧密联系在一起,这种民族情感自发而生,非个人主观意志所能操控。当埃及民族革命英雄赛阿德前往英国谈判失败并且惨遭流放至马耳他岛的消息传回国内时,艾哈迈德和同伴的民族情感达到一个峰值:“愁苦”“怒火”和 “激愤”勾起了他们伤感的陈旧记忆,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想起小时候听说的关于阿拉比帕夏的遭遇和他的悲惨结局”。[5]正是强烈的民族情感使得艾哈迈德及其同伴们能够“有默契地”回忆起以失败告终的独立埃及运动和过往悲惨的历史。对于以艾哈迈德为代表的埃及人民而言,民族情感对集体记忆中有关埃及民族血泪史的回溯效力不言而喻。

情感强烈程度的不同与情感释放主体的记忆有关,这一点从小说中同属于传统埃及妇女的爱米娜和宰奈卜在得知民族独立领袖赛阿德·宰格鲁勒惨遭流放消息后迥然不同的反应可窥斑见豹。两位女性人物都是不问国家大事、不懂政治的传统女性典型,但两人的不同之处在于:艾米娜能够理解丈夫、儿子的愤懑,儿媳宰奈卜则无法理解人们感情为何如此冲动,她对赛阿德及其战友为埃及独立进行的抗争无法理解,质疑其必要性。导致两位女性民族情感程度不同的原因是年轻的宰奈卜对上一代民族英雄事迹存在记忆空缺,而年长一辈的艾米娜则拥有相关过去的记忆储存,艾米娜的“头脑中还有对阿拉比的回忆,她的心还在为阿拔斯先生抱憾”。[6]在埃及独立历史上,赛阿德·宰格鲁勒(Zaghlul Saad,约1857—1927)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他是埃及独立史上民族运动的领袖,曾任教育大臣、司法大臣等职。1918年11月13日,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两天,他与另两人进见英国国王派驻埃及的高级专员雷金纳德·温盖特(Reginald Wingate,1861—1953)爵士,他们取消保护国、宣布埃及独立的要求被蛮横拒绝后,即于1919年初组成一个七人代表团,受权向巴黎和会提出埃及的民族要求。由于英国当局的镇压,逮捕并放逐了宰格鲁勒等人,和平请愿演变成武装起义。赛阿德·宰格鲁勒代表着埃及人挣脱宗主国英国的殖民束缚、追求埃及民族独立与自决的民族爱国情感,凝聚着埃及人民追求独立征程中的集体无意识。这种情感贯穿于埃及人民的记忆之中,是埃及人民民族意识逐渐觉醒、探索民族解放出路并寻求光明未来的心态写照。记忆又反过来影响了民族情感的强烈程度。马哈福兹对赛阿德·宰格鲁勒及其被放逐等事件浓墨重彩的描述,凸显了埃及人民的民族情感与文化记忆的重要性。小说中艾哈迈德之子法赫米受这种爱国热情的激励,积极投身组织集会、散发传单,并为此付出了鲜血和生命。蔚为壮观的反英游行示威,寄寓着埃及人民捍卫民族自决和独立的民族精神和情感。而一向沉溺于声色犬马中的艾哈迈德也受群情激愤的感染,心中激荡着汹涌波涛,变成了有着极大爱国热情和政治兴趣的人。

尽管对民族这一概念的定义因划分标准不一历来争议纷呈,甚至有学者认为“民族是一个想象出来的政治意义上的共同体,一个被想象的、有限的、享有主权的共同体”,[7]但广义上以国度来区分现代民族已成为不争事实。是以,中国人类学、社会学奠基者之一费孝通先生(1910—2005)提出了“多元一体格局”[8]的民族理论,认为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统一民族认同的多语言、多文化、多习俗的民族共同体。以此类推,埃及民族虽历遭外族入侵,民族成分复杂,但同样是由共同的民族情感、文化记忆构成的统一民族认同的民族实体。其中,民族情感之于文化记忆与民族认同,犹如水之于鱼。“回忆和强烈的情感通融,合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复合体。”[9]“开罗三部曲”展现了民族情感在文化记忆传承和埃及民族认同过程中起到的增强剂作用。对民族英雄的回忆总是与渴望独立的民族情感联系在一起。强烈的民族情感赋予埃及文化记忆以特别的强度,成为联合与凝聚埃及文化群体与增强国家凝聚力的情感纽带,为埃及文化身份构建提供坚实的情感基础。民族情感非但在三部曲所反映的1917—1944年间为埃及人文化身份构建和国族意识保持提供了情感基础。从历史上看,埃及从公元前11世纪开始,断断续续遭受亚述、巴比伦、波斯帝国的入侵,后历经马其顿王国和罗马帝国征服、阿拉伯人入侵、奥斯曼帝国统治,其后遭英国、法国觊觎,至1914年一战初期成为英国的“保护国”,在人民遭受殖民列强蹂躏、国家主权遭受践踏期间,埃及人对暴政、盘剥和苛捐杂税始终进行着不屈不挠的起义抗争。可以说,民族情感和共同的文化记忆在型塑埃及民族认同,进而凝聚埃及人过程中发挥了举足重轻的作用。正是意识到了这一点,马哈福兹笔锋所至,以文化记忆启蒙民众,以民族情感为纽带,积极介入现实,体现了深切的民族忧患意识。

