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锦 辉

(陕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 陕西 西安 710119)

服饰作为人类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人类灵魂“最外层”的罩蔽、防护之物[1]5，具有御寒蔽体、美化装饰的功能，体现了人类文明的重要内容，反映了一个国家、民族或地区不同时期的政治制度、经济水平、社会习俗、精神风貌和审美格调。唐朝经济富饶、文化精深，是服饰发展的重要时期，“服饰发展无论衣料还是衣饰，都呈现出一派空前灿烂的景象”[2]76。唐代服制体系完备，统治者对穿衣著冠，尤其是官员服饰有着严格的礼仪制度规定(1)《唐会要·舆服》介绍了裘冕、章服品第、内外官章服、鱼袋等制度；《通典·开元礼纂类三》介绍了君臣冕服冠衣制度；《新唐书·车服志》《旧唐书·舆服志》介绍了皇帝及群臣百官之服；《唐六典》具体交代了各官职对应的官服及佩饰等。。官服作为士人表现自我身份和角色意识的外在符号，承载着士人的仕宦经历和心态变迁。唐代文人重视官服，《容斋随笔·唐人重服章》载：

唐人重服章，故杜子美有“银章付老翁”、“朱绂负平生”、“扶病垂朱绂”之句。白乐天诗言银绯处最多，七言如“大抵著绯宜老大”、“一片绯衫何足道”、“暗淡绯衫称我身”、“酒典绯花旧赐袍”、“假著绯袍君莫笑”、“腰间红绶系未稳”、“朱绂仙郎白雪歌”、“腰佩银龟朱两轮”、“便留朱绂还铃阁”、“映我绯衫浑不见”、“白头俱未著绯衫”、“绯袍著了好归田”、“银鱼金带绕腰光”、“银章暂假为专城”、“新授铜符未著绯”、“徒使花袍红似火”、“似挂绯衫衣架上”。五言如“未换银青绶，唯添雪白须”、“笑我青袍故，饶君茜绶新”、“老逼教垂白，官科遣著绯”、“那知垂白日，始是著绯年”、“晚遇何足言，白发映朱绂”。至于形容衣鱼之句，如“鱼缀白金随步跃，鹄衔红绶绕身飞”。[3]14-15

其中白居易的官服书写最为典型，不仅数量超群，而且意蕴丰富。目前关于白居易官服的研究，主要以探讨白居易官服与官阶关系为主(2)虽然日本汉学家川合康三先生《初入长安的白居易——喧噪与闲适》《白居易闲适诗考》(川合康三《终南山的变容中唐文学论集》，刘维治、张剑、蒋寅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下定雅弘先生《白乐天的世界》(下定雅弘《白乐天的世界》，李寅生译，凤凰出版社2017年版)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先生《机智与私人生活》(宇文所安《中国“中世纪”的终结》，见《唐文学文化论集》，陈引驰、陈磊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对白居易的生活及心态有所涉及，但对官服与仕宦角色和心态的关注不够。至于如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杜建民《古代服色等级制度》 (《文史知识》1993年第11期)、侯玉芳《青衫与江州司马》(《文史知识》1994年第11期)、蹇长春《也说“青衫”与“江州司马”》(《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6期)、周劲松《辩“江州司马青衫湿”——也说白居易诗中的品官服色问题》(《文史知识》1995第7期)、方胜《从〈琵琶行〉的“青衫”诠释唐代官员品阶特点》(《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9期)等，虽有所论述，但以讨论官服与官阶关系为主。，至于白居易官服书写呈现的官服现象，蕴含的仕宦经历，反映的心态变迁问题仍具有较大的探讨空间。

一、 白居易诗歌呈现的官服现象

唐初在舆服方面旧承隋制，武德四年“始著车舆、衣服之令”[4]511，规定“天子之服十四、皇后之服三、皇太子之服六、太子妃之服三、群臣之服二十二、命妇之服六”[4]514-523，将其视为权力等级的象征。白居易向来关注自己的服饰，对官服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瓯北诗话·白香山诗》卷4载：

香山诗不惟记俸，兼记品服。初为校书郎，至江州司马，皆衣青绿。有《春去诗》云“青衫不改去年身”，《寄微之》云“折腰俱老绿衫中”，及《琵琶行》所云“江州司马青衫湿”是也。(行军司马则衣绯，有《寄李景俭唐邓行军司马》云“四十著绯军司马”。)为刺史，始得著绯。有《忠州初著绯答友人》诗，有《谢裴常侍赠绯袍鱼袋》诗。由忠州刺史除尚书郎，则又脱绯而衣青。有诗云：“便留朱绂还铃阁，却著青袍侍玉除。”时微之已著绯，故赠诗云：“笑我青袍故，饶君茜绶殷。”及除主客郎中知制诰、加朝散大夫，则又著绯，而微之已衣紫。故赠诗云：“我朱君紫绶，犹未得差肩。”除秘书监，始赐金紫。有《拜赐金紫》诗云：“紫袍新秘监，白首旧书生。”太子少傅品服亦同。故诗云：“勿谓身未贵，金章照紫袍。”此又可抵《舆服志》也。[5]136-137

据统计，白居易涉及官服的诗歌达146首，这些官服书写涉及官服佩饰、服色和特殊的官服现象等，其诗歌分布如下表1所示。

1. 官服佩饰。佩饰作为官服的有机组成部分，有鱼符、鱼袋、绶(绂)、簪、裘等。本文主要对白诗经常提及的鱼符、鱼袋和绶(绂)进行分析。

鱼符即鱼形符契，主要用来“明贵贱，应召命”，《新唐书·车服志》载：

随身鱼符者，以明贵贱，应召命，左二右一，左者进内，右者随身。皇太子以玉契召，勘合乃赴。亲王以金，庶官以铜，皆题某位姓名。[4]525

鱼符上刻有姓名，随身佩戴，身份和品秩不同，鱼符材质亦不同。白居易《初除官蒙裴常侍赠鹘衔瑞草绯袍鱼袋因谢惠贶兼抒离情》：“惠深范叔绨袍赠，荣过苏秦佩印归。鱼缀白金随步跃，鹘衔红绶绕身飞。”[6]1411所谓“鹘衔红绶”，《旧唐书·德宗纪》贞元七年：“(三月)壬申，诏：顷来赐衣，文彩不常，非制也。朕今思之，宜有定制。节度使宜以鹘衔绶带，观察使宜以雁衔威仪。威仪，瑞草也。”[7]363《唐会要·异文袍》载：“太和六年六月敕：三品以上，许服鹘衔瑞草，雁衔绶带，及对孔雀绫袍袄。四品五品，许服地黄交枝绫。”[8]582裴堪赠给诗人象征高阶官位的鹘衔瑞草绯袍和鱼袋，诗人的心情不言而喻。这里的鱼符用白金做成，是高贵身份地位的象征。

