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佳妮 夏 菲 史一喆 方亦男 杨楚风

（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江苏·南京）

［提要］ 在新时代教育强国背景下，学生领导力的发展日益受到重视。作为推进大学生领导力涌现的前沿阵地，创新创业团队在培育和研究领导力涌现的重要性也愈发凸显。本文着眼于大学生创新创业团队，在传统领导力涌现量表基础上结合大学生创新创业活动的特征形成调研量表，初步探究团队成员主动行为与领导力涌现的作用机理，为大学生创新创业团队领导力提升提供可行性建议。

党的十九大强调，要以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为着眼点，强化教育引导、实践养成。在新时代，培养适应全球化要求的具有服务公众能力的创新型领袖已成为现代高校的新要求新使命。本文立足大学生创新创业团队，以团队领袖在团队中表征的领导力涌现作为研究重点，通过考察主动行为对领导力涌现的影响机制，试图推进大学生领导力涌现的研究。

领导力涌现最早由Lord et al.于1986年提出，指在没有正式领导的群体内部，个体对其他成员表现出的领导力的感知过程。在前因变量上，众多文献提及个体的特质对领导力涌现的影响。在个体的情感方面，Schaumberg&Flynn（2012）以内疚倾向预测其与个体领导力涌现的正向关系；Melwani et al.（2012）基于内隐理论探讨了同情与蔑视作为社会比较性情感对个体领导力涌现的影响。除此之外，学者还发现自我监控、情商等个人能力因素也会影响领导力涌现水平。但目前研究仍主要集中在领导者自我效能、身份认同与领导自尊三个方面，学界对诸如任务/关系导向等特定类型的领导力涌现的讨论仍十分罕见。在中介作用方面，DeRue et al.（2015）的研究发现典型领导角色的参与度在个体能力与领导力涌现之间的中介作用；Colbertet al.（2012）也阐释了团队贡献会中介经验开放性和尽责性与个体领导力涌现之间的关系，但影响力作为领导力涌现的重要预测因素，在研究领导力涌现的中介作用机制方面仍鲜有探讨。在调节作用上，Serban etal.（2015）发现团队类型与网络密度对个体认知能力与领导力涌现之间的关系具有调节效应。但学界在个体行为状态对领导力涌现的调节机制研究较少。

基于此，本文以大学生创新创业团队作为研究对象，试图厘清主动行为对领导力涌现的作用机制。在研究意义方面，本文拓展了领导力涌现的前因变量研究，丰富了大学生创新创业领域的文献成果，在推动高校领导力教育改革方面亦有一定的现实价值。

一、概念界定与研究假设

（一）主动行为与领导力涌现。领导力涌现是指在团队内部个体对其他成员所表现出的领导力的感知过程。

领导行为理论认为领导者的行为可以分为任务型领导力和关系型领导力。任务型领导力是指领导者主要着眼于任务的推进和目标的达成；关系型领导力是指领导者更注重团队氛围的构建及成员关系的维护。以往的元分析研究发现，这两种领导行为都会正向地影响团队的工作绩效。

主动行为是指个体自我驱动，承担超额工作的行为，以改变组织内外环境及个体为目的，并按照对象将其分为任务/关系型主动行为。任务型主动行为是对任务过程、目标的重新界定，而关系型主动行为则是指构建关系并寻求反馈的行动。

在创新创业团队中，任务导向型领导者会为提升团队绩效而提出建议，并以激励的方式集思广益，使得团队工作更高效，团队氛围更融洽，促使任务/关系型领导力的涌现。而关系导向型领导者，会向组员解释自己的行为与决定，在团队中形成任务导向的凝聚力，从而推动关系型/任务型领导力涌现。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a：任务型主动行为对任务型领导力涌现有正向影响

H1b：任务型主动行为对关系型领导力涌现有正向影响

H1c：关系型主动行为对任务型领导力涌现有正向影响

H1d：关系型主动行为对关系型领导力涌现有正向影响

（二）影响力的中介作用。影响力指的是领导者尊严，在团队中具有较高的地位，往往通过科技创新贡献能力，社会交往能力和价值实现能力等途径实现领导力涌现。而实施主动行为的成员往往被认为愿意为他人或组织付出，因此会在团队中确立权威，实现领导力涌现。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a：影响力在关系型主动行为对关系型领导力涌现的影响过程中具有中介作用

H2b：影响力在关系型主动行为对任务型领导力涌现的影响过程中具有中介作用

H2c：影响力在任务型主动行为对关系型领导力涌现的影响过程中具有中介作用

H2d：影响力在任务型主动行为对任务型领导力涌现的影响过程中具有中介作用

（三）成员熟悉度的调节作用。成员熟悉度，指团队成员间的关系情况。研究表明成员熟悉度对团队表现有深远影响。在成员熟悉度越高的团队中，领导者进行任务/关系型主动行为时会更加得心应手，更利于在团队中产生影响。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3a：成员熟悉度在任务型主动行为与影响力间起调节作用，成员熟悉度越高，任务型主动行为与影响力的正向关系越强