2 十一·十三纪念日:文化记忆和身份认同的重要媒介

“文化记忆是由特定社会机构借助文字、图画、纪念碑、博物馆、节日、仪式等形式创建的记忆,这种记忆涉及的是对一个社会或时代至关重要的有关过去的信息,这段过去构成了该社会或时代的集体记忆,……相关的人群在上述活动中通过重温记忆,意识到共同的属性和其所属集体的独特性,”从而“确认并强化自己的身份”,[10]因而在意义传承过程中获得身份认同。其中作为文化记忆首要组织形式的仪式或节日为集体的聚合和文化记忆的传承提供了时空场所。人们不仅在节日里通过追忆岁月传承集体记忆,而且在当下经验时空里分享民族亲情。马哈福兹描写了埃及十一·十三纪念日(即圣战节)对埃及人民文化和民族身份认同起到的无法替代作用。埃及历史上曾沦为多国入侵或殖民奴役的对象国。7世纪,阿拉伯穆斯林军队进入埃及,开始了伊斯兰教在该地区的传播,这一宗教遗产一直延续至今。埃及1517年沦为奥斯曼帝国的一个行省,1798年拿破仑领导的法国军队入侵,1882年,在乌拉比叛乱和一系列针对欧洲人的骚乱之后,英国军队占领了埃及,1914年又转而把埃及变成其“保护国”,埃及人民在殖民主义和封建专制的长期压制下苦不堪言。正因如此,人民追求民族独立与自决权的呼声居高不下,爱国主义热情不减。随着一战接近尾声,奋起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埃及民族革命也呈风靡云蒸之势,如火如荼得开展起来。1922年,埃及人民日益高涨且声势浩大的民族主义运动促使英帝国宣布埃及独立,但仍实际控制着埃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埃及投票决定废除使其实际上成为英国殖民地的条约。1952年,一群埃及军官推翻并废除了君主制,为埃及成为独立的共和国铺平了道路。“开罗三部曲”正是在埃及一个家族的兴衰中贯穿着两战期间埃及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自决斗争的小说,在家族兴衰的表面,渗透着作者对外来殖民势力的痛恨、社会现实的深刻透视和对民族前途命运的忧患意识。作为爱国主义节日,被称为圣战节的十一·十三纪念日承载着埃及人民对民族英雄的崇敬,是唤起民族记忆、增强民族凝聚力的有力保障,也因此成为作者笔戎所至。

集体在个体的记忆中得到确定,而个体则通过记住获得归属和认同。设立爱国纪念日意在致敬英雄,重新激活人民的民族情感,还旨在凝聚民族意识和增强身份认同感。节日将分散的个体聚齐成为拥有共同信仰、共同历史、共同记忆的集体。集体在节日的主题之下,放下了彼此的差异和成见,融入到盛大的节日氛围中,这也是民族记忆强大惯性的展现。作为十一·十三节日的承载者和目标对象,参与纪念日的人们尽管“素昧平生”,但他们都心怀共同目标,华夫德精神使他们心灵相通。除了“集团成员的全部到场和亲自参加”以外,“对集体历史的上演和重新收录”是节日仪式的文化记忆功能实现必不可少的环节。[11]十一·十三纪念仪式上的既定活动程序包括了抑扬顿挫的诵经、诵经者口号式的特殊结尾及领袖深入人心的演说号召。仪式内容引起在场者的强烈情感共鸣,并且对他们的行为产生了影响:“群众的激情到沸点”,“大家站在椅子上,发疯般地高呼口号。”[12]节日仪式和历史记忆深深融入民族激情中,十一·十三爱国纪念日成了承载着强大民族情感力量的象征,成为了“他们的”节日。