表1 白居易官服书写诗歌分类(3) 本文统计出白居易涉及官服的诗歌共计146首，而表1中的总计指诗歌中不同官服类别出现的次数。一首诗中会同时提到官服佩饰、服色或特殊的官服现象，例如“金章紫绶堪如梦”同时提到了鱼符和绶带。

鱼袋是用来盛放鱼符，与鱼符一样，上面亦有姓名，类似通行证，官阶不同，鱼袋亦不同，“三品以上饰以金，五品以上饰以银。刻姓名者，去官纳之，不刻者传佩相付”[4]525。鱼袋既是官员品秩的标识，“永徽二年四月二十九日，开府仪同三司，及京官文武职事四品五品，并给随身鱼袋”[8]579，也是应诏入宫的身份凭证，如“五品已上改赐新鱼袋，并饰以银”[7]96。“(裴宽)除太原尹，赐紫金鱼袋。”[7]3 130“便奏常清为庆王府录事参军，充节度判官，赐紫金鱼袋。”[7]3 208鱼袋在官员仕宦生活中应用频繁，如白诗“貂冠水苍玉，紫绶黄金章”[6]《寓意诗五首》，“勿谓身未贵，金章照紫袍”[6]《自宾客迁太子少傅分司》。“金章”指金鱼袋，《唐会要·鱼袋》载：“自后恩制赏绯、紫，例兼鱼袋，谓之章服。景云二年四月二十四日敕文：鱼袋，著紫者金装，著绯者银装。”[8]580此时白居易任太子少傅，太子少傅与太子少师、太子少保皆属于从二品。《旧唐书·职官志》载：“从第二品：尚书左右仆射、太子少师、太子少傅、太子少保、京兆河南太原等七府牧、大都督、大都护、光禄大夫、镇军大将军、开国县公、柱国”[7]1 791，二品官阶对应的即是金鱼袋。

唐代佩鱼制度并不是一成不变，唐初鱼袋在官员离任或致仕时要交还，《唐会要·鱼袋》载：“自永徽以来，正员官始佩鱼。其离任及致仕，即去鱼袋。”[8]580后来，佩鱼制度逐渐演变为终身制，“(永徽)五年八月十四日敕：恩荣所加，本缘品命，带鱼之法，事彰要重，岂可生平在官，用为褒饰，才至亡没，便即追收，寻其始终，情不可忍。自今已后，五品已上有薨亡者，其随身鱼袋，不须追收”[8]579。过去作为官吏进出凭证的鱼袋，如今已成为官方赏赐高级官员的奖励，至盛唐时，鱼符已是满朝皆有，可见“佩鱼制度的规范化及艺术性质的固定化至唐形成一大特色”[9]215。

“绶(绂)”亦是官服佩饰的重要组成部分，《晋书·职官志》载：“文武官公，皆假金章紫绶，著五时服”[10]726。“绂”与“绶”意义相同，《说文解字·糸部》曰：“绶，韨维也”[11]657，指系官印或玉佩的丝织带。绶带颜色的不同暗寓着官阶身份等级的差异，《礼记·玉藻》曰：“天子佩白玉而玄组绶，公侯佩山玄玉而朱组绶，大夫佩水苍玉而纯组绶，世子佩瑜玉而綦组绶，士佩瓀玟而缊组绶”[12]3212，李唐根据官员品阶不同对“绶”的色彩和尺寸严格规范，《旧唐书·舆服志》载：

诸佩绶者，皆双绶。亲王纟熏朱绶，四彩，赤、黄、缥、绀，纯朱质，纟熏文织，长一丈八尺、二百四十首，广九寸。一品绿綟绶，四彩，紫、黄、赤，纯绿质，长一丈八尺，二百四十首，广九寸。二品、三品紫绶，三彩，紫、黄、赤，纯紫质，长一丈六尺，一百八十首，广八寸。四品青绶，三彩，青、白、红，纯青质，长一丈四尺，一百四十首，广七寸。五品黑绶，二彩，青、绀，纯绀质，长一丈二尺，一百首，广六寸。[8]1 944-1 945

按照官阶等级，有朱绶、绿绶、紫绶、青绶和黑绶。白诗提及“绶”的次数仅次于鱼符和鱼袋，“黄绶”如“青山方远别，黄绶初从仕”[6]《初见白发》，“朱绶”如“素餐无补益，朱绶虚缠绕”[6]《西掖早秋直夜书意》、“晓垂朱绶带，晚著白纶巾”[6]《访陈二》，“紫绶”如“紫绶朱绂青布衫，颜色不同而已矣”[6]《王夫子》、“我朱君紫绶，犹未得差肩”[6]《初著绯戏赠元九》。这些不同颜色的绶带亦折射出诗人不同时期的仕宦活动。除了单独提及“绶”以外，白诗有时将紫绶与金章连用，如“君看裴相国，金紫光照地”[6]《闲居》，“金紫”指金章紫绶。再如“腰金拖紫是何人”[6]《哭从弟》、“金章紫绶堪如梦”[6]《新昌闲居招杨郞中兄弟》、“金章紫绶辞腰去，白石清泉就眼来”[6]《题新涧亭兼酬寄朝中亲故见赠》等，二者连用进一步强化了皇权，象征显赫官位。

2. 官服服色。除了官服佩饰以外，官服服色白居易也异常重视。唐武德四年确立了“衣服之令，上得兼下，下不得儗上”[4]511的服制原则，《旧唐书·舆服志》载：

武德初，因隋旧制，天子燕服，亦名常服，唯以黄袍及衫，后渐用赤黄，遂禁士庶不得以赤黄为衣服杂饰。四年八月敕：“三品已上，大科绸绫及罗，其色紫，饰用玉。五品已上，小科绸绫及罗，其色朱，饰用金。六品已上，服丝布，杂小绫，交梭，双纟川，其色黄。六品、七品饰银。八品、九品鍮石。流外及庶人服绸、絁、布，其色通用黄，饰用铜铁。”[7]1 952