H3b：成员熟悉度在关系型主动行为与影响力间起调节作用，成员熟悉度越高，关系型主动行为与影响力正向关系越强

（四）任务复杂性的调节作用。任务复杂性指组织个体完成任务过程时结果的不确定性，这是任务的基本属性。从认知视角分析，任务复杂性主要是由人的有限知识和有限理性导致的。

在创新创业项目中，任务复杂性会激励领导者分配任务的任务型主动行为、凝聚团队的关系型主动行为，进而在团队中形成更高的影响力。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4a：任务复杂性在任务型主动行为与影响力间起调节作用，任务复杂性越高，任务型主动行为与影响力的正向关系越强

H4b：任务复杂性在关系型主动行为与影响力间起调节作用，任务复杂性越高，关系型型主动行为与影响力的正向关系越强

（五）竞争人格的调节作用。竞争心理是人格特质的一个组成部分，体现为不同的交往方式、行为习惯，潜在影响个体的合作与竞争行为。

在团队项目中，过低或过强的竞争人格都会负面影响团队氛围；而适度的竞争人格会增强领导者主动行为的作用，增强其在团队中的影响力。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5a：竞争人格在任务型主动行为与影响力间起调节作用，竞争人格越强，任务型主动行为与影响力的正向关系越强

H5b：竞争人格在关系型主动行为与影响力间起调节作用，竞争人格越强，关系型型主动行为与影响力的正向关系越强

二、研究设计

（一）样本及数据收集。本研究依托线上问卷平台，共发放问卷287份。在剔除答案存在明显规律性、重复性及漏答等问题的样本后，共得到了263份有效问卷。

（二）测量工具。本文测量采用李克特五点法，根据被调查者态度从“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依次赋分。量表具体来源如下：

1、主动行为量表：该量表改编自Frese，M.et al和Parker S.K.&Collins C.G，并将之划分为任务型与关系型主动行为两个维度。

2、影响力量表：主要采用Raymond（2005）所用的量表。

3、调节变量量表：参照柯江林等（2006）、谢晓非（2006）和张志明等（2019）所用量表，主要包括成员熟悉度、竞争人格、任务复杂性等。

4、领导力涌现量表：参照 Holtz&Harold（2013）的量表，将领导力涌现划分为任务型与关系型两种。

三、数据分析与结果

（一）信度和效度分析。研究采用SPSS 26和MPLUS 7.0进行信度和效度检验。分析结果表明，量表各个变量的Cronbach'sα系数分别为0.705～0.786，均达到系数在0.7以上的要求，表明各个量表的信度良好，具有较高的内部一致性。在效度检验方面，采用因子分析，结果显示，量表整体的KMO值为0.716，且Bartlett的显著性水平为0.000，表明量表效度良好，各题项可以稳定一致地反映数据情况。由表1可知，模型拟合指标χ2/df（卡方自由度比）、GFI、NFI（常规拟合指标）和CFI（比较拟合指标）均符合标准值；RMSEA（近似误差均方根）小于0.1上限。SRMR、TLI与AGFI等指标也满足规定要求。因此，该模型的拟合状况较好。（表1、表2）

表1 模型拟合指标一览表

表2 各变量均值、标准差和Pearson相关系数一览表

（二）假设检验

1、主效应及中介效应检验。本研究采用SPSS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层次回归，对所提出假设进行检验，本研究主要假设的回归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表3）

为检验任务型主动行为对于任务型领导力涌现的正向影响，构建了以任务型领导力涌现为因变量的模型1。由表3可知，任务型主动行为对任务型领导力涌现有正向影响，因此H1a成立。同理，由表3中模型2、模型4、模型5可知，任务型主动行为对关系型领导力涌现有正向影响，关系型主动行为对任务型领导力涌现有正向影响，关系型主动行为对关系型领导力涌现有正向影响，因此H1b、H1c、H1d均成立。

表3 分层回归分析结果一览表

其中，关系型主动行为对影响力的影响显著（M9，β=0.261，p＜0.01）；其次，影响力对任务型/关系型领导力也有显著影响（M2，β=0.201，p＜0.01；M6，β=0.187，p＜0.01）；将自变量和中介变量同时加入回归模型后，影响力对任务型/关系型领导力也有显著影响（M4，β=0.131，p＜0.05；M6，β=0.135，p＜0.05）且关系型主动行为对任务型领导力涌现的影响系数β减小为0.090且不显著（p＞0.05），关系型主动行为对关系型领导力涌现的影响系数β减小为0.099且不显著（p＞0.05）。表明影响力在关系型主动行为对任务型/关系型领导力涌现的影响过程中起到了完全中介作用。故H2a、H2b成立。