“回忆即关于过去的知识,身份认同与政治想象有关,而文化连续性涉及传统的确立和维系。”[13]十一·十三纪念日通过促使个体回忆民族共同历史来传达集体认同的讯号,使个体获得文化连续性,并使接收到讯号的埃及人民以此构建本民族身份。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凯马勒的民族身份认同感在纪念日氛围中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十一·十三纪念日对凯马勒的文化记忆建构起到明显的“回春”作用,使得迷失在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交锋中的知识分子重新找回了文化归属感:在怀疑中迷失方向的凯马勒,在参与纪念日时感到生机焕发、本性自然流露,曾经的彷徨、孤独与寂寞一扫而光,决定融入人民之中,与他们分享共同生活,共同体验理想和痛苦。作为个体的凯马勒“将自己置身于诵读和解释、聆听这些话并熟记于心的活动”,[14]他的民族情感被唤醒。纪念日将埃及英雄赛阿德毅然前往英国为埃及独立请命的历史事件“现时化”,使得凯马勒产生了一种错觉:“他仿佛感到自己回到了那个他一再听说、却因年龄太小未能参加的光荣岁月里。”[15]也就是说,爱国纪念日所展演的埃及爱国斗士的记忆超越了凯马勒的个人记忆,使得没有亲身参与革命的凯马勒也能拥有由民族情感“召回”的历史记忆。认同是与意识密切相关的,周而复始的节日反复展示了民族英雄事迹和埃及奋斗历史,这一过程使凯马勒成为具有共同集体意识的成员,赋予他共同体成员的归属感和身份认同感,强化了他有关本民族的集体记忆和情感认同。

十一·十三纪念日旨在纪念反抗外族侵略的埃及民族英雄,号召全体埃及人民加入埃及民族独立革命,这样的节日“本身就已带有强烈的历史意义,担当着文化记忆载体与媒介的功能”。[16]节日是“群体价值观的行为和表象的集中体现”。[17]爱国纪念日的集体活动,将埃及民族独立的诉求和价值观念传递给与会的每个个体,并使得这些价值观内化为个人的价值观。作为埃及文化记忆的重要媒介,十一·十三纪念日成为了塑造埃及人民集体认同的象征性表达,对集体文化记忆基础的联系起到了“巩固”作用,同时,又以号召性姿态发挥着文化抵抗的作用。

在马哈福兹的创作中,政治始终是其核心轴。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说:“我的小说中不缺乏政治。”[18]纵观其创作,以民族主义为基础的爱国主义贯穿始终。马哈福兹以爱国纪念日为代表的集体历史记忆点燃爱国情感,唤醒民众民族自豪感,激励民众为争取民族自决、自由和独立而抗争,寄予民族觉醒、振奋之厚望。

3 文化传统的遗忘:文化记忆和身份认同之殇

开罗三部曲不仅表现了埃及文化记忆在民族情感和爱国纪念日中得以巩固,还展现了埃及文化记忆在社会动荡中表现出的认同和文化延续性危机。文化记忆涉及“回忆、认同和文化的延续”[19]之间的关联。徘徊在东西方异质文化相爱相杀的历史十字路口,非殖民化浪潮中的埃及人民与埃及文化在现代文化异军突起的时代应该何去何从,是作者马哈福兹于1919年寻求民族独立到1952年七·二三革命前夕着意探讨的问题,也是寻求新型民族身份建构的埃及人民在对文化延续性迷惘中奋力寻求的民族出路。二者的共同指向是文化记忆的认同决断。“文化记忆的客观化表达是通过一种肯定(我们是谁)或否定(这与我们正好相反)意义上的认同决断(identificatory determination)得到界定的。”[20]也就是说,文化记忆服务于当下文化身份的构建。余红兵认为:“文化不仅仅是记忆,它也是遗忘的结果与条件。遗忘作为文化的内在机制,是选择性记忆的直接伴生物。”[21]作为记忆的另一面——遗忘,服务于否认原生身份认同的需求。

在三部曲中,以艾哈迈德为代表的嘉瓦德家族在殖民时代两种文化的冲突和传统文化的风雨飘摇中尽力固守伊斯兰文化传统习俗,表现为拜访侯赛因清真寺、义无反顾地支持反殖斗争、艾哈迈德坚决反对儿子凯马勒入读师范学校等,成为文化抵抗的践行者和本土情结的维护者。不同于嘉瓦德家族对埃及文化记忆的传承,夏达德家族对传统文化冷漠的态度表现了埃及文化记忆的危机,具体表现为侯赛因和阿依黛兄妹对宗教戒律和传统习俗的有意遗忘。

