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一航

（西安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陕西·西安）

［提要］ 对环境行为的研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人们对待环境的态度及其环境行为，通过付诸对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的持续努力，以达到重塑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远大目标。本文以陕西省居民为研究对象，依照计划行为理论对个体环境行为进行维度划分，并运用多元回归模型分析个体环境行为的影响因素，以探讨居民的环境行为特点及其主要影响因素。研究发现：环境态度对于环境行为的解释力度并不强，但环境保护知识对于环境行为有显著影响，个体性因素仍然对于环境行为有较强的解释力，且对于不同维度的环境行为有不同的解释力度。

对于热爱环保、从事环保工作的人士和环境政策制定者来说，面临的一大挑战是找到一种方法来促进可持续的生活方式或环境行为。但人类的行为是非常复杂的，人们也不是同质的，他们的价值观、态度、动机、自我控制、自我效能等方面的差异使得他们对政策项目产生了不同反应。然而，试图了解这一过程对于改变环境行为的努力仍然是至关重要的，例如研究一些个人和社会经济特征对所表现出的环境行为水平的潜在影响、特别关注环境态度和亲环境行为之间的关联。环境态度可能是环境行为的必要驱动力，但却不足以改变环境行为。因此，对个体环境行为进行维度划分，讨论不同维度的个体性因素影响将是必要和有益的。

一、文献回顾

环境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类的行为模式。人类面临的许多环境挑战的根源在于我们自身的行为，研究人员和政策制定者认为，这些问题可以通过促进亲环境行为来减少。文献中，环境行为被定义为任何“尽可能少地损害环境，甚至有利于环境”的行为，或者“任何以改变环境为目的的行为”。环境行为从维度上可划分为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环境保护行为。国外对私人领域的行为如垃圾回收、交通选择和购买决定等方面的研究较多，我国早期对环境行为的研究和界定则更多地是从“公共领域监督参与行为”的角度出发。环境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主要集中在环境态度、人口统计特征和情境因素方面。一部分研究证实，环境态度对公众亲环境行为具有积极影响。早期的分析研究显示，性别和环境行为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相关关系；但近来的研究发现，影响不同性别的亲环境行为的具体因素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如文献在对西班牙全国范围内18岁以上居民的亲环境行为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后发现：女性比男性表现出更多的亲环境行为。在情境因素中，Brand认为日常生活中的环境行为与不同的情景有关，主要是社会结构和文化背景，如工业化水平、财富水平、社会分化和整合的形式。

近年来，人们对环境的关注在不断增加，国内外学者对环境行为的广泛研究也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基础。但个人的亲环境行为研究与今日面临的环境挑战相比，仍是相对滞后的，这种脱节迫切需要人们根据其他预测因素来理解和影响环境行为。如，环境态度和亲环境行为之间的关联受到大量关注，但仅环境态度不足以促进亲环境行为；环境知识对居民环境行为的具体解释力有待清晰；环境行为一般体现出个体性因素差异，而更系统的维度划分可以使得这些差异程度的预测更加客观和科学。

二、理论分析与模型构建

（一）理论分析。环境行为受到行为意向的影响，根据计划行为理论（TPB），行为意向影响行为实施，行为意向受态度、主观规范和感知到的行为控制的影响，故态度对行为实施有着重要影响。侧重心理性影响因素的研究模式如负责任的环境行为模式和多因素整合模式亦强调环境态度借助行为意向对环境行为产生影响。另外，在内外因素结合的综合性研究中，环境态度也常被视为关键性变量。所以，TPB在环境行为领域具有较强的适用性。