之后贞观时又确立了以服色区分官员品级高低的制度，《旧唐书·舆服志》载：“贞观四年又制，三品以上服紫，五品已下服绯，六品、七品服绿，八品、九品服以青，带以鍮石。妇人从夫色。虽有令，仍许通著黄。”[7]1 952官服颜色规定得愈加精细严格，官制体系内的等级差异愈是森严。“唐百官服色，视阶官之品”[13]159，将官服服色与官阶地位挂钩，区分贵贱尊卑，服色成为衡量唐代官员官阶的显要标识。

白诗涉及的官服服色主要有红色、紫色、青色和绿色，其中红色提及次数最多。红色官服在唐代为四品、五品官员的常服，白居易《别曹唐三绝句》写道：“久眠褐被为居士，忽挂绯袍作使君。”[6]1 415使君是“刺史”的别称，正四品，故诗人应穿绯袍。《酬元郎中同制加朝散大夫书怀见赠》：“五品足为婚嫁主，绯袍著了好归田。”[6]1 525《旧唐书·职官志》载：“从第五品下阶：朝散大夫，文散官。”[7]1 795元和十四年冬，白居易召还京师，第二年加朝散大夫，《旧唐书·白居易传》：“其年冬，召还京师，拜司门员外郞。明年，转主客郞中、知制诰，加朝散大夫，始著绯”[7]4 353，明确写出五品官阶应著绯袍。其他如《郡中春燕因赠诸客》“暗淡绯衫故，斓斑白发新”[6]873、《重和元少尹》“凤阁舍人京亚尹，白头俱未著绯衫”[6]1 511、《日渐长赠周殷二判官》“万茎白发直堪恨，一片绯衫何足道”[6]1 680、《故衫》“暗淡绯衫称老身，半披半曳出朱门”[6]1 686等。

紫，《说文解字·糸部》曰：“帛青赤色。”[11]656《释名·释采帛》中说：“紫，疵也，非正色。五色之疵瑕以惑人者也。”[14]148在唐代，紫色是三品以上官员的服色。白诗《初授秘监并赐金紫闲吟小酌偶写所怀》写道：“紫袍新秘监，白首旧书生。”[6]1 962大和元年三月白居易为秘书监，《旧唐书·文宗纪》载：“(大和元年三月)戊寅，以前苏州刺史白居易为秘书监，仍赐金紫。”[7]525秘监即秘书监，从三品，《新唐书·百官志》曰：“秘书省，监一人，从三品……监掌经籍图书之事。”[4]1 214《自宾客迁太子少傅分司》：“勿谓身未贵，金章照紫袍。”[6]2 331宾客即太子宾客，正三品，《新唐书·百官志》载：“太子宾客四人，正三品，掌侍从规谏，赞相礼仪，宴会则上齿。”[4]1 292分司，官职名，李唐统治者在洛阳设立的一套相仿于长安的官职系统，任职者称之。除分司御史有监察之责外，其他分司官员皆属闲散之职，享有俸禄待遇。此时白居易被迁为太子少傅分司，虽是闲职，但仍在三品以上，故着紫袍。

“绿，帛青黄色也”[11]655，唐代是六品与七品官员的服色。白诗《忆微之》写道：“分手各抛沧海畔，折腰俱老绿衫中。”[6]1 303以绿衫代指等级较低的官员。再如《哭从弟》：“一片绿衫消不得，腰金拖紫是何人。”[6]1 310身著绿衫的低级官员与穿紫配金的高级官员形成鲜明对比。其他如《上阳白发人》“绿衣监使守宫门”[6]298、《江楼宴别》“楼中别曲催离酌，灯下红裙间绿袍”[6]1 267、《曲江亭晚望》“尘路行多绿袍故，风亭立久白须寒”[6]1 505等。

“青，东方色也。”[11]244《旧唐书·舆服志》载“八品、九品服以青”，青色与绿色一样，都是低阶官吏官服服色。白诗《醉后走笔酬刘五主簿长句之赠兼简张大贾二十四先辈昆季》道：“君同鸾凤栖荆棘，犹著青袍作选人。”[6]910选人即候补、候选官员，《云麓漫钞》卷4载“选人之制，始于唐”[15]48，故穿青色官服。《朝回和元少尹绝句》“朝客朝回回望好，尽纡朱紫佩金银。此时独与君为伴，马上青袍唯两人”[6]1 511，散朝后诗人看到满目朱紫，金银鱼袋，唯有自己与元少尹两人身著青袍，身份高低之悬殊显而易见。再如《琵琶行》中写到的“青衫”，是从九品下的散官官服。白居易此时虽为江州司马，秩五品，按规定应穿红色官服，但是散官阶仍为从九品下，故穿“青衫”。综观白居易一生，由于长期官位较低，故其诗歌屡提“青衫”。

3. 特殊的官服现象。白居易诗歌还提及了赐服、借服、典服等特殊的官服现象。唐代章服制度虽然完备，但并非一成不变，赐服与借服就是官阶与服色错位的特殊现象。唐代官制分散官与职事官，散官只是荣誉头衔，职事官是实际执任，“唐制服色不视职事官，而视阶官之品”[16]310，服色按散官官阶而定。当受赏官员散官品级没有达到高级官服的规定，统治者会通过特赐紫绯官服、金银鱼袋等表彰功臣。赐服在唐代没有严格规定，如“以前苏州刺史白居易为秘书监，仍赐金紫”[7]525，白居易此时散官为朝散大夫，“朝散大夫为从五品下”[7]1 785，不及三品，因而“赐金紫”，为此作《初授秘监并赐金紫闲吟小酌偶写所怀》，表达自己受赏的喜悦。在获知弟弟白行简获赐章服，立即写下《闻行简恩赐章服喜成长句寄之》“荣传锦帐花联萼，彩动绫袍雁趁行。大抵著绯宜老大，莫嫌秋鬓数茎霜”[6]1 889。除了表达喜悦之情外，更是对绯袍上绣出的雁衔瑞草等图案进行专门描写。