埃及文化记忆的式微首先表现为夏达德兄妹对埃及传统宗教戒律的越界。“文化具有便捷性,是一个‘标志出来区域’(marked-off sphere),这种边界存在于不同文化之间,也存在于同一个文化的内部。禁忌正是这种边界性的一个较具代表性的例子。”[22]当一个人在原初群体中遵守群体文化规则时,他是归属于这一群体的。反之,当一个人主动打破禁忌之时,也就是他脱离群体的开始。侯赛因和阿依黛打破了传统穆斯林禁食猪肉和禁止饮酒的戒律,也就逃离了文化记忆对埃及民族身份的界定。阿依黛坐在金字塔石阶上心安理得地吃猪肉三明治、喝外国啤酒。兄妹俩都认为打破饮食禁忌无可厚非。两人甚至劝说凯马勒一同破戒,“你不妨尝尝看,别做那种拘泥呆板的清教徒”。[23]夏达德兄妹对穆斯林宗教饮食禁忌的越界,不仅意味着对传统文化规则的反叛,还意味着对传统文化记忆的挑战,因为“规则的遗忘直接导致人们某种特定行为方式的改变”。[24]他们触犯饮食忌讳的行为表明原先的传统文化记忆规范功能的失效,他们逐渐脱离了埃及文化群体的中心,两人原初文化记忆的消弭加速了其埃及民族文化身份的消解。

夏达德兄妹的文化记忆危机除了表现为传统文化禁忌约束力的失效,还表现为两人对传统习俗观念的背离并企图向法国文化身份群体靠拢的行为。这种有意主动向外同化,伴随着传统文化记忆边界的刻意模糊,使得与原初身份认同相关的各种记忆出现遗忘症状,其中一条就是忘记了本民族传统习俗。例如,阿依黛不再喜爱传统的女性服饰,改为穿欧式连衣裙;她忘记了追求丰满体型的埃及传统审美,改为追求苗条身材,摇身一变成为街区里最法国化的姑娘。“遗忘并不是由于回忆的消失,而是由于另一回忆夹在中间干扰”,[25]阿依黛对法国文化的痴迷干扰了埃及传统文化记忆。她头头是道地向凯马勒推荐法国小说,认为要想当作家就必须要精通法文,并且写小说之前需要先拜读巴尔扎克、乔治·桑、斯塔尔夫人、洛蒂等作家的作品。最具反讽意味的是阿依黛认为法语是身份的标志,因此她使用法语来表达对埃及金字塔的赞叹。扬·阿斯曼指出:“一个社会保持文化记忆的文化遗产,是在向自身和他者展示所属社会的构造和倾向,而‘集体的认同’,建立在成员有共同的知识系统和共同记忆的基础之上,而这一点是通过使用同一种语言来实现的。”[26]阿依黛选择使用与埃及文化记忆不存在任何关联性的外来语言——法语,对埃及文化记忆纪念碑——金字塔进行评价,说明她的文化记忆出现了松动,她的埃及集体归属感开始瓦解,她的民族身份认同受到了挑战,开始变得模糊不清。

“过去是民族身份认同意识的决定性的来源,谁想要归属于此就必须分享这一群体记忆。”[27]相反,谁想要脱离群体就必须隐瞒和遗忘群体记忆。“记忆与遗忘的临界点是身份认同构建的需要。”[28]在被殖民的历史背景下,埃及传统文化规则受到异质文化的影响,阿依黛和侯赛因在文化交锋中选择遗忘本该铭记的本民族文化,偏离了埃及传统文化群体,成为了渴望摆脱本民族文化身份的“异乡人”。传统文化记忆的不在场使得兄妹两人原初的文化身份开始消解,所以当他们打破饮食禁忌时不再感到不安,对外来文化符号也变得习以为常。马哈福兹通过描写夏达德兄妹对宗教禁忌和民族传统的遗忘,揭示了埃及文化记忆的危机结果往往伴随着埃及民族身份认同的瓦解。

4 结语

文化是一种记忆选择,而选择的过程则伴有遗忘。记忆与遗忘都服务于当下的身份认同。记忆是“带有某种认同-索引(identity-index)的知识”,[29]文化记忆对一个人和民族认识自我、他人/他族和社会/世界有着引导作用,贯穿于个体身份和民族身份的认同与建构过程之中。马哈福兹看到了埃及饱受英国殖民的摧残,他号召埃及人民以史为鉴,学习祖先争取自由、敢于反抗的精神,其精神实质是民族主义的,体现了哲学思辨层面的人道主义。作家清醒地意识到扎根埃及文化土壤与本土情结、保持文化记忆的源远流长是埃及发展唯一的出路。三部曲展现了作家对文化记忆与构建民族身份认同关系的反思:在风云变幻的埃及,民族情感和爱国纪念日作为本土文化记忆的守望者,巩固了集体文化认同感,成为埃及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文化动力;另一方面,文化传统的遗忘所带来的文化记忆危机是民族文化认同中的离心力,也会威胁到本民族文化身份构建。马哈福兹挖掘掩藏在埃及历史和人民中的文化记忆,呼吁构建属于本民族的身份认同,体现了一个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作家的应有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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