行为意向在受到环境态度影响的同时又受到其他变量的影响。在环境心理学中，一些研究将环境行为解释为多维情形的行为，即将一系列不同的行为集中在一个维度上是无效的，因为这些行为不一定相关。维度在于参与某一特定行为的困难程度，以及多种社会、个人和背景因素，如社会规范、价值观、态度、经济成本等。在研究环境行为时，Kaiser和Wilson对目标导向的环境行为进行了统一的衡量，认为人们通常只考虑环境保护一个基本目标。这一考量反过来又意味着不同的行为（如回收利用、交通习惯、为环保事业捐款）可以映射到一个维度上，因此这些行为只在其难度上有区别。

（二）研究方法。许多实证研究都认为TPB理论是一个线性模型，即可以通过线性或逻辑回归分析进行研究。由于本文因变量个体环境行为，自变量为环境态度，控制变量包括环境知识、性别、年龄、居住地、受教育程度及家庭月税后收入皆为连续性变量，所以本文采用多元线性（OLS）回归模型，模型形式如下：

式中：Y为因变量个人环境行为；X为影响居民环境行为的变量；i表示变量的个数，i=9；α为常数项；β是各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影响个人环境行为的方向和程度；ε为残差。所有的数据处理基于STATA 15.0数据分析软件。

（三）变量设置。因变量为个人环境行为（Y1～Y4）。本文将个体环境行为进行了不同的维度划分并通过了相关性检验，一方面环境行为的种类众多，对于环境行为进行维度划分可以分析不同类型环境行为的影响因素；另一方面不同维度的环境行为分析可以提供不同的视角，为我国居民改善自身环境行为提出针对性的建议。本文对环境行为的衡量采用李克特五分类法，受访者描述主观环境行为，从几乎不到总是，得分从1到5。

自变量为环境意识（X1～X4），环境态度的问题使用“您认为个人行为对于保护生态环境重要吗”来衡量。对环境意识的衡量采取五分类法，从不重要到非常重要，得分从1到5。

控制变量包括环境知识（X5）、性别、年龄、居住地类型、受教育程度以及家庭月税后收入。环境知识由5个客观判断题构成，判断正确则得1分，5道题目加总获得客观环境知识总分。

三、实证检验

（一）模型设置。本文基于TPB理论做出以下研究假设，首先将变量Y分为4个模型，其次采用相关性分析检验模型分类的合理性。

模型1：节约能源行为。其中包含“点餐时不要一次性餐具”“不直接丢弃闲置物品选择利用或交流捐赠”“分类投放垃圾”三个变量。

模型2：绿色消费行为。其中包含“购买符合施用化肥和农药标准的绿色食品”“购物时选择生产过程中污染低的绿色产品”“购物时自带购物袋代替塑料袋”三个变量。

模型3：低碳行为。其中包含“夏季设定空调温度不低于26℃”“不吃露天烧烤”两个变量。

模型4：呵护生态行为。其中包含“拒绝购买毛皮、骨制品、药剂等珍稀野生动植物制品”“不食用珍稀野生动植物等”两个变量。

根据相关性分析结果，“点餐时不要一次性餐具”“不直接丢弃闲置物品选择利用或交流捐赠”和“分类投放垃圾”之间具有较高的相关性，且在1%水平下显著，故将此分为模型1；同样的，其他项目也是基于项目之间P值＜0.01而分类。

（二）描述性统计。本次调查研究的样本信息包括被调查人员的性别、年龄、常住地、学历、工作及收入。调查问卷在陕西省内进行了随机发放，共计回收问卷750份，其中有效问卷682份。根据描述性统计，节约能源行为平均得分为9.37，节约能源态度得分为12.76；绿色消费行为平均得分为8.51，绿色消费态度得分为12.81；践行低碳行为平均得分为6.24，环境态度得分为7.81；呵护生态行为平均得分为3.55，环境态度得分为8.33。从中可知，环境态度和环境行为之间存在明显的相关性。环境知识得分最小值为0，最大值为6，平均分为3.74（以百分制核算约为62.3），基本达到及格水平，说明个体认为自身拥有的环境知识较为充分，但仍存在继续进步的空间。人口统计特征方面，从性别、年龄、学历、区域、工作单位和收入五个方面，概括性地描述了研究样本的基本信息。该样本的女性受试者人数超过男性样本；52.93%的研究样本人员年龄在20～30岁；79.33%的研究样本人员居住在城镇；62.61%的研究样本人员教育水平在本科以上；所有研究样本中职务为学生的人数占50.59%；76.34%的研究样本人员月税后收入都在5，000元以下。