地方官级别不如京官，责任却十分重大，为鼓励他们尽职尽责，朝廷就想出了低级官员外任时借服的方法，“都督刺史品卑者，借绯及鱼袋，永为例程”[8]571。唐代最早的借服发生在武后时期，《通典·嘉礼》载：

天授二年八月，左羽林大将军建昌王攸宁借紫衫金带。九月二十六日，除纳言，依旧著紫带金龟。借紫自此始。[17]1 770

武攸宁通过“借紫”打破散官官阶对官服服色的限定，之后成为定制。到了唐中后期，借服便广泛地流行开来，如《唐语林·牛丛》载：

牛丛任拾遗、补阙五年，多论事，上密记之。后自司勋员外郎为睦州刺史，入谢，上命至轩砌，问曰：“卿顷任谏官，颇能举职，今忽为远郡，得非宰臣以前事为惩否？”丛曰：“新制：未任刺史县令，不得任近侍官。宰臣以是奖擢，非嫌忌也。”上曰：“赐紫。”丛谢毕，前曰：“臣所衣绯衣是刺史借服，不审陛下便赐臣紫，为复别有进止？”上遽曰：“且赐绯。”上慎重名器，未尝容易，服章之赐，一朝无滥邀者。[18]84

牛丛所穿绯衣便是借服。白诗《又答贺客》写道：“银章暂假为专城，贺客来多懒起迎。似挂绯衫衣架上，朽株枯竹有何荣”[6]1 414。“银章”“绯衫”就是白居易出任忠州刺史时“暂假”来的。

典服指将官服或官服佩饰典当用来换取其他东西，尤以换酒居多，如李白《对酒忆贺监二首》序云：“太子宾客贺公于长安紫极宫一见余，呼余为谪仙人。因解金龟换酒为乐。”[19]775金龟是武则天时期暂代鱼符的佩饰，《旧唐书·舆服志》载：“天授元年九月，改内外所佩鱼并作龟。”[7]1 954贺知章以金龟换酒招待李白。其他如杜甫《曲江二首》其二“朝回日日典春衣，每日江头尽醉归”[20]447、周贺《赠李主簿》“对酒妨料吏，为官亦典衣”[21]5 719、林宽《寄省中知己》“花开封印早，雪下典衣频”[21]7 001等。当然，白诗对典服也有书写，他以典当朝服换酒，如《渭村退居寄礼部崔侍郎翰林钱舍人诗一百韵》“朝衣典杯酒”[6]1 149、《醉送李二十常侍赴镇浙东》“共脱青衫典浊醪”[6]2 378、《问诸亲友》“定酒典朝衣”[6]2 791等。

官服作为一类专门特殊的服饰，带有礼制文化的印记，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集中体现。李唐官服制度不仅是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也是礼制文化的核心内容。白居易在诗歌中对官服佩饰、服色以及特殊官服现象的书写，从服饰角度再现了唐代礼制文化，直拶唐代服饰文化的本质——加强皇权统治，强化等级区别。官服明尊卑，辩贵贱的作用愈加明显。故白居易诗歌中的官服书写不仅折射出李唐礼制文化的发展和变化，同时也是诗人仕宦身份的象征、角色意识的标志，凝聚着诗人丰富的仕宦活动经历，其反复多变成为洞察白居易仕宦心态转变的重要窗口。

二、 白居易官服书写反映的仕宦心态

白居易官服书写除了呈现诗人的官职身份、角色意识、显示贵贱尊卑外，更为重要的是官服的差异、多变直接穿刺着诗人的内心世界，是仕宦经历的真实记录。白居易仕宦活动经历的变化，表层表现为官服的差异，深层则是其心态的变化，其诗歌中的官服书写按照仕宦经历，大致可分为3个阶段：三登科第至元和十年(815)被贬江州司马前、被贬江州司马到大和三年(829)分司东都，以及大和三年分司东都到会昌六年(846)病逝。第一阶段涉及官服书写的诗歌共有17首，表现了白居易早期为官的积极进取与不甘。第二阶段涉及官服书写诗歌共有86首，体现了白居易波动起伏且呈减淡趋势的仕宦之意。第三阶段涉及官服书写诗歌共有43首，呈现了白居易的“中隐”思想。从这3个阶段的官服书写看，白居易的仕途心理多元复杂，官服书写不仅可以还原白居易的仕宦角色和心态转变的过程，而且对当时的政治生态亦有反映。

1. 三登科第至元和十年(815)被贬江州司马前。这一时期白居易涉及官服书写的诗歌数量虽然有限，但依旧可以看出诗人初入仕途时的进取心态。这种进取首先表现在他对达官显宦的渴望，表现在诗歌中，流露出对高阶官服的羡慕与企盼。贞元十五年白居易在宣城应乡试，在《送侯权秀才序》中写道：“贞元十五年秋，予始举进士，与侯生俱为宣城守所贡。明年春，予中春官第。”[22]284这一年宣歙观察使崔衍领贡举事，“贞元十有五年，天子命中书舍人渤海公领贡举事。越明年春，居易以进士举，一上登第。”[22]375初次及第后的白居易向宣歙观察使崔衍拜谢“贡举”之恩，他在《叙德书情四十韵上宣歙崔中丞》中对崔衍的官服如此描绘：“藉草朱轮驻，攀花紫绶垂”[6]997，“中丞”，属御史台，《旧唐书·职官志》载：“中丞二员。正四品下。大夫、中丞之职，掌持邦国刑宪典章，以肃正朝廷。”[7]1 862崔衍官为中丞，正四品下，着“紫绶”。白居易在诗中对其官服的书写暗含了他对中丞高级官位的艳羡，故在诗歌结尾提出希望崔衍提拔他的请求，“扶摇重即事，会有答恩时。”[6]998之后如《渭村退居寄礼部崔侍郎翰林钱舍人诗一百韵》“金钿相照耀，朱紫间荧煌”[6]1 149、《寓意诗五首》其二“貂冠水苍玉，紫绶黄金章”[6]193中的“朱紫”“紫绶”“黄金章”等官服，皆是显赫高官的标志，诗人在诗中多次提及，反映出初入仕途时对位极人臣的渴慕。