而任务型主动行为对影响力的影响不显著（M10，β=0.091，p＞0.05），影响力对任务型/关系型领导力涌现也有显著影响；将自变量和中介变量同时加入回归模型后，任务型主动行为对关系型领导力涌现的影响系数β为0.338且显著（p＜0.01），任务型主动行为对关系型领导力涌现的影响系数β为0.187且显著（p＜0.05）。表明影响力在任务型主动行为对任务型/关系型领导力涌现的影响过程中没有起到了完全中介作用。故H2c、H2d不成立。

2、调节作用检验。本文采用Cohen等的简单斜率分析，按照高于均值一个标准差和低于均值一个标准差分别绘制调节变量竞争人格、成员熟悉度、任务复杂性对影响力的调节效应示意图。由表3可知，自变量任务型主动行为与调节变量成员熟悉度的交互项对影响力的调节作用显著（M12，β=-0.135，p＜0.05），自变量关系型主动行为与调节变量成员熟悉度的交互项对影响力的调节作用显著（M15，β=-0.096，p＞0.05）。由图 1可知，当成员熟悉度越高时，任务型主动行为与影响力的正向关系变弱。当成员熟悉度较高时，关系型主动行为与影响力的正向关系更强。假设H3a成立，而假设H3b不成立。（图1）

图1 调节作用：成员熟悉度

由表3可知，自变量任务型主动行为、关系型主动行为与调节变量任务复杂性的交互项均对影响力有着显著影响（M13，β=-0.200，p＜0.01；M16，β=-0.123，p=0.05）。由图 2、图 3可知，当任务复杂性较低时，任务型/关系型主动行为与影响力的正向关系更强。假设H4a、H4b得到验证。（图2、图3）

图2 调节作用：任务复杂性与关系型主动行为

图3 调节作用：任务复杂性与任务型主动行为

由表3可知，自变量任务型主动行为与竞争人格的交互项对影响力的作用不显著（M14，β=-0.043，p＞0.05），自变量关系型主动行为与竞争人格的交互项对影响力的作用显著（M17，β=-0.182，p＜0.01）。由图 4 可知，当竞争人格较高时，任务型主动行为与影响力的正向关系更强。当竞争人格较高时，关系型主动行为与影响力的正向关系变弱。假设H5a不成立，H5b得到验证。（图4）

图4 调节作用：竞争人格

四、研究结论及展望

（一）研究结论。本文通过构建主动行为与领导力涌现模型，发现任务型主动行为对任务/关系型领导力涌现均呈正向影响，同时关系型主动行为对任务/关系型领导力涌现也呈现正向影响。这说明任务/关系导向型的领导者在任务完成方面和团队环境方面都会获得正向反馈。因此，领导者积极的主动行为会促进领导力涌现。

同时，影响力在关系型主动行为对任务/关系型领导力涌现的影响过程中均起到了完全中介作用。但将前因变量更换为任务型主动行为，影响力的中介作用表现不再明显。这可能因为任务导向型领导者与团队沟通较少，影响力难以表现，因而对领导力涌现没有显著作用。这一发现丰富了主动行为影响领导力涌现机制作用的路径，表明关系导向型领导者相较任务导向型领导者在领导力涌现方面更具优势。

在调节作用方面，成员熟悉度在任务型主动行为与影响力间起调节作用，而其在关系型主动行为与影响力间不存在调节作用，这说明成员熟悉度对于任务导向型领导者并不一定有积极作用，领导者采取行动时要根据成员熟悉度进行调整。而任务复杂性在关系/任务型主动行为与影响力之间均起调节作用，任务复杂性越低，影响力与任务/关系型主动行为的正向关系越强，说明任务的难易程度是领导者施加影响力的重要影响因素。竞争人格在关系型主动行为与影响力之间的调节作用显著，将前置变量更换为任务型主动行为后的调节作用不再显著，说明对于一个创新创业团队，团队内部的竞争环境会削弱关系导向型领导者的影响力。

（二）局限与展望。本文着眼于主动行为，基于领导行为理论构建了大学生主动行为与领导力涌现作用机理的理论模型，验证了影响力在关系型主动行为对领导力涌现中的中介作用，检验了竞争人格、成员熟悉度与任务复杂性在这一机制中的调节效应，为当前领导力涌现研究提供了实证补充。

但本文仍在样本选取、中介渠道与研究对象等方面存在一些不足。尽管研究证实了影响力对关系型主动行为和领导力涌现的中介作用，但在复杂多变的组织情境中，不能排除其他中介渠道如组员接纳程度等，因此未来的研究可以继续沿着这一框架探索更多的特质和与之相关的情境。同时，本研究证实了成员熟悉度、任务复杂性和竞争人格对主动行为和领导力涌现的调节作用；但鉴于大学生创新创业团队的特殊性，未来可以从专业特点、导师指导等因素对模型加以延拓。