（三）回归分析。由回归分析可知，节约能源行为与环保知识之间T值＞1.96，P值＜0.01，说明节约能源行为与环保知识的关系是非常显著的，即个体的环保知识储备较多，在节约能源方面的自主性更强。节约能源行为与年龄之间T值＞1.96，P值＜0.05，说明节约能源行为与年龄的关系是显著的。年龄较大的个体由于经历过中国历史上相对贫困的时代，仍然保持着勤俭节约的生活作风，在能源消耗上愿意支付的成本较小，但年轻一代的个体处于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和物质资源相对充足的时代，从而忽视了在能源消耗上节约成本。

绿色消费行为与环保知识之间T值＞1.96，P值＜0.05，说明绿色消费行为与环保知识的关系显著。个体的环保知识储备较多，在绿色消费方面的自主性更强。

低碳行为与环保知识之间T值＞1.96，P值＜0.01，说明低碳行为与环保知识的关系显著。个体的环保知识储备较多，在低碳行为方面的自主性更强。低碳行为与年龄之间T值＞1.96，P值＜0.05，说明低碳行为与年龄的关系显著。年龄较大的个体由于历史原因更倾向于在某些碳排放行为上支付较少的成本，例如：开空调、吃露天烧烤等碳排放行为上愿意支付的成本较小，但年轻一代的个体处于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和物质资源相对充足的时代，从而忽视了在碳排放行为上节约成本。低碳行为与学历之间T值＞1.96，P值＜0.05，说明低碳行为与学历的关系显著。学历越高，受教育程度越高，获取的各方面知识较多，在低碳行为上能够保持较好的习惯。

呵护生态行为与呵护生态态度之间T值＞1.96，P值＜0.05，说明呵护生态行为与呵护生态态度的关系是显著的，呵护生态的态度越高，呵护生态的行为越好；呵护生态行为与学历之间T值＞1.96，P值＜0.01，说明呵护生态行为与学历的关系非常显著，学历越高，受教育程度越高，获取的各方面知识较多，在呵护生态行为上能够保持较好的习惯；呵护生态行为与收入之间T值＞1.96，P值＜0.01，说明呵护生态行为与收入的关系是非常显著的，收入越高的群体，越愿意关注生态问题，在呵护生态行为上愿意支付较大的成本。

环保知识与绿色消费行为、节约能源行为以及低碳行为的相关性证实和细化了文献的结论，呵护环境的行为与教育呈正相关也印证了Casaló等的结论。与之前文献存在差异的是，在一些环境行为中，性别角色的重要性正在降低，这可能是由于性别平等法律的实施以及实现女性平权的社会转型的间接结果。

四、结论

本文对陕西省居民的环境行为做了基于计划行为理论的多维度划分，并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环境行为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环境态度对呵护生态行为方面存在着显著作用，但对居民环境行为的影响作用较有限。（2）环境知识对居民环境行为呈正向影响，较高的环境知识水平能够转化为亲环境的行为。但环境知识变量的解释力在呵护生态环境行为中并不明显，说明个体对环境知识的掌握并未对其参与诸如野生动物保护活动等行为产生很大影响。（3）个体性因素对于部分环境行为有着较强的解释力，但个体性因素对于不同维度的环境行为有着不同的解释力度。支持环境的行为与教育呈正相关，呵护生态行为与收入之间显著相关。环境态度与亲环境行为的关系非常显著，但只有当环境态度非常强烈时，人们才认为环境应该被保护，即使这样做是昂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