其次，白居易的进取心态还体现在他积极干预时政，即鲜明的角色意识。高昂的政治热情促使他创作了大量讽喻诗，对为官的腐败进行了猛烈斥责。白居易的讽喻诗“将各种社会时事内容也包括进来, 如《新乐府》中的《时世妆》《井底引银瓶》，《秦中吟》中的《买花》诸篇所涉及的社会风俗内容”[23]。在《不致仕》中，他写道：“挂冠顾翠纟委，悬车惜朱轮。金章腰不胜，伛偻入君门。”[6]169“金章”指金鱼袋，二品官阶对应的是金鱼袋，诗人在此对年老病衰，无法履行职责，却仍佩戴金鱼袋，不肯退休的贪荣恋宦者进行了辛辣嘲讽。再如《轻肥》“朱绂皆大夫，紫绶或将军”[6]174，朱绂即朱袍，唐五品以上官员的官服。诗人对着“朱绂”的大夫、戴“紫绶”的将军过着骄横淫奢的生活进行了有力抨击。白居易虽渴求彰显尊贵的高级官服，但在关乎时局命运的大事上，始终未曾忘却自己的角色意识，仍对身着华丽官服的贪官腐吏进行了严厉指责。当然，白居易不齿此等行为，从侧面也反映出他刚正不阿、洁身自好的为官原则。

与进取心态相伴的还有希望落空的不甘，即白居易并未在自己志气高昂的年岁获得理想的官职，反应在官服上，即诗人多穿象征低阶官职的青色和绿色官服。《权摄昭应早秋书事寄元拾遗兼呈李司录》“可怜趋走吏，尘土满青袍”[6]723，这是元和元年(806)白居易任周至县尉时写给元稹的诗，县尉在一县范围内虽可以“亲理庶务，分判众曹，割断追催，收率课调”[24]753，然与已成为皇帝近臣、左拾遗的友人元稹相比，白居易此时还是一个位卑官微而又十分辛苦的“草野鄙夫，风尘走吏”[22]1268，心里难免会不平衡，对于自己所着青袍心有不甘。在《酬李少府曹长官舍见赠》中他进一步表达了对当下官职勉为其欢的心情：

低腰复敛手，心体不遑安。一落风尘下，方知为吏难。公事与日长，宦情随岁阑。惆怅青袍袖，芸香无半残。赖有李夫子，此怀聊自宽。两心如止水，彼此无波澜。往往薄书暇，相劝强为欢。白马晚蹋雪，渌觞春暖寒。恋月夜同宿，爱山晴共看。野性自相近，不是为同官？[6]766

白居易与有同样遭遇而心性相投的友人互相劝慰，公职之事与日俱增，而自己对仕宦的热情却日渐消减，面对青袍心生惆怅。

从元和四年(809)出任周至尉始到贬为江州司马，这是白居易政治上积极进取、有所作为的10年，职事官的官职从秘书省校书郎到授周至县尉、左拾遗再到京兆府户曹参军，但散官品阶却一直为“将仕郎，从九品”[7]4 340，这是最低级的文散官，所以穿的始终是青色官服。即使白居易凭借卓越的文学、政治才能蜚声朝野而擢居近职时，左拾遗在他看来也不过是“其选甚重，其秩甚卑”[22]1 187的“言官”，是一种“职务性谏官”[25]，散官官阶与职事官品级差异过大，位高而阶卑，令人心忧。因此从初入仕途较多的“青袍”书写可以看出诗人宦情淡薄的萌芽，这部分诗歌凝结了诗人对散官官阶的不满，流露出诗人对理想与现实有较大落差的失望。

2. 被贬江州司马到大和三年(829)分司东都。这一阶段白居易描写官服的诗歌数量最多，占到了总数的一半以上。其因在于这一时期白居易经历了俟罪浔阳、量移忠州、释罪回朝、出刺杭苏二郡、再次回朝出任刑部侍郎等。职事官职调动频繁，先是贬为江州司马、量移忠州司马，之后释罪回朝担任司口员外郎、任两地刺史，再到重返朝廷被启用任刑部侍郎。而散官官阶由将仕郎变为朝议郎再到朝散大夫，官职和官阶的频繁变化导致这一时期官服的变化尤为明显，官服的多变再现着诗人复杂的心路历程。

首先，贬谪时的落寞。元和十年七月朝廷发生了刺杀武元衡事件，白居易第一个上疏请求追捕恶贼，“十年七月，盗杀宰相武元衡，居易首上疏论其冤，急请捕贼以雪国耻”[7]4 344，却被认为是职责越位，“宫官非谏职，不当先谏官言事”[7]4 344，有人又趁机污蔑白居易“其母因看花堕井而死，而居易作《赏花》及《新井》诗，甚伤明教”[7]4 344，最终白居易被贬为江州司马。在启程前往江州之前，白居易与友人作别，在《别李十一后重寄》中写道：

秋日正萧条，驱车出蓬荜。回望青门道，目极心郁郁。岂独恋乡土，非关慕簪绂。所怆别李君，平生同道术。俱承金马诏，联秉谏臣笔。共上青云梯，中途一相失。江湖我方往，朝庭君不出。蕙带与华簪，相逢是何日？[6]813

“簪绂”即冠簪和绶带，指官员服饰。唐人诗歌多有提及，如钱起《卧病李员外题扉而去》“谁知簪绂贵，能问幽忧疾”[21]2606、李群玉《广州重别方处士之封川》“白衣谢簪绂，云卧重岩扃”[21]6 583。白居易借“簪绂”道出了对功名的留恋倾慕，原本希冀与友人“共上青云梯”，而今自己被贬，则不能继续携手共进。“蕙带”与“华簪”借指退隐政治中心的自己和官职显贵的友人，可见诗人此时被贬的失意落寞。诗人冤愤难抑，接连在诗歌中通过对自己所穿低阶官服的描绘来抒发内心的苦楚。《约心》“黑鬓丝雪侵，青袍尘土涴”[6]604，正是大有作为的时期，可是诗人却身着青袍，官卑和贬谪的双重打击让诗人生出了白发，以致《琵琶行》中，诗人将远离权力中心的失重感和受排挤贬谪的痛苦全盘和出，泪湿青衫。江州之贬让白居易颓丧不已，往日忠于国事的拳拳之心已濒于死灰，《咏怀》“面上灭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6]1 308，此时身着的青色官服便是他冤愤情绪的见证。

其次，“借服”时的窘迫。元和十三年，白居易被任命为忠州刺史，若本身散官进至五品朝散大夫，始可著绯，但白居易的散阶仍是将仕郎，从九品下，故只能借服。在这之前白居易穿的都是象征低阶的青色、绿色官服，久谪之后还能够“著绯”，诗人感慨万千，《初除官蒙裴常侍赠鹘衔瑞草绯袍鱼袋因谢惠贶兼抒离情》写道：

新授铜符未著绯，因君装束始光辉。惠深范叔绨袍赠，荣过苏秦佩印归。鱼缀白金随步跃，鹘衔红绶绕身飞。明朝恋别朱门泪，不敢多垂恐污衣。[6]1 411

“缀”“跃”“飞”等字写出了诗人获赠“鱼袋”和“红绶”的轻快喜悦，这种喜悦来源于身份的变化。按照唐代礼制规定，“鱼袋”和“红绶”是高阶官员的官服佩饰，诗人此时获得，以至于“不敢多垂恐污衣”，这一小心翼翼的举动展现出对新官服的爱惜。作者此时心境尚未从贬谪的阴影中走出来，忠州环境的萧疏荒凉进一步加重了诗人意绪的消沉。友人裴堪赠予的官服鼓舞了贬谪已久的白居易，在《江西裴常侍以优礼见待又蒙赠诗辄叙鄙诚用伸感谢》中，白居易传达了自己重燃的信心：“他日秉钧如见念，壮心直气未全销。”[6]1 407

“借绯”毕竟是借来而非名正言顺的荣耀，《又答贺客》中诗人又表达了自己的失落与沮丧：

银章暂假为专城，贺客来多懒起迎。似挂绯衫衣架上，朽株枯竹有何荣？[6]1 414

“银章”“绯衫”是高阶官位和身份的象征，白居易虽已身着，可是“暂假”二字挑破了虚假的显赫，身居高位只是假象，故而即使贺者如云，诗人也懒于迎客，银章绯袍不过是“朽株枯竹”，不值得骄傲。“借服”在中唐已普遍存在，除了友人相赠，统治者为了满足士人的虚荣心有时也会进行“赐服”，唐宪宗时就有“每朝会，朱紫满庭，而少衣绿者，品服太滥”[3]844的场面发生，诗人不以“借服”为荣，可见其坦率与清醒。

即便借来的“银绯”，白居易也不能长期享受，元和十五年(820)，他被召回长安任尚书省司门员外郎，而散阶仍是从九品下的将仕郎，故无资格“著绯”，任刺史所借的官服也离他而去，《初除尚书郎脱刺史绯》写道：

亲宾相贺问何如，服色恩光尽反初。头白喜抛黄草峡，眼明惊拆紫泥书。便留朱绂还铃阁，却着青袍侍玉除。无奈娇痴三岁女，绕腰啼哭觅银鱼。[6]1 480

“脱刺史绯”，朱金城在《白居易集笺校》中指出：“唐制，章服以散阶论，五品始得服绯。故散阶未至者常有赐绯之举，刺史常得假绯以重其临民。解刺史后如散阶未至，仍反衣绿，故曰‘脱刺史绯’也。居易自忠州除司门员外郎时，盖犹未至从五品下阶朝散大夫，故仍须再著青袍。”[26]1 203-1 204白居易此时为从五品下阶朝散大夫，所以又重新穿回最初的青袍，自然也就没有银鱼袋，然不明事理的女儿哭喊着要银鱼袋，正戳中了诗人心中的无奈与不舍，这种得到又失去的痛苦，更令人心酸。

最后，初次“著绯”的喜悦与遗恨。白居易还朝半年后，长庆元年“加朝散大夫，始著绯”[7]4 353，他与元宗简同制加朝散大夫，作诗《酬元郎中同制加朝散大夫书怀见赠》，终于到了可以“著绯”的官阶，“青衫脱早差三日，白发生迟校九年。曩者定交非势利，老来同病是诗篇。终身拟作卧云伴，逐月须收烧药钱。五品足为婚嫁主，绯袍著了好归田”[6]1 525，诗人脱下青衫换上绯袍的急切心情被表现得淋漓尽致。在告知元稹喜讯的赠诗《初著绯戏赠元九》中，“那知垂白日，始是著绯年”[6]1 526，表达了自己年岁已高终于“著绯”的欣慰，期望通过赐封金紫以与元稹并肩，“我朱君紫绶，犹未得差肩”。宝历元年白居易庆祝弟弟白行简迁为主客郎中，在《闻行简恩赐章服喜成长句寄之》中以弟弟“赐服章”“著绯”为傲，“吾年五十加朝散，尔亦今年赐服章……大抵著绯宜老大，莫嫌秋鬓数茎霜”[6]1 889，虽然年事已高，但仍获重用，宽慰弟弟的同时也是对自己重返朝廷被启用的勉励。除了著绯，白居易又升为正二品的勋阶上柱国，妻子杨氏也被封为弘农郡君。贬谪对诗人仕途无疑产生了巨大影响，然当获得短暂的升迁后，尤其是可以身着高阶官服，白居易消沉已久的宦情有了反弹和回升。

经历宦海沉浮之后的白居易年岁已高，没有了青年时期的意气风发，初次“著绯”的喜悦过后，只留下白发多生之时才穿上绯衫的遗憾，《日渐长赠周殷二判官》“万茎白发直堪恨，一片绯衫何足道”[6]1 680，表达了虽身居高位但已有英雄迟暮之感。不止这一时期，仕途中几个重要节点，白居易都在官服书写中刻画了自己的衰老形象，官服书写中频繁可见白发、白鬓与官服的搭配：年仅32岁刚步入仕途就慨叹“秋霜似鬓年空长，春草如袍位尚卑”[6]《和谈校书秋夜感怀呈朝中亲友》；被贬江州时“半故青衫半白头”[6]《岁暮道情二首》之二；“借绯”时第一次穿上象征显赫身份的绯衫感叹“暗淡绯衫故，斓斑白发新”[6]《郡中春燕因赠诸客》；初次正式“著绯”且官职不断升迁期间也有“华缨映白须”[6]《醉题候仙亭》等哀叹。白居易非常在意自己身体的变化和健康状况，是一位“具有‘生活日志式作品风格’的诗人，在数十年的漫长时间中，仔细地持续记录着自己肉体(毛发)的变化过程”[27]84。这些记录并不仅仅是为了表现身体的衰老，更是为了刻画一个被命运蹂躏、因仕宦劳损身心的宦者形象。

从贬谪江州到重返朝廷被启用，这是白居易由前期积极“兼济天下”转向后期消极独善的重要过渡阶段，官服作为这一转换的重要外在标志，其多变不仅是官职官阶和角色意识的生动记载，而且承载着诗人复杂多变的仕宦心态。在此期间，白居易诗歌的基调是消沉的，但黯淡中也尚残留几许热忱，例如两次“著绯”的喜悦，但日渐消极、蜕变的总趋势已不可逆转。

3. 大和三年分司东都至会昌六年(846)病逝。白居易回朝之后，朝局依旧纷争不断。对于长庆朝局，王夫之如是论道：“吏乘之以藏奸，民且疲于奔命，盗贼得闲而乘之者奚若也！唐之不即倾覆也。”[28]782身担杀父之嫌、依靠宦官拥立的唐穆宗昏聩荒淫，文武官吏任用非人，军政指挥失当，导致河北三镇起而复叛，战事又起，朋党倾轧。混乱的局面让本已宦情黯淡的白居易毅然决定离开长安这个政治漩涡，大和三年分司东都时白居易写下了《中隐》：

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喧。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不劳心与力，又免饥与寒。终岁无公事，随月有俸钱。君若好登临，城南有秋山。君若爱游荡，城东有春园。君若欲一醉，时出赴宾筵。洛中多君子，可以恣欢言。君若欲高卧，但自深掩关。亦无车马客，造次到门前。人生处一世，其道难两全。贱即苦冻馁，贵则多忧患。唯此中隐士，致身吉且安。穷通与丰约，正在四者间。[6]1 765

诗人认为通过“中隐”，可以“不劳心与力”“致身吉且安”，免受冻馁和忧患，以此宣告了自己将在政治上奉行退守原则。官服同样记录了这一时期白居易渴望脱离官场羁绊的情感。《留别微之》“犹厌劳形辞郡印，那将趁伴着朝衣”[6]1 046、《思往喜今》“虽在簪裾从俗累”[6]2 212，足见案牍劳形之苦，暗示了诗人对官场公事的厌烦。又如晚年所作《百日假满少傅官停自喜言怀》一诗：

长告今朝满十旬，从兹萧洒便终身。老嫌手重抛牙笏，病喜头轻换角巾。疏傅不朝悬组绶，尚平无累毕婚姻。人言世事何时了，我是人间事了人。[6]2 690

唐制规定，“职事官假满百日，即合停解”[8]1 518，诗人请百日长假，意味着自己主动提出休官，诗人为离官感到喜悦，“牙笏”“组绶”是平日上朝所需之物，诗人以抛“牙笏”、不悬绶带来暗示自己将不再身居庙堂。诗人为脱下冠帽，换上角巾感到欣喜，借用向长典故，将停官归田潇洒而去的愉悦之情抒写得淋漓尽致，尾联“人言世事何时了，我是人间事了人”，更是感慨他人虽还在宦海沉浮，但却能享受人生事了的解脱与轻松。

退居洛阳后的白居易在官服书写中表现出享受闲职厚禄的知足。白居易向往退隐，在诗中多次表达过对陶渊明的仰慕，甚至产生过效仿陶潜隐居的念头，退居渭村时创作了《效陶潜体十六首》。但精神上的仰慕还是无法促使白居易真正放弃世俗的享乐，他始终没有真正脱离仕途，因为他还需要俸禄养家，官服也是世俗生活中衡量俸禄高低的重要标志。白居易晚年就沉浸在闲职与高禄的享受中，《戊申岁暮咏怀三首》其二“紫泥丹笔皆经手，赤绂金章尽到身”[6]、《自宾客迁太子少傅分司》“勿谓身未贵，金章照紫袍”[6]，“赤绂”“金章”“紫袍”等高阶官服均道出了诗人此时对已得荣耀的满足，知足保和、闲适自得成为白居易此时的主要旨趣。

白居易晚年选择“中隐”的处世之道，这是一种折中的处世方式，保证诗人既享受到了世俗生活的好处，避免完全归隐的冷落和清贫，又远离了官场纷争带来的麻烦。后期的官服书写不仅体现了诗人精神闲适与物质享乐的统一，也体现了在动荡政治环境中明哲保身的智慧，从而获得了人生的协调与平衡。《访陈二》“晓垂朱绶带，晚著白纶巾。出去为朝客，归来是野人”[6]1 565，在更换官服和常服的书写中，“晓”与“晚”，“出去”与“归来”，这些时空的对比反映出诗人在“朝客”与“野人”两种身份之间的自如转化。白居易将“仕”与“隐”和谐统一于一种生存形态中，为后世树立了“中隐”典范，他的“中隐”生活也成为士人的效仿对象。因此，这一时期的官服书写尚未完全突出其仕宦角色，反而有一种摆脱角色意识的内涵。

三、 白居易仕宦情结的生成机制

仕宦情结是诗人基于官服、角色与政治的特殊关系而生成的一种心理情感。官服作为衣物，本应是客观的、没有感情的，但它作为人的创造物与穿着物，是官员们参与政治生活的必备服饰，能第一时间向外界传达自己的身份、地位、角色等信息，自然沾概上主体关于仕宦经历的复杂情感，由此衍生出其他指涉内容，与官服相关的语词在唐诗中逐渐意象化，成为区分官品等级的社会意象，进而承载着文人的仕宦情结。白居易热衷在官服书写中展现自己的仕宦经历，这种以官服为基础萌生的仕宦情结有其独特的生成机制。

首先，服饰象征观念的渗透。从服饰传统来看，早在原始社会，服饰就已成为身份、地位的象征。“原始人为突出自己的力量或权威，用一些稀有的东西，如美丽的羽毛、猛兽的齿骨、罕见的宝石等来装扮自己，以表现勇猛、力量或身份、地位等特征。”[29]5羽毛、齿骨、宝石等可视为早期服饰的装饰。打猎归来身上戴着捕获的战利品，都会获得人们的满口称赞。可见不论是早期尚未开化还是后期高度文明，人类都期许得到他人的认可与钦佩。美国学者爱尔乌德曾指出：“所谓虚荣心的意义，就是社会赞许之爱好，那末，我们必须承认它是文化全体中的最强烈动机之一。身体装饰……行为之产生是起于希望被别个团体所观察和注意，敬重和称扬的欲望”，从而构成了“文化发展所趋向的目的之一部分”[30]225-226。服饰的象征作用恰巧可以满足人类的虚荣心。步入奴隶社会后，服饰除了彰显征服猛兽的优越感，还被作为礼仪和教化的工具，逐渐具有辨明身份的功能，开始象征等级序列的差异，并逐渐固定为社会秩序的标识。《礼记·玉藻》载：“锦衣狐裘，诸侯之服也。”[12]3 206身着稀有珍贵的狐裘是诸侯王臣们显赫身份的标志，故这一时期可视为是官服的萌芽时期，服饰被打上了等级烙印，这是仕宦情结产生的文化根源。

其次，礼仪、政治制度的强化。从国家管理角度看，一些礼仪、政治制度将官服与官职挂钩，是催生仕宦情结产生的直接诱因。为维持庞大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统治者需要规范官员的行为举止，于是制定了一系列的官服制度。服饰等级象征已不再是简单观念上的区分，而是进一步上升到了国家法度的层面，是人人必须遵守的规范准则，如《周礼·玉人》载：

玉人之事，镇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命圭九寸，谓之桓圭，公守之。命圭七寸，谓之信圭，侯守之。命圭七寸，谓之躬圭，伯守之。[31]1 994

公侯伯级别不同，所执所佩之饰也以等差量化来区分。官服是礼仪制度的外在表现，后世的服饰制度皆在《周礼》的基础上发展。《后汉书·舆服志》记载了东汉明帝对不同阶级官员冠冕的服制改革：

冕皆广七寸，长尺二寸，前圆后方，朱绿里，玄上，前垂四寸，后垂三寸，系白玉珠为十二旒，以其绶采色为组缨。三公诸侯七旒，青玉为珠；卿大夫五旒，黑玉为珠。[32]3 663

此外，汉明帝还规定了朝、祭服制度，包括衣裳、鞋履和佩绶等，以保证君臣各有等序。到了唐代，官服制度主要从色彩、材质这些最重要的元素来区分官员等级。服饰制度产生后，群臣自然对象征高阶的“紫袍”“绯衫”“金鱼袋”等产生企盼心理。李唐统治者一方面借森严的官服制度来强固官员的“虚荣心”，另一方面又会通过赐服、借服等逾越制度的行为来笼络群臣之心。官服的身份象征作用早已转化为巩固封建统治的手段之一，其政治伦理意义已淹没其他文化蕴涵，由此凝结成士人的仕宦情结。

最后，个人官本位意识的影响。从官服与个人仕途关系这一角度进行审视，仕宦情结的产生也是个人官本位意识的产物。所谓官本位，就是看重做官与否和官位高低的心理意识，将其作为衡量人生价值大小的主要标准。

白居易出生于一个世代奉儒的官宦家庭，以天下为己任、从政做官自然是其首选的人生道路。白居易做官志在兼济，《新制布裘》“丈夫贵兼济，岂独善一身”[6]。白氏家族没有显赫的门阀背景，《北梦琐言》载：“崔相慎由曰：‘可以归矣，近日中书尽是蕃人。’盖以毕、白、曹、罗为蕃姓也。”[33]97白姓因为外族冒用而在讲究门第的唐代颇受人轻视，不甚荣耀的家族背景让白居易更加渴望晋升达官显宦以光耀门楣，同时也造就了他强烈的道德责任感，更为向往政治清明。《初授拾遗献书》“有阙必规，有违必谏”[22]1 188，尽忠尽职是他早期为官的基本态度。另外，白居易渴望入仕升官，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非常看重俸禄钱财等物质利益，他创作了大量描写俸禄多寡及相关感情的“俸禄诗”。在中国古代，“不是经济力量决定着权力的分配，而是权力分配决定着社会经济分配，社会经济关系的主体，是权力分配的产物。”[34]3政治地位越高，获利就越多。白居易父亲的病逝，再加之连年藩镇战乱等带来的动荡变化，白家一度陷入捉襟见肘的状态。对于庶族地主出身的白居易来说，俸禄是他唯一的经济来源。有了俸禄，才能持家生存，满足自己的世俗享受。即便人生的后半阶段白居易已有了消极厌宦的念头，但还是不舍高官尊位带来的财富与荣耀，选择了未完全归隐的“中隐”生活方式。诗人将从政为官作为人生的第一选择且唯一选择，兼济天下、光耀家族以及荣享富贵的愿望促使他尤为关注自己的仕途命运，与官职迁贬紧密联系的官服就自然成为他仕宦情感波动的见证者，是激励他跻身上层的动力，这是仕宦情结产生的内在动因。

四、 结 语

从布衣平民进入到士阶层，这是无数士子的目标和理想，身着官服，尤其是高阶官服意味着个人阶层的跃升、角色意识的增强，更换至低阶官服则意味着社会等级地位的跌落、角色意识的减弱。因此，官服见证了士人的仕途遭际和起落沉浮，更易触发他们的敏感神经，成为抒发仕宦情感的载体，如李白、杜甫、元稹、刘禹锡等，他们在诗歌中借助官服抒发仕宦经历中的喜怒哀乐和角色意识，官服变化是他们内在本真情感的真实流露，这种仕宦情结反映了凝聚在集体无意识中的官本位意识和等级观念。当然，白居易作为唐代官服书写最为显著的诗人，他极力书写官服佩饰、服色以及特殊的官服现象，将官服制度、时代风貌与人物情感相融合，这种书写实则是个人仕宦情结和角色意识变化的反映。官服与仕宦角色之间形成了一种辩证关系，如白居易仕宦初期对高阶官服的企羡，实则是仕宦角色意识增强的表现。但是有时官服书写并非是为了突显仕宦角色，反而是为了削减这种角色意识所带来的困扰，如白居易仕宦晚年的官服书写。可见，原本标识身份地位的官服具有了更多的情感蕴藉，不仅是白居易真实生动仕宦经历的再现，凝聚着复杂多元的仕宦情结，成为揭示他心态变迁的有力载体，而且体现了复杂政治生态下中唐文人的角色抉择与挣扎。同时，诗歌中官服书写的大量出现，在丰富诗歌内容，增添诗歌韵味，强化诗人情感之外，为中唐诗歌的多样书写开拓了新的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